明朝若始终把南京作为首都，北京作为陪都，是否更妥当？ 第1页

大一统王朝把首都定在南方？这是有多蠢才能想出来的鬼主意？

东亚大陆的地缘，决定了农耕文明的耕种控制区无法超越400毫米等降水线，彻底解决北方边患是几乎不可能的，无论你是想攻还是想守，北方边境的军事存在必不可少。但是，维持对漫长边境的重点军事部署，政治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迫切需求，无法想象在长达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大尺度上，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必然逐渐出现财政问题的政权能够持续地不计成本地为此投入。

政治真的不是你点几下鼠标，游戏单位就毫无感情地执行你的命令。你把首都定到南方去，也许盛世还能维持投入，一旦经济下行，或者内部政局出点动荡，政府很可能就对北方边患采取消极态度，削减部署，或者降低征讨力度，或者干脆放权让地方坐大。要么战略收缩，要么北方藩镇化，没第三条路可选。

人就是这样，惰性是骨子里的东西，没有鞭子时时刻刻在边上抽，大部分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权贵，都不会使出十分劲儿去办事。但凡对人性有点基本了解，就会明白定都南方带来的侥幸和逃避心理，对北方的防御有多么致命。

朱元璋可能想得很美，也许他在世之时，还能凭领袖威望和开国盛世之武德控御辽阔的帝国，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呢？

土木之变打输以后，也先兵临城下，就是因为首都在此，退无可退，高层才能在人心惶惶之下达成一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若是国都远在南方，一支远征军被敌人消灭，北方震动，地方的藩王和守将会不会拼了命和敌人死磕，就不好说了。

就算没有土木之变，一个定都南京的政权，会不会长期在长城沿线的各个军事重镇投入大量军备，会不会把一个不再是京师左臂的辽东作为重点经营对象？不要说什么抗日援朝了，16世纪结束之前辽东一定能保住？大明朝能够坚持到皇帝都被李自成逼死了还没变成偏安政权，首都位置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把东北和华北的丢失看得不痛不痒，就是因为首都不在北平。如果新中国把首都定在南京了，会不会有这个决心出兵朝鲜和美国死拼，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枪没指着脑袋就不会真正恐惧，人性如此。

感谢朱棣吧，他让定都的纠错发生在王朝初期国力强盛的阶段，没造成什么恶果。真要拖个百八十年再让后人去靖难的话，大明不是在16世纪变成南明，就是早早陷入藩镇割据，今天就是花式挨喷的节奏。

我真头疼一群连老朱的国家策略和老朱治下的国家发展状况都不知道的人就来抢答。。。。看的尴尬扯得更尴尬。。。甚至能看到认为首都就该在一线布置（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怎样的逻辑回路了）。

友善度骤降：如果连洪武四次大型北征是为了打碎北元，而其他的边境前出作战是调整和经略边防体系都看不出来的，我觉得这已经没必要说了。

模式：出击打掉北元统一政府，然后蒙古分裂，然后主动的要塞防御，屯垦修城戍边，主动边境扫荡作战。逐步深入而成惯例——否则面对一个完整的北元政府你蚕哪门子的食？这么简单的逻辑为啥解释起来抢杠的那么多？很难理解吗？

確實比較情緒化（說相當的我也認），還是聲明一下，歡迎帶資料來討論的，以及帶著以資料基礎析出的邏輯觀點來討論的，就算相反但是有以資料為基礎的自證就可以。觀點衝突不代表就是階級敵人那種的。但沒有資料或者實例引述的只是一廂情願的我以為甚至無視具體事實的，我肯定是不耐煩的，如果對方態度好我肯定可以以禮相待慢慢解釋，如果態度還爛，抱歉我信奉情感上的等價交換原則。至於那種虛偽詭辯的，抱歉你既然不做人，我也就不給你機會了。（那些根本不去考慮細節就動輒千年未有的，那我說特麼還有千年未有之變局呢）於是那群腐乳資料都沒一個就在這自古以來搞笑呢？本回答以下高達九成都是自我想像而根本無視科學。這都1202了，可別祖宗之法了，千載未有之變局都變了幾十波了。

没办法友善度是一点一点解释完了还是不明白针锋相对磨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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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答案：

不适合。

北平不该当坐陪都，只是边塞重镇之一。等同西安府和太原府的水平，这个也是朱元璋早就画好的秦晋燕三王之镇守。

而南直隶的经济就是帝国最好的基本盘，南直隶可控，那么整个江南的繁荣经济都可以为其所用。有钱什么不好办。这就是基础。而反观南明就是因为仓皇南逃，江南势力已经早就和中央政府脱钩了，所以地头蛇林立你就根本谈不上整合，这个都城在开封的宋都要比都城在北京的明强。于是就可以看到南明江北四镇熙熙攘攘，结果秒没。应天府也是秒沦陷。

財政是一切政治行為的基礎！（究竟有多少人基礎政治學還不合格？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解釋的快瘋了）

（歡迎質疑）筑牢国家治理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理论-人民网

我觉得想要明白这个破事，必须先说下明太祖的策略与个人行为特点。

首先朱元璋是一个极其重视北方草原问题的人，可能历朝皇帝没人比他更重视。于是老朱的国家安全策略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草原问题。

具体方式就是边境前出搞屯垦修要塞，以蚕食的方式逐步向草原深处进逼，同时通过一定规模的定期劫掠扫讨作战，将战场放在草原上，通过主动地出击打击草原社会生态，从长远的角度削弱，并配合要塞的深入逐渐将草原实际控制起来（事实上俄国人对中亚的草原小老弟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还是声明一下，洪武三年北伐赢了，但是五年输了，之后迫于失败，就先用卫所搞两线防御，内线和外线构成一个防御纵深，外线就是塞外卫所，屯垦和据点增殖是在一起的，同时具备坚壁清野的功能，内线就是北方的各个关隘重点防守，同时不排除针对潜在北元中小目标执行主动地侦察与打击。而后先铺了秦晋燕三王坐镇西安太原北平，而后洪武二十年两路击溃北元，陆续将“韩辽宁谷代庆安肃”沿着更外围的边界展开（当然我知道没完全就藩），接下来就是塞上诸王主导的诸王巡边成为例行，从情况看晋王朱棡貌似没参与（执行的更多是蓝玉案相关，相对而言），几次著名的主导征讨都是燕王操作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扫讨作战就是洪武二十九年。更多小规模的可能就没记录，估计太祖皇帝钦录或许会收录点细节，该书主要是晋王府编篡的朱元璋对晋王朱棡的指示（贴了点相关的,朱元璋消息是真灵通...）：

(老父亲说调兵原则)
又 , 内使李敬来言调兵事, 云 《 祖训录》 内凡亲王所在去处 , 如遇调兵 , 须要依《 录》 施行 。 前者为调兵征取西番, 止依寻常行移 , 不曾照行《录》 内事务 。 今尔子【仔】细 , 遣内使驰驿赴京来奏我甚是欢喜。 然此今遍调兵 , 且依寻常 , 再后 须要依《录》 施行。 如不依 《 录》 , 仍前驰驿来奏 , 大好。
(老父亲谈诸王责任)
练兵练将 , 皆尔等秦 、 晋 、燕 、周 、楚 、齐 、湘 , 岁出塞上，抚绥军士 , 以备将来与胡大战 。 尔等长成 , 不靠外人为将。尔四月在国 , 五月在国，六月复出塞上 , 九月验屯所粮 , 十月终回国 。 验粮多少？ 人户见存多少？ 逃亡多少？
(老父亲远程指导烧砖造窑和筑城)
一件寻些好去处 , 烧下砖 , 都要三寸厚一尺五长。 墙丈五厚。 房入深丈五不用床 , 都做土坑 。 每坑留三个门 , 不许多空了 。 多空了时 , 恐以后不便。 一件 , 拨镇虏城子与周府。 一件 , 东胜城子筑二十里。
(针对可能来犯的敌军)
如今问出宁夏来降达达只儿吉歹 , 说也速迭儿的儿子差来哨探的马军 , 去年在也儿焦地面 , 将甘肃搬盐的几名旗军拿去问 这里的 消息 , 说他那里有三万人马 , 在边上出哨 。 着那边止守御的官军每【 们 】 好生用心谨慎，设法关防隄备。 钦此。
（老父亲说塞上巡防要点）
一、 各王行走衣甲兵器不离身。 开正塞上，较马强弱 。 但是口外凉 , 田地养的羊马牛驼 , 若有 死了的 , 连皮毛带羟子都留全身 , 在见类支用 。 此是冬间倒死的 , 夏间倒死的 , 务睪张数目分晓 。 如此 , 小人冬间生口死, 全身要，他作不得弊 。
一 、 大小马要控到汗出尽了，油不浸了蹄 。
一 、 羊群都俵军养, 牛也一般。
一 、 草地里行 , 行如阵 , 下如阵 , 不敢孤势自行。
一 、 暸高坼候考 , 不许人多。 所瞭去处, 路要多。 处处要有信炮回报 , 轻重不许多人知 。
一 、 既出在草地里人甲 ( 不）离身，马不解鞍。
一 、 务要出外 , 将车行为阵，聚圈为营 。
一 、 但出口外 , 诸王各率队伍相近下营。 号令军士慎勿盗马牛。 盗者管者 、 盗皆死。
一 、 各王常用默看听 , 自己根【跟】的何人来 ？ 说兄弟哥哥甚等事？ 十分细详察。
一 、 大马孽生不孽生 , 都要鞍子。
一 、 大军护卫里军 , 常川操练弓箭 。
一 、 调教马疋【 匹 】 , 死了的休怪调马人 。
一 、 羊毛杆擀毡衫 、毡袄 , 除宫殿中用外, 余者赏军。
一 、 诸王不许遣人相探。 如今去的人 、 来的人胡说，有待得好的 , 待得不好的 , 多有非言。 况将驿马骑坏了 , 好生不便。
一 、 选定战将管马军多少 。
一 、 选定战将管步军多少 。
一 、 操练军士 , 论左右队伍 , 中军亦论左右 。 其大阵 , 各阵连行 , 休要稀疏不一 务要形 势相接。
一 、 辽马甚选精锐若干，出征行粮十分轻便 。
一 、 生牛皮帐 。
(老父亲说塞上经营策略)
钦奉圣旨：图本一本,到家与你王看,只依着我这图本,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又东至宣府,又东至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渌,北去不拘几千里；南至各卫分守地方以南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北又古北口北以东诸口外,以至山海卫外。除军民农种田所不许牧放其荒闲平地及山场,腹内诸王、驸马及极边军民,听其牧放樵采。其在边所封之王晋、燕、代、谷、宁、辽,毋得占为已己场有妨军民牧放樵采。其腹内诸王、驸马,听其往来东西牧放,自在行营,因而操练防胡。敢有称说自己草场山场者,其论非轻。今出此图吾子孙世世守之。
(老父亲针对可能来犯的鞑子提出的巡防建议)
精点发拿达子的都督、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旗、军人等,差人前去开平,务要点检数目人员,实发到多少？明白造册发来。此时方夏草青时节,恐那厮顺水草望南哨来,最要十分隄防谨慎,料【瞭】高多着路数。每一处止是两马,相去二十里、三十里一起似这等摆着。一处两马,十处该马二十疋【匹】。二十处,该马四十疋【匹】。三十处,该马六十疋【匹】。发十路该马六百疋【匹】。靠里身摆的马,二十里一处。十处之外,每十五里一处,十处一百五十里。靠外十处,每处相去十里。如此撙节路道三十处料【瞭】高,以多以少总揍将来,一路望五百里。
更差受发人员,率领精骑,或五千或六千、七千、八千,在百五十里、二百里路内潜伏料【瞭】望。
十路料【瞭】高,每处三十层,每层皆马二疋【匹】,东西摆开二百里宽。受发人员于东五层内,西五层内在十层两间,听候料【瞭】高消息。每处要迅炮二,烟柴一堆,务要多积。昼则望烟,夜则望火,十分关防。
大军马,除受发都督人员等率领隄防余下大军、护卫、不问一万、二万王亲率附近屯所,往来牧放,全副披挂十分隄防。王行处,四散着马,料【瞭】高相去王三十里地探望,不许一时有暇。王的队伍如常在探望料【瞭】高里边,不许久札一处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往来趁就水草。但系群马中空肚马、公马、二岁三岁小詢牵骑随营行教就是群盖。
(老父亲的临阵作战指示一)
略与尔谋,或今岁,或后二三岁,大马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马孤守信地,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寇边,动经径十数万。一二万马，不许与见，或收于城内，或出在深山硗礅处所夹步深伏以待之。彼见我无马相应，彼必四出哨掠乡村。若此，彼因图财，队伍不严，大势既散，或万成队,或千成群，孤出远行，我以马步邀其要道，擒贼必矣。
若一见胡马我将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厮见。少则有疵，再难相对。务要深藏我势，待彼肆志驰骋将彼一鼓而俘其帅首。切记，切记！
探马程途以大同、开平、东胜三处为根本。每处正北发十路探马。以东西言之，一队离一队十里。以南北言之，且如大同，离城十五里一队，两骑十队，去城一百五十里。一百里外又十队每队十里一百里。又北行十队,每队七里，又七十里。此系大概言之,尔等若能用心思算再加七里者十队，共前三百九十里。用精细人为头哨敌难窥伺我军。洪武三十年五月十八日
(老父亲的作战指示二)
近者，人自塞上来，知尔等行军塞上，甚无深谋远虑。观尔所为，敌之所以不能预知一二但知帅行自己人马。又不知自己帅行人马力量何如？是不能知己也。敌之所以不能知其一二，是不知彼也。若与敌邻，能知彼，能知己虽不能胜彼，亦不甚亏矣。不知己，不知彼忽尔相逢，凶有甚焉。且云知己，我朝之马，自辽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尽数操行，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疋虽有若欲赴战，猝难便至。若事势紧急北平口外马尽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自古名将，亦也难于野战。欲知己，算我马如是。虽有步军，但可夹马待战。若欲追北擒寇不能矣。今闻尔等帅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旷塞中聚下，况无远探马易知消息。设使数万胡兵昼潜夜行，隐柳映荻猝然相遇，彼以数万我，我以数千若欲放辔驰行以全军士，不能矣。以今马少，止去城三二十里，往来驻扎三百里外，远遣斥候，火烟信炮，虽三四百里不一时可至，以其望烟听声所以神速者，为此也。今不能熟虑胡人已有上马者十万，东则十万东，西则十万西，南则十万南，威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甚是力全。尔等不能熟虑胡人势力力寡而远行，凡遇鏖战，不能近险以全军无则侥幸矣。设若遇战，似此轻易，莫可逃此凶焉。文书到日，防胡之法此时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近城垒。倘有鏖战固守城池，保全军士，以待援至。此上策也。

而当时朱元璋的帝国刚刚草创，内政问题一点都不比国防弱，于是全局的外交策略上，朱元璋的核心方针就是——除了北方草原作为国家安全重点战略方向，之外的方向上都允许战略收缩，只要地方势力承认明帝国的地位，基本就是不干涉策略（例如东南亚，东海），之后皇明祖训更进一步提出了不征之国。

在这里虽然只看不征之国和海上的消极策略而言感觉是不好的，但如果结合起来实际上能看出来，朱元璋本身就已经看出了解决草原问题需要长期蚕食和削弱（也许是一个百年问题）。于是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洪武四年之后在东南沿海的对外交往策略上愈发保守（对外贸易），而在北方的整个草原前线上（这不是一条防线），从东到西的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的诸王戍边结构已经日趋成熟（是指组织和调度体系而言，不是说你家皇叔伯究竟反不反的问题），从洪武十年开始到洪武二十四年，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形成了，而且之后的洪武历代北伐都是劫掠性质的。这期间蒙古草原上几乎没有完整的势力能够威胁到朱元璋的明帝国。

有人非要拿燕王靖难来说诸王必反，你这不是搞笑么？朱允炆那个手段下去了不反才是怪事，就是死也要鱼死网破。而不会苟且度日。边塞诸王这时候不仅仅是诸王而是边帅，代王建文元年直接废为庶人，问题就算熊廷弼王再晋也没有这么直接找个理由扳倒的吧？大规模的毫无遮掩的脑残削藩行动，全国都看在眼里，这社会反响得多大，统治层震动得多大？而建文视若罔闻，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真的身边就是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种废物不出事那是真奇怪了。

说八王之乱的，想想西晋是个什么情况先。世家门阀的体系结构和已经发展完善的嫡长子继承制能比？异民族大范围迁入和刚恢复正朔具有可比性吗？一般这样横向对比的我觉得你根本连从春秋以来的士大夫崛起到世家门阀成型完善以及武周之后世家的逐渐衰弱都一无所知，前期社会结构和宋以来的社会结构是很大的不同的。拿这个做无脑对比的首先就是对宋前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一无所知。

以及欧洲和西亚唯亲是任很少见吗？社会体系结构不是以一成不变的体系实现社会动力驱动的。。。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下才是核心所在。于是宁可更相信洪武告诫建文的是合理利用你叔叔们的利害关系来调节北方戍边诸王兵权带来的实际隐患，而你叔们要是不听话才削藩，而不是告诉建文我走之后你就直接把你叔叔们都切了。

从靖难看诸王作壁上观的更多（宁王是典型，结果被老哥哥拿了家产拼中央去了），虽然建文“好事做尽”，但是中央的法理性依旧是毋庸置疑的，以及政府的军事和财政能力根本不是边地塞王能比的。如果不是死地，敢公开唱反调的几乎没有。于是能看到建文的中央政府在对燕王的征讨问题上几乎就是个奇葩，绝对优势下的中央军打不过燕王的藩兵，这根本不是所谓军事素养问题就能说明的了的——而这根本就是明廷中央政府在建文手里出了重大问题。非要把靖难问题撇给洪武的边防策略这才是脑子有坑的行为。

事实上从洪武末年的诸王戍边的结构上而言，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头铁的藩王在鸟不拉屎的北塞地方靠着藩王手下的几万边军另立中央——你简直就是不把数十万中央禁卫军当人看。如果藩王们能成片的竖起反旗那可以说是中央政府也是真的没救了。于是普通情况下只会出现一两个藩王反叛结果首先被其他塞王的势力限制显得捉襟见肘，而待到中央军一到那就是定叫你粉身碎骨。

插入一个插曲（毕竟总有人通过想象给我吹北京漕运毫无压力。南京出击靡费巨万（确实，南京居然能达到北京漕运量的17%呢））：

反倒是永乐因为势力范围主要在燕地，南京人生地不熟，迁都可以想象，但是也埋下了明代政治经济中心地理割裂的隐患，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这等于放弃了帝国广大的南方领土的控制力。尤其是南直应天府在中后期甚至成了江南地方资本力量和京师的明政府博弈的资本，因为江南在政府政治力量北去之后实际上就是江南的资本力量做主（你当地主阶级也没差，不要扯什么主义，这就是经济为后盾的政治力量）。而北京的百万巨城规模实际上因为生产生活的资源消耗问题只能通过他地调拨来供给当地，百万级别的城市规模却布置在距离主要生产地过远，就算华北也是偏北角我实在想不通他们那些天子守国门的有啥可歌颂的，事实上的主要调拨地区就是湖广江浙，那么如果是南京，那么这个距离会近2000公里中途损耗极大减少，湖广输送更可以直接通过长江顺江而下。于是这种行为无异于为帝国的边地物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线路承载负担。那么显而易见——都嫌麻烦，最后政治控制力下降之后就都懒的运。表现明代财收中期开始在一个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上徘徊（偶尔会有增长但是变化不大，可你想6000万人和18000万人的生产力完全一致这不是侮辱智商吗？而官方档案的鱼鳞和黄册长期停滞在洪武统计的基础上，于是原来定的多少就是多少，加大是不可能的加大的。否则五人墓碑记警告。

出于利益因素考量，既然中央控制衰弱，自己地方小产业当然就活跃起来，能收钱，不用交中央，而且我上面有人~反正没人管有钱不赚王八蛋的思想在东南沿海是个准则，否则你就不能理解明代海禁和走私的兴盛并立是怎么回事。甚至你连倭寇是啥都不明白。于是伴随着南方的政治独立，地方保护主义下的灰色行业也越来越多，走私贸易越来越兴盛，移民和经商越来越频繁。通过巨额收入带来的财富，武装海商动辄和帝国舰队过招不落下风，一个个海商（zei）王出现在明代的海军统计名单上，林凤，王直，徐海，颜思齐，李旦，郑芝龙，刘香之辈皆如是。林凤四万远征菲律宾，郑芝龙曾经几乎控制整个东亚贸易（注意几乎，如果有新的资料证明还有更大的海贼王，欢迎提出），鄚玖河仙镇割据一方，那么想象一下如果能收归可控，并实现商业合理化发展实现征税的话你觉得能组几个帝国舰队了？田赋是不是也不要那么高了，农民与土地的矛盾是不是也缓和了，至于安保通过外交压力给当地地方政府要求保护华侨人身安全，给点政策让华侨成立海外团练巡防也不是问题（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海外私兵了，但是也都知道虽然怀柔远人，不过这种经济力量膨胀下的私兵不闹事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的问题：在优势资源加持下的权力是任意的不可控的，反过来说假设华商倾销直接让大城王朝出超严重，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大城政府势必也会和海外华商团体产生矛盾，华商团体回报肯定是安分守己然后被大城人嫉妒财富而生歹心，内阁添油加醋（资本代理人，添得多地方捞得多，腐败吗？腐败？办事吗？办事，所以说腐败只有在利益相反的情况下才是对社会行为具有阻碍作用的，反之利益一致就是一举两得，其实就是恶性/良性寄生的问题），皇帝拍案怒斥尔撮小丑，竟害我天朝百姓。接着远征军动员，舰队扣关，要求自由通商，拆掉对方关税；觉得夷法简陋野蛮安能约束我天朝之民，那么领事裁判，保护华人利益。大城王朝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不是很熟悉？其实这就是一般的社会环境下的群体间竞争。

不过好在永乐作为超级强人知道既然不是名正言顺那么就尝试声威震海内来让全国实现法理认同。迁都，建北京，征蒙古，下西洋，平安南，再疏通京杭，修大典都是一个逻辑，不过这些行为出了宏观上的总体法理性目标之外都有其不同的目的。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你只需要知道永乐是一个大力飞砖特点的人就行了。他的很多决策都具有这个特征，多次亲自大规模的深入性打击蒙古就是其中之一，郑和的帝国商贸舰队下西洋就更不必说了（拿苏木和胡椒扯皮的我直接奉劝先明白郑和船队的载货物资是什么），自此开启了政府创收的官垄贸易（至于是否盈利的问题，我觉得是废话，或者说简直是无视宝船的名号也默认朱棣是个喜欢虚荣的脑瘫，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儒家社会和科举制以及南方的政府控制力削弱一起讨论。伴随的还有海禁荒废与海商走私贸易问题）。

于是永乐的靖难拆掉了建文之后完全改变了他老爹的国家总体方略，依靠南洋贸易和短期通过军政实力对江南资本的控制完成了帝国的二期建设，包含上述的各种大型工程和休养生息策略。

对蒙古问题则采取上述大力飞砖的原则，通过大兵团在草原搜寻蒙古主力实现完全歼灭，效果当然有，但是他显然没他爹眼界高，没有意识到只有要塞化屯垦不断向高原深处挺进，以此为据点实现主动的在高原上定期扫讨作战，并且不断附庸草原族群使其在河谷带构筑城镇形成定居传统来改变草原的社会生态才是根本。于是你朱棣就算把北元灭绝，高原打成无主之地，只要其他地区还有人，那么之后就会有新的族群转为游牧在这里发展，占据草原的社会生态位，基于草原社会的模式再次变成新的为患帝国边塞的势力——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然而永乐一朝通过父子合作控制局势没问题，问题就在于皇帝不可能永远都是政治强人，事实上永乐之后永乐朝开科取士的官僚集团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我更倾向于宣德的权力受到限制才被迫的启用宦官。而明朝的皇帝实际上也就从此开始培养宦官势力（当然无关就不说了）。

故，基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割裂，以及皇室与科举官僚的权力制衡斗争一直在持续，那么在当时的一个通信环境下，南方变得不可控已经不再是问题，时间会说明一切，于是西南的缅甸，中南的安南，东南的沿海倭乱/海商走私是不可能收拾得了的。这就是明朝北迁都城的最大的历史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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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关于科举体系的官僚体系的速成与朱元璋管理策略的相关性——实际上洪武三年开科取士，以及朱的多渠道取才（虽然科举开了一次南北榜就停了），洪武四年海禁（限制东南沿海商业资本，沈万三的传说也是这个理），到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等大案相继爆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这时候的新官僚体系已经可以和旧官僚体系（例如宰相/勋贵）建立政治联盟了，那么基于国家总体治国方略的实现，打击这种体制内的阻碍者是不言而喻的。于是自13年起四大案兴起，目的实际上就是打击统治层内的一切非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抱团。威胁权力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总体策略的实现偏差问题。如果从这个方向上去理解洪武朝的国家策略和社会行为会更好一些。当然这里是说理解策略的思路，认清策略出现的合理性。而不是策略本身的正义性。很多小白分不清存在合理和存在正义的区别。

明太祖的迁都怨念

明太祖的迁都需求是基于他要建立的理想中华社会为基础的需求。“南北一统，华夷一家”这个概念差不多就是他的追求了，建立严密秩序下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人工削弱商业和交互的不稳定因素，故老头子是不考虑商业属性的，但是得考虑交通，物产，人口，经济，社会，地理，象征性。整个需求满足能够控制天下（东亚大陆圈）即可。

对于他而言至少迁徙富户拱卫至少不是问题，但是这老爷子舍不得大兴土木造都城。所以就是考察各个朝代的历史都城。那么我们甚至不用管老爷子自己都看了那几个城市。可以把历朝历代的都城都列出来。然后削弱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加大象征权重。（讲道理就算这样也轮不到北平）如果老朱自信，那么他大可以黄河为基础再都开封，而事实上北伐攻略的时候他顺便去转了一圈已经放弃开封迁都了。

交通顾名思义水陆交通基础。物产即当地的实际产出。人口即当地居住人口（河南经过黄河决口和长期战乱人口流失严重）。经济不用说了当地的经贸水平，社会系社会组织结构和传统文化体系。地理的话不仅是地形土壤，还参考了气候问题。象征即明朝建立在光复华夏的大主题之下，哪个都城对这个主题加持最大。

按照几个基础评价一下：

灵武（等等咱们不是恢复党项）

许昌（曹魏早亡了~）

临安（？？？别吧。。。真矬送。。这得先被明太祖捶死）

太原（你这是想在太行山里干啥）

成都（想干啥？憋大招么？）

好了，问题终结。

明代的气候异常问题

首先要提一下，所有扯古代环境因素却不知道当时实际气候状况的内容基本你都当扯淡对待没问题。

有明，小冰期头一波，影响范围不同的基础下1450，1530，1610各一波异常降温。时间节点是总体推算范围无法精确。其中1610是小冰期严重低温的头一遭，同时夏季风减弱，降雨范围和降雨规模变小，受影响最大的是北方广大地区，而整体上纵观明朝这一期的气候都要比现在干冷，受到综合影响最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东南地区，这其实也是一个古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定都天然合理性，如果老朱真的被穿越者告知了明代历史自然地理的话。他怕是要笑醒，坚持骚扰几十年漠北东北就进入异常寒冷期抗住一波冲击，就能反击一波端了（清军入关的时间节点，前后正是东北气候异常，否则为毛东北几乎那段时间被满人荒废了。。）

我说的大蓝皮系列

只有把下面图表和内容有个基础认识你有资格在那里扯明代的地理玄学，只有一个四百降水线的。那还是哪凉快哪呆着。请为自己的嘴负责，别瞎扯了。

理论上社会的发展趋势

从自然态到不断的添加规则构成社会并形成高秩序化的社会是生产力提高的宏观必然需求，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获得更高的劳动密度和劳动量以及技术改进同时配备更严密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从自然物物交换到出现专门的等价物（限制），从实物等价到货币等价规则和结构衍生也在持续复杂化，生产上的自由小农到资源集中到地主寡头与佃农雇佣乃至工厂与工人的结构实际上是在不断规范化（如果抽象理解就是规则致密化，而东亚儒家传统的以农业为本，国民待遇人皆有地，某种意义是一种早期的先天桎梏，因为即使是在租雇佣关系下你也可以通过强化人身基本权利，例如佣金和劳动时间，来实现再平衡。但事实上又因为社会早期的农业社会体系不论是管理上还是生产力上，都不足以实现这种改变。因为管理体系上不论是国家为基础的大系统还是地区小范围的州府子系统乃至县以下的自生系统都无法满足这种基于贫富差距扩大产生的组雇佣关系的合理化---贫富差距带来的是实质的社会实力差距，而社会实力差距会进一步加大权力配属上的问题。权力配属如果超过某临界，那么必然导致一方可以肆意妄为，因为他基于权力扩大，对于因社会财富极具缩小而导致权力几乎为零的租雇佣群体做出任何行为都不必付出成本，那么肆意妄为是必然会出现的，可是国家基于原则上的普遍国民性又必须予以喝止-虽然后期基本因为资本力量集聚基本没用。来维持那个已经因为社会资本力量的转移而无法维持的权力。至于契约更不可能因为一方强大到可以无视契约，而契约的公正性和可执行性是没有相对可靠的公共权力机构来进行保障的。至于基层的地主恶霸，搞定村支书就行了，更高级别的京官/勋贵府邸则可以解决地方行政机构,大政府的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性的严密实际上制约了所谓契约的产生。但是明代可能出现新的机遇吗，无可奉告，鬼知道。）,原始的相对单一身份，随着身份的分化产生了产生了一系列符合身份，当代的工作多样化和碎片化实际上就是多重身份和身份下的相对技能集中（专业）就是这种致密化的一个趋势，更多的规则导致越来越致密，行为被进一步限制，自由性继续降低，而带来的是生产力持续增长，这就是自社会产生以来的必然发展趋势，否则。崩溃。

那么接下来扯一下传统国内历史研究的皇权集权论调。我们看到的种种行为的内在核心是什么？

实际上你看到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复杂化同时伴随社会结构适应现实环境的一个过程，统治（管理,下文均作管理）体系是必须的。不论是皇室政府，君主议会，部落长老，酋长联盟，元老院，公民议会，所做出的策略必须是强化有效的管理信息流通，使得不同位置的管理层能获取该层级的最优信息来提供接下来的管理决策判断，但是系统和子系统的先天利益分配矛盾决定了一种系统内博弈，如果一个高效的社会系统，这种博弈则会造成一种相对稳定性，实现多层系统下的最优分配达到平衡。

那么聚焦到社会系统的定点，顶层管理者是一定要实现这种最有效的信息通路，并且在决策行为上能够完全的自主的基于可靠的信息进行社会治理。而基于东亚社会的传统特点，皇帝就成了这个控制的名义定点，于是社会决策的优化策略也必须以皇帝视角做优化。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的皇帝强势情况下，任何的下层独断都会扰乱上层的信息可靠性与治理策略的可执行性。那么乾纲独断的皇帝作为这个节点，他就必须尝试一切疏通帝国管理结构的方法来实现信息和行为回馈的优化（即听得到基层民众的声音，而政策也下的去社区，洪武的锦衣卫体系和县以下的管理层设置就是如此）。

例如纸面上宰相的设立与分离，这其实不是很影响基于结构所产生的治理行为本身，因足够庞大的社会结构需要的管理是复杂的，他的管理核心需要处理庞大的信息流并生成对应的管理策略，（于是可以看到朱元璋独断时期具有强烈的随意性,虽然他建立了一整套明初社会管理体系）那么必然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于是管理最高层随着时间推移又会形成一个新的团体结构，这个管理团体内的身份虽然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基于能力强弱又一定会有实力的此消彼长（于是你可以看到正统,正德,嘉靖的独断（即使是尝试）；也能看到于谦,杨廷和,张居正的专权；你能看到王振,刘瑾,魏忠贤的跋扈；以及石亨，江彬，李成梁的。。。等等，对比起来好像武将还真不怎么强势。。。）尤其是社会在数千年不断发展完善的情况下早期社会和晚期社会的管理渗透，管理力度，管理规模，管理复杂性都不是同日而语的，那么也注定了寡头也只能挑重点控制。其他的次要管理权必须下放，否则就只能降低社会复杂度，例如屠戮，削除部分阶层。以实现降低综合管理成本。

因为管理随着社会的增长结构和管理难度都是指数增加的。那么实际上皇权加强是什么？基于寡头管理模式类型的社会管理体系优化罢了。

针对管理体系的优化，但是这种优化是基于你的管理目的的，即我的社会管控究竟是为了什么？例如殖民社会下的管理体系优化，他至少绝对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富强民主文明而做的。因此管理结构不应当做评判的基础，管理行为的目的才是应当重点考虑的东西。

稳定性是社会发展追求的一个影响子，稳定情况下才能实现累积发展，但是稳定过度会压制发展活性，造成发展滞涨；同时发展需要社会活性，可社会活性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性，造成社会危机。（不求一次看懂，只求慢慢能懂，别书呆就行，至少不要有什么武德充沛这种搞笑话题）

以及朱元璋对士绅的危害实际上也是有深入认识的，于是玩命的打击洪武四年海禁就是一个方面（当然这里我怀疑他有仇富情感因素）。坐地起价，投机倒把，强买强卖实际上都是他肯定能想到的问题，这也是商业对一个极为庞大的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威胁。更或说中国与欧洲最大的区别就是统一——统一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的强力有效足以抵御北方的草原威胁，于是要求大政府，强管控，社会组织密度更高，社会结构更复杂，社会体系更严密是必须的，于是一个足够致密的社会必然是低活性的，因为社会活性的另一层面就是社会不稳定性。（例如增加社会活性的商业活动，实际上我们又能看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诸多国家的统治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风险，1837危机，1860工人运动，爱尔兰饥荒，大萧条等等都历历在目，举这些例子只是因为多数人都听过，如果说更早的也有，问题就是要解释的更麻烦了——毕竟例子本来就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概念的。），故东亚在当时的现有社会现实条件下，如果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而不至于分崩离析，那么就只能妥协于高稳定性。

需要点明的是五六千万的汉，七八千万的唐，和一亿的宋，一亿五千万以上的明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社会结构。（清代的四亿对那个时代的水平而言明显已经超限了，发达地区几乎没有增长，而增长主要集中在原来的荒野地区——例如伏牛山秦岭大巴山一带，白莲教起义就这里的，人口损失千万级别，可以说是惊人的，而更早这地方人少多了。）

参考文献我删了，那些东西如果想要看喊我，不想看，列出来也没用。作为更换我贴上更有用的大蓝皮系列的中国历史气候相关内容。

想看明史资料的可以搜或者喊我或者喊其他明史爱好者（我不是明史爱好者，我只是社会结构爱好者）

皇子在北京能干出什么事来，朱元璋不知道，朱棣还能不知道吗？建文帝真也不是没监视过朱棣，结果不也反了？

更别说太子之位如此敏感，又到了与蒙古交战的准前线，你当其他皇子真的就那么安分守己？就说把太子的行军方案卖给蒙古，多少个土木堡也不够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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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ming-zhuan-l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妥当。因为在南京定都有一个明朝无法解决的边军问题。而边军问题恰好是时代的产物。

明朝建立的时候已经14世纪了，世界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火器开始普及，以火枪+长矛的步兵方阵与骑兵和大炮的军队成为了主流。掌握火器+冷兵器需要长时间大规模训练，所以这一时代是职业军队的时代，职业军队对民兵有压倒性优势。这一时代的强大军事强国，无论是奥斯曼还是西班牙还是明，都是靠职业常备军/雇佣兵作为主力部队。

征召兵在这个时期是无法凭借着勇气或者士气完成复杂的，长期的训练，掌握复杂的军事技术，战斗力达到职业军队的水平的。职业军队在长期和平，缺乏战场锤炼的情况下很容易腐化堕落。明朝时候汉人凭借着庞大的体量，保住了中原—江南—岭南的广阔腹地，为军队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保住了汉人民族社会的统一与和平。只有在北方边境线上，游牧蛮族如同潮水一般威胁着汉人的安全。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和平意味着汉人腹地的经济繁荣，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军队会腐化，战斗力下降。所以明朝时期汉人的民族社会必然是边疆军强，内地繁荣却军弱的。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遥控“的方式驾驭军队呢？不可能。文艺复兴时代也是不可能维持大国的民主制度的，同理，君主或者政府也不可能靠任何方式控制住军队，除非他们就和军队在一起。因为这个时期职业军队对民兵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民间精英对军队缺乏控制力。君主如果不身处最精锐的军队身边，是不可能控制住军队的。君主如果带着军队远离战场，那么这些军队会很快战斗力退化。

有些人会举戚继光的例子，然而戚继光本人恰好是一个例外。倭寇的入侵让东南变成了低烈度的战场，然后戚继光的个人能力让他在战火淬炼中展现了能力，培养了一支超出战斗力需要的强军。戚继光之前的东南明军战斗力就相当低劣。假如一直定都南京，就意味着要以东南弱兵制衡北方强军，祈祷自己这里能出个戚继光以个人能力逆转局面，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明朝的边军问题是不是在当时无可解决呢？是。除非南北对峙，北方始终留在一个弱势统治者手中，和淮河以南一直打低烈度战争（同时北方政权还得避免被草原蛮族灭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以后能解决吗？能。随着燧发枪和线列步兵的发展，18世纪以后，普遍动员的民兵变成了战场的主力，动员制取代了职业军人，团练战斗力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正规军。在这个情况下，战争变成了比谁人多，枪多，兵多，而不是自己有多少职业军人，战斗力够不够强。18世纪即使是拿皇，也无法对抗五倍的军力优势。而17世纪，一万职业军人奴役一百万人口并不困难。

这个情况下，任何汉人王朝都不需要定都在北京了，甚至不需要维系庞大的边军了。江南一次动员，就能以庞大体量淹没其他地区，更不用说庞大的财政优势。如果汉人王朝有全面战争的需要，比如准备夺取东北，只需要从南京征税，然后在河北动员当地士绅团练，教会他们列阵开枪，就可以制造出远超任何一个蛮族的军队满足国防需要。而17世纪，如此“动员”出来民众并不能掌握大炮和骑兵的使用，也不能明白如何与长矛方阵配合，是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边军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等时代进步。如果让任何一个政权身处16世纪，掌握如此巨大的版图和人口体量，又保证了内部的和平。它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定都于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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