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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中,袁崇焕“援兵四集,尽皆遣散”的动机是什么?影响如何?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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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回答认为“兵贵精不贵多”,这一般是用于军队素质彼弱我强的情况下,当时金兵野战远胜关宁军,这种条件下还要遣散援兵,万万不能理解。

结合前后来看,更有可能的动机是乘机入城,以军权行废立。

圆嘟嘟的用兵手段大家都知道是废柴级,且不说派赵率教疲军击远徒劳送死,就说眼皮子底下被潜越蓟州就不是一般指挥官能干得出的。

这种指挥水平如果说他遣散援军有什么高深用意,徒增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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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认为,明寇平时就拖欠粮饷,大清(金)突然来袭,势必更加混乱,与其让这些乱兵仓促集结、引爆粮饷问题,不如让他们返回驻地,避免暴露问题。所以17世纪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认为,为了解决援兵仓促调动、粮饷不济的问题,应该将援兵调来调去、反复仓促集结。

有人问,你有什么资料证明当初袁崇焕是这样想的?你这不是搞笑吗?

你也觉得这是搞笑了?

是袁粉先搞笑的!

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你嫌这种说法弱智,你找他们去!

袁崇焕摆明了就是叛徒。

就是蒋介石,在红军攻击昆明的时候,第一时间也知道调集援兵。

这还不如蒋介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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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的前置事件是蓟镇闹饷,几万边军走下关隘墩台,立寨示威,最后以补饷裁军告终,导致蓟镇(河北遵化)十分空虚。

这标志着,经过九千岁的胡搞挪用,萌军即万历年间战斗力彻底进入量子状态后,员额也已经进入深度量子状态。不要说蓟镇,就是饷银相对宽裕的关宁军,也爆发了十三营兵变。打开寨门前,不能确定量子态的萌军,多少是纯数字,多少是没经训练吃不饱的壮丁,多少是有一定训练但是欠了十几个月饷怨气冲天的操军,多少是拿足了饷银占着各种肥差的亲军家丁。

总之,崇祯收到的奏折呈现的世界是:碰到后金军前,萌军各部是拿着几百万两银子军容整齐的几十万大军。碰到后金军后就迅速坍缩,开拔的数量只有员额的十分之一。

“援军四集,尽皆遣散”正发生在这个坍缩的过程中,前几天圆嘟嘟还在蓟州(天津蓟县)上书“必不令敌过蓟西”,突然京城就门户大开,后金兵临城下。

己巳之变不是有些人脑补的所谓后金铁骑千里奔袭,袁部救援不及。反而己巳之变持续时间长达数月,以至于兰州的萌军都得令开拔勤王。整个过程中,后金军队的运动速度并不快。

简单说下己巳之变的时间轴:皇太极军开拔是十月初二,突入长城是十月二十六,赵率教战死遵化是十一月初二,圆嘟嘟赶到蓟州是十一月初九,皇太极十一月十四绕过蓟州,十一月二十后金军兵临帝都城下,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前后打了七天,十一月二十八日撤走,袁崇焕则在十二月一日下狱。十二月十六日满桂在永定门外战死。而皇太极撤出关外,则要等到崇祯三年二月。

遵化到北京东二环直线距离135公里大概,秦皇岛到通州大概260公里,实际路程当然更多,但也绝不是走了快一个月的理由。关宁军勤王的路程,也没有要从大同开拔的满桂远。

己巳之变打成这个熊样,绝不是因为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

崇祯和满朝贵胄以为,亿万子民的大萌,几百万两银子养出来的这帮武夫,经月余调遣,要他们在京畿外击退几万蛮族,合理的很。对崇祯来说,自己拨乱反正,众正盈朝,启用栋梁,也放权给钱有求必应,TM无缘无故给东虏打到北京了,自己怎么跟天下交代?这是帝国的颜面。而对满朝贵胄来说,更实际一点,TM北京城外都是自己的田产。

但是对于天天忙军饷的圆嘟嘟来说,萌军啥熊样,他清楚的很。天启朝时圆嘟嘟尚且觉得,跟满桂这种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治好辽西呢。而现在,满桂那些走一路劫一路的大同兵,TM已经算是能打的了。

都在吃空饷,都在欠饷,不见银子不开拔,有多少银子开拔多少人,而且还补不全,走一路劫一路主将不敢管。关宁军关外7万余,关内4万余,关内足饷能调动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在遵化已经赔的差不多了,就算后续还能凑一凑,关宁军到场两万不错了。

此时和满桂、侯世禄、尤世威这些歪瓜裂枣,在通州附近和皇太极决战?TM人数都劣势,这如果打输了,指望量子化更早更彻底的京营守帝都?当然这些话,圆嘟嘟不敢和皇帝说,这也不怪圆嘟嘟撒谎,因为圆嘟嘟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已经撒谎了。

圆嘟嘟所能凭借的,只有他的最爱——城墙。城墙对于萌军来说,不仅是一道对敌人的天险,更是约束那些缺甲少食欠饷的炮灰萌军的外壳。城墙之内这些只求活命的萌军要安稳不少,不用喂太多银子保证士气,也不用太担心他们逃跑。

把军队分开把守几个关键城池,据城坚守,保存有生力量,可以有效防止后金军流窜劫掠,同时援军还在不断赶来,时间在萌军这边。

这个布置当然务实好用,在帝国腹地甚至要比在辽西还好用。但是也有两点和辽西不一样,第一,这不是宁远,是北京,北京的城墙就是皇帝的脸。第二,在这里,他不是奏折随便写的一把手。

这正是崇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坍缩态,军头一个个也清楚自己理亏,随后就折中变成了北京城下的背城野战。恐怕此时的崇祯,都不见得知道萌军和后金军真正的数量和实力对比。这些喝兵血几百年的主将们一个个尽极笔墨本事,输了就吹后金军厉害,小胜就赶紧往自己脸上贴金报大捷。十二月十五,后金军从城郊撤离,萌军各部松了一口气,赶紧吹逼告捷,于是崇祯命令满桂前去追击,满经略带着尚方宝剑,足足追出了两里地,在永定门外二里就赶紧竖起栅栏。果不其然,一天后就被围攻团灭。

闹剧还在继续,兰州的援军接到命令,但是没饷,就地哗变散伙。陕西和河南的巡抚靠谱一点,凑钱让军队走到了河北,但眼看要拼命,丘八们就聒噪要加钱,最后弹压不住,哗变散伙。最靠谱的是山西军队,真的就走到了北京郊区,但是大萌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军队国内调度时,由当地地方官负责就地提供饮食,而几百年讨价还价下来,变成了除非你一整天都在某县境内,才由此县供给饮食,只过境了半天、一天、一天零半夜,统统不负责供给。而为了不给客军供给粮草,兼管军事的文官们就拼命调动客军,不给吃的就算了还要人一个劲无效奔波,火线出操,于是山西的军队也哗变跑了。

满桂死后,萌军更是据城观望,完全指望贼饱自去。崇祯三年二月,肆虐四个月的皇太极原路撤走,不说其它歪瓜裂枣,即便是最不缺钱的关宁军,11万余的员额,也就祖大寿大约带了15000人在场,加上死在遵化的,广渠门的,参过战总数怎么算都不会超过25000。

我不理解为啥有人喜欢争辩什么崇祯,袁崇焕,毛文龙谁好谁坏。大萌这个熊样早不是一年两年了。卫所废弛,将门坐大,漕运漂没,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历,个人觉得还是太晚,这账最少也要从喝月经的朱厚熜开始算。我看到剐圆嘟嘟的时候,内心毫无波澜,因为看到嘉靖朝开始漕运漂没七成还敢直接上账时,已经波澜过了——这都可以,还有啥不行?江南的泥腿子们卖儿鬻女,缴税养国,每缴100两银子,到辽西前线大头兵头上,怕不是也就剩三五两,而辽西粮价,怎么也要五倍于内地。

崇祯和袁崇焕都做了自己理所应当做的决定,没有好坏,只是历史。亿万子民的帝国,对一个几万人的渔猎部落,在自己首都城下,还要太监上城墙。纠结几个命令或者几个人头,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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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粹是小白问题。首先什么叫遣散援兵?是指让尤世威去守昌平,让侯世禄去守三河吗?昌平是十三陵所在地,要不要守?三河是入京要道,要不要守?满桂守顺义,是兵部的调令,咋没人指责兵部“遣散援兵”呢?

其次,如果几万大军猬集成一团缩在北京城下,先不说别的,北京封城之后,城中物资供应本来就已经紧张,再加上几万人马的人吃马嚼,后勤问题怎么解决?不用等后金打上门来,只要围上个10天半月,城内就得生乱了。

再者,其他援军根本没有和后金野战的能力,参见满桂和侯世禄部(他俩已经是援军中的佼佼者了)。让他们去守城正是避其短而扬其长,否则其下场可参见永定门之战。

当然,不管袁崇焕怎么做,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把仅有的能战边兵派去守住各处要道城池,自己和满桂独自正面,还被袁黑骂作是任敌兵劫掠,如果把援军都猬集到北京,那这个骂名大约更加没法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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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原来蓟州附近的次元黑洞是一道能当水库坝体的小山啊。

水过不去,人就不过去。

可以,这很大萌,甚至很激萌。

按照萌粉对袁崇焕的要求,林彪1946年就投靠国民党了,理应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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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记号,顺便讨论一下耿如杞是否因为袁崇焕调度导致三日调防三处而缺粮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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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不看版:

张鸿功十一月初八日出发,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到的良乡,在这前一天,后金军在德胜门与满桂侯世禄在广渠门与袁崇焕打了两仗,没有吃亏。张鸿功部下听到敌警后溃散。没有什么一日通州一日昌平一日良乡的环北京三日游,当然更与袁崇焕没有什么关系。

耿如杞十一月初九日集结兵马勤王,中间接到两次命令让他回籍,这个命令与袁崇焕也没有什么关系,北京方面的意思是巡抚该呆在驻地保境安民,尤其北方边镇巡抚,察哈尔部这个时候一直在做各种小动作,所以到了北京的宣府巡抚郭之琮大同巡抚张宗衡也是一纸命令直接让把兵交给总兵自己回籍。后来情况危急才又让他们进兵,耿如杞十二月二十六七号才到北京,袁崇焕此时早就已经下狱。而所谓耿如杞首援京师,指的是在明廷下令各地巡抚入援以前,他就顶着擅离驻地风险出兵,而不是他真的是第一个救援京师,就算他自己定义的这个首援京师,他也不是第一个。

某袁黑提及的梅之焕的问题类似。他是巡抚甘肃,也是边镇,需要保境安民,也需要防御蒙古异动,所以跟耿如杞一样接到命令呆在原籍,后来又让进军,后因勤王最晚被治罪。他正月初一前后才出兵,因为各种事情耽误,其中还有大明朝廷一度误以为皇太极会直接出关而让撤兵,所以五月才到京师,某袁黑找的这十天回援借口是不足以让他脱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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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没放原始档案图片,所以不是硬核史料反驳,那我就加几张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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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讨论一下行军速度。

根据下面这个回答引用的美军1948年骑兵操典,骑兵正常行军每日56公里,美军建议有必要时一星期可以走六天。苏联方面的资料正常行军55km每天,没提休息的事。

同回答引用美军徒步行军相关数据,在负重22~33kg条件下,正常行军速度建议每天32 km。

根据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丙申兵部转袁崇焕的疏奏,袁崇焕初五日至抚宁,初七日至沙河驿(今迁安沙河驿镇),两日行军66公里,与上述速度接近。

根据其他一些史料,驿站传递信息速度大约300里每天,约173公里。

百度地图显示,北京至宣府驻地宣化行车距离171公里,北京至大同镇驻地大同行车距离338公里,北京至山西镇驻地太原行车距离489公里。

北京在十一月一日发出勤王诏令,按照正常信息传递速度,宣府应该在初二接到信息。根据侯世禄崇祯三年为自己辩解的奏疏,他是初三出发的,但是中途兵部对宣府应该先援蓟州还是防御察哈尔有犹豫,行动一度停止,到八日才重新行军。其到达蓟州的时间不详,也不易估算。但侯世禄所谓首登蓟镇则毫无疑问有问题,据《崇祯长编》方大任奏报,尤世威先于他抵达蓟州,初九日,关宁的先头部队甚至也抵达蓟州,而初八日应当是从怀来或者居庸关出发的侯世禄显然不可能在第二天到约210公里或者140公里外的蓟州。

在宣府接到信息次日也就是初三日,大同镇也应当接到勤王诏令,如果满桂也在接到诏令次日出发,那么满桂出发日在初四日。满桂如果以每天56km速度行军,到北京需要6天,初十日应当到达。按崇祯长编,满桂实际到达日期是十二日癸巳,晚了两天。大同到北京海拔教高,但从地形图上看地势还算平坦,只有天镇-怀安或者东城镇-崞村镇以及居庸关一段是山路。

大同接到诏令次日也就是初四日,太原也接到勤王诏令,如果太原也在次日出兵,那么太原出兵日期为初五日。太原到北京489公里,如果山西援兵也是纯骑兵,理论需要9天。山西镇一切顺利也不休息的情况下也需要十四日才能到北京。如果按照美军骑兵操典,中间休息一天,则十五日才能到达北京。如果再有其他耽搁则到达时间还需要再延后。如前所述,侯世禄初八从宣府出发,最晚初十到京畿防御圈,满桂十二日也抵达京师,毫无疑问比这个日期更早。山西援兵不可能是首援京师的部队。

耿如杞的曾孙收集耿如杞相关资料编成《世笃堂稿》,里面有一篇《纪耿朴公中丞入援一节》,该文提到张鸿功是初八日才出发的(比我原本预计的晚了三天),用了十三天(比我的预计又多了三天)在二十一日才到良乡,在良乡遇敌警后溃散。在这之前一天,后金军兵分两路,以两黄旗两红旗精锐和炮兵及部分蒙古兵与满桂侯世禄战于德胜门,侯世禄溃散,满桂遭遇重大损失;以两白旗正蓝旗精锐和部分正黄旗精锐及蒙古兵主力与袁崇焕战于广渠门,互有胜负,清军豪格陷入重围,正黄旗索尼力战救出,阿济格马被射死,明军这边袁崇焕也一度遇险。不清楚张鸿功听到的什么敌警,但不管什么敌警,因此而溃散都有失官兵身份。也许,我是说也许,张鸿功实际上并没有做此行可能与后金兵决战的准备,因而才会一临敌就惊慌失措溃散而去,5000人止剩700。

张鸿功到良乡的时间显然已经不支持某些史料里说的一日通州一日昌平一日良乡的环北京三日游,因为这个时候京师兵临城下,而援兵却只有辽东9000骑和已经受重创的满桂,不可能还把援兵往外围派。不要说张鸿功到京以后接到这样的命令,就是路上接到这样的命令恐怕都已经不大可能。早在十一月十五日,后金已经绕过蓟州的消息还没有公开,兵部可能是在因为祯皇帝的提醒可能是收到蓟州出事的小道消息开始做蓟州防御失效的准备,命令满桂侯世禄向京城靠拢,袁崇焕的防御意图实际上已经被否决。在这之后兵部就不会让张鸿功去通州或者良乡了,而这个时候张鸿功才走了一半路程。张鸿功后面所遭遇的事情,很明显已经跟袁崇焕完全没有关系。

同书耿如杞自辩的《勤王揭稿》等文提及,耿如杞是张鸿功出发后第二天读邸报发现遵化周围作战失利觉得遵化蓟州危险才出兵的,但他出发后接到命令让巡抚回原驻地。耿如杞并没回原驻地,但也没有冒抗旨不尊风险进兵。可能因为祖大寿东溃,京城防御兵力不足——个p,光京营就有十一万兵——兵部又令各地督抚勤王。按《崇祯长编》,十二月十二日壬戌,耿如杞到易州,得旨在涿州与河南巡抚范景文等待机会夹击后金军。按《世笃堂稿》,满桂永定门兵败十天后的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耿如杞范景文及山东巡抚才抵达京城。耿如杞并没有像清修《明史》等诸多史书说的那样与张鸿功一起进军,当然更没有因为袁崇焕的调度而疲于奔命,他到京师的时候袁崇焕早就下大狱了。

所谓耿如杞首援京师之类,指的是耿如杞在皇帝下令各省巡抚勤王前他就出兵了。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要是追究起来,这是可以砍头的大罪,因此他出兵时还写了一篇《勤王疏》辩解自己的行为。但是此时察哈尔蒙古多次袭扰边境,十一月初,兵部还曾犹豫过让侯世禄呆在宣府不动还是进京,初七日才明确察哈尔部可能只是借机要挟而下定决心让侯世禄入援;而且各镇巡抚本身也有保境安民的职责,因此北京并不鼓励这种行为。宣府巡抚郭之琮大同巡抚张宗衡带兵到京城都直接被打发回去了,路上的被要求回去也不难想象。郭之琮张宗衡的事迹也表明,耿如杞不仅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首援京师,甚至他自己定义的首援京师,他也并不是第一个。

明末的袁黑发明了箭射满桂的流言,试图把袁崇焕的通敌罪名做成铁案。尽管这种诬陷连张岱文秉这样铁杆袁黑都说服不了,但这一套倒是令今天的袁黑大受启发。他们翻出故纸堆里的耿如杞记录,把张鸿功耿如杞兵溃的原因也栽赃给袁崇焕。当代袁黑在这方面比前辈是不遑多让啊。

早在春秋时,孔子高足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现代也有个什么破窗理论,一辆车全须全尾放在路边一个月一个零件都不会少;把窗户敲破,一周就剩个壳子;延伸到个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被挑了毛病,于是他做的什么事都是错的。明末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应,天启末跟东林有一点牵扯,那《东林点将录》有请;崇祯初一个人因为职务所系跟魏忠贤集团扯上些关系,那阉党帽子请自觉戴好。党争还不局限于阉党东林等各种派别之争,一群身居高位每天无所事事专挑他人毛病的文人除了怕对头东山再起,更怕的恐怕还是居然有人做实事做出点儿什么成绩。熊廷弼被前同事借战报不符整下台;己巳之变大敌当前,高捷以曾与袁崇焕交往为由弹劾首辅钱龙锡;战事有所缓和,战事初起时冒险出去巡关的方大任把东林骂得狗血淋头,姚希孟在家书里恨不得把对方打成阉党。袁崇焕在其中特殊也不特殊。如果有什么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就是袁黑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长久的时间跨度。某袁黑回答里提到的梅之焕的遭遇就是这一情况的体现:

袁崇焕区区蓟辽督师,有什么资格给还在路上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上路的各省督抚发命令?人家尊圣旨勤王,你一个区区蓟辽督师就想让人抗旨?写这段话的人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吗?他们当然想得到,但是为了给传主脱罪当然要编造一些谎言。而该袁黑以及他们的同党,费了不少心力找了大量类似这种经不起推敲的黑料到处复制粘贴,搞得袁崇焕好像真是这些事的罪魁祸首一样。

梅之焕后来因为勤王最后到被责罚免官,《崇祯长编》将他与延绥巡抚张梦鲸等放一起说是正月抵京,但也有资料如《明史》说他五月份才抵京。如果他确实五月才抵京,那么就算加上袁黑给他找出来的这十天延误,也远远不足以解释几个月的拖延而让他脱罪。

而且幸好他梅之焕到得晚,到得早的延绥巡抚张梦鲸直接下狱,罪名就是前面说耿如杞时提到过的让巡抚在镇料理事务不必亲来的圣旨,张梦鲸被关了一个晚上就气死了(《崇祯长编》)。张梦鲸的遭遇说明下令巡抚呆在原驻地不许进京的命令不是什么督臣下的,而是皇帝下的,而且这个命令不是一时没想明白,而是一直坚持的政策,至少对那些直接面对蒙古各部的边镇,这道命令没有改过。梅之焕是甘肃巡抚,也与蒙古势力有接触,他当然也要遵守这项政策。要是他比张梦鲸先到京城,恐怕就不是革职那么简单了。

某袁黑提到《明故嘉议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里的内容,找到原文看了一下,梅之焕这次入援发的第一批兵是元旦才出发的。明代可没有通行现在的公历,所以明代的元旦就是现在的大年即正月初一。这个时候袁崇焕下大狱都至少一个月了,怎么可能后续还给梅之焕发命令让他回去。而且梅之焕正月初一才出发,等他处理完哗变等事宜走到邠州(今陕西彬县),多半已经是二月份了,皇太极确实离开京师了呀,督师——可以肯定是孙承宗——发过来的命令没说错呀。皇太极撤到遵化后不像之前蒙古人那样出关而是东略永平,当时明廷没人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又调兵去收复永平遵化诸县。

袁黑发明梅之焕被袁崇焕坑这个黑点也有一段时间了,这么明显的问题袁黑内部竟然无人提醒,你们属实是黑袁崇焕黑魔怔了。

顺便,该文也证实梅之焕确实是五月份才抵达京师。

袁黑差不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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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禁不住怀疑某袁黑,你是真的没看见这些关键信息,还是你笃定只有你才会去看这些东西,别人都不会去看?

梅之焕自辩疏里白纸黑字的二月初旬到的彬州,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正月初四?

光我这个帖子里,你干这种事情都有几次了,难道都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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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算的不彻底,这些遗老遗少还都有钱有势,所以天天拍辫子戏给自己的老祖宗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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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多讲正能量!

你们觉得不好笑,是因为你们的层次太低,你们觉得不好笑就认为人人都觉得不好笑,这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现在的喜剧之所以能够被定义为喜剧,就一定因为有人觉得喜,只有被有认定权的人认为喜,就可以定性为喜剧。

毕竟人家的专业人士,层次高、看得远、兴趣高雅、鹤立鸡群。。。你们不想着向人家学习,努力从不好笑的喜剧中看出深藏的喜来,却在那里抱怨不好笑!太浅薄了!

我看这些喜剧就非常好,好不好笑不重要,重要的是——充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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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感觉教主是在暗度陈仓,开始在汽车领域布局?

未来华为做智能汽车的软硬件,长城做整车?然后扩大到其他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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