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向xx人靠拢、蹭眼下的热门流量,奈何还是放不下身段。整篇文章就是一次路线上投诚,但姿态上不动如山的可笑尝试。外带一个小文人对武德的幻想。
人类的欲望战胜美德?什么是美德?就是勤劳肯干不计回报?这对谁来说是美德?家国天下?民族国家?还是拿着别人的血汗在全世界用疯狂烧瓶、开超跑的方式代表其他人站起来的那些人最需要的美德?
人类的文明、我们的社会的目标是永争第一?是为了在列强排行榜上排第一?是踩到别人头上?是祸祸邻居?
还是舒舒服服的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两个饱一个倒?你要求别人吃苦耐劳?你自己干什么了?
每当看到这些站在民族的高度要求别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莫里斯-巴雷斯。这个一贯以爱国自己的民族主义者,1914年在爱国集会上高声呼喊“在战争面前我发誓!”群众以为他要去当兵于是欢声雷动。结果他小声说“战争期间每天给爱国报纸写一篇文章!”
这种所谓爱国者连稿费都不能少赚一分,却要别人不计代价。说到底就是别人是代价、他来不计呗!说到底一个天天要别人克己奉公的人自己克己奉公了没有?天天把自己吃过苦挂在嘴上,你是耽误赚钱了还是耽误买房子了?是少要一分钱稿费了?还是每天坚持锻炼了?
自己赚了钱该买房买房、该买车买车、一顿不吃饿得慌。然后告诫别人不能光想着过好日子啊。革命传统不能丢啊。有本事你先把空调关了啊。
每个国家、每个文明、如果非要给它找一个目的、找一个使命。那也只能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这个共同体里的每一个人、尽可能多的人过得好。
什么是过得好?就是让他们可以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里寻找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怎么才能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国家的层面就是要用社会的力量为每一个兜底。用每一个人的力量提高这个社会的底线。让每一个人即使失败了、即使上当了、即使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了,他也不会饿死长街无人问津。
你尽管去追求,即使你一事无成、一辈子都赚不到钱,你的父母也不会饿死、不会病了没有人管。你的孩子不会因为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而诅咒你。因为他也有他的机会。你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你就是条可怜虫、一个无赖。社会一让可以让另一个人从你的阴影下站起来,寻找他的未来。
一个美好的世界应该允许人懒散,因为每个人奋斗都是希望“以今日是所储作来日之所需”。如果可能还希望传之子孙让“我之所储作儿女之所需”。
那由此推而广之一个真正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世界就应该是“我之所献为他人之所需!”
一个美好的社会绝不是“狼性”的社会,一个理想的社会也不是人人克己奉公的社会。一个每个人吃不饱也饿不死的世界是一文不值的。只有键盘封建领主才觉得那叫美德。
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每个人都从生存的需求里解脱出来,去依照自己的理想、兴趣、爱好工作的世界。
如果你还相信我们的未来就通向一个这样的世界,那你就不该说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该八旗子弟化。你应该说我们的人民养尊处优的还不够!
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后代不知道饥饿寒冷为何物、不知道生存竞争意味着什么了。我们可能就踏在理想世界的门槛上了。
呵呵,八旗子弟。
按照雍正的说法,八旗普通兵丁的收入”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意思就是说,当时八旗普通兵丁的收入比当时的七八品官的俸禄还要多的。而清朝七品官基本相当于现代的处级干部。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中国的年轻人在家里不上班,光领补贴收入就多于如今国内的处级干部了?
最近那位动手打人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大约就是一位处级干部,那么请问,国内年轻人的普遍国家补贴收入什么时候比张陶还多了?
而且满清八旗子弟不但每年薪水比七八品官高,还有其他的收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八旗子弟的待遇是怎么样的。
”满清八旗只要一落地,就有国家供养。国家拨土地给旗兵,但只许旗人当地主,干活的是不在旗籍的奴仆和汉人。失去土地的旗人,国家可救济米粮。这些渔猎生涯的旗人地主,生下来就把土地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皇帝和旗制都告诉他们:从事田垅生产是有失旗人身份的事情。即使当“地主”他们也不情愿。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了社会国家“主人”的民族,崇尚的新观念是“不劳而食”。于是他们宁愿把土地抵押出去给汉人也不愿管理。后来干脆把一片片洋溢着浩荡皇恩的土地统统卖给汉人了事,自己则去领取每月的救济粮,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于社会的一群“不劳而食者”。
”雍正初年的资料证实:当时兴起的抵押土地之风使许多旗人丧失了田产。到了19世纪“旗人地主几乎见不到了”(《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19页)。于是这些看不起农商,也做不了农商,天性懒惰又崇尚享乐的高人一等的人们,怎么活呢?皇亲国戚、八旗贵胄中不乏挥金如土者,自不必说,大面积的灾难是普通的八旗兵丁。他们腐化日甚,几近溃烂。雍正皇帝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旗兵,几乎无所不为,他们狂嫖滥赌,敲诈盗窃,斗鸡、斗鸟、斗蟋蟀、雇人当差、转卖军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甚至把盔甲军器也送进当铺换钱花了。雍正震怒之余,派人去查办,声言要“从重治罪”。(《上谕八旗》2册)但是这时节八旗腐败已经为一时之尚,流行之疾,其锋吹毛断发,其势如洪水猛兽。皇帝爷也无回天之力了。
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禁城封闭,形同蜈蚣,街似虫身,巷如虫脚。八旗子弟多是寄生虫,托荫贵族,享受特权,尔吃尔喝,民脂民膏。安乐窝养成懒汉,腐败风刮出官僚,尸位素餐,无寸进之功;声色犬马,有千般之巧。玩物丧志,文过饰非。麻将雅称雀战!鸦片尊号芙蓉!溃疡美如乳酪!红肿艳如桃花!有此八旗子弟,满城焉得不颓?清朝焉得不亡乎?
好在当时国家尚无大的战乱,国库尚未捉襟见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争王夺位那么工于心计的雍正,为什么在这时还不肯解放旗人,给八旗子弟以自谋生路的自由呢?乾隆曾想过一个好办法,把在京城生计艰辛的旗人,送回东北老家。第一批750人移垦黑龙江拉林,“每户给地三顷、外有闲荒叫其招民可垦,其不谙力作者,准其契买奴仆代耕”(《清高宗实录》)这个“招民代耕”仍是清初的办法。后来大多旗人难耐老家苦寒荒凉,而招佃户不忍盘剥大部逃亡。显然成效不大,加之后来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乾隆的这个办法对水深火热中的八旗子弟,不过杯水车薪。
当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社会动荡、物价飞涨,靠军饷生活的旗人差不多被推进了生死边沿。从前的“铁饭碗”,现在常常没有饭可盛。国库空虚,旗人常常领不到饷粮。同治二年(1863年)山东青州无力支付饷粮二月有余,旗人如同断奶之羔羊,他们身无半技可自食其力,大批旗人理所当然地沦为乞丐。不少人饿死道路,陈尸荒野。”
看到了没有,国家给你发土地,准许你招收买卖奴仆耕地,结果这帮家伙连管理土地做地主都不愿意。转手就把土地抵押了,拿了钱吃喝玩乐。最后吃干喝尽,只好靠着旗饷过日子。也就是所谓的铁杆庄稼。
因为晚清不少旗人穷困潦倒,有人就以为旗饷也就是这样铁杆庄稼很微薄。
那么我们再来看旗饷:有清一代,清政府禁止旗人从事农、工、商各业,当兵成为旗人唯一正当的职业。八旗军队中的兵丁是从各旗中的壮丁中挑选的,挑选兵丁俗称“挑缺”,被选中的称为“披甲”成为一个正式八旗兵丁。清廷为确保八旗军的稳定和具备较高的战斗力,陆续建立起一系列的兵丁挑选、演练、粮饷等完备的制度。
旗人粮饷,俗称“钱粮”。其中包括月饷(每月一次)和季米(每年四季发放)。康熙朝定制:京旗前锋、护军、领催,月饷4两,马兵月饷3两。每年饷米均46斛(合23石);步兵领催月饷3两,步兵月饷1两5钱,每年饷米均22斛(合11石)。这是所谓的“坐粮”,在出征时另有“行粮”每人每月银2两,每月小米8合3勺(《广阳杂记》卷1)。旗兵饷银,由各旗领催于每月初二统计分配后,于翌日发放。除按月领饷外,旗兵领米也由各旗档房和领催掌其事。每年四季,每季领米一次,所以又叫“季米”。领米时间分旗定期,一种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领米时间;另一种为“三六九腊”,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时间。
当时,清廷有意给旗人规定较高的饷额。如饷米一项,高的每人每年23石,低的也有11石。本人吃不了可变买养家。正如嘉庆在对户部官员的谕旨中所说的:“自王公以及官兵等应领米粮,定额俱酌量从宽,并非计口授食。即如亲王每岁领米万石,甚为宽裕,岂为一身计乎?原以该王公官兵等禄糈所入,即可赡其身家,并可酌粜余粮,俾稍沾润,立法至为详备”(《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清代一个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石5斗,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清朝通志》卷71)一个甲兵的俸饷是超过这一数目的。所以雍正曾对满洲兵丁说:“从前满洲人等虽不能咸备,各饶裕,凡遇出征行走俱系自备,并无贻误之处,此皆由平日节俭,勤于生计,故其家赀,皆足自给。今兵丁等钱粮较前增加一两,又有马银,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即此有能谋生之人,尽足具用矣。”(《八旗通志初集》卷67)清朝对旗人采取这种“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八旗兵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当兵当差,以巩固统治政权。但是,这种政策也造成了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皇朝经世文编》卷35),其负面效应整整困扰清朝到灭亡。
也就是说,哪怕只是每年的薪水,八旗普通兵丁的收入已经“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清朝七品官基本相当于现代的处级干部,中国的年轻人在家里不上班,光领补贴收入就多于处级干部了?最近那位动手打人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大约就是一位处级干部,国内年轻人的收入什么时候比张陶还多了?而且当时的满清还给八旗子弟发土地,而中国现代的年轻人需要掏空6个钱包才能付清房子的首付。
所以,拿现代中国的年轻人比八旗子弟,要么是欺负中国的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要么就是这些写文的人故意装糊涂。
如今国内媒体的宣传很奇怪,比如知乎有个问题:中国的人才流失为什么会如此严重?
有回答就说了:”因为媒体宣传的啊,前几天在央视某套看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具体是啥忘了反正跟大国重器类似,我记得是第9集,杠精可以主动去求证。
那一集主要讲的是中国的歼11,研制过程中发现需要特殊的光学玻璃来做飞机的玻璃罩。结果国内没有那种玻璃,又不想从国外买,于是自己研制,研制要用的设备没有,而且经费有限,于是整个研究院的所有人放弃自己的年终奖来购买设备,没有人有怨言。节目的最后说有一个资历比较老的研究员说,有很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一样熬夜研究,最终倒在了研究线上,如果他们能按时休息是不会有问题的。。。
一般人看了以后转眼就过去了,人才看了以后会怎么想?给你卖命没有钱拿,还伤身体,关键还得要求自己心甘情愿???这就好像996是福报,穿的妖艳活该被强奸,做好事的人就该被冤枉。。。这种让抱薪者冻毙于风雪的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拿出来铺天盖地的说???钱都流到哪了不提。真正做实事的人拿不到钱。给画个小红花就打发了。
老实人一看弄不过跑了,你这边还得感叹一句,韭菜怎么都没了(中国人才流失怎么这么严重)。再把民粹主义分子一煽动,拿起键盘给我骂,最后不光人才没了,还会树立好些敌人。。。”
链接在下面,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从这个回答就可以看出我们如今某些媒体的态度和意识了,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年轻人,唯有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无私奉献国家才会没有隐忧,才是正确的道路。但他们忘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中国如今不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需要广大民众自我奉献才能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年代。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内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初步完成,我们到了应该正视真正的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了,付出了多少劳动,就应该获得多少报酬,而不是继续用某种道德绑架,让别人继续付出和奉献,这样的搞法,不但会让年轻人深恶痛绝,还会让广大的科研工作者心寒。
说实话,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媒体这样的态度和意识是有其现实条件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工业化基本是空白,作为后进的农业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并且赶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原始的资本积累是谁也逃不过去的。
早期英法(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是对外掠夺殖民地,黄金、白银、香料等等疯狂的掠夺,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工业品倾销等等。再加上对国内民众的掠夺,这才有了英法的工业体系。
但后面的国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当这些国家醒悟过来的时候,全球的殖民地已经基本都在英法两国手里了,要想迅速工业化,就只能对内进行掠夺,或者说压榨。用农业来向工业输血。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民众的无私付出,少消费,多储蓄。
当年很多后进国家,都是依靠这样的积累模式,比如苏联,或者说中国的例子我就不说了,我说说美国。美国的南北战争,难道真的是因为黑奴才打起来的?我想真正对美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对农业吸血,北方工业化与南方种植园主的农业之间的矛盾激化。北方工业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不上英法,又贵得死,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只好在国内实行高关税,卖给国内。可是关税是相应的,南方种植园主就很烦躁了,你高价卖这些国产的垃圾我也忍了,可是我的出口怎么办?生意还做不做了。不行,我要独立,我不跟你玩了。所以就打起来了。当然幸运的是北方打赢了,如果南方赢了,可能就没有了日后的美国。要是种植园主当家的美国,天知道他会比墨西哥强多少。所以说任何工业化都是血淋林的,不是对内,就是对外,无一例外。
当然这里说得比较简单,而且有些国家是半对内掠夺,半对外掠夺,比如日本,德国,甚至俄国。
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起自建国初期,一部分得益于苏联的援助,大部分是依靠农业对工业的输血。所谓三年困难就有这样的原因。在那个年代,国内可以说一切为了工业化,因为民众经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建立的种种屈辱,都深深明白,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一直会挨打,会一直被人羞辱,所以广大民众咬紧牙关,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主动奉献建立工业化。
在工业原始积累时期,民众是不得不奉献,不得不自愿吃苦,但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基本完成,但原有的分配模式依旧没有变化。比如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这些年都在日益下降,根据相关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比39.74%,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2006年,韩国劳动报酬占比为45.4%,俄罗斯为44.55%,巴西为40.91%,印度为28.07%。
这些国家里,我们也就比三哥好一点。而2007年之后的数据,反正就找不到了。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美国1850-1920年间劳动份额平均为76%,比中国高30多个百分点;1950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份额甚至低于中国,到1970年韩国劳动份额为41.4%,与中国1980年代大致相当,随着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1990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1910年日本劳动份额为55%,1960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67%,而中国1978-2007年的劳动份额仅在39%-46%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就这么一个收入状态,居然还有人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成了八旗子弟。那么我们需要把年轻劳动者的收入压缩到什么状况,才不算八旗子弟呢?我们年轻劳动者要刻苦勤劳到什么程度,才不是八旗子弟呢?
大人们,时代已经变了,压缩消费并不能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一家独大,出口日益疲软,工业化产品过剩,消费严重不足,这样的状况下,还守着几十年前老传统,看来这年头还真的有刻舟求剑的人存在。
所以,不要绑架年轻人,你要说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年轻人很多人八旗子弟化了,大家不会觉得奇怪,但你一竿子打翻所有的年轻人,也就怪不得年轻人唾弃你。
补充————————————————---
看了一些评论,所以说明一下,就是有关张陶的级别问题。
我对航天系统不熟,所以张陶到底是什么级别我基本靠猜。现在来猜一下。
航天控股的上级主管单位是航天科技集团,属于实业类中央企业,主要是102家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所指的中央企业。
这些央企在国资委的名录中,分为前51户和后51户,或者叫非51户,双方级别和待遇是不同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排在第3位。按照这种排序,前51户中央企业的董事长、党委(党组)书记、总经理的人选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这与一般副部长级干部的任免权限相同,因此被认为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所以,前51户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中管企业,但是在中央发文中,一般称为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而前51户的副职领导,以及后51户的正职、副职领导均由国资委党委研究决定,前者归口在国资委企干一局,后者归口在企干二局。
也就是说,张陶所在航天控股的上级企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相当于副部级。那么集团的副职就相当于正厅。
又因为,一般认为,前51户副职出任后51户正职可以理解为提拔。比如当年神华副总经理王安转任非中煤总经理,中石化副总经理许开程任南光集团董事长,中船工业总会计师周明春任中国航油董事长等等。 两类副职之间,一般也是前51户副职高于非51户副职。所以可以推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二级企业大概是个副厅级的架子(只是推测,欢迎内行人来指正),张陶应该是个副厅级,不是处级。
而我之所以懒得改,是因为第一、张陶到底是厅级,还是处级和文章的主旨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影响大家对文章的阅读和理解。这里文章的本意说的是八旗子弟的收入高于当时的七八品官,而不是高于如今的处级干部,大家联系前后文,只要略微具备阅读能力的,基本就可明白。拿着张陶的级别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揪辫子打棍子,完全不去管文章的本意是什么的人,我也只能呵呵了,没兴趣和你们争论。来一条我删一条。
第二、清朝的七品官实际上和现代的处级干部差别还是很大的,清朝的官制也不能生搬硬套到现在的官制上。
清朝七品官的权力很多比如今的处级干部要大得多,比如正七品的巡盐御史,巡盐御史一般派往主要盐产区,据《明史》、《清史稿》记载,朝廷通常在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等地各派巡盐御史一人。从事权上来看,巡盐御史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且为肥差。所以这样的七品,比如今很多的副厅可是实权大多了。另外我们说清朝的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处级,是因为清朝的县令是七品,和现在正处级相当,而作为七品官最主要标志的县令,其职权一般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兼任县长,同时还兼任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甚至还可以加上县委的组织部长。现在一个副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权力。
所以,将现在的处级干部硬套上清朝的七品本身是不准确的,现代的处级并不能完全同清朝的七品划等号。所以我在文章中都没有用肯定的语气,只是指他们只能大概的类比,并不能绝对等同,更不能像某些杠精一样,非要精确无误。
第三、我为什么觉得张陶大概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呢?这是因为,一般国有企业的领导级别其实只是个象征,在强调政企分离的市场经济下,我们不能用体制内的思维去看待企业的级别。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能是我的固有思维吧,因为我一直认为企业的同等级的官员是无法和行政体制内同等级官员相比的,尤其是地方体系上的实权官员,比如一个企业的正处级官员和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虽然级别相同,但双方的权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我的印象军队干部和企业干部到地方任职很多会降半格,所以我觉得张陶在企业是个副厅,但他如果真按体制内来算的话,下到地方任职,其实也就和一个正处差不多。
当然,这可能和我思维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多年前国企大改革的时代有关,我在考证张陶级别的时候,听说如今企业在行政提拔的分量上已经越来越重,尤其是专业性的领导,越来越受重视,航天口一个企业就出了三个中央委员,而商飞的前老总直接任河北省长,苏树林石化老总直接任福建省长,所以,如今的央企,其实在行政体系中分量很重,早不是原来的概念了。对这点我表示道歉。
最后,还是作个修改吧,张陶不是处级,但相当于清朝的七品官,八旗普通兵丁的俸禄高于当时七品官的俸禄,但如今的年轻人的收入,肯定不会高于张陶的。
和罗胖谈中医,马前卒与人对线一样,用争议话题来炒热度。
工人阶级队伍中,是不存在八旗子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倒是存在着大量的八旗子弟。
这篇文章的作者,吃相不太好,把底层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视作八旗子弟的好吃懒做,着实暴露了嘴脸。
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廉价劳动力枯竭,是不是好事?我说是好事,这是倒逼产业升级。今后这个行业要做大,前提条件必然是做全。
做全,就是给工人以尊严、人权、保障,不能挥之即来挥之即去,不能把身份证丢在地上让工人弯腰去捡,不能把异性下属推到酒桌上性骚扰,不能遇到极端天气依然让其工作。
当然,我们还要讨论如何监督、落实的问题。
监督,就是谁来监督。是工会,还是当地劳动部门?若是工会,政府是否赋能,让工会真正运转起来。若是劳动部门,他们有没有时间、精力去处理相关事宜?
还有监督之监督,你监督企业,谁来监督你?不然,你们里应外合、相互勾结,窃取工人劳动果实怎么办?
再有舆论,就是谁替工人发声。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还是相关部门?比如,员工遇到了性骚扰,举报通道在哪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员在哪里?会不会遇到不专业的基层办案人员,安抚举报者说【这点小事至于吗?】
再有维权渠道。工会运转了、监督了、发声了,可问题就是迟迟不解决,平白无故消耗着工人的热情、精力和财富,此时应当如何?是否支持示威游行?报备不给通过怎么办?借机污名化维权群体怎么办?
工人当然在乎钱,但更在乎工作环境。是否提供免费的工作服装?是否有免费的班车?食堂饭菜是否可口?娱乐休闲是否充足?加班费是否及时到位?政府规定的假期能否落实?员工宿舍是否干净整洁,并提供空调、暖气?
害,这样一说,不就是咱们党创立的初心嘛。
中国制造业者不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却总提什么廉价劳动力,就这点格局,我看倒闭了也好,就是应该倒闭一批。
简单看了一眼,我们算个屁的八旗子弟。我强烈的精神不适
人八旗子弟好歹有铁饭碗
国家年年给钱,直到大清国灭亡。
我们算什么八旗子弟,我们不做工是没饭吃的好吧。
怎么合着,我们不去工厂,是我们堕落了?
你啊晓得,智能化的替代。
你啊晓得人口红利的背后,是一代人的辛苦。
人家不发生就算了,我是工厂出来的。
互联网996都喊的震天响,制造企业9915就没人说了。
还不是没有话语权
这种文章,操心是假的,傲慢是真的。
懒得吐槽
建议去工厂当工人体验下社会生活,谢谢。
何不食肉糜
以上。
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面临一个终焉问题的考验,那就是这个世界未来已经没有合格的廉价劳动力供压榨了。
别扯什么印度非洲,没有普及合格的教育之前根本不可能有合格的劳动力,而普及教育后没有人甘于成为廉价劳动力。
这一情况有点接近于奴隶制后期,整个社会全他娘的公民没有可供掠夺的奴隶种族。
所以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居然不想着提高生产力而是雇佣一棒子反动文人忽悠社会道德绑架别人去当廉价劳动力。资本家果然是反动它妈给反动开门——反动到家了。
王陶陶同志号召大家多生,我会觉得他算是个真诚的爱国者,毕竟他自己也养了两个娃。
但他本人“逃离工科”,却号召其他人进厂,就不太地道了。
而且现在早已不是“人口红利”的时代,如今讲究“工程师红利”。吃“人口红利”老本的那些“低小散”,也是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腾笼换鸟”的对象。以现在的能源双控和国土空间管制力度,很多地区的政府巴不得这些既不能带来多少税收也提供不了多少优质岗位(基本上都是外地来的民工,带来沉重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压力)小作坊小工厂全部倒灶,好腾出用能和用地空间去“招大引强”。
王陶陶同志,作为国家耗费巨大代价培养的理工科高材生(貌似是985材料硕士),掌握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一技之长”,不去寻思在“越老越吃香”中贡献工程师红利,却一毕业就加入了“毫无技术含量”的公务员队伍。后来还当上了“国师”,跟各类“人上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钱生钱和智商税玩得不亦乐乎。
盆满钵溢、酒足饭饱,他余光瞥了一眼刚走出厂房、到沙县小吃和隆江猪脚饭觅食的“红利”工具人,发现他们娇生惯养、挑三拣四,向往万花筒般的都市生活,宁愿风吹日晒送外卖快递,也不愿意在冰冷的流水线上耗费青春。他不由得想起了越南、孟加拉等国的血汗工厂,那些指哪打哪、任劳任怨的“经济武士”,顿觉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
于是,居高临下地正色曰:
“你们这些吃不起苦的八旗子弟!”
在阴间,一批三国时期的魏国兵在等着投胎,听说刚来了一批晋国兵,就去打听现在人间怎么样了。
晋国兵说:“五十年前就天下一统了。”
魏国兵听了非常高兴:“太好了!按照以前的经验,刚天下一统之后几十年的时候日子最好过,看来自己这回投胎又能赶上个文景之治。可你们怎么这么年轻就来阴间了?又打仗了?”
晋国兵哀叹道:“胡人杀到中原来了,连都城都丢了,现在北方的汉人都让他们杀了快一半了。”
魏国兵非常不解:“怎么可能呢?当年天下分崩离析的时候,北方的小诸侯都能杀得胡人丢盔卸甲,咱们丞相南征北战的时候,胡人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怎么成精了?”
晋国兵说:“现在的情况你们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了。”
魏国兵问:“是不是你们日子好过了就没有拼命精神了?是不是和王陶陶说的那样,八旗子弟化了?”
晋国兵说:“你听他扯淡呢!你们打仗的时候什么样?将领甚至主公都带头往上冲,亲自拿着刀去砍人。我们呢?将领都是先逃跑,到哪儿打仗都是先抢一遍老百姓,军官都是家里有关系才能当得上,你说这仗还能打吗?”
2017年,我去泉州少年宫跟黑蜣所长面基。
会上,一位年长的朋友提出一个议题:我们这几代人“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然而“子孙视之不甚惜”,忘本、不再吃苦了,甚至是信仰变了,这该怎么办?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很热烈,时间拖到很晚。期间主持人打发黑蜣所长买了一些饼干,那些饼干非常硬,嚼起来嘎嘣作响,主持人表达了不满。
“八旗子弟”的忧虑确实是一个悠久的话题。然而,让劳动者长期忍受艰苦、枯燥的劳动,要求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越拉越大,这恐怕是导致“信仰变了”的重要原因。付出牺牲的英雄应该有荣誉、掌声,在做出一时的牺牲之后,要有优越的生活。前人忍受一时甚至一辈子,为的是自己能够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后人能够过上好的日子,最终实现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追求自由的发展。艰苦、枯燥的劳动应该被自动化取代。这既是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客观规律(随着产业升级,就业人口必然下降),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一部分。即便人们有时要为了集体吃一些亏,承受一些不如人意的劳动环境,这样的牺牲也应当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回报。
王陶陶这篇文章的立意不错,但是立论的切入点歪了,脱离了人民立场。赢得冷战,平民生活水平很重要。
如果这篇文章是上次北京那位现在消失了的外卖大哥骑士盟主写的,我觉得还能讨论一下。
但是让这位写出来,就有点康有为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