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昭和天皇）是一个怎样的人？ 第1页

昭和天皇可以说是日本自平清盛和镰仓幕府以来权力最大的天皇了，也是日本最长寿、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长达63年，像神武天皇那种神话传说中活了上百年的不算），也是日本最有争议的天皇；不得不说在他在位时期日本曾经达到过两次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在武功上面，他帝国的疆域曾北至萨哈林岛南至印度尼西亚、东至太平洋西至缅甸，可以说是达到了日本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个高峰是在二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在朝鲜战争中，在军需的提振下日本重工业复苏。以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做为起点后续的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接续展开，在制造业为龙头下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日本的经济规模，于1968年超过西德的GDP成为世界第2位。

同时，昭和天皇也是日本最具争议性的天皇:至于为啥最具争议性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他对中国等许多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他的军队在中国和东南亚更是犯下了种种战争罪行，如果想进一步从施暴者本人视角了解日军暴行以及日军为什么这么残忍请看这个链接的回答。

而且他决定对美国宣战更直接导致了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大型军舰300多艘，有90%被美国海军击沉，被击沉的商船、油船也是这一比例；日本海军先后投入航空母舰25艘，被击沉21艘。二战中最大的军舰、被认为是日本海军象征的7万吨级的“大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也被炸沉。约300万日本人死于他默许或批准发动的战争，其中按日本教科书的数据军人约185万，剩下为平民。战争更是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无与伦比的损失，光是东京60%以上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被彻底焚毁，这座让大和民族为之骄傲的城市有1/4的建筑化为灰烬。详细可以看这个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696903/answer/538873825

二战后他更是逃脱了本应付的战争责任，还成功保留了天皇制，并活到88岁才去世。

以上算是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评价昭和天皇是个怎样的人（或者说历史人物，毕竟对于荟荟众生而言他首先是历史人物其次才是个人），然后从他的成长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他:首先他可以说是“生而为皇”的人，根据相关资料，他出生于1901年4月29日22点10分，父亲就是当时的日本皇储明宫嘉仁亲王（也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年近半百的明治天皇就跟许多喜得孙子的爷爷一样对他的降生欣喜不已，第一时间让宫内的御用文人为皇孙取名与号。最初的名有三个，为裕仁、雍仁以及穆仁，号则是迪宫和谦宫。最后，老天皇亲自拍板，选择了裕仁与迪宫，分别作为其名与号。

那时的日本已经早于中国摘下了“东亚病夫”的标签，倒幕军于1867年成功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帮助年轻的明治天皇实施“王政复古”（相传天皇家族是日本最早的神道教主神天照大神后裔，注定要世世代代统治日本，这个也是幕府将军没有取而代之而是供奉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这么做意味着跟整个神道教叫板，古代有个大名这么干结果下场不比袁术好多少），并且公开培养“忠君”思想，不但从小学就开始跟学生灌输天皇是天照大神（日本神话中类似女蜗般的存在）“万世一系”的血脉，要求对天皇画像鞠躬，甚至要求军人讲天皇当做神——1882年明治天皇钦定的《军人敕谕》明确直言:“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率。……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视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这种亲情是应当特别予以加深的。”日本也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1879夺取了冲绳，1895年打败了号称亚洲第一的清朝水师、夺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为此，裕仁从小就被有意识地培养尚武的性格，其刚刚出生70天，就被寄养在了海军中将川村纯义的家里长达四年。川村是一名前萨摩藩武士，曾在三十年前负责招聘十名英国官员去训练日本海军，如今已经65岁了；不同于裕仁父亲西式的生活习惯，川村家是传统的日本家庭，他整洁干净的房屋代表着古老日本纯粹的一切:创光了而未上漆的日本柳标、丝柏，桐树和松树；通向小型花园的糊纸滑门；脱了鞋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榻榻米地板；洗热水澡的木桶等等。

他在川村家里从婴儿长成了小男孩。他行走缓慢、因为他从祖父明治天皇那里遗传了双腿轻微的运动神经缺陷，导致他走路总是一瘸一拐，一些无礼的日本人戏称其为“天皇拖步”。为了避免其缺陷使他产生自卑感、直到他将近两岁时川村不许他结交其他任何小孩。接着，小玩伴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入他的世界：先是伏见家族中四个蹒跚学步的小亲王，接着是一个弟弟、生于1902年6月的秩父言亲王。通过刻意安排的年长地位，裕仁在三岁前就学会了承担领导的贵任。有趣的是，当他和伙伴们跟所有普通日本儿童一样在纸格滑门上戳孔时、裕仁总是沉着地留在出事的现场，严肃地承担全部责任。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就意识到他是不能受罚的，而为他树立坏榜样的其他孩子则可能受到严惩。他学会了用一种困惑的无表情来保护他们，并期待他们回报以好感。长到四岁，裕仁因其养父的去世，而在心理上成了孤儿，被领回到他出生的半西方化的宫廷世界里。他被安置在青山－赤坂皇宫院内，靠近其母亲和父亲，住在一所特别建筑的名日“皇孙居”的日本式小屋内。

在那里他多半由有头行的侍从官照管他每周见一两次母亲，每月见父亲的次数或多或少，每季度被祖父明治天皇摸一次脑袋。他父亲嘉仁太子在被酒精勾起父爱时，有时会在夜里叫人把他领到他模仿凡尔赛宫建造的赤坂宫，让制造欢乐的马屁精们把他放在膝头上玩。有一次他们喝多了一高兴给裕仁喝了太多米酒，导致他大病一场，为此他从小留下阴影，成了终身禁酒主义者。

1908年4月，裕仁开始进入著名的贵族学校、他每天早晨出发，通常都是步行，路上有一名侍从跟在后面。大多数早晨，他有两个小亲王作伴。从裕仁的青山皇宫到学校仅需走十分钟、但当这三个小亲王一起上学时，他们通常会设法为尾随他们的那个烦人的侍从奔走整整半个小时。

裕仁的新学校是在18世纪末期建于京都的贵族学院的后身，它曾给宫廷慢慢注入了勇气和独立精神，以鼓动王政复古。它总是以杰出的爱国者为校长，1908年，它的校长是“肉弹将军”乃木希典。

他在旅顺港的攻坚导致6万日军战死——包括自己长子和次子在内，本人对天皇忠心耿耿。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1795212?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PQ1rXGsIMABmUmNSLlIuinfoc&ts=1544848727712

他受托安排裕仁的课程，他对这个文静而年幼的未来天皇怀有强烈的兴趣，而裕仁做出的回应，则是以通常按对父亲的礼节来称呼他。据说，战后乃木带着极大的愧疚感请求明治天皇允许他自杀，天皇说在他活着时别自杀，并强调“这是命令”。抱着极大的负罪感和对天皇的感激之情，乃木倾尽全力来培养裕仁和其他皇族子弟。据说乃木有一次叫年幼的裕仁裸身站在极冷的瀑布下直到他成功做到能在瀑布下不发抖时。同时裕仁也接受了日语的读写教育，包括使用毛笔字写文言文诗。到了他十二岁时，他已在尝试写优美的诗歌，作品经过修改后会在每年新年宫的全国诗歌比赛中朗读。

由于皇族遗传的拖脚行走和先天近视，裕仁在体育方面的表现远不及智方方面。对此他费了极大的努力才接受事实。乃木希典的教导让他极为重视力量、敏捷和耐力。通过刻苦的努力，他学会了游泳、骑马甚至打高尔夫球，但这些严格的教育让他越来越变得越来越早熟、缺乏活力、喜怒不形于色、内向:因为侍从总是抑制他作为小孩的正常反应，比如要求他走下而不是跑下楼，乃木希典更是反复警告裕仁不要养成驼背的习惯。为此，乃木不由得对裕仁没有遗传病且开朗的弟弟秩父宫越发偏爱。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去世，裕仁的父亲顺理成章的继位成为日本第123位天皇，取年号为“大正”。

按照惯例，要选出新的皇储。作为大正天皇的长子，裕仁是明显但也不是唯一的人选，因为他出生于父母结婚前，而且身上的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大正天皇等大部分人都支持立裕仁为皇储，但裕仁的导师乃木希典却公开支持裕仁的弟弟秩父宫。不过大正天皇还是选择了裕仁作为皇储。9月9日，他被宣布为皇储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尉和海军少尉。12日乃木最后一次拜访了裕仁和他的弟弟，并责骂他们在他离开时荒废学业，并提醒他们，如果要胜任治理国家的任务就必须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不久，裕仁得知乃木导师夫妇一同在家里自杀为祖父殉死的消息。相传11岁的他得知后僵硬地鞠躬，平静地说:“日本遭到了令人惋惜的损失。”

不久，裕仁离开了学校，由一堆日本最好的人才教育，而他的首席导师正是日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乡平八郎。给他授课的导师来自东京大学、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他们帮助刚步入青春期的裕仁详细学习了战术、战略、后勤学、数学、博物学（裕仁很喜欢这门学问，最后还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汉语、英语、法语、化学、机械学、伦理学等包罗万象的学问。其中也包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和天皇与日本的古老神话。

1915年的“元服”礼也就是成年礼上，裕仁佩戴了武士的双刀接受了涂油礼而成为一名成年人。据说当时大正天皇龙颜大悦，还送给他一个年轻的女孩传授他性爱之道。

到了1919年夏天，大正天皇突然突发脑溢血，行走困难，甚至也和裕仁一样走路一瘸一拐，双手总是抖个不停，常常忘事，以至于闹了大笑话:在一年一度的陆海军秋季军事演习中，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不打招呼就走下检阅台翻一个士兵的背包，看里面装了什么；2个月后主持议会开幕式时他把要宣读的诏书卷成望远镜状的纸筒对着众议员扫了一圈，史称“望远镜事件”。不过大正天皇据说头脑还是清醒的，而裕仁一直希望通过一次欧洲旅行来结束他的学业，于是经过安排裕仁于1921年3月3日在十五名侍从和陆海军军官的陪同下乘坐“香取”号战列舰前往欧洲。

他们一行先抵达了冲绳，然后是香港。在香港裕仁在参加招待宴会之余专门视察维多利亚岛上的水库，结果1941年这里成为英国战术上的致命要害。他们于，3月13日离港时日侨开着汽艇欢送；18日抵达新加坡，在招待宴会之余裕仁还是参观了当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植物园；然后他们前往欧洲，沿途停靠过印度的锡兰岛，裕仁在那里观看了土风舞以及四十头大象下跪礼。他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并在埃及停留。裕仁在开罗还有幸见识到沙漠风暴的威力；他们在马耳他岛停留时，裕仁为一战护航任务死去的日本人祈祷；还在直布罗陀海峡视察了当地的蓄水池和隧道，并于5月8日到达英国普利茅斯港。随之而来的宴会、招待会和检阅仪式很快讲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他在皇室养成的礼仪和讲话的简洁直接和观察力给当时的媒体留下很好的印象——事实上那段时间他每天6点起床，最早午夜才能上床。

裕仁也有幸与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见面，乔治五世对裕仁到来显得很热情，还邀请他在白金汉宫住了3天。后来裕仁这么回忆道:“当时英国王室中，大都与我同辈，处生其中，简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觉。特别是英王乔治五世，亲自与我长谈，指点有关君主立宪之下的君主概念。”

访问英国后裕仁一行前往法国，裕仁还参观了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和米罗的维纳斯雕像。还包括拿破仑的陵墓。有一次裕仁微服出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付钱买车票，独自坐巴黎地铁去为家人和未婚妻良子买东西。晚年谈到这件事，自己也还是不禁失笑，“我当时第一次搭乘地铁，什么手续也不知道，手紧紧地握住车票，入闸的时候检票员要在票上打孔，结果我紧张地深怕被他夺取，握着车票不放，双方就这样来回拉扯了数分钟，结果惹得检票员大怒。这张车票也被我一直保存着。”

访问期间，裕仁不仅学习西方的政治结构，同时也对军事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数次访问了一战时期的历史遗迹。当时的法国将军们（包括后来二战时法国元首贝当）对这位年近20岁的太子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军事的精通程度给予了极大的赞叹。裕仁自己逛街时还买了一个拿破仑的半身像，之后将其摆在自己书房内（战后多摆了一个林肯像，后来又摆了达尔文像）。

6月10日裕仁开始频繁地参观伊普雷斯、滑铁卢、索姆河等著名战场，以及法国许多军属学校。还在法国招待了日本驻欧洲的武官和观察员并对他们发表了一番精辟的演说。

7月7日裕仁坐火车前往土伦，以登上等候在此的军舰，并在10-18日访问了那不勒斯和罗马，参观了圆形竞技场和西斯廷教堂。之后他们原路返回，于8月9日抵达锡兰，9月3日回到日本本土。当时的陆军实力人物山县有朋病倒了，而且只有几个月可活；日本当时的首相原敬又于11月4日被一个铁路工人刺杀，大正天皇几年来又身体不适，于是大家索性推举出裕仁来摄政，并由闲院宫亲王和其他皇族亲王组成的皇室议会来辅佐。

1923年9月1日是星期日正午，东京及周边的整个关东大平原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虽然五分钟就结束了，但损失非常之大:正午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点燃炭盆做饭，地震导致炭盆和火焰被坍塌的木头所埋，导致火焰得到助燃后迅速蔓延，将东京——横滨城市集群陷入一片火海；横滨海军基地储存的十万吨石油溢流到海里，结果石油也大面积地在海上燃烧起来，吞噬无数跑到水上避难的幸存者。结果，东京的三分之二、横滨的五分之四被毁，近十四万人被烧死（刚好跟几十年后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差不多）。

地震发生时裕仁正在大正天皇当年修建的小凡尔赛宫内举行国宴，这是日本第一座专为抗震设计的大型两层建筑物。结果，它经受住了地震，涂墙石膏几乎没有出现裂缝。裕仁和宾客第一时间跑到外面的空地上，看到城市在地震中剧烈地震动，以及出现的火势。

当时首相于一周前去世，裕仁还没任命新首相，于是提拔了福田雅太郎让他强制实施戒严法并开展救济工作。根据日本的神话:有一条巨大的鲶鱼怪躺在日本岛下的深海海底，只有天照大神对现任天皇动怒时才会搅动海洋，为此古代天皇往往在大地震后退位谢罪。但这次地震过于惨重，即使让因病而正在疗养的大正天皇退位都显得不够意思。

裕仁跟福田商量后决定模仿当年把锅让基督徒背的尼禄，把锅给朝鲜人和共产主义者背。很快就有传言说是朝鲜人和共产主义者在地震前冒犯了神灵，震后还趁机大肆抢劫。很快每一个说日语带着外国口语的人都遭到了逮捕——约四千名从贫民窟抓来的朝鲜人被逮捕，在经过象征性的审判便判处他们有罪并全部押到街上斩首示众。9名共产主义者被关进龟井户监狱后，当他们坚持在牢房里唱劳工之歌时恼羞成怒的狱警将他们刺死了。有个名为大杉荣的共产主义者和他的妻子，还有年仅7岁的侄子都被宪兵队抓起来了。大衫在大火最猛烈时和一群恐慌的民众想进入皇宫内避难，被警察赶走了，但熊熊烈火又把他们逼回来了，不得不朝布了警戒线的皇宫涌来。走投无路之下，大衫高喊:“记住苏联的教训，绝不放手武器!”警察让步了，大衫救了这些人，但两周后他们还是遭到了逮捕。9月16日，裕仁的一个侍从官来到了宪兵队带去摄政皇储的密旨:今晚就杀掉大衫一家，动作不要大。当晚，大衫和他的妻子以及7岁的侄儿被勒死在牢房。

12月27日，裕仁坐车去议会演讲的路上被一名叫难波大助的人试图刺杀，日本官方消息称:那颗子弹在裕仁座驾内的增强构架上反弹了不下五次，击中了一名侍从。不过三个月后，一名长得像裕仁、叫华顶广忠的皇族低级成员被宣布死于“心脏病发作”，终年22岁。刺客被捕后被酷刑折磨长达11个月，但最后宣称他对自己罪行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泛言政治上的不满，同情被谋杀和大衫一家。据日本警方的他在被处决前高呼“无产阶级万岁”，似乎只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已。

事实上，刺客不是共产党，而是前长州藩的一名持政见不同者者，还是议会下院一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听说儿子失败后便隐居在老家，儿子被处决6个月后离世。正好裕仁在那段时间以弑君借口任命了新内阁，试图推行陆军现代化并粉碎刺客的长州藩势力。他们为此制订一个计划:以省钱和裁减军备为由将长洲的领袖包括日本已故实力人物山县有朋的嫡系从权利中枢驱逐出去。

1924年1月26，裕仁的婚礼隆重举行，当时是难波行刺未遂的一个月后。据说有700人应邀参加了，全是日本人。而清洗的顺利进行更是让裕仁双喜临门:一批经过挑选并给予补偿的前萨摩和其他藩属一派的将领自动辞职、总共2000名军官被革职，一开始约八万士兵退伍；第13、15、17和18师团宣布解散，但许多中队和大队在长洲派长官退伍后被分配到到其他师团——有趣的事不但没有暴力冲突，连公开的抱怨声都没有。陆军有了新机械化运输队、每个步兵中队的机枪班、探索现代武器的研究队、新的谍报分支、2个新建航空联队、一个防空联队、一个5500人的坦克兵团，以及几个新设的专门军事学校——如神奈川的通信学校、千叶的教授化学战和生物战的习志野学校。同时，为了在将来动员的每一个男子都能发挥作战技能，还都强制要求训练6周，并组建了一支1200名教官组成的陆军教导团，他们被安排到主要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负责给学生反复灌输军人精神、训练他们列队操练和使用军刀和步枪。就这样，裕仁不但让陆军现代化和战斗力得到了提升，还趁机大换血在军队换了不少忠于自己的嫡系。

1925年，中华民国的第一任领袖孙中山去世，留学过日本还在日军服过役的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接班人，并开始北伐中国各地军阀并所向披靡。为此，裕仁等人认为蒋介石是值得支持的，并先后向蒋介石派了一批顾问（据说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的创办也是得到日本顾问的帮助）。

1926年圣诞节清晨，47岁的大正天皇突然中风去世，当时裕仁大约2小时后才抵达皇宫。按照仪式，他向先祖宣告他当上了新天皇，并按照惯例抚摸了相传传承了上千年了三把神器:绿宝石、宝剑和青铜镜。他选取了“昭和”作为他的年号，这个词取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从此，大正的时代已经过去，日本迎来了昭和时代。

昭和天皇此后一直深居简出，每年只外出二十多次，如参加游园会、召集议会、参加陆军和海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检阅舰队和视察陆军演习。他选了一个大房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办公室，并在墙上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和贝当元帅、威尔士亲王和比利时皇储的合影，还在神龛旁放了拿破仑和达尔文的半身像。当时按传统在喜庆日送海鲜互相道贺是很正常的是，结果别人送了一箩筐死鱼给他，喜爱生物学的昭和天皇大发脾气:“当我看到一条鱼在我身边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才更有庆贺意义，这种没有意义的陋习必须废除！”以后这种习俗废除了，只不过昭和天皇以后在这个节日依旧给母亲送鲜鱼，而且皇族亲王们如果送他一条稀有品种的活鱼可以让他高兴。

更有趣的是按照惯例，天皇穿的衣服只穿一两次就赠给家臣，昭和天皇觉得这样太浪费了，没有这么做。

昭和天皇的生活非常规范，他习惯于6点起床，刮脸穿衣，向祖宗祈祷，然后如果还有时间他会在室外慢跑或散步思考。7点他回到屋子里和良子皇后吃早餐，通常都是麦片、鸡蛋、熏肉、土司和咖啡等西式早餐。

吃完早餐后昭和天皇会来到那间放了拿破仑和达尔文雕像的办公室读侍从已经准备好的报纸，其中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英文的《报知新闻》。然后他会接见他的顾问，如果有什么阴谋在酝酿顾问会用文字提醒他。

接着，昭和天皇会开始一天的工作，先讲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叫进来，讨论最近的陆海军军情和近期将会请求觐见的军人名单，以及当天已经计划好的军事召见中应该强调和回避的要点。然后，昭和天皇把侍从长珍田舍已召来讨论文官的觐见。最后，如果陆军参谋总长或海军军令部部长其中有一位行使要求直接觐见天皇的权利，裕仁就会在当天计划好的接见开始前先就一个紧急的陆海军事务会见他。

从10点左右到下午2点，除了12点半休息一会吃午餐昭和天皇会连续接见一批大臣和官员。其中许多觐见，只是与应酬有关的话昭和天皇只是向来客问好，他提交正式的奏章后然后就叫他退下。如果和亲信或亲近大臣见面的话昭和天皇会见按老规矩听他奏事，完后会频繁提问引导上奏人了解他个人意见和关心所在。在接见军人时侍从武官长也会在场，但按照明治天皇时的习惯一旦有人提及人事问题，侍从武官长就应该立刻退下（据推测，明治天皇听说日俄战争时期沙皇的军事副手经常出售沙皇已经慨然应允的军官晋升消息，故立下这个规矩）。为此希望和天皇密探的觐见者总是故意谈起人事问题，不过这也有遭到拒绝和令天皇不悦的风险。

如果工作允许，昭和天皇每天2点——4点进行锻炼，主要是打高尔夫球，还会跟心腹讨论总体局势和计划。4点钟时，昭和天皇入浴，也就是所谓的“御风吕”（意思是脊柱上的荣誉之风）。洗完后昭和天皇穿上和服，回到办公室。在内大臣牧野放在桌上的二十多份公文盖印或签名。大约6点钟，他就要结束一天，回到寝宫和良子皇后吃晚餐，然后把夜晚的其余时间交给良子皇后，或读读书、写写日记，或从事生物学的研究。

昭和天皇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程序，不过在星期三枢密院开会有所变更。枢密院成员包括24名由昭和天皇指定的贵族加上内阁大臣和皇族亲王组成。枢密院的职责是审议条约、议会休会期间颁布的天皇赦令，审议天皇向其提交咨询的任何问题。昭和天皇常常参加星期三召开的枢密院会议，因此他总是设法使第二天的日程尽量多一些空余时间，以便考虑和实施枢密院向他提出的想法。星期五他为周末清理脑子，主要接见获奖学生、体育健将和外国大使。

星期六昭和天皇埋头于生物学的业余爱好。他是个优秀的博物学家，真正善于观察，有进取心且知识渊博。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实用工具，是一种必需的战争工具，他知道这是日本所缺少的工具，他也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组建的推动者:一大批从前当过昭和天皇导师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得到天皇鼓励进行战争研究，1939年可能就能产出医学界最致命的雅司病、脑炎、肉毒中毒病和淋巴腺鼠疫等最致命的毒剂。1940年这些细菌武器开始被反复投放到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在日本农村实验室里发现大量储存的病毒和细菌。昭和天皇自己于1927年亲自研究一种致命病菌，还在花园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每月的初一、十一和二十一，在一年的24个例行节日，昭和天皇抛下一天的工作要去主持宗教仪式——这也是为数不多昭和天皇身穿丝质白袍而不是军装或西装的时候。

而且据说日本和蒋介石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日本同意从国民党中清洗共产党，日本提供所有的技术和经济支援，然后把蒋介石确立为长城以南的中国统治者和日本的盟友，也包括被西方人渗透多年的上海，长城以北的中国省份如东北和蒙古将由日本控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将五千名共产党员斩首示众，18日蒋介石在北伐收复的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史称“南京政府”，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为最高领袖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武汉国民政府”。而且东北并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下，而被张作霖的奉军所控制。日本又希望扶植张作霖成为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索性坐看张作霖和蒋介石大打出手，谁打赢了就支持谁。只不过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了昭和天皇和他的大臣预料:1928年5月，北伐军打到山东半岛，日本在山东有租界，这一举动让日本感到不安，于是开始向山东增兵。为了让日本介入更加“正当”，一名日本特工在日军驻地附近开了一枪，日军装作受到了攻击，立刻在就近屠杀了七千名中国人，并威胁张作霖:要么撤回东北，要么与日本开战！张作霖无奈地选择了撤退，但昭和天皇和他的大臣试图借此机会直接派军队解除奉军的武装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却在这时收到了美国的警告:不要在没有跟列强商议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为此日本高层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田中首相拍了一份电报给关东军参谋长，宣布撤销解除奉军武装的行动，昭和天皇试图借此控制东北的计划彻底打了水漂。

对此昭和天皇大为火光，决定刺杀张作霖来泄愤，同时张作霖的大儿子和接班人张学良还很年轻，又喜好吸食毒品和玩女人，昭和天皇等人希望一副花花公子模样的张学良上台后能更好的操控，于是计划就这么出炉了:日本特工在张作霖列车必经之路上安装了炸弹并成功将张作霖给炸重伤，不久死去，但本来试图嫁祸给土匪的计划落空并让张学良所得知。日本对张学良而言有着杀父之仇，自然更不可能靠向日本，于是不久之后宣布归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奉军被改编成“东北边防军”（又称东北军），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昭和天皇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1929年6月28日，昭和天皇召见田中首相并假惺惺地问他张作霖案是否得到解决。田中却委婉地表示拒绝举行天皇要求的假审判，而在设法告诉公众:他的调查已经通向皇宫的禁门。昭和天皇很恼火让田中退下了，还对心腹声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当田中得知此消息后不由得哭了，并数次请求觐见天皇却每次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田中只好被迫辞职，从此以后日本首相再也没人敢公开违抗天皇。三个月后的9月29日清晨，田中死了。

但昭和天皇依旧没放弃夺取满洲，他在一年前就委派了年轻的军事天才石原莞尔制订一个夺取东北的计划，石原的计划详尽无遗又富有想象力，预计到所有军事偶然事件，并很有风度地就政治策略提出了许多能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偶然事件的建议，令昭和天皇非常满意。

1931年6月初石原莞尔接到天皇征服东北的秘密指示，开始积极的准备起了这场计划，而且一旦失败:这只不过是日本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下克上”行为，与日本政府“无关”，况且此时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当中，军阀林立，共产党在内陆展开革命，张学良将主力集结到北京一带，自己在北京的医院治疗鸦片瘾、边境空虚，正是日本入侵的大好时机。

9月17日晚，关东军自导自演炸毁了自己在东北所以的南满铁路一小段并宣称是中国人所为并对东北军开火，并很快就占领了奉天城，还把奉天作为关东军的司令部，东北军很快就撤退关东军只有2人战死。

日本的表演骗过了很多国家，他们基本都以为是关东军被“挑衅”后“擅自”行动，纷纷呼吁双方冷静并保持克制。当时不知情的日本首相还觐见天皇时提出要政府制止关东军的行为，但昭和天皇一方面答到:“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完全得当的。”另一方面又要求内阁和民众支持这场战争，内阁最终于9月23日上午投票通过了军队的调动活动经费，而作为陆海军最高统帅的昭和天皇签署了朝鲜驻军进入东北的命令（不同于现在日本自卫队的最高统帅是首相，当时军队最高统帅是天皇，就跟现在的泰国国王一样），一路势如破竹。不过，为了避免来自列强的谴责甚至制裁，日本打算扶植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傅仪为他们的傀儡。9月30日，一名年轻的日本关东军翻译在日本天津租界拜访了傅仪:在这个租界日本政府多年来支付了他的水电费，使他能在租界过得还不错，如今他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只不过傅仪有些举棋不定，没有马上同意，最后失去耐心的日本人决定吓吓他:首先他们故意放出张学良要刺杀傅仪的风声，然后时不时让他收到一些老朋友的报警信或者威胁电话，又把两条不会咬人但样子可怕的蛇放他床上，11月8日还在被人送他的水果里藏了2枚炸弹，好在被日本人派来游说傅仪的女特工川岛芳子“发现”并叫来宪兵把炸弹搬走，晚上又在租界制造了一系列骚乱和治安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10日傅仪终于同意前往东北，并被锁在汽车行李箱里偷运出了租界，在英租界上了船，于第二天在东北日占区上岸。1932年3月，傅仪成为新成立的傀儡国满洲国的执政，而不是皇帝。

为了把满洲国牢牢握在手心，日本人模仿他们自己的幕后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复杂的复制品:在幕前坐着一个满洲本地人的部长内阁，其中每个人都是一名日本人副部长和一个日本人秘书班子的傀儡。幕后坐着傀儡傅仪，由日本秘密警察“保护”起来，同时傅仪也是满洲国国民自卫队名义上的总司令，但这支军队的军官都是日本人，被关东军雇佣为劳动力。关东军司令向参谋总长、天皇的叔祖父闲院宫报告，秘密警察头子向东京的秘密警察首脑报告，闲院宫和东京秘密9警察首脑向天皇报告。

正如一个在满洲国长大的日本人所说，这个傀儡国组织得“像一个模仿艺术建立的微缩花园”。就是说，每一从灌木都经过仔细的挑选、修剪、遏长和控制，给人一种天热树林美的幻觉，每个机关和设施都布置得像一个职能部门，掩盖一个事实，就是真正的主导者是日本人。

2个月前的32年1月5日，当时还是大佐的板垣征四郎前往东京向天皇报告:中国的抵抗的脊柱已被敲断，剩下的只是例行的扫尾作战。8日，昭和天皇再次遇刺:他前往东京郊区参加一次军事检阅，一名来自上海的朝鲜人刺客打算在路上用手榴弹把天皇炸死，可惜失败，他也当场被警察逮捕，几个月后警方声称刺客已经被判处死刑。许多人以为主管警务的内务大臣应该为部下的粗心大意而破腹谢罪，但内务大臣只是走过场般的和内阁其他人向昭和天皇提交了辞呈，昭和天皇看都不看就要求全体留。为此，一个中国记者在文章里对刺杀未遂表示非常惋惜，被《民国日报》等好多报纸刊登出来，为此日本特工趁机经过三周鼓动成功将此事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

随后板垣征四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上海的日本方面负责人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女间谍川岛芳子， 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四项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虽然上海市长已经宣布接受日本要求，但是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国答复，日军海军陆战队就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导致武装冲突爆发。

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1月29日，中国驻国联总代表颜惠庆受国内指示，在国联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就日本进攻上海提请国联关注，并联系到东北事件，主张国联章程第十条（关于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条款）和第十五条（关于联盟理事会对有断交之虞的纠纷进行审查的条款），应适用于日本的对华侵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军队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

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在凯莱的居间调停下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出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日军约7.7万人参战：参战部队有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

中国军队参战兵力5万人，参战部队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张治中的部队）。

据中方战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共毙伤日军10254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

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不过，这也确实达到了转移列强的目的:日本人“恭顺”地把主力撤出上海的举动让国联调查团普遍倾向于接受满洲国以换取上海的和平以此平息事端。

此时的良子皇后已经给昭和天皇生下3个女儿，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这对于那时重男轻女观念很重的日本而言这意味着天皇缺乏“男子气概”，纷纷要求天皇纳妾。昭和天皇对此不以为意，一种说法称他觉得就算生不出儿子还有兄弟，另一种说法称他早在1931年春季将自己一试管精液经过培育被用于一些贵族女性身上做人工受精，其中一个于1932年初生下一个小男孩，而且不公开:如果未来良子皇后还是没生出男孩，就公开这个孩子的存在并声称是昭和天皇年轻时失足的产物；如果良子皇后生出了男孩，就把这孩子养起来。

不过，为数多得惊人的贵族女性都声称愿意帮天皇传宗接代，一个委员会从中精心筛选出3名候选人并将她们的详细资料送到天皇办公桌上。昭和天皇办公时看到后对于这个就和那些他不想批的文件一样，不直接退回而是把它压在那堆文件底部后不管了，直到这批文件被侍从拿走（据说自从明治天皇起天皇都是这么对不想批的文件的）。

1933年3月良子皇后怀孕了， 12月23日孩子呱呱坠地，这次终于是个男婴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明仁天皇。

根据资料显示，那时的日本有向北方扩张最后打苏联的“北进派”和夺取丰富资源的东南亚的“南进派”两个派别，其中天皇本人是南进派，因为南方有日本更需要的资源而且比起寒冷的北方更能吸引日本人移民，但向南必定触及到列强的底线甚至引发与英美的战争，而北进派则认为与苏联开战风险会更小。

同时，天皇的定位引起了日本很大的争论。几十年前德川幕府将大权正式还给明治天皇后，伊藤博文等人模仿德国制度将天皇定义为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立宪君主。几十年来有的人认为，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或机械组成部分，这种说法被称为“天皇机关说”（据说昭和天皇自己是支持天皇机关说的），也有很多人认为天皇时至高无上的，要求天皇从幕后站到前台，必要的话可以把宪法搁置起来。

1933年7月25日，陆军军事法庭关于谋杀了当时日本首相犬养的11名陆军士官学校学员的审判正式开庭。法官给他们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些受天皇崇拜影响很深的学员慷慨陈词说日本是个独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天皇不是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天皇存在。一名新任陆军少尉当众说:“我们要求天皇亲政！”

24日也就是昨天，海军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另外10名罪犯，其中10人中的领袖古贺大尉说:“国家的状况到了这种地步，非流血不能有所改善。”三上少尉说:“我们的革命旨在带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由于我们意在建立天皇的直接统治，我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另外一名少尉宣称:“如果国家建立在天皇与臣民一体的原则上，我一生的心愿就完成了。”向犬养首相开第一枪的那名海军预备役军人说:“我感到遗憾，但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被供奉于国家改革的祭坛。”

对于这种说法，日本大部分民众反应良好，特别是天皇直接统治的想法，激起了动人心弦的反响。一份要求宽大处理的请愿书有35万7千名爱国者签署。不同法庭上的军人收到了十一万多封来信，提出同样的要求。甚至有人剁下小手指泡在酒精里寄给荒木陆相，并附上一封信，称那些被告“虽然犯了法，但其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声称那些刺客在最深远的意义上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

在这些审判的尾声中，那些陆军士官生于1933年9月19日被判处4年监禁，而在35年获释。那些海军军官于33年11月9日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只有3名首犯服了几个月徒刑。

1935年5月21日，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来到皇宫觐见天皇并要求天皇重新考虑其全盘的国内计划，并奉劝兄长脱下作为政府一个机关的伪装，撕掉皇座四周的帷幕，对全国进行直接的指挥，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将宪法搁置起来，而天皇拒绝了，据说两人激烈地辩论了一番。不过，似乎天皇也部分听取了弟弟的建议，对一位廷臣说:“我会保留在大事上治理国家的绝对权力，不断保持对总体趋势的把握。至于搁置宪法，那会破坏明治天皇建立的体制，是绝对不予考虑的。”第二天，天皇派两人去和秩父宫谈了两个半小时。

此时的日本北部早在1934年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饥荒的蹂躏，而陆军就是从那里招收最强壮的新兵，而且饥荒和贫困导致大量人口迁入城市，1932年受契约约束不得不从北部农村来到东京工头手下工作的女孩为12108人，1933年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多，高达58173人，其中19244人已经订定契约当保姆，17260人当了工厂的工人，5952人成了酒吧女郎，5729人打零工，4512成了普通妓女，3271人成为卡巴莱女招待，只有2196人由于长相最漂亮得到了相对体面的职业——艺伎学徒。昭和天皇曾派侍从官去视察受灾严重区域，并赐语慰问。他曾协助向三井卡特尔施压，使之建立一个千万美元的慈善基金，对无依无靠的农民进行再教育，但他未以个人的名义，或代表政府，采取任何重大措施去缓解农民的厄运。

以至于一年多前的1934年2月8日，当侍从武官长本庄告诉天皇:北进派正在活动，陆军中仍有很多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天皇问，那些发誓服从命令的陆军官兵，特别是承认自己怀有天皇直接统治的信念一派人，怎么会想到制造骚乱，或对政治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呢？本庄回答道:“对政治抱有某种程度的兴趣，是一名军官的可取之处，因为他的职责是向其农民部队灌输政治操守和爱国主义。”天皇很快就明白:对于大多数出身农民的中下层军人，自然会对农村的悲惨情况心生同情，并希望能够改善这一切，而军官自然会把这种思想传给他的下属。而且正如《菊与刀》所写的，天皇那时对那些军人而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信仰的所在，而且天皇长期以来都给人一种立宪君主的感觉，总是深居简出，更不会公开发表有争议性的讲话，为此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知道天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总会不自觉地把天皇想象地无比伟大、仁慈、公正，那些军人虽然对高层有许多不满，但他们却一厢情愿的以为“天皇是被那些国贼‘蒙蔽了双眼’”（其实天皇在皇宫对此一清二楚），被架空了（其实天皇才是幕后的掌权者，硬说的话台前的首相更类似傀儡），他们要“清君侧”，除掉那些国贼，帮助天皇模仿当年的“明治维新”来场“昭和维新”，清除掉那些国贼（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天皇的亲信），建立更有利于下层人士的政策，建立天皇的直接统治，必要的话就修改宪法。这些人被冠以一个称呼:皇道派。

1935年6月6日，天皇签署了作战命令，并发给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6月10日蒋介石不战而屈服了，派何应钦为代表会见了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签署了一份文件，被称为《何梅协定》。

根据这份协定，中国承诺禁止公民“怒视”日本军人，并把华北大部分区域的除平民警察部队外的所以权力交给东京批准的代表。昭和天皇和他的亲信们希望利用这个协定把华北分裂成几个自治区，每个自治区由一个听命于东京的傀儡政权统治。然后，通过日本经济顾问与军事顾问的渗透，华北的劳工、原料和铁路，都被整合到总体的“日本帝国防御结构”之中。日本的空想家想当然地说，这个地区的互利互惠的中日合作的榜样，将使中国其他地区同情日本，并会为针对西方的中日同盟铺好道路。

只不过，中国遵守《何梅协定》的做法纯粹是形式上的:当地人按照要求，对日军微笑，但以委婉的借口不给日军任何协助，导致这一计划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本地人作为傀儡而失败。1935年9月20日，日本对蒋介石提出“日本对外三原则”:南京必须协助控制华北的反日运动；必须跟满洲国和日本签订一个文化协定；必须跟日本一同作战，对付华北的共产党威胁。还有一个秘密“原则”，是口头传达的:“讲中国的权力集中在南京城既不必要也不可取。”蒋介石拒绝了，而昭和天皇得知后再次开始战争准备。

不过，昭和天皇对国内的不满声越来越感到芒刺在背，他和他的亲属觉得，只有一次公开的叛乱才能使国家蒙羞，才能为彻底清洗不满分子提供正当的理由。首先，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通过4名皇道派成员亲自跟进他们的计划，那4人是他在士官学校的同窗，一人被处死前给家人写信道:“秩父宫告诉我:‘政变到来时，我要你率领一个中队，当你们从营房出发时，邀请我来给你们送行。”天皇2名叔父也常与他们谈话，并对他们的不满表示同情，天皇的间谍却已经把他们的举动按时像参谋总长闲院宫报告。

1936年2月26日凌晨2点，在距皇宫20个街区的麻布，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兵营响起了起床号，皇道派的军官对部下慷慨陈词，要求大家一起“诛灭国贼”、“清君侧”，反对者也发表了几句警告，但士兵们对此回应特别积极，凌晨3点半1359名士兵加上91名军士。觉定追随已经叛乱的那2名大尉、8名中尉和11名少尉。到了凌晨4点他们全副武装地出发了，兵营里留下了大约8500名官兵。

就连驻扎在皇宫的近卫师团所辖第3联队第7中队给跟着造反了，只不过这些官兵不知道自己在造反。他们的领队，秩父宫的朋友中桥基显中尉告诉他们要去明治天皇的神宫参加宗教仪式。13辆卡车正在等着运送前卫部队，3名见习医务兵随队行动。

4点半他们已经控制了国会、陆军省、参谋本部机关、警视厅、土地调查处、内务省、拓务省，甚至包括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机关。在造反部队的控制范围内还有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陆军大臣、陆军次官、外务大臣、外务次官、内务大臣和首相的官邸。

5点前，他们在山王饭店设立了指挥部，把包括两三名西方人在内的宾客叫起来并礼貌地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在城内的其它旅馆和饭店为宾客们寻找新的下榻处。在陆军大臣官邸，他们向川岛陆相通报了自己的到来，接着由于陆相借口患了重感冒需要睡眠，便没有打扰他，直到7点陆相起床跟他们谈判。在东京警视厅，他们只是跟值夜班的警察混在一起，并把外面的警卫增加了一倍。

在参谋本部，现任作战课课长石原莞尔和几名同僚已经收到叛乱迟到的警告正在开会。大约在5点石原从办公室冲出来枪击了一名在外面放哨的叛乱卫兵，然后上了官车疾驰而去。

但对于那些“国贼”而言，他们可没有这么客气:凌晨5点5分，在秩父宫友人近卫师团中桥基显中尉率领100名官兵包围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家，此人81岁，不修边幅、满面胡须，是日本金融的“圣诞老人”，一名出色的异端经济学家。在击伤外面站岗的警察后中桥中尉闯进老藏相的卧室掀开他的被子，高呼“天诛”。当高桥睁眼时，中桥对他开了3枪，为万无一失，又刺了他2刀，他当场一命呜呼。

同时，1名中尉和3名少尉率领200人包围了信任内大臣和前首相的家。他是海军大将斋藤实子爵，77岁。这个老于世故、脾气温和的老人在熬夜后睡得很死，前一夜他在美国大使馆跟格鲁大使和夫人一起观看了《淘气的玛丽埃塔》这部电影。

听到年轻军官冲进屋内的声响，子爵夫人急忙爬起来，及时对他们说“请等一会!”等到年轻军官撞开门后，子爵已经醒了，穿着和服睡衣站在妻子身后，3名军官几乎同时对他射击，子爵夫人哭着扑倒尸体上抱着不放，年轻军官无法她拽走，便把武器塞到她身下，歇斯底里地把更多子弹射入尸体。后来据他们描述他们还想割断老人喉咙，但由于子爵夫人妨碍没有做到。根据统计，子爵身体里嵌入了47颗子弹，夫人双臂和肩部受伤。凶手们走出屋子时在前门停下，为天皇喊了三声雄壮的“万岁”。

第三队刺客由安藤辉三大尉指挥，袭击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的家。他们因为门口的小冲突耽搁了10分钟，冲突中他们打伤了站岗的警察，而且铃木侍从长前晚也在格鲁大使家里。安藤发现他在床上，和夫人躺在一起，便留下跟他讨论国策。侍从长耍嘴皮子不是泛泛之辈，他以谈笑款待安藤大尉高达十分钟。最后，在5点10分，安藤在手枪帮助下结束了辩论，他将3颗子弹射入68岁的侍从长体内。“我还能探到脉搏，”他对铃木夫人说道，“我要用刀结果他。”铃木夫人说:“如果你认为那是必要的，让我来干吧。”于是安藤“感到羞愧”，退出了卧室。

另外5名军官和300名士兵包围了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这里只有4名警察站岗，很快就被全部击毙，然后5名军官开始系统地搜索这个模仿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帝国饭店而建造的庞大建筑物。

73岁的首相毫无心思自救。“该开的都来了，”他悲凉地说，“何必如此惊慌？”然而他的侍女和内弟松尾传三大佐将他藏进了佣人区的一间盥洗室并叫他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接着，松尾大佐做出非凡的英勇之举，奔到附近的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他立刻倒在一阵暴雨般的机枪子弹之下，他的面孔变形了，几乎无法辨认。朝他开枪的士兵将面孔跟照片对比，在侍女暗示的作用下，断定他们已经杀死了首相。

早晨，秘密警察的警官渗透到宫墙一带被叛军占领的区域，跟士兵友好往来。在他们的调查过程中，他们从首相官邸的女侍得知首相还活着。首相的女婿和他的一名秘书前来为首相替身举行葬礼，首相则被转移到一间密室。前来哀悼的人赢得了同情，松懈了叛军的监视。

第二天早晨，其幸存的秘书把20名上年纪装扮成扶柩人的秘密警察领到首相官邸，还带来一副口罩和黑边眼镜。又饿又累的首相戴上这些伪装，加入送葬者行列。棺材从屋内抬出时，一名秘密警察假装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被放在担架上抬走，混乱中首相被匆忙塞进一辆汽车逃走了。

于此同时，一批批军人受到鼓舞，打算刺杀服侍了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代天皇且年事已高的西园寺公爵，但被警察驱散。在汤河原温泉，前任大臣牧野的他的外孙女和子躲藏在一家小旅馆。5点40分，一队造反者来到这家旅馆，在入口架起一挺机枪，对旅馆老板高喊要求交出牧野。一会儿，牧野的保镖开枪射伤了敢死队的首领河野寿大尉，但自己也被机枪子弹打成筛子，牧野一名护士和仆从也被打伤。

牧野带着孙女和其他客人和幕僚趁机从后门溜出了旅馆跑到了后面的山坡，愤怒的河野大尉下令将旅馆焚毁。当旅馆燃烧起来后，士兵们用机枪描准了他们所能看见的所有目标。

牧野跑着跑着由于体力不支一屁股蹲坐下来，以为火光会暴露他使他难逃一死，没想到士兵却一点也看不到他们。袭击开始后40分钟，牧野成功在山里逃走了。当消防队来灭火时，叛军带着机枪回到了兵营。

6点，那批杀死男爵的叛军在军事教育总监渡边将军家外跳下卡车并于机枪把门轰开然后冲了进去。渡边夫人在过道顶端碰到他们，要求他们报出部队番号。他们退下夫人冲进起居室一轮齐射杀死了渡边，一名少尉保险起见还用佩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上午晚些时候叛军还占领了五大机关的报社，捣毁了其中一家即保守报纸《朝日新闻》的印刷厂，但没有再杀人。

侍从武官长本庄于6点抵达内宫时发现天皇已经起床开始工作。天皇在接见他时说:“迅速了解此事，把灾难转化为好运。”本庄出于对叛军的同情，说:“青年军官只是想在天皇浩荡的皇恩义理之中找到一席之地，能够容纳其作为个人的正义感。他们希望能有一点清新的空气，容其理想在其中绽放。”7点川岛陆相起床去跟占领自己官邸第一层的叛军军官谈判，他们给了川岛一份宣言要求他一会觐见天皇呈递给天皇，而他们已在占领区内的墙上到处张贴了这份宣言的复本。他们还要求政府必须宣布天皇全面掌握权力，陆军必须摆脱派别活动，必须逮捕一大批人，并将一批军官开除，必须任命北进派的荒木将军为关东军司令以威慑苏联等等。

8点，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觐见天皇并说舰队正奉命从横须贺海军基地调入东京湾，只要天皇一声令下就可对叛军开火。不过他觉得应该组成一个新内阁对叛军稍作妥协，毕竟有些叛军是秩父宫的密友，对他们过于严厉是不对的。天皇对此委婉地拒绝了。9点，川岛刚与叛军谈判结束，觐见天皇时按照说好的拿出叛军的宣言朗读起来:

为保国粹而直接行动之申明

身为诸神之子孙，经惶恐之反省，臣等将心中只不平禀奏于天皇，臣等服役于其最高领导之下的唯一永恒之神。我国之精粹，首在完善一体的单一民族之进化过程中，次在包容自家穹隆下之全土。我无比优越与自豪之国粹，自神武天皇立国，至明治复古之社会变革，已成体系发展，得精心培育，如今我们又已进入新时代之多事之秋，此时我们面对许多异国土地，必须朝一种新的启示前进并取得明显的进步。

虽面临困局，却有各帮怯懦之虐待狂在我们中间如毒菌般涌现，而我们沉溺于自私的欲望与利益。我们容许肤浅的形式主义冒称君主之神圣；我们阻碍全体民众之创造性进化，致使其在苦恼与悲惨中呻吟。日本为外国之麻烦所纠缠，听任潮流之摆布，成为外国之笑柄。政坛元老、陆军派阀领袖、官僚、政党等等，无不充当此国粹毁灭之首脑……三月事件及伪学者、伪共产党、叛逆宗教团体之流之特殊利益，全在黑暗阴谋中网络交织，虽出于无心，却树立了一个最明显的坏榜样。普天之下充斥的血腥和暴力的罪行，使我们来到一个只能以流血来聊表义愤的关头。“血盟团”先驱之自我牺牲……；“五一五事件”之火山喷发；相泽大佐挥剑之寒光一闪——此诸公之所为确为有理，其理令之泪泣。

即便在此最后之时刻，还要有多少次，鲜血在大地流淌，方能引起一点点反省和忏悔？一如既往，我们依旧虚度光阴，为私心贪婪与追逐权位寻找另一出路。苏联、中国、英国以及美国，在当前爆发之时，都欲吞噬吾诸神之国土，毁吾文化及祖宗之遗产，犹若千钧一发。此岂不明哉？火中岂能无光耶？

诚哉，国内外皆大为动荡。奸臣以谬议伤我国粹之元气，掩蔽君主之圣辉，阻碍王政复古……值此之际，第一师团适闻派遣海外之皇命……臣等无奈，只得回首瞻顾国内局势……尽已之所能，我辈及志同道合者流，必须担负匹夫之责，冲破内门，斩下宫中叛军逆贼之首。虽卑居侍从之位，臣等现取正道，自充君主宠信之尉官。我辈之行动，若以我辈之性命与荣誉为牺牲，亦无法动摇我辈之决心。

我辈在此同忧共愿，借此机会，团结奋进，犹如一人。为灭逆贼，伸大义，保国粹，明心志，我辈献出自身圣土赤子之心，由此不惜以肝脑毁于火中。

我辈恭祷天照大神及祖先，驾灵翅翱翔，在我辈事业中赋予冥间助力及超视慧眼。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昭和天皇对此冷冰冰地说:“不管他们的借口是什么，我都不高兴。他们玷污了国家，我要求你，陆军大臣，迅速将他们镇压下去!”

川岛想为那些叛军寻找一点点象征性的安抚，但天皇禁止他向那些他转述来自天皇的任何同情和理解的信息，只要他传达，天皇已经知悉了他们的意图。

最高军事会议的所有将领，那些人相信自己在途中不会遭受自己陆军中的叛军骚扰，又急于向天皇表忠，于是一大早就来到皇宫。天皇向他们强调:陆军必须镇压“这些暴乱分子”；否则，他会把海军找来，或者亲自率领近卫师团上。

中午，川岛派人去给叛军传话，说:“天皇已经得知了你们的意图；陆相承认你们动机的诚意；最高军事会议已经开会，决定维护国家的威信。”这个信息让叛军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曾一厢情愿地以为天皇一定会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说如果注定要徒劳无益地死去，他们将死在街垒中，战至最后一人。

下午就这件问题，枢密院、内阁（内务大臣暂替为代理首相）和最高军事会议开始讨论，最高军事会议打算给叛军一道命令:“你们希望引起天皇陛下的注意，你们已经成功了；你们希望看到国粹发扬光大的真诚愿望已得到关注。根据1935年财务年度的国防计划，你们要跟你师团的其他部队一起，担负卫戍东京的原定任务。”

枢密院也就究竟是由天皇直接命令造反者解散为好，还是宣布戒严把镇压的责任留给陆军为妙。按照要求，天皇为了保持自由讨论的表象，用心聆听，却一言不发。不过，他每隔二三十分钟就会召见本庄侍从武官长，问:“陆军是否已经镇压了那些疯狂的暴徒？”最后枢密院一直建议:陆军虽然不情愿，但应该实行戒严。

下午3点第一师团的官兵按照最高军事会议的命令占领了防御阵地，而其造反的战友没有加入。当晚，待在陆相的5名叛军军官跟不下7名大将进行了谈判，其中包括林、真崎、荒木和寺内。可叛军依旧没有妥协，还加上一条:不能称他们为“叛徒”。

当晚，内阁辞职了。晚上9点按照国难后的常规姿态代理首相后藤代表内阁全体成员递上了内阁的总辞呈，而天皇照例会驳回:“忠心留守各自的岗位，直到和平和秩序恢复。”

不过，被凌晨那一系列刺杀吓坏的大臣在凌晨1点递交了个人辞呈，天皇只得接受，但他命令每个大臣“仍然负责政治事务，直到新内阁组成。”他无疑被这件事搞得筋疲力尽。

由于熬夜，第二天也就是2月27日天皇吃完早餐才来到办公室前，并对等候在此的本庄侍从武官长一顿训斥:“如果你那些骚乱的暴徒不立即开始尊重军部的命令，我能看出我不得不亲自前往街垒了。”

本庄回答说:“直接行动小组的军官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调动天皇的部队。这一来，他们直接侵犯了陛下的最高统帅权。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但他们如此做的心情值得加以考虑。他们完全是为爱国的信念所动，自认为是代表国家而行动。他们在心理上容不下向陛下施压或妄用陛下君权的想法。”

不一会儿，天皇把本庄叫来，说:“他们杀死了我的股肱老臣。那些狂暴的军官无论如何不能得到我的原谅，哪怕就其心理动机而言。搞垮我最信任的臣属，如同想用丝带勒我，把我的脑袋闷在柔软的棉花里。”

“毫无疑问，”本庄承认，“杀死和伤害老臣，乃是最残忍的暴行。但尽管这些年轻军官思想混乱，不明事理，但他们相信，他们是为国家而行动。那是他们的理想。”

天皇摇头说道:“侍从武官长，难道你不承认，他们的行动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感情用事和自私野心？”本庄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天，还有一件事令天皇焦虑不安，即陆军镇压行动小组的努力没有取得得任何效果。他告诉我:‘朕要开始担任近卫师团的指挥官，亲自镇压叛乱者。”

整整一天，全国都处于焦灼的等待之中，中间固执的天皇召见本庄不下13次，问他陆军是否已经行动。川岛陆相和其他陆军大将忙于在皇宫周边以北的秘密警察大楼建立的一个戒严司令部里的后勤工作。上午10点半，近卫皇家卫队占领了叛军阵线西北边缘的阵地，第一师团的忠皇部队沿着西南缘和东南缘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同时秩父宫的火车于下午5点17分开进上野车站时一名侍从官和一支强大的警察卫队来迎接他。然后这支车队一路鸣着警笛把秩父宫送到了皇宫，接着私下与天皇共进晚餐。

2月28日下午1点钟，那些叛军军官的保证书送到了本庄侍从武官长手上，说如果有一名侍从官走出宫墙，见证他们按正规仪式切腹自杀并将之向天皇禀报，他们就会全体切腹。本庄立刻向天皇奏报了，可愤怒的天皇冷冷地说:“如果他们希望自尽，他们尽可以自得其乐地去干。要给这种人派一名皇家见证人，想都不用想!”为此本庄记载到:“我在天皇身上从未见过如此的严厉与愤怒。”

陆军领袖为天皇驳回自杀的提议而大吃一惊。下午3点参谋次长杉山觐见天皇时说存在一个误会，造反者并非期望一名皇家见证人去看他们自杀，他们只是希望会有一名侍从官在事后看一下他们的尸体，以向天皇奏报，他们是否以正确方式执行了切腹仪式。愤怒的天皇再次驳回了这项提议。听到这个消息一名叛军军官悲叹道:“可是就连飞机失事也要奏报君主啊！”杉山返回天皇身边用了近1小时使尽弄臣的哄骗之策，力图使天皇更加宽容，最后他在一条门道躺下，叫天皇从他身上踩过去，天皇则从他上面垮了过去。

下午4点半杉山和戒严部队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召集了不下于23491名士兵和350名军官准备镇压，但他禀报天皇由于时间已晚不能当天进攻，但他承诺明早第一件事就是发动进攻。天皇生硬地叫他们退下，召来本庄侍从武官长，谴责陆军领导总体抗命:“有谣言说，陆军是属于天皇的。又有谣言说，陆军故意拖延，以增强这件事的分量。”

“在过去几小时内，”本庄回答，“人们一直在说，在目前局势下，陆军对于遵循天皇圣意时态度暧昧的，他们说陆军有意建立一个军政府。这种议论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无视陆军为迅速而和平解决事变做出的真诚努力。”本庄后来在日记写道:于是我向天皇申诉说，公众对陆军误会的氛围是残酷无情的，令官兵们无法忍受。那一刻，我未控制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天皇走出房间，一语未发。

过了一会儿，他召见我，说道:“你，侍从武官长，，向我吁情，理由是陆军遭受了不公正的批评，而你吁情时却流泪。但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事变不迅速解决，接下来将会是动荡的局面。三天过去了，政府的状态仍未恢复。外汇几乎停顿，银行很快就可能发生挤兑。不安正在京城外传播，存在造反的危险。第一师团的忠贞分子也可能加入他们战友的行列，那些人杀死了我的肱股，对元老重臣干了最残忍的事情。因此我允许你，侍从武官长，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你自己不同的意见和感情，然后我要求你使这个局面得到立即的解决。”

本庄本来应该对天皇有关军事事务的所有意见承担正式的责任。在过去，当这2人意见发生分歧时，天皇或者哄诱这位老将军就范，或者自己稍作让步。现在天皇明确解除本庄的责任，要求他正式地公开表明作为持政见不同者的意见，还说他非常尊敬本庄，他不会再将本庄当成一名心腹了。于是本庄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一名大将说:“我想，既然皇命已下，除了行使武力以外别无他法了。”

陆军为了尽最后努力避免流血在当夜让广播车和无线电沿着叛乱外围反复广播:“不投降就灭亡。”轰炸机撒下传单，承诺宽恕军士和列兵；广告气球在黎明升空，请求他们为了妻儿的缘故投降。

2月29日早8点半，第一师团开始疏散平民，9点戒严司令官香椎广播道:“那些年轻的军官最终抡于被视作反叛者的地步。”10点当部队和带刺的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时，叛军士兵三三两两地向政府投降。中午，秩父宫的好友野田大尉自杀了，下午2点刚过所有叛军都投降了，其军官被秘密警察拘押。领导兵变的19名军官中有13人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大多数人在临死时都喊了最后一声“万岁”，其中有些人添加了一声嘲讽意味的“万岁”，这是为了令他们极为失望的秩父宫。几人喊道:“我把尸体留给你处置！”其中一人嚷道:“我恳求特权阶级的人深刻反省。”另一人平静地说:“大家似乎都在天堂的台阶上为天皇哭泣一万年，所以我也再为天皇喊一声万岁，再为我的帝国喊一声万岁。”

由于内阁集体辞职，天皇打算让德高望重的明治时期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爵推荐一个首相人选，西园寺推荐了出身高贵的近卫公爵担任首相。于是天皇于3月4日打算任命他为首相并授权其组阁。只不过近卫被之前一系列针对首相刺杀吓坏了，打算以健康为由拒绝。后来西园寺公爵又推荐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担任首相。

3月4日枢密院开会后建议天皇下诏在不给申诉权利的情况下秘密审判那些叛军军官，并尽快执行对他们的判决。3月9日广田被任命为首相。这段时间昭和天皇放弃了以前的锻炼习惯，穿着陆军制服在办公室从早待到晚，还把自己在国文上的正式签名从“大日本国最高君主”改为“大日本国天皇”，还考虑过撤销有士兵兵变的部队。同时，他批准了一份国防计划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以后作战计划其全貌只能由天皇及参谋本部的少数官员知道。之后日本的军费开销在接下来的1年里翻了3倍多，以至于财政赤字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从工厂定额到外汇都受滥印钞票和政府严密控制体制的操控。日本的陆军也由17个扩充到24个师团，那7个师团都是从预备役抽调的。

同时天皇打算趁机清洗大量皇道派军官，还于之前枢密院开会前的3月3日对西园寺公爵的间谍秘书原田说:“如果没有最近这次突发事件作为理由，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可让家丑外扬，所以我们这次被迫要把活干彻底，哪怕干到残酷无情的地步，也要把陆军打扫干净。”在3月到8月八千多名现役军官中的两千多人解甲归田，陆军战略智囊的一大半也随风散去——这种做法最沉重地打击了上层，因而为新鲜青年干才的最终擢升扫清了道路。

为了反对紧随着天皇最近的独裁措施而必然会冒出来的愤恨和政客与退伍军人的新同盟，天皇和他的亲信设计了一个方法能让天皇否决任何不听话的内阁。而且不露痕迹，使天皇看上去在此事中未起任何作用。每一届内阁都必须有一名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根据1913年的法律允许预备役担任这两个职务。由于只有现役军官受皇命约束，那么理论上首相就可以任命天皇不喜欢的内阁大臣。虽然天皇可以拒绝批准但却有失风度，不得不暴露党派偏见。5月初枢密院开会后向广田内阁建议修改法律，只有现役军官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这被内阁同意并很快被天皇批准了。此后天皇经常利用它来阻挠不如他意的内阁组建，或者干脆直接派军队“政变”推翻这个内阁（就跟现在泰国国王手段差不多）。大部分民众则礼貌性的忽视了真相，即天皇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是陆军的总司令。后来与1944年天皇任命一位退役的大将米内光政为海军大臣时，他只是打电话给海军人事局叫他们把他重新列上现役军人名单。

同时，日本在蒙古建立傀儡国的计划也惨遭挫折——早在1933年蒙古的德王就同意跟日本合作，还在白灵庙领导一个亲日蒙古政府，他在内蒙古77个部落或或“旗”中慢慢赢得了59个旗的拥护。1936年1月，天皇和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把整个内蒙古公开置于德王政府的计划，只要求活动经费不得超过几百万日元。

昭和天皇希望能够借此切断苏联进入中国的古通道，也能借此在未来的战争中孤立蒋介石。为此满洲航空公司的“独立志愿者中队”为提供了13架轻型飞机用于空中支援，满洲国电气公司给这些飞机装备了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南满铁路公司提供了150辆小车和卡车，关东军派了3名参谋作为德王的军事顾问还提高了价值180万美元的黄金。可惜惨遭失败，就连百灵庙也丢了。后来德王于12月10日弃绝日本而宣布效忠蒋介石时，大多数蒙古人都跟着他。

德王背叛日本前的1936年11月20日，昭和天皇在枢密院的御前会议上批准了日本跟德国的首次试验性结盟。11月25日德国外交官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跟天皇一名廷臣在柏林签署了了一份文件《反共产国际条约》。根据协议，日本和德国协调抵制共产主义，并附有秘密协议:每个国家在另一方跟苏联开战时都要在经济和外交上协助另一方。

不过这种做法违背了德国在其元首早年在《我的奋斗》里的雅利安原则，为此戈培尔手下的宣传机器早在2年前的1934年开始把日本人称作“东方的普鲁士人”。德国种族调查局表示:德日是可以通婚的，因为“大日本的血统本身含有跟纯日耳曼人民族血统非常接近的优越性”。对于德国而言这可以有助于德国国防军横扫欧陆时令苏联采取中立，对于日本而言这可以牵制苏联让其对日本侵华时采取中立。

后来广田内阁集体辞职，天皇最终于1937年6月4日任命了来自五公卿家族的近卫公爵担任首相并授权他组阁。近卫长期在枢密院担任议员，自1921年以来都是昭和天皇的支持者和亲信。近卫去广播电台宣布，要建立一个全国团结与和解的政府，军方、财团、官僚和政党都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说期待有朝一日日本帝国将会由一个磐石一般的单一爱国政党来治理。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包括各种异见派别的代表，同时成立了一个燃料委员会，配给供应和控制日本最短缺的军用物资:石油和汽油。

1937年6月9日，关东军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和梨本宫亲王给东京参谋次长和陆军省次官拍了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从我们对苏战略准备的观点来看，有鉴于中国当前的事态，我们认为最重要最可取的是，为了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要直接打击南京政权——当然，要在我们认为当时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进攻的情况下。

天皇在得到东条和关东军的支持后便推进备战的最后阶段，叔父东久迩宫在台湾检阅了为入侵华中进行训练的一些空军部队和步兵部队，另一个叔父则视察将被用于攻打上海的第十一师团，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从皇宫前往横须贺海军基地告诉那些军人:天皇期待每个人恪尽职守。

7月7日夜晚，一名日本兵短暂地离开巡逻队去小便，而指挥官以他被中国人劫持为由炮击了附近的中国军营。事发后中日两国开始谈判但蒋介石秘密将军队北调，昭和天皇则用运输船派更多援兵。同时首相近卫公爵则发表许多和平意向的讲话，故意给人一种军队自行其事的感觉。到了7月底，三个增援师团已经登陆，占领了中国全东北的主要火车站。7月16日到17日，意识到大事不妙的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中国的人团结起来抗击日本；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场被中国称为抗日战争的战争全面爆发。《庐山抗战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 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 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 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 胜利。

第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其它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蒋中正

1937年7月17日

天皇选择启动了已经是预备役的松井石根担任即将前往上海的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会讲中文，年轻时有幸和孙中山成为好友、信奉佛教。也是一名皇道派成员。

松井率领大约三万五千人于8月23日抵达上海。国军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作战，以至于日本人没推进一步都要迈向一座尸山。经过五天战斗之后，松井不得不让另一正规师团与数月前预先重新起用的两个后背师团增援。

由于附近有英美法军队存在奉命保护上海租界的本国侨民，所以松井推进是加倍小心的。穿军装的日本知识分子希望激起西方的干涉，几乎天天都像西方的海军陆战队和警察滋事挑衅，中国空军也有同样想法，以惊人的准确度轰炸两所最大的西方饭店，炸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

从一开始，松井缓慢的步伐让裕仁感到失望，他开始感到自己要更多亲自指挥战斗。那时他通过两种办法督战：总战略通过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来监督，细节战术通过侍从武官中骨干监督，他们为此经常在皇宫和离宫墙三百码的参谋本部作战科来回跑，所以师团级的行动命令必须由他签字；在完全成熟的方案送到他桌上前他喜欢参与战术审议。9月初裕仁要求在皇宫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以利于他亲自监督参谋计划。不过由于大本营要在御前办事挑选成员和礼仪制定是的11月中旬才出炉。 此后几周内一名作战部部长制订了像华中派出第二支远征军的计划，其任务是从侧翼包抄上海中国军队的顽强防线，并向南京突击。裕仁很快就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并于10月发出一道赦令，宣称日本正在释放他的军事力量，以“促使中国反省，并立即在东方简历和平”。10月末蒋介石也没有做出回应，于是四个半师团约八万人分两批按计划要在上海南部和北部登陆。11月5日6万多日军在胶州湾登陆，中国军队还蒙在鼓里。第二天清晨松井下令释放一些广告气球，让他们随着吹向海岸的风漂浮而去，上面挂着一条条假情报：百万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当时中国军队闻风溃散，坚守的中国军人也很快被从登陆点向北推进的第六师团击溃。

而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纳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在南京主要的教会、大学和医院区，留在城内发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居民，组织了一个安全区，一个一点五平方英里的非战斗人员区。撤离的中国政府向该区的外侨管理委员会交付了450名警察、一万袋面粉、四十万美元的现金和四百万磅大米。人们希望，中国平民能够在这个区域内躲避几晚，直到日本人完成了他们的占领并重建了法治为止。这种方案曾在上海试行，并受到日本人欢迎——松井曾自己出了近三千美元帮助支付费用。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此时已经造成7万日军伤亡，在攻下南京之前日军还要付出4万人为代价。而且在伤亡惨重的各前锋联队官兵被战斗的狂热逼得焦躁不安，部队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甚至常常由于酒吧斗殴演变成生死搏斗。当时《日本广知新闻》于12月7日一则消息可以看出一些影子，这则消息后来被收入中国初中历史教材:

两少尉竞杀数百名中国人，彼此难分高下

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同属驻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进行友谊比赛，看谁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前，能在白刃战中率先杀死百名中国人，竞赛已达最后阶段，两人难分高下。星期日（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得分为:向井少尉砍杀89人，野田毅少尉砍杀78人。

一周之后，《日本广知新闻》报道称比赛目标已上升到150人，因为裁判员无法判断哪一名首先砍倒了一百人。“向井的刀刃，”报道说，“在竞赛中稍有破损。他解释说，这是他把一个中国人的钢盔连同身体一起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声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早在12月2日，松井因为结核病发烧卧床不起，裕仁解除了他在战场上亲自督战的任务提拔他为华中战区的全权指挥官，并任命同为菊花家族的叔父朝香宫为南京军区司令官。

松井命令部队停下，在南京城墙外面三至四千米处重新集结，只让少数纪律严明的大队进城，确保对南京占领以“让中国人眼前一亮，使他们信任日本”的方式进行。接着，他讲其军团中的参谋召集到他的病床前，给他们发布一篇极不寻常的风纪训诫:

皇军进入一座外国京城，乃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将为世界所瞩目。因为不得让任何部队以纪律松弛之状态进城……进城之部队必须是为此目的经过有关师团指挥官特别挑选的。须让他们事先得知需要牢记的事项，以及城内的外国权益和利益之所在。绝对不许抢劫。必要时布置岗哨。抢劫或引起火灾，即使是出于大意，也将严加惩处。要派大量宪兵和辅助宪兵跟部队一道进城，从而防止不发行为。

朝香宫于12月8日来到前线，并得到报告: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围困在南京，他们准备投降。朝香宫的司令部发出一组命令，由他本人签署，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杀掉全部俘虏。许多人开始逃跑，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活下来后来继续抗战，剩下的约75000人困在南京。一名中佐说杀掉俘虏的命令是他擅自伪造，但这么大的事后他却并未受到军法审判，直到1945年6月死在冲绳。

据裕仁一位廷臣陈述朝香宫派往前线后，裕仁“放弃了娱乐和锻炼，对军事行动进行广泛而密集的监督”。到了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南京三天后，该城一百多万居民中已有近八十万溯江而逃，部队按照蒋介石两个月前提出的焦土政策开始焚毁可能会入侵者有用的所有郊外田园和房屋。

一天前的12月9日星期四，松井第九师团两个大队强攻到东南城墙一条堑壕防线内，松井派飞机散发传单，许诺他会仁慈为怀，并提出交出民政控制权的停战协议。星期五中午，松井两名参谋在东城墙山门外站了三个小时，结果没有中国人派出使者前来，朝香宫下令发动总攻。12月12日夜晚，南京终于陷落。到星期一凌晨，试图撤退的中国军人由于走投无路，便不得不脱下军装，请求尚未获得日本人认可的安全区的负责人即德国商人和美国教授们允许他们进入避难。天真的西方人解除了他们当中的几百人武装，向他们保证:日本人将把他们当作战俘对待，并让他们全部住进一所房间。其中很多人溜出了那所房子，混到安全区的难民当中。

根据多年后在被盟军占领的柏林找到关于蒋介石军事顾问加入德国大使馆的法尔肯豪森将军发报告说，那个星期一进入南京的第一批日本人态度是“非常得体的”。上午11点半，首次有报道说日本军队抵达了安全区，安全区委员会三名成员会见了他们，解释了安全区的宗旨。据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菲奇说:“他们没有表露敌意，但在几分钟后，他们打死了二十个见到他们便吓得逃跑的难民。”

那天夜里，挑选出来的少数守备大队和一些擅离部队的留在城里。上午已经进城的大批士兵遵命返回了第九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在城外的宿营地。他们带回了从城里抢来的十几名中国妇女作为慰问品。留在城里的巡逻兵见到户外的中国人就开枪，那些擅离部队的在南面的贫民区饮酒作乐，期间他们杀害了一家中的八个男人和男孩，强奸、杀害、肢解了一个十三口之家中的一名妇女和两名少女。第二天，一名美国传教士在闹市区漫步，看到“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中国平民的尸体”。

12月14日星期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下令张贴告示，劝告藏匿的中国军人投降，信任“日本皇军的仁慈”。中岛的一名部下造访了安全委员会，通知说:城内发现了六千套被扔弃的中国军服。穿过这些军服的军人若不迅速投降，就会失去作为战俘的权利并被当作间谍处死。委员会口头传达了日本人的意思，并劝告中国人说，这从法律上而言是正确的。第二天，几千名中国军人和曾在劳动队中服役的苦力投降了。“我太愚蠢了!”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菲奇在两周后写道，“我居然对他们说，日本人会饶他们的命。”

12月15日，星期三，一整天里，战俘被集中到城市广场，日军用通信兵电话线将他们捆绑起来驱赶到沿江的棚屋里“关押”起来。当晚，日军奉令在棚屋边举办狂欢聚会。战俘被一批一批地押出来当作刺杀的靶子。佩军刀的军官做了斩杀示范，用武士刀做实验并表明没有一把刀能在一劈之下把人从头顶到腹沟股砍成两半。

这种行为星期四重复发生着，由于缺乏战俘，中岛的部队便征用他们能抓到的所有体格健壮的中国平民。他们抓了正在电厂修复动力的全体人员。他们抓了安全区雇用的九十名警察和四十七名志愿警察。他们从大多数难民营抓了一定比例的父子。日军拍摄一些照片，后来由上海摄影室的技师复制出来，因为日本人曾肆无忌惮地把底片送到那里去冲洗。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受害者手脚被绑埋在土里只留头部在外面。

据留在南京的美国教授刘易斯·史密斯说，抢劫一开始是个人的事情。他写道:“日本军人需要平民搬运工帮助他们驮运大件财物。”但在中岛进城后的那天，史密斯已经看到他们“在日本军官注视下有组织地破坏店铺”。他补充说:“几十个栖身于难民营和避难所的难民被搜走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财物。”大多数掠夺品没有落入私囊，而是进了官方的陆军仓库。三个月后，安全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试图寻找日军从他家里抢走的一架钢琴。一名军官很礼貌地带他到一个仓库，那里面存放这两百架钢琴，其他仓库装满了小地毯和绘画、毛毯、古代的屏风和箱子。包括中岛在内的一些高级军官能将玉器、瓷器和银器之类的小财务据为己有，但大多数赃物后来都被卖掉，赃款用于支付陆军的开销。

也在12月15日，强奸开始了。一些军官用卡车从安全区难民营带走一车车年轻妇女去“盘问”。有几次，这个借口当场露了馅，因为他们在女孩上车前将其强奸了。没抓到一批妇女，他们往往将有些姿色和受过教育的送给中上级军官，其她则被送到军营。有些一夜被十几甚至二十人强奸，然后在早晨被“盘问”完后释放，在未来日子被一次又一次拉走。有些妇女被强暴后处死了，许多未成年女孩遭到这种粗暴的蹂躏，一两天就死了。结实的已婚妇女常被当作性奴分给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的男人，她们白天洗衣晚上当妓女。许多年轻妇女索性被绑在床上，成为无论谁来都可以欺辱的对象。当她们哭得或病得不能激发男人欲望时就会被处理掉。小巷和公园里躺着妇女的尸体。即便在死后她们尸体还会受到各种糟蹋侮辱。

12月15和16日大规模绑架导致恐慌，大批妇女儿童转移到安全区。多数人是在夜间偷偷进来的，有些人把脸上涂成溃疡或皮疹的样子，在白天从小巷背巷溜进来。安全区的人口一下从五万增加到二十万人。

12月17日星期五暴行在松井举行入城仪式期间有所缓和。他之前下达有关只有少数经过挑选大队进城命令被公然置之不理，当晚在首都饭店举行了宴会时他提前结束宴会并训斥了几个军官，命令他们把所有不必要的部队调到城外。负责宿营安排的军官武藤承诺重新查看农村的宿营地。

第二天他参观了中山陵，还在位于南京机场举行的追悼会上写了一首诗:

紫金陵寝，

在焉去焉。

故友离婚，

暮色沉沉。

战场忆昔，

刺痛我心。

垂手骑马，

经过山门。

在追悼会上松井谈到为阵亡的日本人举行仪式后要为死难的中国人举办追悼仪式。然而朝香宫告诉他由于天色已晚仪式只好改期举行。松井听后生气了，他在1948年上绞架前不久对佛家忏悔师说:“追悼会刚结束，我便召集高级军官，在他们面前流下愤怒的眼泪……朝香宫和柳川中将……都在场……我告诉他们……通过官兵的暴行，一切都在一瞬间失去了。你能想到吗？即便我说了那样的话，那些军人竟然还嘲笑我。”

第二天武藤说他无法在城外找到足够的膳宿设施。于是松井以华中战场司令官的身份命令南京四个师团抽调三个出去，只有中岛的第16师团由于是帝国大本营直接指派到南京的没法调走。

星期天下午松井搬到了城外朝香宫的指挥所，一天后乘驱逐舰到了上海。在他访问期间恐怖活动平息了，即使在他没访问的西半城也只有几十人被处死和几十名妇女被奸污。而到了午夜，恐怖活动就恢复了。

在上海，松井每天都听到南京发生新暴行的消息，他无力阻止那些暴行。在圣诞节，松井会见《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哈本德时说出他的担忧。对于通过《纽约时报》间接向天皇呼吁松井不抱多大希望。第二天他拍了一份电报给朝香宫参谋长:“据传不发行为扔未杜绝……尤其因为朝香宫是我们的指挥官，就更应该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德。对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私下里，他在新年祝酒时告诉一名日本外交官:“我的部下干了错的厉害的事情，令人极为遗憾。”

松井的抗议没起作用，人们在发出恶臭的街上被新的尸体绊倒，或看见一队官兵在终于逮到的某个中国妇女的屋子门口等待去轮奸，仍然是寻常可见的事情。留在城里的所有男人都被日军登记在册，每天下午都要从中挑选几十人用于晚上砍头聚会。朝香宫的工兵最终于1938年1月7日修复了南京公共设施，10日裕仁皇后的一位表兄弟贺阳宫对南京进行正式视察并“跟少尉们进行了恳谈”。1月16日，贺阳宫回国向天皇复命后近卫公爵宣称日本不再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合法代表，将继续针对蒋介石发动拼死的战争，所有愿意拥护和平与泛亚主义的中国人将会得到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

南京的暴行是初试淫威，要让中国人害怕并臣服，但对中国不起作用。于是这种不成功的策略被逐渐放弃了，尸体从街头和水塘清理走了，对城市体系的焚烧停止了。

而德国尽力调停这场战争，里宾特洛甫指出深陷中国泥潭将削弱日本反苏的力量。可尽管裕仁没在任何记录中明确说明但他行为表明他不想结束战争:只要战争继续他就有借口不按北进派要求进攻苏联，何况中国内地为新兵提供了极好的训练场地，能够以最少的伤亡和最小的代价学会使用现代武器，还能就地寻找给养。

裕仁承诺只有当中国战果已经巩固以后他才会认真关注苏联。华北的平津地区和华中的京沪地区必须通过日本对两条南北铁路的控制而连接在一起，他们是连接天津与上海的铁路，以及连接北平与中国临时首都汉口的铁路

1938年2月裕仁命令日本为数不多一流机械化师团第五师团沿津沪铁路南下和第十师团协同作战。4月第一周第十师团在台儿庄进入中国伏击圈，第五师团带着坦克和铁道大炮来救援好不容易把第十师团救了出去但是六千日军阵亡，约三万人受伤，为此沮丧了很久的中国对这场胜利大肆宣传，被称为“台儿庄大捷”。

4月中旬天皇叔父东久迩宫和天皇的一名亲戚町尻子爵亲自出马担任日本华北第二军的司令官和参谋长，该军奉命要为台儿庄的失败复仇，华北十个师团于5月向台儿庄涌去指望包围并俘虏那个令皇军蒙羞的中国将领李宗仁。然而5月最后两周李宗仁向西撤退，其后卫部队炸毁了黄河大堤，将近四万五千平方英里肥沃农田被淹没，数万中国农民丧生，日本的坦克、卡车、野战炮陷入了泥潭。而蒋介石宣布他将采用焦土政策对抗日本，结果农民大规模向西移民，在身后不留任何食物。

而东京参谋本部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已经达到目的了，主要大城市和铁路线已经落入日本手里，坚守阵地而转身对付苏联的时候到了。不过海军提出沿长江上游推进，越过南京一百五十里前往安庆机场，此处位于香港和华南沿海令人垂诞三尺的港口射程之内。裕仁同意海军意见，命令陆军沿长江而下先到安庆然后再行进两百英里抵达汉口，那里是蒋介石所在地，也是第二条南北铁路干线的终站。

对汉口的进军始于1938年5月，结束于10月，东久迩宫亲自指挥四个师团在陆地上向长江以北和以西进军，以从后方接近汉口。另有四个师团在岗村宁次中将指挥下正面进攻汉口。1938年6月12日岗村攻占了安庆的战略空军基地，沿着长江向汉口推进，并最终于19月攻占了汉口，蒋介石不得不撤往重庆。

早在1938年6月11日一名苏联将军向关东军投降，并描述了二十五个远东师在西伯利亚的部署、组织和武器装备等情况，还说远东的红军因为装备差和跟党中央意见分歧越来越重而士气低落。关东军把情报送到了东京，并提醒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已得到承诺可以对苏联采取行动，以作为对其在华中不愉快作战的补偿。

闲院宫要求把那位将军送到东京进一步讯问，但特高警察审讯人员通常只处理国内上层的“危险思想”，他们报告说自己不具备对欧洲事务足够知识来核实情报，并要求从德国派一位专家来帮忙，在专家前来途中裕仁和闲院宫让关东军耐心等待。

关东军服从了，但朝鲜驻军没有，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和驻朝鲜第十九师团师团长一起谋划要在边界挑起一个事端。在1938年7月3日驻扎在哈桑湖的苏军发现两个中队日军在俯瞰哈桑湖的山头远侧建立了阵地。三天后苏军发现日本人正在疏散满洲平民。

位于哈撒湖湖岸和其西边分水岭之间那条狭长的陆地，曾在名义上被当作苏联领土，并在其实际意义上当成未设防的缓冲区。7月11日，驻哈桑湖的苏军进入无人地带开始挖战壕。

7月13日星期三，驻朝日军司令部拖延到这一天才正式通告东京，称苏联人在挖战壕，并请示准许采取反措施第二天，多田告械十九师团师团长:他必须加强跟驻朝司令部的联络，以防止拍发更多电报引起国内当局疑心，因为日本政府只能承诺外务省会向莫斯科强烈抗议。

7月15日陆军省次官东条亲自拍电报给十九师团师团长:复苏联人越境事，我方政策以外交途径解决。若俄人不接受我方条件并撤退，彼时且唯有彼时，我方才应谨慎考虑以武力将其击退之可能性。

东条的命令有很大的分量，当天五名日本秘密警察越界进入苏联一侧拍摄苏联散兵坑，苏联开枪击毙一名摄影者，缴获其胶卷。但接下来两周第十九师团没有向苏联开一枪。

在五天时间里，从东京拍发电报的星期五直到7月20日星期三，近卫首相及其内阁成员都没法查明发生了什么。东京参谋本部军官并未跟在陆军省的对等人物沟通。参谋总长闲院宫在城外，待在自己避暑别墅里，板垣陆军大臣（他已从华北第五师团被召回东京担任陆军大臣）故意闭门谢客，陆军省次官东条运用所有影响力获取情报，并且把闲院宫和板垣陆军大臣请回东京。

由于哈桑湖事件并非计划好的，住在夏宫的裕仁对它好几天懵然无知。7月20日闲院宫和板垣回到东京，东条见了板垣，闲院宫会见了板垣，闲院宫致电天皇。裕仁立即通过廷臣采取措施压制这件事，而没有过分羞辱第十九师团和参谋本部那些不听话的军官。

7月21日在闲院宫安排下板垣于11点在叶山的海滨夏宫得到了裕仁接见。闲院宫事先在自己的海滨别墅会见了板垣，讨论此事的各个背景，大约在10点一名侍从官造访闲院宫的别墅，说天皇希望召见准时进行，因为他很想乘坐自己那艘破旧的海洋生物考察游艇到海上做一下午的科学考察。在接下来一小时里板垣紧张地一再向闲院宫暗示，或许他们应该出发前往夏宫了，闲院宫不断提出有关卷入哈桑湖对苏事件军官的细节问题。终于在上午11点左右，到了预定觐见天皇的时间两人才出发坐汽车前往夏宫。板垣很着急，因为路上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他由于晚了一小时到达御前因为更紧张不安。

板垣说:“外相和海相都同意我们在最近与苏联发生的边境事件中使用武力。”

“你!”裕仁嚷道，“1931年搞糟奉天事件有你的份，去年在中国搞糟卢沟桥事件也有你一份。你肯定是全世界最笨的人之一。从现在起，没有我的，没有我的命令，陆军不得出动一名士兵!”

板垣一脸困窘地退下并于第二天提交了辞呈，而裕仁拒绝了，向板垣表示歉意，说他是因为等得太久而不耐烦，鼓励板垣尽快解决这个未经批准就采取行动的事件。

两天后的7月23日，厚生大臣三月来第一次会见了年轻的西园寺公一（也就是西园寺公爵的长子）并把这段对话告诉了他，两天后小西原寺的一个追随者尾崎向苏联间谍佐尔格报告:“日本”无意于让哈桑湖事件发展为一场战争。他指出，日本陆军正把全力倾注于进攻汉口，关东军已派几个师团南下，无力向苏联发动进攻。

但驻哈桑湖的日军明目张胆无视裕仁意思，于7月29日对苏军发起全面进攻。战斗以全面战争的规模从29日打到8月10日，十九师团伤亡近万，苏联也好不到哪里。但是，苏联得到坦克和飞机支援，正在前进，这时候外务省于8月11日停止争辩，同意恢复战前的状态。

日本陆军因在哈桑湖的失败而懊恼，裕仁立即做出让步来挽回它的面子。8月份，他批准了参谋本部一项提议，即策划一次筹备得更好的针对苏联针对性试探进攻。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在广州登陆，25日岗村的部队占领了汉口。广州、汉口、北京、天津、上海五大中国城市全落到日本手中，除了保持这五大城市之间的铁路畅通并充分利用附属于这五大城市的码头和港口以外，裕仁在中国没有其他野心了。

枢密院、内阁和参谋本部全部同意裕仁的看法，即从现在起，对华战争将是一场暂时维持现状的作战。若非为了达成有限的战术目的，或为了让新兵部队进行训练演戏，是不会发动攻势的。配置了十二万新兵的六个新师团已经于1938年创建起来并被部署到中国担任守备任务了。当其中的官兵获得经验后将被派去执行其他更有影响的任务。然而直到1945年为止，在日本的战略思想中，中国的战线一直是一个操练场。

1938年12月16日，近卫创建一个兴亚院，协调对中国的经济开发；18日蒋介石的副手汪精卫偷偷从重庆坐飞机前往河内。他和蒋介石互通电报请求他跟日本联手，同时也跟东京通了无数电报并要求如果他同意在华东建立一个将会解决中日分歧的政权，那么日本要确保他能得到统治华中的权力。几周后一名刺客试图刺杀汪精卫，汪精卫吓得乘坐日本陆军情报组一艘近海小汽船出海——他遭遇了海上风暴，被日本一艘大型巡洋舰救出并送到上海，并于1940年3月同意成为日本在中国的傀儡。

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南岛（三个月前即1938年11月30日一次御前会议上裕仁叫人提出攻占海南的问题并交给他，跟汪精卫出逃的计划一起批准），并于3月悄悄占领法国声称拥有主权但无人居住的南沙群岛。而早在39年1月4日近卫公爵便辞去首相一职。

在裕仁蚕食东南亚时德国吞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接着他计划去打法国和英国，但他必须防反苏联进攻，为此他打算占领半个波兰作为缓冲区，把波兰另一半给苏联。他希望斯大林会跟他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为了制衡苏联他试图让日本明确地承诺站在德国和意大利一边作战。他试图通过里宾特洛甫逼日本跟德意两国签订一个三国协议，保证这三个国家在其中任何一国与苏联或西欧民主国家采取敌对行动时都要投入战争。

裕仁由于对北进派抱有偏见，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对德国承诺全面的军事支援，至于要日本和英法作战也是不能考虑的。至少在1941年以前日本还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挑战西方的霸权，此事最好拖到1942年为止。裕仁自1922年以来一直精心培育的海军发展计划，任然依赖于西方进口原料和机床。如果日本能够再一次在太平洋上得到海军优势，它就能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婆罗洲的石油，使自己不再依赖于西方的进口。

裕仁左右为难，究竟是现在结盟还是拒绝呢？1939年4月，裕仁跟木户透露他面临在位期间最重大的抉择，如果错误有朝一日他会“变成孤家寡人，最亲密的家臣和老政治家众叛亲离。”还抱怨自己睡不好觉，一直在权衡利弊。

1939年4月21日，德国对日本表示如果日本还不能下定决心那么德国就会被迫改善跟苏联的关系。当晚裕仁跟亲信顾问商讨后同意跟德国缔结全面军事同盟，但有两个限制性条件:直接针对民主国家的同盟条款应该秘而不宣，而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必紧跟德国，但应拿出全部的诚意，以后在日本力量许可时尽快开战。

希特勒得知后勃然大怒，拒绝了日本的条件并着手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发怒和跟苏联谈判的消息泄露到东京，裕仁决定考验下德国是否值得信任。《反共产主义条约》要求德国在日本与苏联进入敌对状态时给日本提供军队外所有手段支援，如果这种敌对状态在家进展时德国还这么做会构成极大的背信弃义，所有那些为了促成北进而主张德日同盟的人就会闭嘴。因此在苏联五一节或者在那天前后裕仁让闲院宫计划在外蒙古跟苏联打一场有限度边界战争并让日本驻柏林大使转告德国。

1939年5月11日，两百名巴尔忽惕骑兵（中国北方古族名）打着日本人控制的一名内蒙古族长旗帜越境进入苏联保护国蒙古。这些骑兵有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巡逻队和顾问陪同。入侵者来到诺门坎村，村民立即向其正在苏联一个警察前哨工作的亲属发出警报。第二天，苏联方面把他们赶了回去。

5月14日这些骑兵在两个中队的日军支持下再次大规模入侵。他们把当地人从边界与河流之间二十英里的长条地带肃清，晚上在当地警察前哨的正对面宿营，当地人向当地苏联顾问贝科夫少校报警。贝科夫于第二天一早开着装甲车来到时看到一片狼藉，要塞刚被五架日本飞机投弹轰炸和机枪扫射，他赶紧打电话给乌兰巴托召来了第六蒙古骑兵师和一队苏联正规军。5月18日他集结了部队，日本方面已经离开并消失了。

德国得知此事后便意识到日本想让德国与苏联做交易感到难为情。斯大林曾谨慎答复德国对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试探的同时在伦敦商讨缔结英苏同盟的可能性。只有《反共产国际条约》和在两条战线上跟德国和日本发生战争的威胁，才可以说服斯大林拒绝英国提议。

于是德国表示:如果日本陆军确实有能力在任何地方牵制任何西方军队的话，那么日本陆军在中亚牵制苏军的努力将是最受欢迎的。

5月22日贝科夫少校调动大部队越过哈儿卡合去诺门坎侦查并遭到日本袭击，在黑暗中经过一场白刃战后苏联部队逃出了包围圈。

5月25日贝科夫投入所有兵力并夺回诺门坎。5月27日他在东岸建立了一万多人的蒙古保安队，加上苏联的两个机枪连和一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然后将指挥部迁入诺门坎一个毡房。

5月28日凌晨三点大约五千日军在巴尔忽惕骑兵协助下进攻苏联的营地。贝科夫开始逐步撤退并抓到一个俘虏。7月初斯大林让最信任的将领朱可夫中将去指挥蒙古边境的苏军。朱可夫在7月第二和第三周击退了日军六次越过哈儿卡河的努力，并在后方逐步集结了后背力量。

7月19日苏军顶住了日军在这个地区所能发起的最猛烈攻击，7月24日开始试探性反攻。在朱可夫指挥作战期间德苏于1939年8月19日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朱可夫集中了五百辆坦克、五百架飞机、三百四十六辆装甲车和将近八万苏军发起进攻。苏联用重型喷火坦克开路，但花了11天才完全走完这十一英里路程到达边界，六万日军有两万死在坦克前，五万多人后来被定性为负伤、死亡或在战斗中失踪。

8月31日，苏军接近并停止于满洲边境。9月1日裕仁派参谋次长前往诺门坎前线终止敌对行动，当地军人请求于9月19日发起一次反攻，希望挽回日军颜面，但裕仁不同意并撤换了关东军司令官。苏日于9月16日在莫斯科协商并同意将边界线恢复原状并停火。参与诺门坎之战的第二十三师团伤亡百分之九十九，几名军官朝自己头部开枪或切腹自杀，师团长回到日本死于“腹疾”。北进派为此彻底闭上了嘴巴。

很快在欧洲德国对波兰动手使得英法对德宣战，德国从比荷卢地区入侵法国，将一支仓促组建的英国远征军赶回了墩刻尔克的海滩，英军后卫部队残部于6月4日撤出海滩，意大利于6月10日对英法宣战并入侵法国南部，6月22日法国投降。

法国和比荷卢的崩溃使得东南亚最富饶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和何属印度支那成了孤儿，也消耗了英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因为英国要把舰队从新加坡调回去防卫本土。裕仁的顾问担心如果日本不迅速占领他们就会被德国或美国占有，如果日本主动提出在欧洲针对英国战争中和德国合作或许可能跟德做成一笔交易，而美国仍然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大因素，因为它可能组织日本夺取东印度。

裕仁收到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大量意见书，有的称其为“生死关头”，有的描述为“千载良机”，有的详述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不能跟美国匹敌，有的论文展望了一个大日本帝国，它将扩展到澳大利亚、印度，甚至是阿拉斯加，包括加拿大西部和华盛顿州。这让裕仁犹豫不决。

1940年6月12日日本和泰国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泰国曾将大片领土被迫割让给法国，日本借口说要就泰国收回这些领土的正当诉求进行调停，计划派遣军事观察队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最终以警察行为接管这里，而这种行为可以向美国解释为暂时的介入并借此跟泰国交好，甚至赢得整个东南亚本地人信任，鼓励他们一起喝日本驱逐西方殖民主义，然后以日本的殖民主义取代西方的殖民主义。

日本开始跟法国、英国和东印度半自治的荷兰政府谈判，6月20日法国同意承认日本的“特殊要求”让日本观察员进入印度支那监督从本地大城市河内开往北方的火车装载情况，导致蒋介石失去了跟西方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份额。根据协议，上海的法租界于6月23日将其防卫部门交给了日军，对日本警察的搜索和引渡开放了上海的整个法租界。

6月24日裕仁收到报告:蒋介石很快就会会见汪精卫和日本参谋次长以便在南进前解决中国战争。几周后在长沙参谋次长见了蒋介石一名亲信副官。蒋介石拒绝接受日本人“完全解决中国事变”的条件，但他的确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在没有共产党的地区跟日本人有限度、非正式的休战。尽管此事在中外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完全没有记载，但这次连签字都没有都停战却非常严格的在战场上执行了。日本几乎只跟共产党作战，对国民党地区的试验性进入大多数是事先跟重庆安排好的，几乎等同于一种政治姿态。

同样在24日近卫辞去了枢密院院长的职位（他之前已经辞去首相职位，但承诺在裕仁需要时会再度担任首相并组阁），4天后他给裕仁看了暂定的内阁大臣名单。裕仁大体同意，但还是问起预定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是否有足够作战经验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领导陆军。东条曾是关东军宪兵司令，最近在担任军事航空总监时跟裕仁合作了。裕仁喜欢他，和他共享对于实际情况和细节的关心。

7月16日原先内阁提出总辞职，17日木户在跟日本所有在世前首相草草会见了三十分钟后向天皇推荐近卫担任首相。东条在第二天得知自己是近卫的陆军大臣人选。7月22日天皇正式任命近卫为首相并授权其组阁。

7月26日内阁起草一份为《日本基本国策纲要》，里面说日本的意图是“充分利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其手段是“建立大东亚的新秩序”。为了这个目标内阁一致同意胜利结束中国的“事变”，使日本强大并自给自足，以实现国家的纲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意味着日本无论如何也要控制东印度群岛石油。在国内战线上，近卫号召日本创建一种新型的政府、经济和文化，要求人民完全献身于国家摆脱一切“自私的想法”。

裕仁将此视为对战争的批准，开始在战争爆发前把皇族调离负责的岗位。他派人通知陆军和海军大臣，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两位亲王可能很快就要退役。东条说陆军对失去闲院宫感到遗憾，但他同意如果陆军行动不牵扯到皇族它就能更自由地在世界上表明立场。但海军大臣坚持要伏见宫再至少留任九个月以保证海军在做好准备前不会发动战争。裕仁暂未做出裁决。

7月27日内阁几名大臣跟两名总长和来自皇宫帝国大本营的一些军官开会以批准内阁通过的纲领并讨论在军事上实施的可能性和阻碍。军官带来一份计划，名为“日本对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政策纲要”。他要求加强跟德国关系恢复为了让苏联中立的外交努力以及推进日本向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

它宣称:将会做出积极的安排，以便把东方的英属、法属、荷属和葡属岛屿纳入新秩序范围内。如果可能的话，扩张的目标应该通过外交和贸易条约来达到；如果可能的话，将在对荷属东印度的要求优先于中国事变；如果可能的话，将只对英国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必要跟美国开战也不会回避，这场战争的准备必须在1941年8月完成。

海军代表拒绝对这份计划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们坚持说必须在此之前尽一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而对美国的战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

会议争论的非常激烈，最终于7月30日裕仁亲自分析了内阁的麻烦，表示近卫正在试图减少损失，并缩短在中国的战线以便为南进腾出军力并转移舆论注意。他温和地说两种观点都是基于一种值得赞许的自豪感和对失败的担心，并要求陆海军必须一起共事，配合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

8月13日日本跟维西法国签订了一份关于印度支那未来地位的新条约，要求法国停止帮助中国还要帮助日本。日本需要北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去轰炸滇缅公路；还有部队转场集结地和过境权，这会使日军能够越过印度支那边境攻击蒋介石的南翼；最后还要求在南印度支那派驻几支“观察”部队，位于对英属马来亚的攻击范围之内。

9月2日，西园寺公爵听说了跟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计划，说:“根据我们目前的政策，天皇的圣光将会被驱散，而有关陛下聪明睿智的说法会变得不真实……我相信，大不列颠最终会赢。”

3日海军大臣提出辞职，以抗议签约计划以及随后必然会的海军加紧备战的做法。裕仁以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接替他，及川是前任天皇侍从武官。

4日裕仁秘密接见了近卫公爵，近卫提交了三个“修正要点”:一、天皇及其主要大臣必须下决心跟美国打一仗；二、日本必须跟德国缔结军事同盟；三、日本和德国必须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秩序的意图。

9日裕仁参加了内阁和参谋本部在宫内帝国大本营里举行的一次联络会议。外相松岗徒劳的试图说服海军的代表同意跟德国同盟并同意接受其必然的后果即与美国开战。海军代表坚持认为那只会导致灾难。天皇到来让这个会议变成御前会议，海军代表不再谈论反对跟德国签约的理由，而是开始回答在经过一年准备后他们在最适宜的情况下会拥有何种针对美国作战的能力。会议下午结束时没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近卫首相认为海军已经屈服了。

9月12日，德日外交官草拟了一份协定，规定日本和德国在军事上反对西方。13日裕仁花了四个半小时阅读并研究了文本。他明白他要做一个肯定会导致根美国开战的抉择，并决定撇清自己在签署这份条约时所负的责任。他虽然批准了协议，但做了小小的修改。条约里关于军事攻击的描述，用了“公开或隐蔽形式”几个字，裕仁认为这可能使日本参与世界大战，于是将这个删掉了。

为了让海军放心裕仁允许伏见宫留任到1941年5月来告诉海军:战争不会马上爆发，还还会爆发并必须加紧准备。14日裕仁要求召开一次御前会议，还提醒内大臣木户不要找老一辈政客和前首相，因为他们可能引起耗费时间的麻烦。

19日御前会议召开，从下午3点开到6点。按照惯例这种场合整个议程都已经过仔细的协商和事先排练，因此每一个人的立场，每一个人同意或拒绝承认责任的表态都清晰的记录在案。

裕仁一言不发地坐在召对厅一端的一道金色屏风前，另外十一人坐在长桌边按照先后次序发言。

伏见宫代表海军军令部提问:“日美战争很有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我们的国力能长久维持吗？”

近卫公爵代表内阁回答并承认日本倚重于“英美来获取其所需的主要战争物资”，但他得出结论通过实行严格的平民配给和谨慎使用储备“我们应该有能力在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给军队供应必需品，所以经受得了相当长期的战争。”

在详细讨论了应该准备哪些作战物资以及如何获取作战物资后伏见宫说:“说到底，我们会需要从荷属东印度获取石油。得到石油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和平手段，一是使用武力。海军非常愿意采用和平手段。”

关于三国条约中的规定，即保证在美国对德国开战时日本会对美国开战，伏见宫继续说道:“我们必须能够自主决定我们应在何时开始敌对行动。关于这点有什么规定？”

松岗外务大臣说:“关于美国究竟是否卷入战争的问题，将由三个缔约国商议决定……既然要由我国政府来做最后的决定，它会自主做出决定的 ”

最近被任命为枢密院议长的原嘉道说:“我认为用和平手段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是不可能的。我想听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松岗说:“由于德国如今控制着荷兰，它能大大帮助我们向荷属东印度施压。在国际关系中，从事幕后工作往往是可能的……当日本在几年前退出国联时，那么多人想要卖军火给我们，我们都很难拒之于门外。如果日本放弃整个或至少半个中国，那么就目前而言是有可能跟美国握手的，但日本受到的压力任然不会消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失的。”

接着回过头来讨论石油消耗和获取的细节。东条不耐烦地说:“说到底，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归结到荷属东印度的问题。本届政府成立后不久举行的政府与帝国大本营之间的联络会议……一致同意我们应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与此同时要利用有利的机会处理南进问题。至于荷属东印度，会议决定，我们将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关键物资，我们也可以使用武力，视情况而定。”

枢密院原议长代表日本少数清醒但沉默着的眼界开阔的人，就日本在签署三国条约的情况下承担何种程度的义务提了几个尖刻但无效的问题。

松岗外务大臣说:“这个条约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包围我们。”

闲院宫说:“基于我们目前为止的研究，帝国大本营的陆军部同意政府的提议，跟德国和意大利缔结更强有力的轴心条约。此外，由于跟苏联改善关系对解决中国事变、对未来的防务政策都极为重要，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在此领域加倍努力。”

伏见宫说:“帝国大本营的海军部同意政府关于我们跟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的提议。可是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提出下列急迫的要求:第一，即便在这个同盟缔结之后，也要采取一切可以想到的措施避免跟美国开战；第二，南进要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尝试，要避免与第三方发生无益的摩擦；第三，要加强对言论和媒体的指导与控制，不允许对这份条约的缔结进行无克制的评论，要约束有害的反英和反美的声明与行动。尽管我们已经承认，政府和海军最高司令部一致认为有必要加速增强海军力量和备战，但鉴于时间极其紧迫，我们现在要求政府给予我们极大的合作。”

最后原枢密院院长代表裕仁发表一份事先预备的声明:“尽管日美冲突可能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但我希望以足够的谨慎去确保它不会发生在最近的将来，确保不要有任何误算。这这个基础上，我给予批准。”

御前会议结束后裕仁起身生硬地点头表示赞同，松岗外务大臣则回到办公室通宵工作。他把一份最后通牒用电报发往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要求那里的总督三天内同意日法协议，否则日本将全面入侵。9月22日下午3点总督答复并表示屈服。

夜里11点左右，日军在裕仁三周前派往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的一名高级使者说服下（没有正式命令）提前侵入北印度支那，当地法军抵抗了三天。东条召回了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把他编入闲置人员名单，裕仁将他秘密派往台湾跟间谍机关一起从事南进准备，一年后裕仁恢复他现役让他担任台湾日军司令。

美国得知后给蒋介石提供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第二天即9月26日，罗斯福下令彻底禁止将废钢铁卖给英联邦和西半球以外的国家。

9月27日著名的三国同盟条约在德国柏林总理府签字了。条约第一条规定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条，德国和意大利对日本在亚洲的掠夺权利给予同样的承认。第三至第六条保证，轴心伙伴国在十年期间内如果有其中任一国遭到美国攻击，“要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相互援助”。裕仁坚持要添加一份秘密协议的附录，让日本自主地决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美国对轴心国成员的攻击。

这一天皇室拥有股份的东京最大日报《朝日新闻》在社论中宣称:“日本决心要在东亚建立一个势力圈，而美国决心要以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手段插足，两者之间的碰撞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裕仁意识到签署三国条约和夺取北印度支那已经导致日本几乎要跟西方进行一场不成熟而孤注一掷的战争，于1940年10月启动了后背计划，以便在输了战争的情况下能保护天皇。第一步就是把皇族从负责岗位上撤下来，第二步是为他们创作一个秩事，使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参与引起战争的那些事件。

闲院宫于10月3日辞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尽管闲院宫的退休是三个月前裕仁提出的，但是他假装是因为反感下属在印度支那从事未得到授权的行动而退休的。他在“私下”的讲话中告诉一名西方记者:“就连我都无法再控制战场上的军队了。”一名皇室成员还捎话给美国大使格鲁称裕仁批准三国条约是因为担心被陆军极端分子暗杀。

而不得不策划对美国攻击的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则于10月14日跟秘书进餐时说:“在我看来，为了跟美国打仗，我们必须准备挑战几乎整个世界……我会竭尽全力，但我会希望死在自己的旗舰“长门””号战舰的甲板上。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你将看到东京至少三次被烧成废墟。结果将是人民持续很久的痛苦。而你、近卫和其他人，想起来真是可怜，或许会被民众剁下四肢。这的确是一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我们的命运无法逃避。

裕仁始终没有彻底改变他在1940年6月的决定:南进，哪怕跟美国开战为代价也要南进。但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十二个月里，他不得不顶住他身边反对南进的人所施加的压力。全心全意支持他的只有内大臣木户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最坚定最有影响地反对跟美国开战的人之一，是这场战争首要的战略促成者和制订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山本于1940年5月在一次成功的鱼雷轰炸机演戏后跟参谋长说:“用大规模鱼雷攻击可以对一支蒙在鼓里的敌军舰队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推敲，在1940年整个夏天秘密制订出奇袭珍珠港的大胆计划，而在每个夜里，他都要仔细琢磨会有哪些失误。作为一个老练的情报军官，他意识到他这份计划中的致命要害是保密问题。他怎样才能通过日本政府推行这么一个会引起争论的赌博性计划以及保密问题；他又如何才能让舰队跨太平洋航线三分之二的路程，而不会惊动美国呢？

1940年10月山本得到了一套新的海军大将密码。这是一套暗码系统，总体上非常复杂，就连日本的通信兵使用都有困难，而美国的加密专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还没探究出他的秘密。山本于1940年11月1日开始用它来收发舰队的绝密电讯。

也在11月他通过朋友海军军令部的皇族成员高松宫递给了裕仁。裕仁很有兴趣，考虑几天后让高松宫提交给天皇小集团中的一个绝密的海军军官圈子进行独立的评估。圈子进过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此次攻击将是极为冒险的，但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但山本即使在主持备战时，仍然抓住每一个机会请求其政治领袖“不要被拖进战争”，他不断重复他于1940年8月向近卫公爵说的话:“跟美国和大不列颠开战后，在起初半年到十二个月里我会横行霸道，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接下去，如果战争在那以后还在继续，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陆军中成功征服满洲的战略天才石原莞尔也同意山本看法。

1941年初，日本人民因从计划对美战争遇见到困苦和危险感到不满，裕仁开始加紧推进跟苏联和美国谈判。裕仁以放弃位于北海道与勘察加之间的北方岛屿萨哈林北部苏联那一半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权要求苏联在日本南进时不背刺。他还向斯大林保证:日本不会在未来的德苏战争援助德国。

裕仁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要和德国作战，或许会愿意劝说蒋介石把满洲和相邻省份割让给日本，日本则从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撤兵。此外，为了安抚日本维持亚洲稳定，美国或许会同意给日本在东南亚的特别贸易权和石油开采权，这样日本就可以达到南进目的不必开战了。如果美国拒绝让步那么谈判还可以为山本的计划争取时间转移注意力。最重要的是，这些谈判如果公开报道，就可以团结全国支持战备，并让亲美的日本人相信日本对美开战是迫不得已。

裕仁指派外务大臣松岗洋右跟苏联签署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松岗希望日本立刻加入德国的对苏战争。他得知如果德国不能从苏联得到足够的小麦和石油很可能进攻苏联。松岗认为德国可能会迅速打赢，而日本很可能遭到德国侵略，除非日本占领苏联三分之一的东部作为缓冲区，那时德国就有可能陷入游击战长达数年，这样一来英国将会是最终的赢家，日本如果只攻击过苏联就不会有事。3月15日他抵达莫斯科并商谈了签署《苏日中立条约》。由于他希望苏日作战所以他对这项任务虚伪以蛇，并于3月26日一事无成的抵达柏林要求会见希特勒。

接下来一周内他和德国高层们商谈并得知希特勒已经搁置海狮计划准备入侵苏联。4月6日他开始东返，德国强烈要求日本扮演其作为盟国的角色攻击新加坡，但希特勒显然在计划进攻苏联，如果日本转而进攻西伯利亚德国会更满意。裕仁赞成进攻新加坡，但没准备好发动对美战争，他要松岗和苏联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4月8日他见了美国大使，之前他就向他暗示日本已疲于对华战争，如果美国愿意说服中国合作挽回日军面子那么日本或许愿意把主力撤出中国。但这次谈话他得知大使已经告知华盛顿，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他接下来去见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只不过他对自己的任务不情不愿，故意掺杂了很多污蔑性话语。后来，斯大林决定亲自见他。斯大林主张日本把萨哈林日本南半部卖给他，这个岛是日俄战争分割出去的。松岗说他得到授权只能赠送萨哈林岛俄属北半部的一些煤炭和石油开采权。斯大林笑了笑将日文的《苏日中立条约》推到松岗面前说“让我们把它签了吧”，于是他们签署了条约。松岗离开莫斯科时为了赶火车斯大林直接叫来交通人民委员扣住当晚的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知道松岗一行上车为止。

在松岗出国期间，近卫制订了一个能够在华盛顿转移注意力的会谈。松岗接见了在日本的两名美国天主教神父——两名神父是为了保住教会在日本的产业不被政府征用。他承诺为他们尽一切努力，只要他们为他给罗斯福带个口信。松岗说他想要通过一条不会被新闻检查官、密码破译人员和胆小的外交官监听的渠道进行接触，这样他和罗斯福总统就可以就解除战争压力而推心置腹地做一些事情。

近卫公爵也接见了两名神父，说如果得到了陆军支持就更好了，于是两名神父就被送去见了海军省海军军务局的局长冈敬纯少将和陆军省军务局的局长武藤章。两个军人成功让神父相信:人们认为日本所有真正权力掌握在军方手上，而军方是真心想避免战争，并请他们转交一份提议:

日本将从除满洲外的所有地区撤兵，以换取中国对满洲国承认，以及蒋介石和汪精卫合并组成的新政府。美国将帮助日本得到石油、橡胶、锡和镍，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将以和平手段进行。日美将联合以防远东现存的殖民地从一个欧洲宗主国转移到另一个宗主国手里，以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并说服英国放弃香港和新加坡。最后，美国将放款对日本人移居美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给予“友好的考虑”。

两名神父于1940年12月28日返美并于41年1月23日在白宫和罗斯福就此事谈了3小时。罗斯福认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要时间进行准备，于是派人去研究日本提议诚意。2月14日新的驻美大使野川抵达旧金山并进一步和美国进行谈判。

但松岗决心颠覆这个会谈，因为他知道天皇、陆海军是不会做出足够的让步，真正解决对美问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旦破裂只会加剧敌意。

5月12日野村收到了东京拍来的草案提议，提议删掉了日本的保证，即只用和平、非军事手段提高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位。而且松岗在对美国大使格鲁时故意表现出的粗暴无礼更是让谈判雪上加霜，同时松岗面对同僚质疑时坚持说他懂得如何操纵美国人。

6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对此做出了回电，只不过这个电文也只是做做样子，赫尔也只是为了给美国的准备争取时间罢了。

7月2日裕仁和所有负责的大臣开会并批准南进，只不过他们打算先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再一步步推进。会议结束后，裕仁盖章批准了许多军事命令，一道是征召预备役军人，一道是在满洲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叫关东特种演习部以便对南进进行演习，一道是从本土调十五个师团去满洲参与演习，一道是要台湾、海南和华南的部队准备换新军装，接受新的战斗定量供给，使用新的两栖登陆指南，一道是在皇居重建帝国大本营的棚屋，给它扩建后完全披上铁甲板，拥有本身的参谋军官、地图和档案。

这些举动激怒了陆军的战地军官，他们毕生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对苏战争，同时在关东特种演习部队开始对海军南进提供支援作战而进行训练。

从7月2日到16日，日本国内氛围紧张地快要爆了。企业家给陆军的不满火上加油，因为他们知道放弃进攻苏联而做另一种选择，就将是一场可怕的或许是自取灭亡的对美战争。反对皇家政策的牢骚声高到内务部出动全部警察二十四小时戒备，文部省则关闭了所有的中学和国立大学。

13日松岗发现自己讲话越来越没人听自己无力力挽狂澜后装病躺在床上拒绝工作，15日其余内阁成员开会时决定辞职以抗议他的不合作。当天下午3点近卫抵达海滨的叶山夏宫觐见天皇，裕仁得知后有点苦恼，因为近卫在40年曾被要求宣誓“始终与天皇同甘共苦”。

“为什么整个内阁都要辞职？”裕仁问道，“为什么不单单撤换松岗？”近卫说对松岗无礼会影响国家的团结，最好让整个内阁全体辞职，以免松岗面子上有任何的不光彩。不过近卫承诺有必要的话他会接受新的皇命组织一个新内阁。裕仁在绝对确信近卫是真的愿意组织第三届内阁后便批准了辞职。

同时，刚刚从德国考察回国的山下奉文中将觐见天皇时说:日本的陆军远远落后于欧洲军队，伞兵部队、中型坦克和远程轰炸机少得可怜。他指出日军尽管不能在北方跟欧洲大陆，但英国在马来亚的防务非常虚弱、菲律宾的美国工事极不完备、荷属东印度的抵抗能力微不足道，或许能在南边赢得胜利。7月18日近卫组建了新内阁，除了松岗其他大臣还是原来的，新的外相是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

这天美国内阁在华盛顿开会。之前被破解的日本密码使美国得知日本即将占领南印度支那并威胁新加坡，于是决定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停泊在美国的日本船只都不得起航，所有美国银行日本结余都被冻结，所有日本交易都要暂时停止，美国的石油、废铁和机床都停止外流。

由于日本舰队靠燃油为生，海军要么立刻作战，要么永不作战，如果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海军需要将变得紧迫。但日军还是按计划于7月24日开进西贡。第二天夜里罗斯福宣布了内阁的决定，日本也冻结了美国在日本的资产。

东京的股票交易暴跌到1931年来最低点。横滨的丝绸交易完全停止了。日本的大报纸认为日本受到了挑战但不会退缩。

7月28日荷属东印度跟随美英两国之后切断了对日本的所有石油装运，31日美国的石油禁运开始生效。以后日本对抗优势对手的能力只可能衰退下去。为此日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退缩，要么把一切都押在跟西方进行的铤而走险的战争上。裕仁或许真心希望不用打仗，只靠谈判和威胁就能从东南亚得到日本所需要的东西；但同时他也在准备战争。同时必须对日本的攻击计划绝对保密，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必须细致入微。他要求内大臣木户制订一份向东印度群岛和平经济渗透的十年应变计划，病审核了陆海军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所做的计划。

陆军的计划最先交上来，并预计在11月3日开始，元旦攻占马尼拉，2月11日攻占新加坡，3月10日攻占瓜哇，4月19日攻占仰光。后来进攻时间晚了一个多月在12月8日发动，但马尼拉1月2日攻占，新加坡2月15日攻占，瓜哇3月1日攻占，仰光3月8日攻占。

8月第二周裕仁审核了海军递交的计划。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已经把1941年的春季和初夏用于演习，并把演习伪装成例行训练。山本依然坚持说对美战争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但如果必须要打就得敲掉珍珠港舰队，否则日本根本没有机会。裕仁的私人海军代表、也贵为皇族的小松辉久侯爵相信珍珠港计划经过了周密考虑确实有成功的机会。

山本的桌面演习刚刚结束观看了演示的海军军令部军官于8月16日给在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提交了一份为战争做必要政治准备工作的时间表。他们提议9月初御前会议的内阁应该下定决心批准武装部队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10月初必须开始——除非美国之前显示出让步的迹象。

陆海军相关首脑同意并获得了小松侯爵等天皇亲信的支持，并据推测也得到了裕仁支持。但这只倍视为一份意见计划书，直到8月28日才给陆海军参谋总长过目。

9月2日山本和参谋再次在小松侯爵位于海军大学集会。这次主要演示海军为支援协同作战部队在马来亚、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婆罗洲和瓜哇登陆的战术计划。

9月3日一次陆海军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部长说:“我们越来越弱，敌人越来越强……当外交已无希望而战争不可避免时，我们必须迅速拿定主意。”七小时后大家一致同意如果美国到了10月10日“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就要立即决定开始对美、英、荷三国采取敌对行动”。

这些会议记录以“执行帝国计划纲要”为名送到御文库以备查询。为此近卫首相为此感到不安，因为它强调备战，不太看重跟华盛顿的谈判，而近卫希望这场谈判能让日本不用战争达到目的。近卫于9月5日觐见天皇，裕仁同意他的看法并许诺第二天跟陆海军参谋总长谈谈。近卫请求他立即召见二位，裕仁同意了。

两人于下午6点来到御文库，根据衫山参谋总长在召见后立即写下的备忘录，当时裕仁口授一道命令:

“要尽可能利用外交与和平手段，不要在同一时间同等地利用外交和战争手段。让外交优先。”

两人结结巴巴地开始进行辩解，裕仁问道:“你们认为南方的作战能按计划执行吗？”

衫山就部队关于菲律宾和马来亚作战行动的建议做了详细的辩护，天皇打断了他:“肯定会有事情不按计划进行。你说五个月能够完成，但五个月内是否能全部完成呢？”

“既然陆海两军都对它研究了好几次，”衫山坚定地说，“应该能够大致精准地按计划执行。”

裕仁反驳说，两栖作战总是充满不可预料的困难，并指出最近在九州海滨进行的一次模拟登陆演习中理论上讲攻击部队到达摊头前已经损失一半兵力。

“之所以如此，”衫山说，“是因为我们的护航舰队在对方空中掩护被摧毁之前就开始行动了。我并不认为这种疏忽还会重犯。”

“那我再问你，”裕仁问道，“遇到不利的天气怎么办？”

“这个嘛，”衫山答道，“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

裕仁又问道:“但你真的认为你们能够做到计划中的事情吗？记得1937年你任陆相时，你说过蒋介石会立刻投降，但你至今还没能让他投降。”

衫山在其备忘录中接着以间接对话的形式继续他的叙述。他写道:“我抓住这个机会向陛下详述并解释了趁着国家还有能力时改善国家面貌的必要性。在全部国力耗光之前，我们必须直面苦难，以开启国运。”

根据近卫公爵记录，裕仁尖刻地问道：“你说中国的内地是辽阔的，难道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能自信地说（这次将只需要）三个月呢？”

根据杉山自己的记述，天皇只是“高声地”说：

“你绝对肯定这次我们能赢吗？”

“我不敢说绝对有把握，”杉山答道，“但我可以说赢的可能性很大。我不能说绝对有把握，但我知道，以六个月或一年的短期和平为代价去换一场长期的国难，那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我们必须根据二十或五十年的持久和平来考虑问题。”

“噢，我明白了。”裕仁再一次“高声地”说道。

“我们并不乐意发动这场战争，”杉山坚持说，“我们只是在一切和平努力都已失败的情况下才考虑战争。”

海军军令部部长插话提醒天皇不要忘记1614年冬天德川家康包围了丰臣秀吉儿子的大阪城。德川就是先议和说服秀吉儿子填平城外壕沟，接着德川悄悄填平了第二道壕沟，又成功地越过第三道和最后一道壕沟，挥师攻击城墙并成功夺取了大阪。为此日本应该提防跟美国达成一项可能会填平日本外城壕的协议，不应该满足于未能填平敌人外城壕的解决方法。“裕仁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近卫说：“诚如两位参谋总长所公认的，我们将会把和平外交手段运动到底。我完全赞成两位总长的意见，即在那以后，唯有在那以后，我们才会按具体计划进行战争。”

第二天即9月6日上午10点至中午，裕仁主持了一次历史性的御前会议。通常在这种会议上，审议中的重大事项会事先以书面形式给与会者阅读，但会上只会间接提及那些事项而不会讨论。会上的发言都是套话，事先进行过排练，与会者大声念出来只是为了留下记载。在会议开始时，裕仁坐在房间一端的小台子上，默默地随便翻阅摆在他面前的意见书，表明他觉得文件很熟悉，而且编排得井然有序，这时全体内阁大臣和陆海两军参谋总长也竭力效仿他。有一份意见书写道：“对美、英、荷三国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肃清该三国在东亚的影响，以建立一个我帝国自卫自保的势力圈，建立大东亚的新秩序。”

第二份意见书写道：“对美英的战争将是长期的，会成为一场持久战。难以预测战争结束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指望美国的投降。但我们不能排除战争可能会因为美国舆论发生巨大变化而结束，这个变化可能是诸如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取得显著成功或者英国（向德国）投降之类的因素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通过下列行动确立一种不可战胜的地位：通过占领南方的重要地区以建立战略上的有利地位；通过开发南部地区的丰富资源，通过利用东亚大陆的经济力量，创造一种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通过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合作，联络亚洲与欧洲，以摧毁英美联盟。同时我们可以指望，我们将能影响事情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摆在桌上的第三份意见书解释说：“我们必须尽可能秘密地进行军事准备，必须掩藏我们的意图，不要再把部队派往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时期的外交谈判应该着眼于从使用政治手段转变到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

审议中的第四个文件涉及日本将会接受美国提出的作为和平代价的“最低条件”和“最大让步”。它规定，如果“我们承诺不将武力用于南方，那么我们必须将中国完全置于我帝国控制之下。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在那里驻屯必要的军队……如果他们（美国人）不同意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视之为暴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要让日本屈服。”

关于美国坚持要求以日军撤离中国为先决条件才能在远东进行认真的和谈，一份附录提议说：“我们不反对发表申明，我们原则上准备在事变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但不撤出那些派去实现事变目标的部队。”

与会者迅速地翻阅这些辅助文件，9月6日御前会议开始了。没有一个与会者指出日本跟美国进行面对面谈判时彻底无望和毫无诚意的。相反，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发言，对以下提议承担责任：在10月10日以前同时进行谈判和备战，在哪个日子以后北站工作应该完成，而继续谈判只是指望奇迹发生。首相、海军军令部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都发言赞成这个意向，外务大臣坦率而真实地描述了至今为止日美谈判的整个过程。

最后枢密院议长站了起来说道：“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准备打仗，与此同时也在运用外交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各个方面设法通过外交打破僵局；但若这方面失败了，我们将不得不诉诸战争。这个草案似乎暗示战争在先，外交在后；但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在外交上不遗余力，我们只有在找不到其他途径时才会诉诸战争。”

“尽管我们会把备战当成一项政策，但是当首相在不久的将来访美时，他必须下决心运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外交手段去改善关系。如果审议中的建议得到天皇恩准，我要求在座的诸位通力合作，促进首相实现访美的目标。”

议长接着向杉山提出几个关于苏联外交和军事力量的技术性问题，接着说：“我知道这次的战争决定会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我不会再提问题。如果我们能在附件中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外交谈判，我会感到满意，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提议。”

由于大家都知道附件中提出的条件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美国自四年前日本侵华以来一直未能接受，所以这其实明确地解决了是战是和的问题。议长又对全国士气做了一页评论，要求每个与会者压制不同政见者，鼓励民众团结一致。最后他讲了结论：“我想看到大家采取果敢激烈的行动，那么哪怕是每况愈下，御前会议的决定仍能贯彻执行。”

7月松岗被赶出内阁时，内务大臣就警方为了使民众安分守己而将要采取的措施做了详细的说明。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要向君主推荐的文件，包括在完成战争计划期间进行五周谈判的决定，以及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提交给会议支持这个决定的意见书。

最后，裕仁站起来并动作夸张地抽出一张纸条，念出明治天皇在对俄战争前夕所写的一首意思模糊的小诗：

思想想去

四海之内

无非兄弟

几度风浪

喧嚣振荡

然后裕仁走出会议室，留下那些大臣在“敬畏和惶恐”中案子揣测他不动声色的内心想法，结果很快就会表明，他刚才是以腹艺的方式说出日本要进行战争。

接下来，近卫公爵试图跟罗斯福总统会面，但是美国国务院劝阻总统不要这么做知道日本政府承诺在其国际行动中进行具体的改革。而日本政要则拒绝让近卫做出必要的正式保证，裕仁则克制着自己不去为近卫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美国坚持要日本承诺在能够达成全面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方案时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日本拒绝做出这样保证只是给出一些最含糊的搪塞之词。另外日本坚持在谈判期间得到石油供应美国拒不同意，要求日本做出显示实际性诚意的对应姿态。

9月9日山本进行了漂亮的演习表现出对美国舰队进行突然打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下午2名参谋总长向裕仁报告其进展，裕仁愉快的说：“现在我已经完全了解我们的作战计划了。可是当我们在南方办事的时候，北方向我们施加压力，又该怎么办？”

“我们一旦在南方动手，”杉山回答，“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我们就不能左顾右盼。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我请求陛下批准这个提议。如果北方发生事变，我们可从中国调兵。但我们决不能中途停止在南方的军事行动。”

“我很高兴听到这些话，”裕仁说，“从中国调兵对你一定很难吧。”

杉山说这是有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

但是近卫对此感到不安，他开始想办法辞职。他曾承诺和裕仁同甘共苦，但他不想在历史上留下和美国开战的骂名。

9月18日近卫坐车途中四名大汉跳上汽车踏板向他挥舞匕首和手枪。这件事没有见报但在官场小道消息广为流传。这些人刺客被关了几个月，都属于曾长期得到近卫庇护的主张非暴力派别，于是有说法称近卫为了给自己辞职找借口自导自演。

虽然裕仁对近卫违背誓言感到失望但还是批准了内阁的辞职，本来东条和近卫认为最适合的首相人选是裕仁叔父东久弥宫，反木户等人一想到日本对美宣战担心把皇族推到台前感到惊恐。最后选择了东条英机来担任首相并在新内阁担任陆相和内相，海军大臣由大将岛田繁太郎担任。

10月18日，裕仁把东条从中将提升为大将，当天下午裕仁和木户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几十年来为日本和天皇战死的亡灵。

20日木户和裕仁谈话时聊到他之前推荐东条为首相是为了在仓促开战前给日本提供一时喘息进行慎重思考，裕仁注视着木户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暂时先更这么多，有空更新!

在日本当局勾结美国,借搞钓鱼岛"国有化"之机,破坏中日关系,导致两国关系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历史、客观地评价裕仁天皇这个复杂人物,对调动和提醒美国以管束日本右翼政客,对做日本人民的工作,都有深远的重要意义。一、裕仁天皇确系日本最大战争罪犯裕仁天皇1926年登上天皇宝座,到1989年去世共在位63个年头。他传奇性的人生可划分为时迁位变的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921年11月做摄政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作为神的化身和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将日本引向邪路;战后顺应潮流变为象征性天皇。

个人看法...

第一 裕仁天皇是有极其大实权的.而且他所支持的统制派是占上风的..

第二裕仁这个人内心阴险 残忍 狡诈

第三 裕仁是日本侵华的最大元凶 没有之一

不是个好东西，野心勃勃，能力欠奉的骗子。

生前罪恶滔天，死后遗毒万年。

南京大屠杀的直接下令人是这个天皇的叔叔：「朝香宮鳩彥王」。是这个人指挥了最后的南京攻城，是这个人下令了「处决全部战俘」，也是这个人以「城外宿营地不足」和「缺水」为理由让日军可以自由选择进驻南京城。由于这个命令，禽兽一样的日军开启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对于这位叔叔的这种作为，昭和天皇大加赞赏，还说「关键时刻只是宗亲靠得住」。

而后这位叔叔以「他是南京沦陷前10天才获得指挥权」这种理由豁免了罪责。

对了，731部队的建立也是这个天皇的命令，甚至这个部队后来扩充也是他的命令。

作为中国人，你替他洗地，请你自觉开除自己的国籍。

昭和天皇是一个对战争非常狂热的人，他有多少指挥权是一回事，但是他绝不是什么「反战」派，他和军部的矛盾本质上是狗咬狗而已。他们只是在争夺战争的主导权和怎么打的问题，而不是打不打的问题。

在《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这本书(此书获得普利策奖)中，我们可以知道中裕仁是一个残暴狡诈、野心勃勃的君主。它在战前是一个「神」，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的「架空」呢？ 他可不是什么橡皮图章，他只要几句话就能逼死一个人。他在战后为了逃避责任故意在公众场合表现得木纳和笨拙，这也是他的生存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的无辜。

昭和天皇是有自己的情报管道的，他对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细节是非常清楚和了解的，每次「御前会议」中，他不仅仅没反对过侵略，而是详细询问战争细节。他知道731部队，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慰安妇。他只是为了逃避责任时候对这些事情装聋作哑。很多人日本人不为战争道歉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为天皇打的，他都没罪，我们有什么罪」。事后他对于战争的逃避让日本彻底失去了和「二战」真正切割的机会，也让日本成为二战中认罪态度最差的一个国家。

当然了，这个锅，美国人也得背。所以，我个人对麦克阿瑟这个种族主义者毫无好感。

不请自来

推荐你读几本书就行了

『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昭和出版、1990年）

『大元帥・昭和天皇』（新日本出版社、1994年）

『昭和天皇の軍事思想と戦略』（校倉書房、2002年）

『昭和天皇の戦争』岩波書店、2017年　

这都是我的恩师，山田朗老师的著作。论可信度以及参考价值我觉得比什么钢铁雄心高多了。（笑）

论昭和天皇与战争责任，山田老师的研究在日本国内也是顶尖的。

当年昭和天皇御崩的时候，正好有节目找他探讨昭和天皇与战争，老师言辞犀利，没过几天就被右翼找上门来了，还写了张大字报批判他。老师拿起油性马克笔，变改边吐槽：“这写错了”“这不对”。

所以，要了解昭和天皇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读读山田老师的作品。

顺便一提，之前出版的一本关于昭和天皇的权威著作 『昭和天皇実録』，没啥新内容，据前辈跟我们讲，山田老师听说这本书要出版了，非常兴奋，说：“接下来有事要干了。”

看完后，失望无比，写的都是之前就知道的内容，天皇对与战争的想法，一点没触及到。

在日本学了几年日本史，越学越觉得日本历史学界对战争反思之深刻超乎想象（这恐怕对我国人来说是不敢相信的，但我也不想与人争论，想反驳我或者想了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的人，我推荐读一本书，淘宝就有中文版，搜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史就行，时间跨度从明治时期一直到二十一世纪，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日本历史学界反思深了）

但是昭和天皇实录这样的官方写历史黑暗面总归是要抹去一些的，所以，要找天皇与战争方面的书，还是得找民间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