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为什么没有亡国？ 第1页

窃以为，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之所以没有亡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自从成立，直到昭宣中兴以来的政治改革，遵循一种渐进式的思路，实现了统治思想的平稳过渡，没有引起社会剧烈大规模的动荡，所以才没有走上秦王朝的老路，也保证了大汉王朝延续四百年的统治。

就拿汉武帝来说，他本人就是西汉王朝的改革者，开创了西汉王朝一个崭新的，不同于文景之治的时代，汉武帝本人对大将军卫青，就说了这样的话：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这段话反映出汉武帝对自己的改革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或者说，汉武帝阐述了自己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汉王朝因为是在内忧外患诞生的，所以必须时刻处于改革之中。纵观汉朝四百多年，外戚问题和地方势力始终是其重大问题，仅仅在西汉初期，前者导致了诸吕之乱，后者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再加上匈奴、西域、南越等不稳定因素，所以西汉王朝无论内部外部均不太平。如何处理中央内部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外族的关系，是西汉皇帝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汉武帝认识地很清楚，所以才会说，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他知道变更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汉王朝面临的各种威胁；

其次，汉武帝的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谋利益，也为了后世的千秋万代，所谓“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这句话表明汉武帝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造福子孙后代。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若要保证稳定，不出现大的祸患，政策的延续性是必要的，正如人放点小血有利于健康，大出血就会死去，一个道理。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考虑的不只是当时，而是，大汉王朝千秋万代的利益，他要为大汉王朝的政治统治立下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从而从实质上维护刘家统治的稳定；

第三，汉武帝为自己多年来的攻打匈奴的行动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为了天下的安宁。其实自从文景之治以来，汉朝上下已经对发动战争攻打匈奴形成了共识，无论是贾谊、晁错等人都对这场注定要来的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规划和设想，西汉帝国迟早要变成战争机器，只不过这台机器在汉武帝手里发动了。西汉初期，由于穷困，连大夫们上朝都要乘坐牛车，这个时候对匈奴和亲，当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兵强马壮，经济繁荣，正如司马迁所说，“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个时候还需要忍耐吗？

第四，汉武帝承认，改革是有过错的，并不是完美的。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改革，的确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虽然出于迫不得已，但也给西汉王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流民四起，损耗过多，户口减半，他希望后世不要学习他这方面，不要走上秦王朝的老路。西汉王朝，是在吸收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经验中而诞生的，建国初期，贾谊等人便已经对秦朝的教训进行总结归纳，创作了《过秦论》等作品，对秦王朝进行系统分析。汉帝国的君主时时刻刻以秦王朝为戒。所以西汉王朝的纠错能力，是其能在武帝折腾之后，能够免于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汉武帝时代的改革，究竟具备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从盐铁会议一探究竟。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也就是汉武帝驾崩6年后，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良文学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汉武帝时代的政策特征，贤良文学来自各个郡县，都是当时儒家学派的人才，而且与民间有很深层次的关系，他们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的认知，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忄朁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在这里，贤良文学概括了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几大特征，

第一，指出了汉武帝在不同时期团结利用的几大力量，就是奋击之士、兴利之臣和酷吏。首先，汉武帝为了击败匈奴南越等势力，启用奋击之士，如卫青、霍去病等人，发动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外战争，虽然抗击了匈奴，然而却造成了财政的匮乏；到了元狩四年( 公元前 119) 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帝国发生严重财政危机；面对财政的匮乏，汉武帝启用了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垄断盐铁，与民争利，解决了中央财政问题；慢慢地，由于与民争利，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巧取豪夺，导致百姓反抗，汉武帝开始任用酷吏，比如张汤等人，实施严刑峻法，来镇压对他不利的人。据史书上说，张汤最擅长的就是听从汉武帝的旨意，汉武帝不想动的，就心慈手软，故意留后门；汉武帝要整的，就露出青面獠牙，往死里整。

应该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奋击之士、兴利之臣还是酷吏，最终都只是汉武帝利用的对象——卫青到了最后不敢乱说话才得以善终，桑弘羊等人也没有好下场，至于张汤，最后落得个自杀，可见汉武帝不过是以帝王之术利用而已；

第二，汉武帝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是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而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他做出每一步都是有预谋的，认真定好的。贤良文学使用“故”、“是以”，说明汉武帝的所有改革措施不是没有理由的。譬如在攻打匈奴之前，汉武帝已经攻打了南越并且取得了胜利；在与民争利之前，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将散落在各地的豪强贵族强制迁移到长安居住，还杀了豪侠郭解；与民争利看到不对劲了，立即转变政策，向着休养生息的路线部分回归。这些都是渐进式的改革，时间跨度达到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正是因为渐进，所以才能及时止损，修正错误，保证西汉王朝的活力，才不至于“五十头牛都拉不回”，避免了王莽一样的下场；

第三，汉武帝实现了西汉王朝政策的根本转变。汉宣帝曾经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的确很精辟地概括了汉武帝政策的实质，也就是“以霸王道杂之”，一方面吸收了董仲舒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实现了严刑峻法，改变了西汉王朝初期以来的清静无为的政策，达到了以帝王之术驾驭儒家大臣的效果。贤良文学说“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虽然骂的是公孙弘等人，但我想在座的丞相田千秋等人应该脸红，因为田千秋丞相本人就是“以霸王道杂之”诞生的产物，他这个人除了唯唯诺诺什么都不行（似乎），其实卫青等人不也是如此吗？司马迁公开讽刺卫青“媚上”，然而汉武帝很满意，群臣都老实了，他刘家的天下就保住了；

第四，汉武帝打碎了不少利益集团，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主的新的秩序，并且成功将其延续了下来。汉武帝执政这五十多年间，锐意改革的实质，就是彻底瓦解和消灭已有的利益集团势力。笔者读史书，感觉汉武帝非常残暴好杀，而且往往一下子就株连几万人，譬如杀郭解，接连杀死几个丞相，然而仔细一想，或许这可能是汉武帝打破利益集团壁垒的手段。举个例子，汉武帝晚年，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钩弋夫人，然后史书来了一段：

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还要问别人怎么想，你可以说汉武帝冷酷无情，但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汉武帝本人对外戚专权有着相当高的警惕，武帝口中的外人，可能指的是依附于钩弋夫人的政治势力，所以钩弋夫人必须死，是防止第二个吕后出现。他残忍好杀，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似乎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汉武帝虽然残忍，但也打碎了不少利益集团，清除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政策才能顺利调整，不像东汉中后期，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着上阵，中央政府疲于奔命，皇帝被架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治理百姓只好依赖地方，到最后不得不形成割据，被利益集团裹挟，哪有时间研究什么政策问题呢？所以诸葛亮感叹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发现，西汉不得不亲近贤臣，而东汉，不得不亲近小人，区别在于，是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解决了各个利益集团，完成改革之后，汉武帝发布了《轮台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诏》，田余庆先生将其视为西汉王朝政策的重大转折，认为西汉王朝回归了老祖宗休养生息的路线，让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让西汉王朝免于灭亡的命运。然而2014年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发表《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对田余庆的结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到了2016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勇试图折中两人观点，指出“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笔者赞同杨勇先生的折中观点。《轮台诏》虽然意义重大，但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政策调整。汉武帝本人并不希望政策过度调整，从他驾崩之前任用的顾命大臣就可以看出来。例如霍光，“出入禁闼二十馀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 又如金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可见这些都是老成之人，以稳当头。可见汉武帝根本就不希望他指定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在整个昭宣中兴时代，基本上还是沿着武帝路线走下去的。

实际上在盐铁会议——这场关乎汉王朝未来命运的大讨论中，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就是根本改革之路，他们提出了三个很尖锐的问题：要不要放弃战争机器，让汉王朝重新恢复与匈奴等国的和好政策？要不要放弃盘剥百姓，恢复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要不要减轻刑罚，恢复汉朝初期的法律政策？他们认为汉武帝在这三个方面犯了错误，要求朝廷纠正错误。从这个时期开始，儒家学派们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这个国家了。所以说所谓盐铁会议，实际上就是儒家复古和武帝政策两条路线的争论。

然而事实证明，盐铁会议除了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进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之外，并没有彻底改变武帝的路线，或者说，盐铁会议就是大夫阶层和贤良文学的妥协而已：

昭宣中兴之时，严刑峻法照样是主流，和汉武帝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汉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然而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霍光立即废掉了昌邑王，并且将其带来的二百余人全部杀掉；后来霍光死了，新即位的汉宣帝，毫不留情就将霍氏一族诛灭，“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以至于汉宣帝时期的路温舒无比悲愤地说：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

严刑峻法固然不好，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然而它也在实际上维护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秩序，让西汉王朝能够及时度过如同昌邑王、霍氏之类的较为严重的统治危机。

至于匈奴，昭宣中兴时期仍然在与匈奴对抗，元凤三年，匈奴攻击乌桓，霍光派遣大将军范明友袭击匈奴，获得了胜利；本始二年( 公元前 72) 汉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十六余骑兵与乌孙配合，大击匈奴，一直到陈汤打败匈奴，杀死了郅支单于，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才真正结束，西汉才从真正意义上恢复了过去的和平共处政策。班固赞扬昭君出塞，“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其实背后是汉朝的强大和匈奴的臣服。

就算是霍光等人重回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只不过是遵循汉武帝的轮台诏而已，并没有违背汉武帝的意图。

所以说，昭宣中兴实际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续。霍光他们明白，大汉王朝绝不可以走上一条名为复古，实则改旗易帜的道路，汉武帝的路线必须要坚持。小修小补可以，大规模的变革，就是一条邪路。这便是霍光等人对贤良文学的回答。

至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改革，在昭宣中兴时期并没有实现，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说：

汉世儒家所怀根本改革之计，虽迄未尝行，然奋起而主张之者，亦迄未尝绝。

他们的主张直到汉元帝之后才逐渐实现，例如汉成帝时代的大臣谷永，他甚至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你姓刘的自然可以不当皇帝。这种话，当然有些叛逆，然而到了汉成帝耳中，他没有动怒，仅仅付之一笑，并继续让谷永发表意见。他实在痛恨谷永，也只好让其闲居在家，谷永最终是享尽天年而死的。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那时儒家的改革已经快要完成了，而他们的顶点，叫王莽。

于是西汉亡了。

法国有个保守的政治家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写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恰巧在于他剧烈改革的时候。托克维尔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秦王朝，隋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秦始皇、隋炀帝在社会力量没有调整完毕的时候就剧烈改革的缘故。适度的变革和政策的稳定性两者都非常重要，而汉武帝，恰恰就做到了两者的平衡。他是个改革家，然而又很注意分阶段量力而为，一旦发现做过头就及时纠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过去的利益集团，从而很顺利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昭宣二位皇帝所继承，这才是汉武帝没有导致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换句话说，改革是要改的，然而如何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这是每个政权必须面临的课题。

回答的很精彩。 但是只是讲了汉武为何这么做，而没有讲为何没有亡，而秦亡了， 补充一下。

先说秦的问题： 商鞅变法以来，秦对六国的攻击和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攻击是一个路数，经济极端落后（远逊于魏齐等强国）的秦国，靠极低的战争成本（生产建设兵团vs职业军人），勒索战争赔款形成战争收益。 秦的优势在于组织机构能更好的整合全国的资源，而六国却受制于各种世家豪强的掣肘，国君只是最大领主而已，秦国并不强过六国，但秦王比六国之王要强大的多。这也是为何长平之战这种举国国力的对抗，秦国能赢（拼国家整合资源的能力），但是一些小兵团的战斗秦国屡屡失败的原因（农民兵当然打不过职业军人）。

到了嬴政时代，秦开始了灭国战争， 攻下一地需要驻军，生产建设兵团变为了职业军人，这种变化摧毁了秦国原有的经济体系。 只好通过看得见的手调节。 统一度量衡的本质就是军方套购物资，当时秦半两的含铜量比魏齐等国货币低一半都不止，却被强制等值。 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物价飞涨。 这个时候只好采取货币回笼政策（收天下之铜铸12金人）， 从极度通胀一下过渡到流动性枯竭的极度通缩，再上马铁公鸡（长城，驰道）拉动内需，同时配合一轮货币超发，发行含铜量更低的秦大钱，再然后就是陈胜吴广了。

秦末农民起义为何会一呼百应，因为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了，因此六国贵族才能浑水摸鱼，迅速组织了如火如荼的反秦势力。 而秦国组织国家资源的优势已经在上述过程中瓦解了，才造成了覆灭。

我们再看汉武：汉武的“折腾”配合了比较适合当时情况的经济政策，保证了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没能出现秦末的局面。 桑弘羊的盐铁论可谓上承管子，下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到现在还在被部分实践。在汉武时代是极为成功和重要的经济政策。 详情请大家自行百度，作用是保证了中央凝聚国家资源的能力，平抑地方物价， 结果是干强枝弱， 人民生活过得去，自然反不了了。

其实最应该跟汉武比的不是秦而是隋炀帝， 隋炀帝的折腾其实和汉武是如出一辙的，也是在前朝积累的基础上，开始了以消灭权贵豪强增强君权为目的的折腾。 不过欠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把自己折腾死了。 后来唐太宗的折腾路线跟隋炀帝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武帝刚上位时的汉朝疆域版图。

这是50年后武帝过早离开大汉人民时的疆域版图。

这位爷，在位的这五十年，几乎就从来没有歇着过。

将匈奴踢出漠南，打通河西走廊，漠北决战打残匈奴，开通西域平大宛，东征朝鲜，南定两广，西南平诸夷。

巨大的武功全都是要拿钱来说话的！

但人家确确实实是所谓的“三十税一”，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

不仅疯狂折腾，人家还根本没有亡国！一场场封建王朝本来根本无法承受的战争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巧取豪夺，在武帝一朝悉数登台亮相！

如果说秦始皇是所有皇帝的祖宗，那么汉武帝就是此后这台国家机器的001号缔造者。

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出现了后续各种型号的国家机器，他们或许各有特色不同，但全都是在武帝型号上做的增减，大体谁都没变。

当年以皇十子身份登基的刘彻，绝对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因为这位爷不仅自己舍得一身剐，还有办法将极大概率亡国的作死演出成功让千万人乖乖买单，并传唱千古。

自古以来，不乏武帝般的大折腾，但没亡国的，却没有俩仨。

甚至可以说，穷兵黩武成武帝这样还没亡国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正所谓眼睁睁就是把鹅毛给拔秃了，但这群大傻鹅们却就是不叫。

这就是水平。

千古一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武帝和匈奴那堆可歌可泣的虽远必诛外，还有很多维度需要他考虑。

打仗不光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事，战争之外还有很多脑仁儿疼的地方，将士们得胜你得赏，阵亡的家属你得抚恤，新占下来的地你得去移民巩固。

每一项，都得张嘴找你要钱。

正所谓虽然头可断，血可流，只为主义真，但任何主义想要使唤人民群众去风里来雨里去，这都是需要拿钱来的。

没钱谈什么主义？

每一次战争，其实都像是一场没有保护的性爱，厮杀的时候血脉翻腾，但完事需要你善后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武帝战匈奴定阴山爽完之后，发现已经开不出来钱了，于是重拾起了爷爷辈儿用过的好方法，卖官鬻（yu，四声）爵。

但爷爷辈儿时骑自行车就觉得速度很快了，到了孙子这却恨不得连飞都看不上眼。

武帝重拾起这个好方法时却发现，这个方法其实很一般，并不解渴。

文帝时，卖官仅仅是个荣誉头衔，免除一些象征性的人头税啥的，有点类似于网络游戏中花钱买身漂亮衣服，戴个皇冠啥的，看着很拉风，并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现在虽然还是有一定效果，但卖官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武帝看的，当年爷爷觉得是巨款了，现在孙子连零花钱都不够。

不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就靠个人了，祖宗给你指出道了，路怎么走，你自己挑嘛！

到了武帝这里，他开始创造性的进行发挥，他先是借鉴了秦时的二十级武功爵，设立了大汉版的十一级功爵制。

同样是针对于百姓，但获得的方式变了。

秦朝的百姓想要获得爵位必须立有军功，到了武帝这，钱成为了检验爵位的唯一标准。

先甭急着骂武帝，说人家商鞅那个多科学。

商鞅那套要是到武帝这，根本帮不上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武帝的这个年代，战争的目标不同了，一切围绕战争配套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秦国当初军功立爵，将全体大秦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了军国主义的旗下，团结一致向脑袋看。（忘了的朋友可回看：第三战：商鞅变法（全）秦并天下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

那个时候，步兵为主，拼的是人口动员能力和战争火爆意愿，我短时间内能动员上来好几十万战场红眼病患者，我就赢定了。

比如说长平之战的后期，人的数量非常重要，昭王要是不及时赶到山西尽调河东的男同志去堵包围赵括的饺子皮，白起同志很可能撑不到赵军投降的那一天。

在那个年代，打仗打的是规模，而且你战争所得的土地红利可以兑现你的军爵承诺，所以那一套没问题。

但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了武帝这里，玩法变了。

由于战争的矛头对准了匈奴，兵种的较量由步兵升级成了骑兵，所有的奖励需求就都变了。

这个时候，人数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你即便带着一百万大军出征，但你两条腿，人家四个蹄儿，你连跟人家过招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培养专业的骑兵部队就成为了刚需。

对匈奴的这一系列的战争中，无论卫青还是霍去病，带出去最多也就五万骑兵，漠北决战作为巅峰之战，不过十万骑兵。

看着少，但之前我们说过，骑兵费钱，训练这五万骑兵的花费类似我们今天培养五万个飞行员。

再加上骑兵还需要一系列的地勤后续辅助与配置，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战争了，而是要把这些个培养出来的骑兵精英伺候好了，并且要想方设法的减少他们的减员，随后还要有方向、分批次的继续训练新的骑兵。

这就得拿钱来了。

所以武帝的军功爵制度，与时俱进的变成了拿钱说话。

一提到钱，武帝比他爷爷可聪明多了，他爷爷卖爵位，属于卖整车，一辆奔驰卖100万。

但武帝则明白卖整车不划算，要把奔驰拆成各种零件卖，这样100万的奔驰就卖出了300万的价格。（修车换过零件的同志们应该深有体会）

武帝将军功爵位，分成了十一个等级。

每往上升一级，你都得拿钱来，这一个小改动，就把卖爵位的利润拉高了好几倍。

漠南之战后，武帝的卖爵收人高达三十余万金。

不过武帝将爵位人为的拉开到十一级后，也势必要加一些有点说服力的项目，人民群众也不都是冤大头，你再漂亮也得出点实在的，武帝先是在免税免役之外，又加入了刑法豁免权。

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像李广，公孙敖这帮，打败仗回来就按律当斩，然后交钱了事。

罚款都是天价，后来伟大的太史公就因为根本交不起才最后受如此凌辱。

能交得起也说明了李广大侠们平时活的并不寒酸。

但是，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了。

没这爵位时，司法的不公平其实已经对社会存在不和谐的放大效应了。这就好比虽然知道有钱能够脱罪，但还是要喊出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看透但不能说透，民不患寡患不均，这一下子明码标价，社会矛盾开始陡然上升。

不过这也属于可控范围，这就好比争论现在的色情行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再讨论多少年都得继续打下去。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这行业实打实的缺德带冒烟，但从打击的操作性来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完全根治的办法。

还有好多“高水准”人士在说这行业对社会具有着伟大的意义，不知道让他们家出人来履行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他是否愿意。

不过合不合法都无所谓，这个行业几千年前就存在，并还会大概率存在下去。

区别就是民风有时纯情些，有时过分点，但说到底，犯法与嫖娼的仍然是少数。

上层永远在乎的是局面，只要是少数，就都好说。

不过到后来，武帝在爵位中加入了一项万不该添进去了服务。

这项的影响打击面极大，如果说司法豁免权是坏一锅汤的老鼠屎，那么这项增值服务就是扔汤里的死老鼠。

花钱可以当官了。

官员手中是有权力的，只要涉及到权力的，波及面就广，就从来没有小事。

当然，武帝开始是心中有谱的，他知道官员任命不是小事，不能谁有钱谁上，一帮草包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所以他最开始的限定，是做吏。

官和吏有啥分别吗？

有，还不小。

我国的官僚系统中，官和吏一直是两条系统，官是方针制定以及地方负责人员，相当于高级官员，类似于现在的处级及以上干部。

吏就是基层干活的，类似相当于处级以下的，是基层公务员。

不像今天的好时代，在古代，“吏”甭管多能干，到死都是达不到“官”这个级别的。

想到那个级别必须得有国家的“编”！

也因此，那个时代的国家编制比今天值钱的多，官员基本上是处级起步的。

这种影响其实现在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比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两份考卷，一个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另一个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

考卷根据报考岗位不同而设定，往往梦想进入中央类直属部门的，都要考省级以上的那张卷。

武帝最开始的想法，是底下干活的这帮，看在你有钱的份上，可以不计较素质，但高级干部还是必须按本事来。

官爵的权利限定为吏的范围，算是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些保护。

你是这么想的，但不见得就一直不忘初心。

到了后来，随着武帝钱越花越多，什么官啊吏啊的，也就都顾不上了，吏的限定被解除了，有钱就是爷！

越来越多的人花了大价钱后进入了仕途，走向了大场面，先是当上了郎官（储备干部），然后开始走向正式的官场。

其实无论是吏，还是官，权力一旦能花钱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个永远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汤师爷”进入官僚系统，官场的风气与效能开始迅速败坏。

这是武帝放出的第一个魔鬼。

这第一个魔鬼，是后面所有巧立名目的放大器！

他为后世做了一个超级烂的示范，他告诉后世的皇帝与官僚们，有这么一种杀鸡取卵的敛财办法，叫做卖官。

当时确实能收上来一大堆钱，但完全是寅吃卯粮，整个政权系统会被迅速腐烂掉。

虽然武帝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但这个世界却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方向一旦开了头，就再也收不了手了，事态的演变会大大超乎你的想象，这样的魔鬼，武帝还放出了好多个。

很快，武帝放出了第二个魔鬼。

重税开始出现了。

早在马邑之战后，武帝就重拾起了已经取消了好几十年的商业税，刚开始恢复时的税收比较粗犷，仅仅是政府设立关卡对运输载货的车辆收税，叫做：算轺车。

和今天的高速费挺像。

不过后来武帝觉得光查大车还不行，来钱还是少，还要收财产税，要把面搞的大一些。

你们在我的土地上搞投机倒把我一定得抽头！

扩面后的武帝又干上了赌场老板。

刘老板开始将税收政策细化，重点打击对象瞄准了商人，开始了全国性的“扒皮运动”：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百二十钱，叫一算，税率是百分之六。

手工业的小商小贩稍微好点，税率为百分之三。

听上去还算可以忍受，但这很快就成为了祸害天下的政策。

在物权法如此完备的今天，各种涉及到财产的官司与纠纷仍然层出不穷。

任何时候，财产评估与纠纷都是个极其高难度的活儿，唾沫和血肉双横飞的行业。

武帝的征收财产税，他大嘴一张只认钱，但操作上却具有着极大地模糊性。

你说我们家值两千钱，我还说就值两百钱呢！

我这就剩一屁股帘了，你他娘非说这是一杆大旗！

任何时候，法律一旦尚不完备或者直接说不清楚了，执法的人就都自动变身成了法典圣斗士，别废话！我说是啥就是啥！

武帝后来据此出台了相关细则，但规定仍然粗暴，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武帝规定的是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结果本来百分之六的税可以忍受，但实际中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税变成了百分之好几十。

狗掀门帘子，全凭那张嘴！

我就两千钱的财产，你非说我有两万钱，我家的玩具车在你嘴里变成了大货车，再加上爵位制下引进了一帮花钱进来的官吏们，回本的动力以及张嘴就是法的硬件配合，横征暴敛的魔鬼被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这是武帝释放出来的第二个魔鬼，虽然仍然远非他初衷。

灾难的影响还远非如此，由于百姓们不堪其扰，开始大量的隐藏财富，全都打扮成了要饭的般凄惨，说谁家里有钱比杀了他还过分。

不过这仍然难不倒武帝。

武帝发明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叹服的政策：全民大告发！

漠北之战前，由于军需巨大，武帝颁布了《告缗令》，具体法令表现就是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查出来谁家藏匿财产不上报然后就强制充公，然后政府和告密者对半分。

人民群众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民间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越来越多的人被抄家没产。

在股风气下，全国中产家庭几乎全部破产，汉初七十年发展的经济生态被连根拔起！

构建一个伟大的良性生态，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

但破坏它，一个政策就可以了。

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历很多轮的论证探讨，邀请大量的专家和相关同志，搞前期试点等等一系列流程。

政策可以缓出台，绝不可以急出来！

一笔之下，千万人身家性命，万万慎重，儿戏不得！

就好比药品研发的最重要基础是“无毒”！

而不是“治病”！

只有在“无毒”的前提下，能治病，才是好药！

1853年格哈特就在实验室合成出水杨酸了，但劲儿太大，把胃都烧坏了，直到五十年后，拜耳公司的霍夫曼才制造出副作用低的神药，阿司匹林（副作用刺激性小），这才算是伟大的医学革命。

病治了，结果人死了，这药跟毒药有什么区别。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单纯抱怨政策滞后，不时效时新，很多行业和岗位，有它自己的规则。

兹事体大，要慎重！

今天要说的漠北之战，之所以成为了具有巨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战，因为为了筹措这一战，武帝搞出了三个跨世纪的敛财大招，刚刚的《告缗令》，是最小儿科的。

在消灭国家的巨富与中产后，钱还是堵不上源源不断，越来越大的烧钱大窟窿，武帝就好像喝了盐水的脱水者，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很快，他发现这样的来钱速度也已经入不了他的眼了。

他需要更快更暴力的敛财方式。

货币，终于被他发掘了出来。

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

由于汉政府一直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人市场流通，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少数占有矿产的人或团体能够获得大量的实力，这对于中央政权是个大威胁。

比如七国之乱时的吴国，吴王之所以如此嚣张，很大原因就是在于不差钱。

但私人铸币同样有好处，在文帝那一章时我们说过，大量的货币被造出来注入了干枯的经济体中，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

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好处当时我们没有细说，就是为了留到今天。

这个好处，是它可以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经济效应。

举个例子，当所有人都可以造钱的时候，张家造出来的钱足值足两，李家造出来的钱总是缺斤少两，那么时间久了，人们都心里有数，谁也不愿意接受不好的货币，所以张家的钱就会统一市场，没有人再接受李家的钱作为结算媒介。

李家为了继续有生意，避免造出来的钱折腾半天也花不出去，就倒逼着自己要造足值足两的优秀货币来与老张家进行竞争，市场由此进入了正循环。

这样时间久了，市场上就都是足值的货币了，这也为老百姓们的各种交易进行保驾护航。

政府此时，做的是仲裁者与收税者，你们爱咋造咋造，我只要保证能收上来钱，收上来的钱能花出去，就可以了。

这是一柄双刃剑。

经济会走向正循环，这是利。

但从长远角度来讲，国家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弱，这是弊。

有一部拿野故事攒出来的畅销书《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说的一句话还是很写实的：我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谁制定的。

当武帝发现了货币这块处女地，他觉得，这个处女他不搞一下，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结果就是这个处女差点被刘猛男搞死。

刘猛男随后找来共犯，在搞掉阿娇的张汤帮助下，先是搞出了“鹿皮币”与“白金币”。

两种货币双管齐下，分别从宗室贵族和黎民百姓处进行强行抽税。

先来说所谓的“鹿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就这么一块皮子，武帝标价四十万钱。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还必须得买，不买就办你，而且理由充分。

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与祭祀祖先时，需要使用玉璧，但张汤进行了小改动，规定诸侯在使用玉璧的时候，都必须用鹿皮币作垫子放在玉璧下面，以示尊崇。

比较可笑的是，主角玉璧不到一万钱，但配角那块破皮子却达到了四十万钱。

著名笑星陈佩斯同志说过：什么角色不重要，关键要能抢戏。

白鹿皮就抢戏成功，武帝再也不看你那块破玉璧了，那块白皮子才是定性你是不是好同志的关键。

你要是不用，那么你的罪过大了，你居然对祖宗不敬！（其实祖宗就是他自己）

我还是废了你的封国吧。

用范伟被忽悠精了的话讲：改抢了。

这几乎就是武帝明目张胆的找亲戚们伸手了。

白让你们当地主啊！哪有那么好的事！没看我这都忙活飞了！

都特么给我交钱！

白鹿币是找亲戚张嘴，接下来的白金币，则相当于武帝向全体人民伸手了。

所谓“白金”，就是是银锡合金。

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还并不属于法定货币，锡更是从来没成为过货币。

人家武帝官方创造一种货币并进行了生硬的推广。

白金货币设计有三个面值。

面值最大的，圆形重八两，上面刻着龙，一枚价值三千钱。

中间面值的，方形，上面刻着马，价值五百钱。

最小面值的，椭圆形，上面刻着小乌龟，价值三百钱。

武帝对百姓说：乡亲们，以后这种货币合法化了，都去花吧。

但问题来了，银和锡在当时并不值钱，如果你说银和锡可以列入货币，那么就应该按照市场的等值对这两种金属进行计算，该咋定价咋定价。

但明明小乌龟就值一钱，你非说它值三百钱，画条大龙就居然说它值三千钱，这不是官方扯淡吗？

你这就只能逼着老百姓往歪路上走。

民间开始两个拳头出击，一方面在交易中疯狂的抵制这种货币，另一方面又疯狂的偷铸白金币去进行套利。

本来是武帝的单方面耍流氓，结果变成了全民耍流氓，全天下开始制造白金币然后套利真正有价值的黄金与黄铜。

劣币开始驱逐良币了。

漠北之战虽然靠鹿皮币与白金币榨取了足够的军费，却也为后世开了一个巨大的坏口子。

武帝的法律规定，只有他自己可以单方面耍流氓，民间不能私铸白金币，只能给我铸有价值的铜币。

我抢你们可以，你们要乖乖躺好，不要反抗。

但全国人民又都不是傻子，利润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全民就陷入了铤而走险的疯狂赌局！

领导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可是心灵手巧的中国人！

全国人民根本无法抵制住套利的巨大诱惑，结果假币犯开始越来越猖獗。

在如此形势之下，武帝震怒，反了你们！下令私铸白金币者死刑，并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去整治市场。

他为了擦这个屁股，行政编制又膨胀了一大块。

但是，就好比今天的毒品屡禁不止一样，只要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就永远有不怕死的人趋之若鹜。（题外话要为今天中国扫毒成就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点赞，公安同志们把指标系统定在这方面，绝了）

武帝岂是那种眼里容得下沙子的人，在逮着一个杀一个的严刑峻法下，当时的假币犯居然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五，这还仅仅是抓到的。

而且，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借题发挥的搞了出来。

五年后，武帝觉醒了，在这么下去就成种族灭绝了，于是赦免了牢中几十万的假币犯，并下令民间，只要自首，就有改过的机会，政府一律既往不咎。

然后，一百多万人改过自新的站了出来。

武帝人生中第一次认栽了，白金币被废止了，不过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货币改革了。

武帝不再从货币的材质上巧取豪夺了，那样太粗暴，而是在缺斤短两上下足了功夫。

他也明白了，不能总玩强硬，毕竟自己不是土匪。

咋地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氓。

你最起码体面点嘛！

武帝废掉白金币并大赦天下后，也做了妥协后的要求：今后民间不允许再私铸钱币了（前面民间铸铜钱还是允许的），谁再铸钱无论真假，严惩不贷，我也按照套路来，不拿乱七八糟的糊弄大伙了。

武帝从此将货币发行拿到了政府手里。

汉初八十年的自由货币，从此打住了。

武帝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大名鼎鼎的五铢钱登场了。

武帝在推行五铢钱后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产能不够。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流通如此多的货币，中央的能力根本就达不到，于是武帝一边着手扩大中央的铸币产能，一边又下令了：允许各个郡国可以按照中央的标准来铸造钱币，投放到经济大环境中去。

老百姓们实在是信不过，关键时刻要看亲戚的了。

武帝有他的打算，他想耍心眼，在垄断铸币权后偷偷地通过缺斤少两来达到隐形的通货膨胀，五铢钱实际上我就出三铢的量。

不过他慢慢发现，他这帮郡国的亲戚们也都明白这点小猫腻，而且干的比他还过分。

五铢钱一走向市场，口碑慢慢反映上来了，你们老刘家一窝子全部是好东西！

个顶个缺斤短两的王八蛋！

武帝不光挨了骂，他还发现自己吃了亏，郡国五铢钱居然比他的中央五铢钱还缺斤短两！

没有最缺德，只有更缺德！

尤其当郡国五铢钱通过税收回到中央手中时，武帝深深的感到了受伤害。

你们咋能跟我这有文化的耍流氓呢？

千万不要让老鸡贼吃暗亏，报复会铺天盖地。

武帝一看咱是亲戚呀！我那么信任你们，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居然敢跟我玩这个！

于是武帝又出招了，又发行了一种钱，在五铢钱上用红铜镶了个边，号称“赤仄五铢钱”。

这些钱的发行权就不授予郡国了，而且武帝规定，他的“赤仄五铢钱”一个顶五个“郡国五铢钱”！

今后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仄五铢钱，没有红边我不认！别想再拿你们那乱七八糟的再来糊弄我！

这其实又是“白金币”的一个变种，虽然原料是铜，但这相当于武帝硬性规定了一个虚高的货币价值。

在巨大利益的怂恿下，老实了没多久的老百姓们又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又开始纷纷加入了仿造赤仄五铢钱的行列，钱币市场越加混乱。

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大地的钱币已经彻底乱套了，中央五铢钱，郡国五铢钱，赤仄五铢钱以及各种民间假币五铢钱，武帝的严打一次又一次，监狱里再次装满了“或真或冤”的假币犯，但却根本打不掉这股猖獗的趋势。

哪里有矿产，哪里就有开干的假币厂，就好像多年前，山西各地的小煤窑一样，占山为王的各种黑社会也随之出现。

在黑白两道的鼎立配合下，良民淳朴的中华大地眼看就变成臭粪坑了，武帝慢慢开始觉得自己原来也有搞不了的科研。

最后，武帝终于进行了限定，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各郡国也都停了吧，并将全部矿产国有化。

最终，所有人都被清盘了。

民间继续大力量进行假币打击，亲戚们也都滚一边子去吧！不准各个郡国再铸造“郡国五铢钱”了，我自己的“赤仄五铢钱”也不用了，今后全天下的钱币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通行了八百年的真正五铢钱。

谁能想得到，就这一枚钱，能让武帝搞出这么多的故事。

武帝的这一整套搞下来，令后世的皇帝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抓在自己手里！

并且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和私人拥有铸币的权利，一放出去准乱套！

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中央政府进行通货膨胀！

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及矿产权后，皇帝就没有任何竞争的掌握了最简洁、最直接的抽血手段——通胀造假。

他只需在铸币中偷偷地造假，就可以造出更多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换来更多的物资或者支付更多的军饷。

等到市场发现了假币并不具有如此的购买力时，中央政府早已套利得手。

最终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政府收取了隐形的通胀税。

皇帝们一点亏没吃，吃亏的是百姓们，越是经济活动中的末端，越吃亏。

说一个距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

知道为啥作为老百姓，要尽量去一线城市买房子吗？

因为房地产行业，距离银行比较近，属于金融上游，所以通货膨胀的直接效果显现的不明显。

每年的贷款利息都和通货膨胀率差不多了，为啥不去选择住在力所能及的好地段呢？

作为芸芸众生（注意这个限定哈，大牛们不用在意），尽量少存钱，要尽量换成有价值的东西。

要么投资现金流能跑赢通胀的产业，要么投资能跑赢通胀的房子。

因为历朝历代，掌握铸币权的人都在隐形的抽税，这是一个叫做汉武帝的皇帝最开始做出的透彻示范。

劣币驱逐良币，开始成为了这个世界，永恒的定律。

因为在缺乏竞争的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法币永远是如此的运行轨迹，比较过分并且玩砸了的比如宋末的纸币，一战后的德国马克，蒋介石的金圆券，全都是这个德行。

武帝的金属货币其实还算厚道。

但它并不地道。

货币，是武帝放出的第三个魔鬼，这只魔鬼，已经属于大魔王级别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个魔鬼。

武帝整出了“汉企”。

武帝为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筹措灭匈奴的军费，使出了最大神级别的敛财手段——打造大汉企业。

政府企业向来是很难干好的，很难从市场经济中进行竞争，武帝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请了一批“金融专家”前来想办法。

武帝虽然一直在打压商人群体，但他却并不排斥这个群体的有用之人。

客观来说，汉武大帝其实真正的在那个年代做到了唯才是举，各行各业有能力的人只要他能够用得上，就全部能够人尽其才，这其实很难得。

武帝是少数能够始终将眼光紧盯着自己的目标，一切从事儿上看的皇帝。

万事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多盯着事，少盯着人，这是个很可贵的干事业思路。（另一条道路则相反）

为了打造天下第一的强国，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正是这个时候，几位发了大财还有着政治梦想的商人摸准了武帝的脉，利用他们的商业手段以及专业知识，弃商从政，成为了武帝身边的财政大臣，开启了与汉企新篇章。

代表人物有主管盐业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总管财政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自漠北之战前，一直到武帝驾崩，桑弘羊一直掌管着天下财政，为武帝的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想尽了办法去鱼肉天下，正是在桑弘羊这帮聚敛之臣的手段下，影响中国今后两千多年的“汉企模板”正式形成。

具体的表现是，通过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人民生活的产业进行间接收税。

最直接的两个产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盐和铁。

盐和铁，之前归类到“山海收入”中，这部分钱归少府统筹，属于皇帝的私房钱。

在当时，所有的自然资源性的收入，全都称为山海收入。

皇帝有小金库，也允许百姓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挖矿晒盐，这都是合法的。

皇帝只是在产矿与产盐的地区设立了关卡，让人们缴纳一定的“山泽税”，这笔钱比重一直不大，所以归到了皇帝的零花钱中。

当时的国家财政分为国家与皇室两部分，国家财政基本上就是土地税，归大司农管，皇室收入主要是山泽税和一些其他的边边角角，归少府管。

不过武帝为了完成自己雄霸天下的伟大理想而摆出了高姿态，将山泽税划给了大司农，用于国家开支。

国家开支的越来越大，但农业税都是死工资，每年没有啥出入，于是武帝开始动山泽税的脑筋。

盐铁商人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孔仅提议：将盐铁工业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这一招，可谓“稳准狠”。

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富起来的。

我们在讲当年魏国的“四个自信”时，强调过魏国之所以经济实力强，在于又能打铁，又能晒盐，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到过，这两条命脉，直接决定着经济民生。

只要人活着，就得吃盐，这是标标准准的生存刚需。

只要想种地，就得有铁器，不然指着手刨是出不了产量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刚需。

一个生存刚需，一个生产刚需，哪个都是要命的。

之前几十年，政府并没有参与争利，哪怕收点税，哪怕少数人先富了起来，出现了让人们心里不平衡的大富翁，但大汉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幸福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是刚需，但是由于并非独家垄断，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市场逼着商人们不断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老百姓们可以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好的农具与菜刀，吃上更好的盐。

商人们通过不断地提高质量与产量，使得自家产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富翁也开始出现。

少数人先富了起来。

政府通过收税，使得皇帝的私房钱袋也越来越鼓。

三方共赢的正循环下，大汉人民幸福的生活着。

直到碰上了武帝这位爷。

武帝的国营垄断后，最大程度的国进民退出现了。

因为没有了竞争。

由于官方垄断，盐铁的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但质量却开始大幅度滑坡。

因为是国家的买卖，你想活着就得买我的盐和铁，所以我压根就不用考虑质量与市场需求。

百姓们要不就买不到合适的工具，要么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残次品的农具和掺了土的盐，而且哪怕我上涨十倍的价格，你依然愤怒不起来，因为一把锄头和菜刀可以用上好多年，每顿饭也就只放上一点点盐。

价虽然贵，但你用量不大，你挤挤腰带还能凑合活着。

温水煮青蛙，明摆着坑你，但你仍然得忍着。

就是这个看似温温吞吞的磨叽手段，却从此成为了国家敛财手段中那条最粗的胳膊！

因为体量和基数！

所有的人，只要活着，都要被间接的强行征税！

超级巨无霸吃饭时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食物对象个头太大，吃饭效率太低。

为啥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他只吃不起眼的浮游生物和磷虾啊？

没错，都是小角色，但它一口可以吞食200万只磷虾。

蓝鲸每天不干别的事，天天搁那张着个大嘴，哪浮游生物多就去哪。

嘴巴上的两排板状的须像筛子一样，肚子里还有很多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的褶皱，能扩大又能缩小，靠着这堆大网，它将海水和磷虾一齐吞下，然后嘴巴一闭，再把海水从须缝中排出，滤下小虾小鱼吞食。

这才是高效率吃法！

吃大动物的都长不成顶级块头。

因为你的食物来源有限！

武帝时代，土地税每年大概收上来40亿钱，但他的盐铁国企每年却收上来了80亿钱。

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

武帝的汉企，是他放出来的第四个魔鬼。

汉企这个魔鬼，由于来钱多，抱怨少，也成为了日后历朝历代剥削黎民百姓的最大妙招，今后的历朝历代，盐铁收入都至少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太史公作为一个黄老治国和武帝盘剥这两大历史时刻的亲眼见证者，用优美深刻的笔法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描写巨富商贾的“货殖列传”。

其中，有良心的司马迁写出了一句点题的千古佳句：“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高级别的讽刺与嘲笑。

明摆着就是在抽武帝的脸。

简要翻译一下这句话：

统治者，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

其次是用利益诱导他们。

再其次是教育他们。

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

最低级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武帝释放出来的四个大魔鬼和一个超级放大器。

魑魅魍魉分别是资产商业重税，群众告发检举，货币通货膨胀，垄断汉有企业。

那个放大器是“卖官鬻爵”。

结果是：个人集体破产，全民劣根自危，武帝在经济的源头彻底剥削压榨每一个民众。

武帝在两千多年前，为所有的后来帝王详细的演示了如何将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欲望提款机。

你孝武皇帝说的挺好听，轻徭薄赋看上去农业税并不是很高只有百分之三，还腆着大脸写在史书中被万世传唱。

实际上呢？

所有的盐，铁，地租等成本算下来，每个百姓，辛辛苦苦的年复一年，实际上就是在给皇帝与官僚们打工。

辛苦了一年的百姓到年底一看，啥也没剩下。

不对啊？今年是丰收年啊？

地租也并不高啊？

收成都特么哪去了呢？

武帝早已用非常隐蔽且高超的手段对你进行了盘剥。

你吃的盐，用的铁全都交着税，辛辛苦苦攒点钱等农具一坏又全都搭进去了。

皇帝拿大头，办事的官员们拿小头，老百姓们挣扎的活着。

始作俑者，是汉武大帝。

而且这四个魔鬼的影响依然不仅于此，武帝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尤其是他派出去争利的“汉企”产生了大量的“汉企”工作人员。

整个官僚机构系统开始越来越臃肿，官员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上升，社会的总体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买单的，还是最可怜的老百姓们。

前面所说的这四项魔鬼政策，多么奇思妙想的神奇创意啊！

别急，后面还有俩呢！

虽然这跟上面四个比起来算不上一个级别，但却属于全方位包抄的。

一点空子咱也别留下！

一个叫“均输”，一个叫“平准”。

这是武帝的格林斯潘，桑弘羊同志提出的，其目的是增强政府的收入和对经济的控制。

所谓“均输”，就让地方政府平台开始做买卖。

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收上来的土地税，也就是百姓交上来的粮食。

政府可以当地卖掉粮食换成钱交到中央，或者把钱购买当地的土特产然后官方做买卖到外地卖掉吃差价。

你说这脑子，是不是都走飞了。

所谓“平准”，就是让地方政府做保险公司。

“平准”政策是各地政府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卖给社会。

政府既赚钱，老百姓又有了保险，真好。

这两项政策，看上去简直不要太友好。

但最终结果，“均输”加大了地方政府的与民争利和不规则竞争；“平准”使得老百姓们不仅没买上保险，还活的更加艰难。

尤其是“平准”！

第一， 粮食会腐烂，官员看管的平准仓往往并不用心，会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

第二， 资源浪费倒是小事，最可怕的是产生了规模碾压效应。

由于各地的平准仓属于大体量玩家，结果这个“官办保险公司”起到了股市中庄家洗劫散户的效果。

官员们往往低价强买垄断粮食，哄抬物价，等粮食紧缺时高抬粮价卖出，洗劫散户。

普通商人和百姓死走逃亡。

少数关系户和官员则光明正大的出现了官方套利的工具！

卖爵，重税，告密，货币，汉企，均输，平准，七大体系全方位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汉国家牢笼！

武帝一朝，为后世的历朝历代定下了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就是农业税一定要低，老百姓们都看重粮食，避免引起直接冲突。

但是，要通过货币造假，官府企业，重商业税等方式，将老百姓的钱偷偷地征收上来。

这也就是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除了后面霍光和刘病己神级接盘降落外，人家武帝的手法超级高端，鹅们都被拔光了毛却不知道谁拔的，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为啥人家折腾却并没有亡国的原因。

一将功成是由万骨枯搭建的，千古一帝的千秋功业，则是由一个硕大无比的抽血网络灌溉浇筑而成的。

说完这些，很沉重，这就是历史，我能做的，是把他的来龙去脉以及深刻影响原原本本的展现在你的面前。

扬民族魂魄强汉开疆的是他，奠定压榨模板千古基调的亦是他。

定河南，逐阴山，通河西，必须要写的荡气回肠。

漠北决战前，台面底下的种种为祸千年同样亦要写的入骨三分。

这是对“秦皇汉武”历史地位的最好尊重！

因为这种级别的历史人物，根本就谈不上“好”或者“不好”，更不是什么“圣主”或者“昏君”。

所有人世间概括性的词汇，在他们的身上，都显得太苍白了。

这种级别的千古一帝，是复杂到了极致后的笔墨难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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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到这个问题，看完这些，是否大家明白为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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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汉武朝可能是两汉政局最稳的时期。你只看到了他在位期间兵祸连年，晚年又大搞巫祸，而忽略了他军政经上的其他建树。首先推恩和独尊儒术令老生常谈就不提了。汉武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长官有中央统一认命，没有更改税负和调动军队的权利，且需要定期回朝述职，又确立监察制度以监督地方，从政治制度上防止了地方官僚做大对抗中央。汉武帝的迁茂陵令，发地方郡国的豪族往长安陵墓，强干弱枝，使地方豪族难以做大，中央政令可直达乡里。汉武又实行盐铁专卖和币制改革，从经济上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优势。另外汉武帝为了杜绝秦汉相权威胁皇权的情况，又搞了套中官制度来平衡相权。这些制度保证了皇帝在中朝的权威，中朝在地方政府的权威，再加上外战成果斐然，即使皇帝再会折腾，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其实，史书上说汉武后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多半是夸大其词。道理很简单，你查下昭宣期的人口就能知道，人口不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内恢复的如此之快的。说是户口减半，多半是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所致。所以汉武帝后期转变政策，息兵安民，汉朝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可惜，陵邑制度被元帝废止，使得地方豪族逐渐做大。又抛弃了外儒内法的施政方针，使得一大批儒家士族崛起，这才是汉朝灭亡的根本。虽然史家一直是褒宣抑武，单就挑选继承者这方面来说，宣帝真的是差汉武多矣

先说结论：汉武帝统治期间穷兵黩武，以致户口减半、流民四起，却没有走向亡国的命运，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武帝在四处征伐之前已经完成了制度改革，为其实现宏图大志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其二是在祸患初现时及时改弦易辙，从武功逐渐转向文治。

根据《汉书》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帝晚年，关东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流民暴动，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西汉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

武帝统治晚期的景象，无疑会使人联想到秦末、隋末的乱世，那么问题在于，为何秦隋两朝最终二世而亡，而西汉却得以转危为安，甚至出现了昭宣之治呢？汉武帝在其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顾秦代的状况。

从古至今，当我们谈及秦朝的暴亡时，我们总是在强调秦朝的暴政，似乎除了秦二世与隋炀帝以外，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再没有滥用民力的暴君了，这里需要提到的问题是，这里是否存在着用结果反推原因的误区？换句话说，究竟是暴政导致了速亡，还是因为出现了速亡，我们才真正注意到暴政？

秦朝末年，陈胜首义而天下景从，一时间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间，然而自章邯大破周文以来，张楚军却一战即溃，吴广、陈胜先后去世，反秦联盟瞬间土崩瓦解，此时秦王朝又转危为安了，当反秦联盟重新开战的时候，领导者已经从陈胜吴广，变成了楚怀王与六国后裔，巨鹿战罢，高歌进入咸阳的使刘邦、项羽，也是楚怀王熊心和那些上个世代的贵族们。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秦朝二世而亡，不仅仅是因为暴政与流民，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足以将政治力量进行整合、进而推翻旧秩序的六国贵族们。同样，真正推翻隋朝统治的也不是王薄和翟让，而是属于关陇集团的杨玄感和李渊。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单纯的暴政与随之出现的流民并不一定会导致王朝崩溃，旧王朝的瓦解还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政治力量能够得到整合，进而威胁中央政府，第二，旧王朝内部机能衰竭，无力应对动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王朝才会走向终结。比如众所周知的黄巾起义，声势同样浩大，但是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将流民力量整合起来，同时东汉政府走向衰落，无法应对农民起义，因而各路军阀作为政府军的代表平定了起义，并进而瓜分了东汉王朝。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审视汉武帝时代，西汉之所以没有在武帝手中走向终结，不仅仅是因为文景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家底，更为重要的是武帝已经完成了制度改革，消除了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强化了王朝的统治能力，因而足以应对此时出现的动乱。

汉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今日来看，武帝一生功绩即可概括为“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两点，二者之中又以前者最为重要。自汉初以来，奉行黄老之政，除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外，在制度上则无太多创造，最为典型的是萧何创《九章律》，便多有《秦律》的影子，到武帝时代，王国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功臣逐渐老去，制约皇权的几大力量都已消散，这便为武帝改革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纵观武帝朝，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垄断经济政策。文景时代奉行不与民争利的黄老思想，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主要集中在民间社会，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经济控制能力有限，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基本思想就是国家本位的垄断经济，最终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就提高了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第二是以推恩令和刺史制度为代表的集权化政治改革。经过了七国之乱，王国力量被大大削弱，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彻底消灭了王国势力，此外另设刺史制度，监察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在朝堂之上另设中朝以削弱相权，实现了集权化改革。第三则是儒家化意识形态改革。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孙弘，也就意味着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转向公羊儒学，崇尚更加积极有为的统治手段，在张汤主持修订的律令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儒学对汉法的影响，通过法律的形式，儒学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进而起到整合关中、关东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武帝积极的消除了残存于社会之中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游侠。迁徙政策一向是帝国打击地方豪强的重要手段，然而如郭解这样并不富有之人同样遭到打击，原因便在于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所谓【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便体现了这一点。游侠作为关东社会的代表，残存着战国时代的风气，与帝国的统治格格不入，因而必然遭到打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当然，流民动乱确实冲击了王朝的统治，因而改变穷兵黩武的政策也就成了帝国的必然选择，以颁布轮台诏为标志，汉武帝晚年逐渐将政策从武功转向文治，一方面继续坚持集权化的制度主张，另一方面限制出征、酷吏，真正确立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综上所述，一个王朝的灭亡不仅仅与暴政有关，更与这个王朝自身状况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帝国是否还具有有效的统治能力以及社会中是否存在不稳定因素，武帝通过制度改革加强了集权与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并进一步打击了残存的王国、游侠势力，并且迷途知返，将政策由武功转向守文，最终使得西汉得以度过后期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