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毛尖说「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你认同吗？ 第1页

无意带节奏，非常粗略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毛尖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全貌，而造成其局部存在、却又在观感上呈现出“全貌”印象的原因，并不只来自于影视行业。

事实上，这种倾向也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例如，早在都梁创作小说《血色浪漫》并改编成电视剧时，类似的内容就已经存在了——拥有背后家庭资源的钟跃民等大院子弟，可以在相对较少的后顾之忧下“极尽潇洒”，并将这种潇洒变为浪漫，吸引大把异性的好感，而李奎勇等平民就只能谨小慎微，而最后却还无好下场，唯一一个“试图潇洒”的。

而在近年来，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像《前任攻略3》这样的电影，拥有着对于中产阶级的矮化与嘲讽，这更接近于一种习惯性思维下的套路化搞笑模式，不能说有意为之，但却客观存在。比如，根据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改编的《人潮汹涌》，就有这种倾向。

而在电视剧的范畴，这样的争议现象更多。当今的绝大部分的职场剧，基本都是套着职场设定的都市恋爱偶像剧，呈现内容也是整齐划一的：帅哥美女，小气反派，奢华的办公休闲与起居环境，漂亮的服装打扮，以及“什么都不干只谈恋爱、并和反派低幼攻防”。稍好一点的，也是《北辙南辕》这种脱离现实的人赢大飒蜜。与《血色浪漫》时相比，这些作品显然又有着质量、底线、创作出发点上的差异了。

如果仅仅看到这些，那么毛尖所言，确实就是真相。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反映非富豪阶层的百姓生活的作品，并非不存在。

例如，在电影领域，目前上映中的《兔子暴力》，明显就不是所谓上流阶层的故事。而换个角度说，像《我和我的家乡》这样的主旋律作品，其实反而是当代题材里不算少的一个品类。而离开主旋律，贾樟柯和娄烨这样的导演始终在坚持创作，并且获得了愈发增强的存在感。

曾经，贾樟柯拿出《小武》《三峡好人》等作品，这些显然反映的是最基层的大众生活。而娄烨在《颐和园》中，也与阶级无关，而是一种基于某一代人的自省。而到现在，《江湖儿女》《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样的作品，依然在拍摄、上映。

而在电视剧领域，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作品同样很多。例如，《乡村爱情》系列一直拍到了现在，《扫黑风暴》中正派反派的阶级分布非常明确，《我在他乡挺好的》则是小人物群像。

这样的内容输出结构，其实还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种“只拍富人”的观感，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说到两点：市场选择，人为选择。

在市场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想想韩剧在国内受捧的原因。很多话题度高的韩剧，其与大陆的“职场偶像剧”，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度，或许时有区别，也仅仅是“反派会同样来自于富豪阶层”“会有来自底层的灰姑娘/傻小子”。

这种走向的韩剧能够在韩国被认可、走向中国，其核心原因在于：高度的造梦性，能够让观众暂时地摆脱现实生活，获得一些心理上的慰藉—或来自于角色cp的爱情，或来自于努力成功的梦想，或来自于对财务自由的想象。并且，于内容接受上，非常重要的一点：简单、吸收难度低，可以保持精神放松。

其实，就像宅圈喜欢看萌漫二次元、少女追逐完美爱豆、大家都爱打游戏一样，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短暂必要脱离。而在996、房价等生存压力较大的当下，于主力消费者的年轻群体而言，这样的精神慰藉有着较大的需求量，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空间。随之而来的，就是围绕需求而生的周边反映：其带来的更多商业价值与投资预算，以及无论好坏/夸嘲、总之居高不下的讨论热度。

当然，这并不代表市场中需求构成的全部。韩剧韩影当中，也有着《请回答1988》《voice》《熔炉》这样或怀旧、或批判现实的大热作品。而在中国，很多人也会对那些职场偶像剧、抗日神剧的质量感到不满。而大陆影视的当代题材方面，也如上所述，不再重复。

市场肯定是多元的，社会民众的构成也是多元的，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会拥有受众，这其实也是国内当代题材并未完全被描写上流与奢华之造梦作品所统治的理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众对其的乐享、非受众对其的嘲讽，“上流化当代题材”作品的关注度、话题度，确实要更高，这也直接带来了预算、阵容、宣传上的大力度，以及网络热议的存在感，而相对地，其他走向的作品虽然也有，但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冷清了。这是市场自发性——无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正向或反向——引导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行业中某些创作者、受众面的所谓“话语权统治”。

而换一个角度，从创作难度上讲，描述普通民众的客观要求和“规矩”，比“造梦”来得更难。想一想，同样是描写房价现象，曾经的影视界可以看到《蜗居》里房奴在买房压力下的扭曲无奈，而现在却变成了《安家》里的口播“长租房、人才房、公租房政策”与困扰迎刃而解的皆大欢喜。而日本的《我不想加班的理由》，到了我国却要改编成《我想要加班的理由》，无论是正面的“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之“福报”表现，还是暗藏机锋的反面嘲弄，都意味着单刀直入的困难。

底层题材并不是没有，或许更接近事实的，是“难有描述非绝对正向一面的底层题材”。涉及到当代的普通民众，那么就需要走在阳光大道上，或是房地产政策的更新，或是农民生活奔小康，或是全面脱贫。而相对不那么积极向上的东西，就不太容易走到“开播”那一步了。

这些政策确实存在，也确实在各种程度上发挥作用，也代表了我国的蒸蒸日上。但是，发展毕竟还是在持续进行之中，而非已经大业功成。如果当代题材难以反映全部侧面，掣肘颇多，那么还不如干脆拍摄那些难度极低、目标明确、没有野心的偶像当代剧。

“造梦”，其实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一方面，美化上流阶级生活给普通人看，是在造梦。而另一方面，在平民阶级生活表现中的较大倾斜，是否也是一定意义上的造梦呢？其原因来自于何方，无须多言了。

市场上有各种类型的创作者，也就有各种类型的作品，从来就是如此。而他们的创作，其实更多地只是基于自身出身背景与人生经历的产物，很难跳出其外。创作者并不掌有对自身群体的资源决定权，他们只是创作而已。

决定它的，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其产生的效应反馈，以及非经济层面的——借用经济学概念——“宏观调控”，后天引导出的结果。

而现在选择出的状态，就是“财富分配颜值。富人正面，穷人反派”的造梦之作，以及热度存在感相对较低的“平民阶级造梦之作”了。这不绝对体现市场的全部，但确实反映了受众关注、“宏观调控”中最被许可的一个方向。

这是被选择出的创作者的“封建”？亦或是拥有选择权一方的“封建”？

更可能的答案是：都不是，它与“封建”无关，只是社会发展到现今阶段的，一种不太正确、但难以规避的客观现象，仅此而已。

其实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观点问题，即不是认同或者不认同的问题，也不是单一喜剧或者影视剧的问题。

而是在毛尖的举例和以举例进行下去的推论中，成立了一种很有道理的在如今中国整个文艺界都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

好好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长文预警，希望您有耐心可以看下去。

在这段演讲中，因为可能是没有事先准备如此的稿子，语言表达得似乎并不怎么顺畅，但整个听下来，有两个中心点无法忽视：

一. 创作的套路化

二. 创作中对于金钱权力的崇拜

先来聊一聊创作的套路化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曾经用另一账号在知乎上写过不少关于中国文艺发展的回答，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新兴短视频和传统长视频的冲突。

在其中我也论述过为什么长视频会在短视频的冲击下失去竞争力，这当然有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当下生活压力下的快节奏化的外部影响，但其中有一个内部因素非常值得关注：

长短视频本来是各有优劣的，而长视频也就是传统影视剧中，因为时长长而容纳量大，因此其中包含的信息更多，而从创作角度来看，这些信息有演员的台词、动作、表情、景物的刻画、物件的摆放……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剧情发展有用的，一种是无用的。

而部分影视剧在被进行剪辑后成为短视频，时长缩短可能数十倍，但注意——观感反而可能更好：信息密度变大，逻辑更清楚，情节也更紧凑。

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简短视频的人的操作，但这依然是一个很离谱的事情，因为的确存在这些影视剧在主动放弃着自己身为长视频的独家优势。

这可能是导致不少作品在创作中相似性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但是，套路化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甚至作为创作者，作品和某个从未见过听过的作家的作品相似已经成为了我创作中常遇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类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会同某个完全不曾谋面的人产生类似的观点，因而发展出类似的故事。甚至于历史本身就是上升的螺旋。

19世纪，戏剧家乔治·普罗蒂提出了一个理论：“三十六种戏剧模式”。在他的理论中，古今中外所有故事模式无非他列出来的三十六种：

求告、援救、复仇、骨肉报复、捕逃者、灾祸、不幸、革命、壮举、绑架、解释、取求、骨肉仇恨、骨肉竞争、奸杀、疯狂 、鲁莽、无意中的恋爱中、无意中伤残骨肉、为了主义而牺牲自己 、为了骨肉而牺牲自己 、为了情欲的冲动而不顾一切、必须牺牲所爱的人、两个不同实力的竞争（为了恋爱和女人）、奸淫、恋爱的罪恶感、发现了所爱的人的不荣誉、恋爱被阻碍、爱上仇敌、野心、人神斗争、因错误产生的嫉妒、错误的判断、悔恨、骨肉重逢、丧失所爱的人。

无独有偶，在约瑟夫·坎贝尔多年对各地神话和宗教故事的研究中，将其中通用模式糅合，打通了全世界神话中的脉络，创作了《千面英雄》，书中，英雄们的旅程被分为了以下几个只要读过神话故事就会觉得熟悉的桥段：

启程——启蒙——考验——归来。

另外在我国经典民间故事《刘三姐》从民间故事文本到归于当时主流认识的故事文本的过程中，也运用到了这种结构和套路的拆分和重组。而且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的套路都是极其相似的。

说白了，问题不在套路化上。

那问题出在哪里？

先来给大家厘定在创作中三个要素的关系：

故事是叙述的基本成分，
材料是故事的第一要素，
而材料的唯一源泉是客观生活。

发现了问题没有——在如今这些为人所诟病的影视剧中，套路的模板在工业流水化的制造中非常纯熟，但是，故事不够饱满，原因是有用的信息严重缺失，甚至于一度需要流量明星们嘟嘴卖萌惺惺作态来填补框架上的空白，来水够剧集的时长。

而其根源，在于参与创作者（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们的客观生活的缺失。或者说，是和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所面向受众的生活之间的缺失。

这个问题往大了说非常严肃且过于宏大，这是和我国经济发展能相关起来的事情。但注意，并非在我国存在这样的情况，国外也有而且也不轻。过去几年，我曾经专门从事过一些影评的写作，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国外电影的影评，深邃部分也就是最干货部分从“寻找发现并分析细节”变成了“寻找彩蛋”——这其实也是一种有效信息缺失的表现。

而且，因为生活的缺失，在影视剧的叙述中，还有一个问题逐渐暴露，那就是影视剧中视点的过于集中。只放在主角身上，而做不到人称和视角的脱离。这种叙述模式其实本来无可厚非，算是一种正常的叙述方式，但以现状来看，这种比较省事省力的方式的确在滥用，并且也是接下来我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文艺作品中对于金钱权力的崇拜的互相推动发展的因素之一。

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创作中对于金钱权力的崇拜。

我曾经回答过这么一个很现实也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古装剧都市剧中，穷人都消失了？

在这篇文章里谈完古装剧和都市剧的特殊性后，将视点拉至整个文娱产业，从文艺作品整体来看，有以下现实因素：

首要原因是一句我深以为然的话：话语权是一种体现着财富、地位、身份的被垄断的权力。
而文艺作品，也是谁占据了话语权的一种表现。从过去四十年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人群的变化，其实是能看到社会风潮的变化的。
而且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已经拿到文艺作品垄断权的人群都陷入了一种“孤芳自赏”的境地，却不知自己已经和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即广大人民发生了严重的脱离。但同时，因为远高于大众的财富、地位和身份，他们又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们眼里是看不见或者说很久真的没看见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第二个原因，我把它归为“娱乐方式的改变”，但其实内里也要复杂得多。
众所周知，电视曾经是许多家庭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前的主流娱乐方式，但近几年，随着手机和短视频的兴起，电视和电视剧的市场都在缩小。
很大一部分群体，尤以曾经电视的主要观众——即如今40到60岁的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几乎不再看电视剧，投入了短视频的怀抱，这个现象比年轻人还要明显。
在社会文化领域，有这么一个现象，发声权被一部分人垄断后，民间文化会自发寻找新的立足地。而在如今，其实民间文化已经和短视频以及中视频结合。无论遭受怎样的攻击或者说这些短视频本身有着怎样的缺点，都不妨碍真正大众的生活反映都在短视频中。
而在文化接受的角度，个人对于信息的接受其实是有限的，也因此，在确定个人的主要娱乐方式后，曾有的娱乐方式就会被替代。
而长视频比如电影电视剧这些年来的确也在放弃着它本身相对于短视频的本该有的优点：时间长而信息容纳量多。同时电影电视剧逐渐有一个倾向：面向特定人群而非大众，这本是一个保本的手段，但现在却成为了一种极其常见的策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因特定人群能保本而放弃了追求质量。
第三个原因，是现实生存空间的挤压。
现在不少人常说，现在的人不行，阅读不了长的文字，也看不了长的影视剧，看电影习惯看精简后的短片，追剧都要快进，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甚至连思考都支离破碎。
这个现象的确存在，但是，其背后根本并非是当代人不行，而是有着客观的原因：生存空间的挤压。
是的，在各种重担下，这一代人的生存空间在进一步压缩，而自由支配时间减少则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娱乐时间的不足，催化了碎片化信息的普及。
同时，更重要的影响是，没那么多精力也没那么多功夫投入到特别需要深思的影视作品中，说直白点，就是“生活已经够苦了，我只想找点甜”。

说完了现实因素，再来聊一些文艺上的发展趋势。

在这场演讲里，毛尖说了一句话：“上个世纪，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

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很有感触，我想先来介绍一下几个都快被历史烟云遮蔽的概念：

左翼电影：左翼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这段时间所产生的电影。它是文艺大众化在电影行业中的延伸。

文艺大众化：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新文学诞生，从一开始就反映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更多的人们所有的历史要求。不止是上层的读书人和官员，他们的目标是将文艺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贩。在抗战中后期，解放区文学蓬勃发展，群众性文艺运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农民诗人和作家，比如赵树理。在我国解放后，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下的基调“革命文化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存在丰富性上的不足，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向的都是人民群众。80年代以后，尽管文艺政策宽松起来，各种作品齐放，但其中有一支特殊且绝对无法忽视的存在，那就是在世纪初一度辉煌诞生过许多大家（鲁迅）的启蒙主义文艺作品，尽管这一次“启蒙”在商品经济和自由思潮的冲击下分成了两派，争端不断，但仍然是面向于人民，而非知识分子的自我娱乐。

三套标准的存在：在80年代开始的商品经济和自21世纪后互联网发展下，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大致分为了三套：民间评价体系，官方评价体系、文艺界评价体系。这三套评价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互不干扰，独立运行，甚至也带动过一段时间的文艺繁荣。但是，时代在变化——如今这三套评价体系逐渐割裂并各自为营的后果也体现出来：三方标准的话语体系已然割裂、各自为营。尽量公正地评价的话，这其中三方都存在问题。

而如今，左翼电影消失在历史长河。而我们国家从教士兵认字到如今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仍体现着文艺大众化的传统。但同时，由于三套标准各自存在，人民、官方、文艺界深深割裂。

我能理解毛尖所表现出的义愤填膺。

前几天回顾了一下1983年的春晚，画质粗糙、场地不大、人们的穿着不算精美，流程也不熟练，却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并非来自遥远年代的追忆的美化（那会儿我还没出生），而是来自台上表演者们带着乡音的国骂（斯琴高娃经典的那句“真特么好玩儿啊”，严顺开的那句“妈妈的，骗你是你儿子”），来自打电话点播节目点出一度被批为靡靡之音的但人民喜闻乐见的《乡恋》，来自抽奖所用的那些个小笔记本。尽管当时家里有电视的人肯定不多，但是，这仍然凭借着极其接地气证明着自己所面向的是大众。

单论文艺界的话，必须要提到这几年他们所进行的壁障构建。文阀、导演世袭、编剧学徒制……这些都体现着文艺界和大众之间的壁障，而在这种壁障的保护下，他们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而同时，他们还在构建着内部的壁障，并试图将人群小众化，分成一块一块的目标群体，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

什么是封建？

——就是如此的壁障之下森严的等级和外人难以插手的复杂制度。

创作中崇拜金钱权力，以地位决定颜值，以颜值决定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文艺界部分人的自我写照。

求求你别侮辱封建社会了。别知道个啥词就往上怼啊。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意识形态的。关于儒家思想，你说它虚伪也好，说它落后也好，但儒家思想有个特点，那就是儒家思想只以道德品质作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哪怕你是布衣之身，但能修身养性、克己复礼，那也会受到推崇。而哪怕你官至宰辅，只要人品不佳，也不会在儒家的体系之中获得好评。

在这个体系之下，首先并不存在按照财产来分配颜值和道德的情况，因为财产根本不构成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如果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在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里，商人即便不是负面形象，但也很少有正面的形象，“重利轻别离”是古代社会对于富商最直观的印象。

其次，在以道德为评价标准的体系之下，颜值与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往往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封建时代的文学作品里，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因为“浩然之气”的加持，其气质与颜值自然也就高。如果一个人有钱、读书但道德败坏，则往往会被设定为纨绔子弟的形象，长得也不会好看。

关于上述两点，许多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例证。当然，这也不唯独是中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学中，许多文明受宗教的影响，对于道德的价值还是看的很重，重道德、轻财富的情况仍然很明显。比如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作为商人的夏洛克就被塑造为了一个奸诈、贪婪的形象。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一个人也并不会因为拥有巨额财富而获得道德上的好评。

商人形象的真正转变是全球开始步入近代史开始的。资本主义启蒙所宣扬的“人性解放”彻底击垮了以道德评价为核心的传统人类文明体系，而对金钱的渴望则让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而随着资本家开始成为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之后，“冒险”、“奋斗”等特质被视为“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与资本家绑定，这种观念的极致体现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当然，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是封建时代的成千上万倍。而得益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进步，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一方面。然而，在按照道德来对人进行区分和评价的文明体系崩塌之后，财产与地位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而“颜值”作为人的外在表征的一部分，则在现代传媒的机制下得以被无限放大。

如果我们拿100年前世界各国政要的照片与今天世界各国政要的照片来看，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今天世界各国政要的颜值明显要比100年前更高。这并不是人类的基因进化了，而是在民主已经成为全球普遍认可的政治基石的背景之下，高颜值的人会在传媒之中具备更高的传播力，进而在选举中获得更高的选票，从而稳固自己的地位。此外，在当代社会中，颜值、身材等外在的形象元素也开始与“自律”等道德品质开始绑定。在这种情况下，颜值、财富、地位成为三位一体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按地位、按财产来分配颜值，按颜值来分配道德和未来”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出现的玩意儿，封建社会瞧不上这个。实际上，对于颜值的推崇、对于流量明星的追捧，这都是当代娱乐资本干的事儿。也正是在娱乐资本的助推之下，许多流量明星才能干出枉顾法律与道德，肆意妄为的各种破事儿。对于文娱资本干出来的这些破事儿，封建社会表示，QNMD，老子才不背这个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