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军的总兵力为430万。其中包括:“正规军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和院校共约101万人。以上正规军总共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
空军有五个军区司令部,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大队,加上一个侦察机中队,有飞机约九百余架
海军有接受日伪舰艇288艘,美军转让的舰艇271艘
陆军编制分为美械、半美械、日械和国械,到内战爆发前为止,其中美械军为:N1A、
N6A、2A、5A、8A、13A、18A、53A、54A、71A、73A、74A、94A
半美械军为:46A、52A、60A、62A。
美械军的编制为:每军一个
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榴弹炮12门;每师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山炮
12门;每团一个战防炮连,配备战防炮4门,每营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
迫击炮两门;每营一个火箭筒排,配备“伯楚克”火箭筒两具;每个步兵
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手提机枪18只,60迫击炮六门(每排两门)
及火焰喷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师部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
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善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
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
日械:为全部日式装备, 编制为军(整编师)有日式野炮营1个,师(旅)有1个日式山炮营,团有 迫击炮与步兵炮(有的为37mm速射炮)各一连,营有6挺重机枪,连有9挺
轻机枪与6个日式掷弹筒
半美械也被称为日美混合械,编制与日械相同,但补充了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并将步兵炮与掷弹筒改换为六零炮与战防炮,日式75毫米山炮换为美制75毫米山炮(也有半美械没有换美制山炮依然用的日制)
国械:其编制与日械装备同,只是步枪为中正式步枪,轻 机枪为捷克式,重机枪为马克沁,迫击炮为六零炮与国产82迫击炮,此外, 还有美式冲锋枪、火箭筒等,而在重武器方面,炮兵都是日式火炮
另外国军还有被称为杂械的杂牌军:以使用抗战之前与之中进口的英、德、苏及捷克式武器和土制枪械为主,无统一的编制
到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为止,国军得到的美援为:以废铁的价格购买了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与物资,计有价值6800万美元的车辆(1.5万辆汽车,大部分被缴获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及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火(内有100余辆M3A3),自1945年11月10日起将美国驻华空军的物资移交给国民党,移赠飞机200余架,大批航空器材(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另外尚有机场警卫需要的地面武器弹药,大约有40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到1946年5月,先后向国民党军提供了700余架飞机,以帮助国民党军建立8又1/3大队空军。1946年2月1日,自加尔各答海运至沪机械,车辆及纺织品3万吨,计2500万美元,内有3吨卡车5700辆,纺织品(主要为军用服装)500万美元,1946年3月19日,提供1亿美元剩余物资,内有4000万美元之船只(登陆舰艇),军用干粮4.5万吨及大批医药品,1946年5月27日,赠送国民党海军271艘舰艇等
另外内战全面爆发前,国军还有一些独立部队,如独立炮12团,36门美制155榴,独立炮7团,36门日制150榴。
三个快速纵队,每个快速纵队下辖一个步兵旅、一个战车营、两个炮兵营、一个装甲搜索营、两个工兵营、两个汽车营,装备有坦克四十辆,重炮二十四门,汽车二百辆。
三个战车团,其中战车一团为美式坦克,战车二团为日式和部分苏式T26坦克,战车三团为抗战爆发前购买的英、意等国的轻型坦克(基本都不堪使用了)
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军还有26个辎重兵汽车团和一个保养团,每团装备卡车400多辆,这些车辆,一部分是在抗战前、抗战期间及胜利后从英、美、法及原苏联购买进口的各种类型、大小不同的载重汽车编成,一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日本投降的日式卡车编成。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由美国援助的D.M.c.十轮越野卡车和五吨大道奇卡车。
最后再看看同时期共军的编制和装备,内战爆发前,
共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辖有纵队及相当于纵队的师共22个,旅及相当于旅的师共94个。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全军装备马步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枪榴弹1428具,掷弹筒5050具,迫击炮1559门,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坦克8辆。
双方实力对比差距如此巨大,也不能怪校长信心满满,下面是蒋公1946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上讲话:“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时间到了,成熟的苹果自然会坠入我们的怀抱。”
不过即便开战半年就送给共军七分之一的装备,但由于国军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另一方面又设法用各种方法购入与生产武器装备,所以到47年底国军装备还是占有很大优势:1947年12月,国民革命军(正规军)计有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198万人,装备步枪72.0317万支,轻机枪6.1399万挺,重机枪1.1949万支,冲锋枪6.7855万支,手枪4.0077万支,中口径迫击炮7506门,60炮9600门,战防炮1474门,步兵炮260门,山炮1257门,野战炮503门,榴弹炮401门,掷弹筒38364具,火箭筒1191具,战防枪1058支。
国军内战时的军工生产(以48年为例) 可月产中正式步枪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
再来看看共军装备的变化,在1946年7月-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共军总共缴获步枪九十万余支,机枪六万四千余挺,迫击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千一百余门。此时,由于武器装备的大量缴获使共军的装备得到极大改善,已与国军的水平相接近了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国军转进台湾为止,蒋公慷慨送给共军的装备数量如下:
长短枪3161912支,各种机枪319958挺,掷弹筒21462个,枪榴筒15191个,火焰喷射器228具,各种火炮54430门,飞机189架,舰艇200艘,坦克622辆,装甲车389辆,火车机车1,016辆,汽车22012辆
(转自贴吧用户@烈焰玫瑰_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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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1946年5月,368家随党国前往陪都重庆的企业,仅3家迁回东部,16家继续在重庆惨淡经营,剩下的全部关门大吉,94.8369%的关张率。
而其时政府经济部承认,截止1947年,从日伪接收的2411个工业企业,仅852个实际恢复生产,35.338%恢复开工率。
行政院院长一职,大家不会陌生,1944年底,孔祥熙因长期贪腐,在倒卖美金公债丑闻爆发后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等职务。
他的接任者叫宋子文,宋子文继任后三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败投降,日伪部门留下了不少工矿企业该由国民政府接管,事后证明这是一场灾难。
其时流传了不少“劫收”民谣,譬如“等了八年半,来了一群王八蛋”、“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宁愿鬼子烧杀,不要国军驻扎”等。作家张恨水以丑闻为题材,1947年出版小说《五子登科》,“房子、车子、位子、金子、婊子”闻名天下。
当时中国主要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姓蒋的法币,一种是姓汪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互有涨跌,1942年时法币兑中储券在1:2、1:3左右。日本投降后法币大涨,1945年8月初,黄金每两兑法币20万,8月11日仅兑17万,几日后更到14万。至9月,以重庆、上海物价为参照,法币兑中储券大致在1:50,法币还有可能继续上涨。经济部次长何廉是耶鲁大学博士,认为兑换比应在1:50至1:60,但财政部坚持1:200,财政部听宋子文的,何博士只好闭嘴。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实行,1:200。全国当时总人口约4.5亿,2.57亿是沦陷区人民,按美元、日元等外币兑换价考虑,中储券仅1945年贬值幅度254.5倍,两亿多人几乎一夜之间集体破产,其时上海民谣曰:昨天放炮(鞭炮),今天上吊。
战后的国民政府金融储备曾经在自孙文以来最好的状况,央行有黄金储备568万盎司(约当时8.5亿美元)。而在接收的沦陷区仅苏浙沪皖就有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上海仅1946年一年变卖物资收入达6698亿元。宋子文以此认为足以稳定物价和刺激出口,遂实行金融开放,法币自由浮动。
1945年8月11日,黄金每两17万法币,1946年3月,美元每刀2020法币。截止1947年2月1日,美元黑市价突破一万元,上涨约500%,2月10日,黄金每两96万元,上涨约564.7%。整个1946年,法币发行额平均每月增加11%,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17%。
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在市场抛售3.81亿元美元,姓孔和姓宋的孚中、扬子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不是中国建设银行)结汇3.34余亿元美元。
当民国政府宣布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时,民国的央行外汇储备减少4.53亿美元。1947年3月10日,宋子文辞职,在秋季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宣布将它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股权全部捐给政府,折合法币1800亿元(折合900个赵德汉)。
宋子文继任者是长期担任蒋公幕僚长的张群,他对此乱局已然无能为力,国库收入仅占支出5%,支出主要是军费,仅东北一处军费开支就占总开支40%。
《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仅8月上半月,食品价格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服价格上涨652万倍,较7月下半月同比上涨90%,当日报道中有一条“大饼油条,每件十万元”。
“八年抗战,物价不过才涨2400倍,胜利迄今不满三年,仅上海一地物价较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却已涨1.4万倍。”(《七月以来的中国经济情势》,《观察》)
原因很简单,民国政府没钱,就开足马力印钞票,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折合7.5个温总理),为上年同期1000%,民国三十四年同期2500%,而仅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发行量660多万亿(折合22个1947年,165个ssdftfcvhhy),相当于抗战前全部发行量的470000000%(有谣传称是TG印假钞破坏民国政府钞票政策,你见过印钞票的纸比印钞票的面值还贵的钞票吗?印这种钞票的假钞要赔本赔称什么样了)。
物价如此,自然民不聊生,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遭暗杀,4日后,闻一多先生遭明杀。1948年,已经几乎没人有什么意见了。“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性质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真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算计如何封禁民间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观察》主笔—储安平)
多难兴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1948年8月19日夜,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该令宣布,现行民国所有货币在1948年11月20日后全部作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元和外国币券;金圆券发行总限额20亿元(天大的笑话)。
蒋经国蒋公子自苏联归来,亲自到上海“打老虎”,当日即有人明显内幕交易,做空股市,蒋公子拿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当日大空头有两个,一个李国兰,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一个杜维屏,杜月笙儿子。陶启明枪毙,杜维屏获刑八个月。
蒋公子成绩斐然,一个月内,逮捕64名投机倒把分子,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被枪决。十月底,上海收上来黄金114万两,白银96万两,美元3452万元,港币110万元,折合两亿美元。
9月底,在蒋经国召开的上海工商业代表大会上,杜月笙发言“请蒋先生派人去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公子当即允诺,10月7日,蒋公子下令搜查扬子公司总部,查封公司仓库。国内各大报刊争相报道。
扬子公司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的大外甥,孔向宋哭诉,宋找小蒋谈话,小蒋不从,宋找“达令”老蒋哭诉,老蒋从北平前线军事会议上连夜飞回,找小蒋“谈话”。隔日扬子公司正常营业,报道“扬子案”最积极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小蒋是日后终日饮酒大哭,言:“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
之后,上海物价再度“远走高飞”,“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药房门外占地待顶更属闻所未闻。”(《申报》)
(储安平对此的社评《一场烂污》1948年11月6日 发表于《观察》第5卷第11期http://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30254.html 很精彩)
“若1937年6月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为2.82万,1948年8月4707万,1949年5月14.45兆;若上海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乘以100万(我懒得打零了,老哥们打多打少是个缘)(《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
1947年秋,东北基本控制,中原大部解放。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1月10日,长江以北除华北外基本解放。
1949年1月31日,华北基本解放。
1949年4月21日,南京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年底, 蒋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携带国库最后的黄金储备227万两 (折合美元约6亿)、故宫大部分国宝、其他工矿原料无数,转进台湾省。
蒋公转进前,开出一份名单,希望名单上的人与党国共进台湾,名单上包括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以知识分子为例,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第一届81位院士——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其中,仅9人与党国共转进,12人前往美国,剩下的74%,60人,包括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全部留在了大陆。
胡适一言可以道明原因,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文胆”陈布雷自杀一个月零六天,蒋公在南京黄浦路官邸设寿宴款待胡适夫妇,席间耳热酒酣之时有人按蒋公之意“恳请先生替政府在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当场板下脸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冷至冰点。
—————————补充评论区的分割线—————
评论区里有人为“黄金十年”的钢铁产量起争执,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比较清楚的是下三件事。
一、1934年,国民政府宣布新关税税率,棉布、鱼类等商品税率下调,但是原棉上调43%,金属产品提高20-25%,矿石提高4-55%,煤油提高28%。
评论区某君认为只是关税壁垒问题,可能是太异想天开。中国银行研究部在当年报告认为“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保护或发展中国工业,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扰其发展的方针上去”。
从日本进口商品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1931年9月18日后,在抵制日货运动下,日本进口商品占中国总进口比例逐年下降,至1933年仅9.9%,但在新税率后,三年间反弹至16.6%。
二、胡氏兄弟的华西兴业公司,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工厂,并有自营煤矿、铁矿和一家专科学校。战前承建西部众多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
先总统转进陪都后,胡氏兄弟想借机扩大生产能力,扩建华联产量至日产30吨钢,同孔祥熙联系后,哈哈孔表面赞成,实际胡氏兄弟在拿到首笔贷款、开工之后即被断贷,孔遂趁机入资,之后通过三次扩股增资,将胡氏兄弟挤出公司(你是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你吃个公司就是这么容易)。
钢厂扩建终于在1943年完成,开炉炼出几百吨低碳工具钢,因为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令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之后再也没有炼出一吨钢,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关张大吉。
三、1945年8月,130名内迁工厂代表集体到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收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回复:“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
这两天,我正在读一本书《黔滇川旅行记》,作者薛子中。这书是他1935年到贵州、云南、四川旅行时所写的笔记,文中对当时黔、滇、川各省风物进行细致如画的记录。
兹录其文数段,大家看了以后,自然就知道国民党究竟有多菜了。
由都匀沿公路北行,二十里至沙坝,有居民六七家,于一小饭店内进早餐,菜为豆芽蒜头,均系淡煮,另外有一碗内置有盐巴一块,吃菜时用筷将菜向盐巴上蘸,使之带上一点咸味,贵州全省所食多为川盐,川盐是用锅煮成块,通称盐巴,因运输不便以及盐税附加过重,故盐价昂贵异常,黔南各县大洋每元仅可购约二斤,普通人民多淡食,所食之菜能在盐巴上蘸一点咸味的,已经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了。
看看,老百姓连盐都没得吃。
龙里穷僻荒凉过于贵州,寂寞如一小农村,饭后休息时,便至县政府访县长袁汝楫君,袁君谈及地方穷苦状况,及施政困难,不仅摇头叹息,据谈,龙里全县,人口约五万余,苗民约占三分之一,境内尽系濯濯童山,土地贫瘠,农产仅鸦片及包谷,惟矿产蕴藏丰富,煤几随处可掘取。人民贫困异常,地方财政尤拮据,县政府及各机关,时又断炊之虞,全县最富之户,无百元以上现金储蓄,有时县政府急需款三五百元,全城竟搜罗不到。
人民既已贫困如斯,那政府又如何呢?你看,堂堂一县之府,三五百元现金,居然全县搜罗不到,真乃奇谭怪事也。龙里县虽然贫瘠,却也不是一无所有,“矿藏丰富,煤随处可掘取”,如此地方,居然也能穷成这样,你说,这个政府得有多菜?
龙里县既然如此,其他县又如何呢?且看云南师宗县:
师宗县穷僻荒凉,城垣高不及丈,城内道路崎岖,商店无一家,仅有零摊三五,出卖食盐火柴等物。
往县政府去,进了大门不见一人,两旁房屋亦多倒塌,院内满是荒草。我们意以此定为旧时衙门,县政府必迁他处,但二堂上却见有案桌一张,上置有火签二筒,案桌后上贴有“禄位高升”、“上任大吉”的红纸黑字,此非县政府又系何所?又进见一破屋内有一人,向其问此是否县政府,他答以“是”,接着又向我们问以“有何事”。此人即系收发主任,我们乃出名片,告以要见县长,他乃持名片传达于县长。少许出,谓“县长有请”。我们被导至会客室。会客室内有床两张,一床上铺有光席一条,上置一枕头,另一床上有黑蓝色棉被一条,这棉被大约最少要有六七年没有拆洗过,被面是污垢一层。县长到来,贵姓大名询问后,即坐于床上,接着说道:“我这衙门太不成样子,连一个会客室也投有,这是两个师爷住的房子”。
是,我知道古代有“官不修衙”的讲究,但堂堂一个县政府竟至于塌房破屋,满院荒草,这已经是超出一般人常识之外的事情了。——这是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不要了啊。我想,但凡政府官员能有一丝羞耻心,一丝上进心,何至于此?总而言之一句话:国民党无能。
再看威宁县:
威宁地势高峻,且滨草海,故气候四季寒冷。时在初秋,室内多生炭火取暖。我们仅携毛毯两条,晚间知难御寒。特令教育局老勤务代为至街上租棉被两条。他很有点难色,说道:“街上有棉被之家甚少,恐怕租不到。”我们向他声明说租价无关,尽可多出。老勤务外出租赁,许久才回来说道:“街上已经问遍了,无论出几多钱,总是租不到一条棉被。”棉被既租不到,找们只好忍冻过夜。看来老勤务想出解决棉被难题的法子。他说:“局长家里是有棉被的,我去给他说明,请他将棉被惜先生们用一两夜不好么。”后来算在局长家里拿来一条棉被,是既小且薄,但老勤务说:“这棉被是局长在省里上学时所做,现在拿了来,局长就没有盖的了。”老勤务的诚实,局长的隆情,都是令人非常的感激。
一条棉被,全县找不出来,只有在教育局长家借了一条,而局长家这条,还是从省城带来的。把这条借出去,局长就没得盖了。——就问现在脑洞最大的编剧,敢编出这样的剧情不?
而以上的情况,就是发生在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的时期里。
我以前就知道国民党很无能,但究竟有多无能,大家尽可以大胆的发挥想象力去设想,但国民党总是比你所设想的更加无能。
杀猪都能爆神装
世界上第一次空对空导弹就是国军打TG创造的记录···
开始TG不知道,被打下来一架
然后TG剩下的飞机贴身,把国军带着导弹的飞机打了下来···打了下来···打了下来····
缴获空对空导弹,然后开心的进行研究···
造原子弹的时候,国军派飞机来侦察,被击落
上边有自卫的导弹两枚,美帝援助的最新的空气探测器一台··
蒋公你是来送装备的吧你是来送装备的吧····
KMT这个怂货,一有事情,满脑子想的从来不是自己如何去面对、去解决,而总是想着国际援助、美国军援。
淞沪会战为了打给国际社会看;九一八不抵抗去国联告状;平津战役天津快丢了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逃到台湾了国防目标也是坚持一个星期,等待美国、日本支援。
菜就菜在这种怂货心态。
1966年1月8日,共军福建沿海的一艘登陆艇发生叛乱,开去马祖。
国军对该小艇及其携带物进行了研究。还审讯了艇员。
国军:他们竟然会保养舰艇?
国军:这些艇员怎么这么具有研究精神?
没有儿女情长的军歌,算军歌吗?
国军:学到了,原来情报还能这样玩
啧啧啧,说明书真是好东西。
每次使用机器还要留个记录,这习惯不错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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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
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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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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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分清楚责任
一件事情如果做错了,会找到责任人,责任人很重要,不要帮人背锅。当然,也不要随便推锅。如果有人推锅给你,一定要怼回去,用邮件怼。
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果自己负责的事情做砸了,不要慌,也不要推锅。要分析一下root cause,找个solution出来,即使这个solution你自己搞不定,这个步骤也要做。尽量从工作流程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
不要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别人
除非老大正式的让你去协助别人(邮件为证),否则不要帮别人完成工作。很多时候,帮别人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背锅的开始。
一切以邮件为准,不要口头协议
如果是口头确定过的东西,写个邮件发出来,抄收给所有相关的人,特别是相关的老大。并且,找他们要comments。这是以后避免背锅的最重要步骤。
这些不仅仅针对印度同事,而是针对所有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