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不求上进的弟弟怎么办？ 第1页

我亲姑姑家的弟弟，他比我小六岁，去年读高一，中考的时候考了170分，满分450分。

然后家里给他各种拖关系，我姑父来找我爸，让我爸爸在托另一个人，再让另一个人找校长，反正一来二去，钱没少花，腿没少跑，脸没少舍，我弟弟算是有高中可上了。

然后，在他高中开学两个月左右的时候，被勒令退学，原因是……打老师……

具体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烫头，班主任不让，他就顶嘴了几句，班主任就让他请家长，他直接抄起板凳就扔了过去（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详细，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监控下面……）

然后我弟弟就退学了，我姑姑和姑父每天愁的茶不思饭不想，他呢？呵呵，他趁这一段时间，又把一个小姑娘肚子搞大了……搞大后人家来找他，他直接不认帐！据说后来还是打胎了。

辍学大约半年后，姑父又找到我爸爸这里，让他给拖关系再去找找人，而且还想去原来的高中（因为那是重点高中）。

我姑姑四十多岁人了，来我家每次都哭的跟一个泪人似的，我爸也于心不忍，就想再帮帮他，又折腾一个月，学校决定给我弟弟一次机会，然后他老实了半年，然后……又被勒令退学了，他又把英语老师打了，这次把人打进医院了，公安局坚定为轻微伤，花了几万块钱私了了……

然后他打人的原因是……英语老师看到他搞对象，把这事报告给了年级主任，被他知道了……

现在我弟弟天天和一群小流氓混，家里也管他了他，不给他钱就砸东西，上个月我妈和我说，他半夜凌晨喝多了回家，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姑姑说了他几句，他直接把我姑姑给打进医院了。

这道题又是一个幸存者（受害者）偏差的例证。

在当下有一个上小学或者初中的弟弟，就说明了这个弟弟肯定不是在今年才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下出生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本题以及很多下面答案里谈到的这些家庭，全部都是在先有了一个女孩（姐姐）的基础上，又顶着各种压力再生了一个孩子（弟弟）。那么很显然，这些家庭一开始就是怀着「重男轻女」思想的典型家庭。这也是为什么这道题本身聚集了那么多类似的答案的原因——因为一开始，这些答主的家庭背景其实都是类似的。

请注意，这里我所说的仅限于是本题下面很多答案里的家庭，并不是泛指所有生了一女一男的家庭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评论里有说农村的情况，我知道在很多农村地区早已经默认一胎生女孩可以生二胎，但是这种「默认」不恰恰证明了重男轻女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到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潜规则」的地步了吗？

这样的分析已经说明了很多情况。父母顶着巨大压力诞生的男孩，很难想象会不被宠爱和溺爱。这些家庭的父母一开始就如同是不理性的赌徒一般，扔了一个骰子没摇到自己想要的数字，于是咬着牙赌上一切又扔一次，结果中了！那么此时你想让他们平等地对待两个骰子，可能吗？他们当初为了生这男孩所承担和付出的一切，都会转化为对这个男孩无可救药的珍惜和宠爱。同时，女孩在他们眼里的价值急剧下降，甚至被很多家长潜移默化为「生男孩所需要付出的前置成本」。于是，在家庭意义上，姐姐被合理地沦为了弟弟的附庸。

义务永远伴随权利。姐姐在沦为附庸的条件下，早已经失去了合理管教弟弟的权利，又如何才能承担管教弟弟的义务？这样的义务绝不是一种亲情的表达，反而是一种强制的奴役——只有奴役才会只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这种家庭奴役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社会问题里，比如在印度，童工是非法的，但是家庭作坊里使用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劳动却是合法，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合理的。而在中国，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家庭文化其实模糊了很多法律早已经界定清楚的道德底线。而「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更进一步节制了司法体系对这种奴役现象的管束，「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观念进一步节制了媒体力量对这种奴役现象的关注，如此一来，在我们的执法系统和媒体力量没办法如同美帝一样真正深入到家庭内部的条件下，我们也只能继续纵容和默许这样隐性奴役的滋生。

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中并不全都是重男轻女的糟粕思想。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繁盛的大家族，它们内部的管理制度非常森严如同当代的公司企业。但这些家族内部，家规的执行是绝对的，这样就如同是在家庭内部又重新树立了一套基于法律体系，虽然区别于外部世界的法律，但是也有监督和约束个人行为的意义。因此在这些家族中，姐姐对于弟弟管教的权利是受到家规保护的，是合理且合规矩的。

凭心而论，绝大多数的姐姐其实并不介意管教弟弟，但这样的管教一定要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立场上，并受到家长的支持和肯定。最怕的恰恰是那些家中既毫无规矩，家长试图树立权威却又肆意偏袒甚至要求姐姐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没有公平和公正支撑的家长权威就是一切家庭混乱的根源。

一言以蔽之，家庭，可以是守护幸福的港湾，也可以是掩饰奴役的堡垒，而家长的立场决定家庭对于子女而言是港湾还是堡垒。

倘若是生于堡垒之中，就不要过于奢望外部的援助。虽然反家暴法去年年底被通过，说明了政府的确在关注隐蔽于家庭内部的各类问题，但是家暴毕竟是约束显性暴力层面的法律，更多时候缺乏的恰恰是对很多隐性暴力和奴役的管束。这是一块没有人愿意去碰触的阴影，因为其中纠葛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甚至反被援助者责怪。因此我理解短时间内在中国，针对家庭内部的隐性奴役现象不会有任何制度层面的调解空间和手段。题主等被奴役者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自己。

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也遵循着上述分析的逻辑，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彻底打碎当下由封闭的家庭环境构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重新树立一个由法律为底线构建的新的平等且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把弟弟从家庭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投入到一个家庭无法影响的系统内重新管教。最适合的系统莫过于军队，因为相比其他系统，军队可以更加彻底且合理地断绝家庭的影响。比较之下，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外地打工和上学，家长仍然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威遥控姐姐来为弟弟进行各类不合理的服务，维系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第二种就是让姐姐摆脱掉原有的附庸的身份，以独立的人格获取管教所必需的权利。这就要求姐姐不仅要做到各方面独立，甚至要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超越所有其他家庭成员。这种超越来得越成功，这种管教的效果也就越好。当然，这里必需指出，这种超越不是指在维系原有家庭关系条件下的超越，因为如果维系原有的关系，姐姐无论成就了多少也永远只是被家庭利用的工具，因为她并没有摆脱附庸的身份。摆脱附庸的身份就意味着打碎原有的家庭关系，这一点和第一种方案是一致的，因此请不要有任何「一边继续做孝顺女儿一边还能做威严大姐」的幻想。说的极端点，这就如同是一个被锁链拴住手脚的奴隶，还幻想着能有管教主人的自由。

第三种，也是最消极被动的一种，就是熬。熬到什么时候呢？熬到父母失去行使权威的能力的时候，或者更进一步，熬到父母都不在了的时候。这一种的逻辑没啥好说的，但恐怕也许是很多姐姐们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父母不在之后，颠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努力又会被亲情进一步限制，弟弟也许并不会因为父母不在而突然浪子回头，但姐姐可能却要因此进一步肩负起外界赋予或者自己内心选择的照顾弟弟的新的道德义务，哪怕这样的义务会摧毁所有颠覆原本的不合理的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姐姐可能会发现，越是熬，越无法摆脱这样的义务，弟弟也越是不成器。

最后，看到有评论说我是用一个大的框架写小的问题，我也只有苦笑：这不就是中国很多家长们惯用的手法——大事化小吗？这个问题大不大呢？放在整个社会来看，不大，但对于每一个经历了这个问题的姐姐来说，那都是一个影响她们家庭关系甚至人生观念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家长，张口闭口就说，都是小事嘛，都是孩子嘛，之类的话，轻轻松松地就绕过了他们自己的失职，以及姐姐们承受的屈辱和痛苦，把一个能够影响孩子一生的问题矮化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次一次，这样的矮化让这样的隐形奴役被压抑在了沉默的泪水中，让我们永远无法正视我们的家庭内部的不公，永远无法直视我们教育观念的错误。对于很多姐姐来说，奴役本身已经是痛苦，这样的矮化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沉默又让痛苦无处倾诉。

我们也许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多少家长口中轻描淡写的「小事」，毁掉了多少姐姐们对家庭最后的期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