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魏晋国力潜力大,这可能很大程度上真要归功于魏国人民伟大。根据《通典》提供的那个数字,263年魏国编户为66万户,443万口,户口比为1:6.68,而西晋一统天下时,则是245万户,1616万口,户口比为6.57。
如果说通典的数字不可信的话,那么,至少与正史《晋书》提供的晋朝户籍数据相比,在户口比方面是一致的。也就是魏晋时期的北方人民,一户的家庭人数相比古代中国的一般情况要多出不少,一户几乎达到了7人。历代中原王朝1户一般都是5人,包括汉唐明都不例外,因此被很多古代史研究者称为“恒例”,只有宋朝大概是因为后期“不举子”,一户只有4人左右(原书甚至是2.24,我是考虑了宋朝可能不计女人所以翻了一倍)。
如果通典的数字可信,那么曹魏建立初期的官方编户口数甚至可能还远不足400万。例如蒋济就说当时魏国掌握的人口”不足汉一大郡“,要知道东汉时南阳就有200多万口。这样,可以说完全就是靠民众拼命地生息繁衍,魏国才逐渐恢复了元气。
曹魏后期的每户人口不仅大大多于蜀吴,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家庭人数”最多的一次。如果说这里只有一个数据的话,西晋灭吴前的一则史料也侧面证明了当时晋国家庭的“庞大”:司马炎曾下令“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以凑齐伐吴的庞大兵力、后勤需要,而这种征兵方式对于吴蜀来说属实是很豪横的,因为在当时户口比才3-4左右的吴蜀两国,恐怕根本是凑不出几个有3、4丁甚至6丁以上的家庭的。
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汉唐的户口数据一般是王朝鼎盛的那一年统计的,这个时候可能民众生育率比起最高的时候已经有所回落了,而魏晋的数字则是王朝百废待兴之时。经历了汉末一个地狱般的北方乱世之后,稍有安定,民众(尤其是士族、兵士家)生育率突然一下井喷的确有这个可能,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战后婴儿潮。
如果与史料结合起来,我认为真实情况可能是,234年诸葛亮去世、魏延被杀之后,蜀汉因为国中无将十余年未北伐,吴军对合肥、襄阳的进攻则如隔靴搔痒,魏国的边防压力骤减,尤其是冀州、司州之类的内地得到了长时期的安定,有可能产生了人口爆炸。按照《晋书》的记载,太康年间,司州有40多万户,冀州有30多万户,实际上这个数字应该是反过来的,为了避免冀州过于强大,晋朝将原属冀州的好几个大郡划归司州。再加上北方异常之高的每户口数,冀州很可能人口此时已经在全国一枝独秀了。
三国后期,吴蜀两国过高的兵役比例逐渐拖累了人口发展(当然,这也是因为益州、荆州、扬州基本就没有内地可言,北有魏国,南有南蛮山越,处处都要征兵设防),而魏国的兵役比例在边防各州可能并不比蜀吴少,甚至更多(所以太康年间雍凉、中原各州仍然是一片凋敝,普遍都只有几万户),但是内地却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到了后期,冀州、司隶的每户人口甚至可能大大多于7,比如有些士家甚至有6丁,这么说家庭人口有10多人都是有可能的。
司马炎即位之后,随着屯田制的废除和大力清查隐户,西晋官方所掌握的编户人口暴增,加上每户如此之多的男女口,如果到了生育年龄仍保持这么高的生育率的话,人口突然暴增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到了平吴之战前,在东吴编户还只有230万口的时候,司马炎已经拥有了1300多万人(其中北方约1200万人,巴蜀约100万人)的官方口数。按照三国一般的征兵比,西晋的可征兵已过百万,并且兵源状况要大大好于竭泽而渔的吴国,所以平吴之战晋军可谓势如破竹,节节凯歌,只用5个月时间就结束了战争。
但接下来也就是悲剧的高潮了,这一代青年(当然只是官方编户,不包括隐户)又基本都战死在了八王之乱的战场上,三国由于人力不足,各大名将往往用兵都是小心翼翼的,而西晋北方此时有100万青壮人力,所以各种十万甚至数十万大军的大会战在八王内战战场上又开始屡见不鲜,甚至有“(司马伦)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十万人”,”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合众二十万,被长沙王司马乂奋战杀伤六、七万“之类触目惊心的记载,也难怪CA后来认为八王之乱才是真全面战争
至于辛辛苦苦养出的这么多男丁白白葬送在了司马家的内斗场上,百姓的怒火也是可想而知,此后匈奴的得势,更多是联合王弥、石勒的流民大军才得以成事(益州的流民大军则攻下成都使成汉”复国“),某些方面也实属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