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仇日声音这么强烈，却反对禁播迪迦奥特曼? 第1页

这个问题颇有点神似李敖当年的提问：“鲁迅为什么不骂日本人？”

先不论李敖这番言论是否可笑，要解答这一切，或许我们可以从鲁迅的经历身上获得一些启示。

1902年3月24日，清廷将颓，列强盘踞，此诚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19岁的鲁迅，以官派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留学，在日本居住、学习长达8年。

从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绝国异域”，给他留下不少“清嘉温馨”的记忆，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普通民众，普遍还留存着尊重乃至礼遇“天朝上国”子民的传统，他对日本人的观感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会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

因为这段经历，他生活中的很多习惯甚至都有点“日本化”了，比如在日期间剪辫子、穿和服、留胡须,以至于好几次都被误以为是日本人。这些事实，他自己的文章，包括后来周作人、许寿裳的回忆，都有点滴反映，并不需要回避。

其实，往大一点的历史观追索，就会知道，这种态度和情感几乎这是1894甲午战争以后、至1936年中日全面对抗之前，中国革命同志共有的记忆。当时的日本，几乎就是中国革命志士们的“百慕大”。

因为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当时很多中国觉悟之士纷纷对这个岛国邻居产生浓厚兴趣，非但总体未曾仇视排斥，反倒开启了“知耻后勇”式的留学日本、向对手学习的浩荡历程。郭沫若说这批人总数有30万人左右。鲁迅不过是人潮队伍中一个。

甚至可以说，当时留日革命党人，主观上对日没好感的反倒真的很难找出来。这一点，想看过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书的朋友都是能有所观照的吧。

作为日本留学生、一个家国情怀与国际主义精神兼具的作家，鲁迅是有很多日本友人。从《鲁迅全集》可知，他一生中直接交往的日本友人多达160位，比如我们熟悉的藤野先生，完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他笔下常出现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等等。

但是，我们现有的所有材料都可以验证，他所交往的对象，并没有一个是日方政治人物，更没有日本侵华分子的踪影；鲁迅与他们的往来，也未曾涉及丝毫有损人格与国格之事。

鲁迅对日本人的观感，和他们的交往，是纯人情化的朋友私谊，而不是说仅仅因为你是日本人，就迅速落为简单的“不共戴天”的两极化,即便文章言语也没有沦为“爱国套话”言说。

他严格将日本帝国与普通日本人民区别对待，所以他会常去内山书店坐坐,与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增田涉等频繁书信往来，讨论。这些日本友人在他落难时、需要帮助时，也都无私出手——比如1932年1.28事变时，子弹都打到他寓所窗户，幸亏内山书店提供避难之所全家才得以安全活命。倘不刻意去寻查双方身份，他们其实就是正常而温暖的朋友往来。

他不带民族偏见，与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维持着良好关系，但他的民族立场从来没有疑问。比如1936年，他得知中日关系紧张，察觉到租界也不稳，那时已重病在身，对日本还是非常警醒，叮嘱他儿子海婴“赶紧搬离虹口”，免为对方所获。

而且实际上，鲁迅堪称国内最早提出对日警惕的人士之一。1904年，时值所谓日俄战争，鲁迅还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方报纸不断鼓吹侵略中国有理的谬论,部分中国留日学生,甚至包括蔡元培都有同情日本的倾向，在上海《俄事警闻》中也谈了同情和支持日本的言论。

鲁迅看后，予以痛责，认为“这些人太无远见”，并对友人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如果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必将更受其害”，且向《俄事警闻》提出三点意见：1，持论不能偏袒日本;2，不可用“同文同种”的谬论欺骗国人;3，要倡导对国际时事的认真研究。他托沈瓞民转告此意见书后，《俄事警闻》的持论才有所改变。

照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是在日中关系已经很紧张的1931年,鲁迅和颟顸的“爱国者”不同的是，他仍然大力提倡国人进行“日本研究”。他直白而殷切地说，即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它所有而中国所无的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很显然，他所谓的“学习日本”，不是卖国精日，而是继续他一生的理念，即意在探寻中国“复兴”之路。

我想，值今太平时代，一切岁月不惊、江山无恙，“读懂鲁迅”也许是高要求，但读进去其实不难，多点求实平气的心思就足矣。

山温水腻，风雨常存，局冷棋枯，英雄安在，写道这里，对那位奋斗终生、孤独半生、也被误解遍生之人，也真的恋恋多有顾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