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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历史名场面有可能是伪造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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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小时候号称要用桑树为自己的天子车盖,以及大耳长臂的形象,应该都是后人根据佛陀传说伪造的。甚至“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存在“神圣化”的特征(这方面文末再说)。

如果我所猜不错的话,魏晋时期有一群影响很大的佛教徒,他们为了某些目的故意把刘备说成是佛陀转世,把他的将领谋士描述为菩萨。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只有关老爷的菩萨形象流传了下来。

一、刘备相貌和佛陀极其一致

大家都知道刘备有手臂过膝,自顾其耳和没有胡须的奇怪相貌。

《三国志先主传》: 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

《三国志周群传》: 先主无须。

季羡林教授在《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认为,陈寿所描述的刘备长相很像释迦牟尼,可能是受其影响。

“这些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佛书就说,释迦牟尼有大人物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刘备长相分别对应第九相“正立手摩靡膝相”、二十四相“牙白相”和“八十种小相”中的“耳大垂轮”。

北凉《金光明经》中,亦有对佛的瑞相的描述:

眉问毫相,自如珂月;修臂下垂,立过于膝

换言之,刘备被记录的三个样貌特点全是佛陀(无须是汉传佛陀特点)的样貌。他是中国史书中相貌最像汉传佛像的人,没有之一。

在长臂大耳无须的历史基础上,《三国演义》又给刘备加了“面如冠玉,唇如涂脂”的设定,搞得刘备几乎和上图一模一样,完全成了真“活佛”。


二、刘备和佛陀的幼年奇事都和巨树有关,二人小时皆口出大言。

佛陀和树极其有缘。他不仅生死皆与树有关,更是在一株巨大无比的菩提树下成的佛。

《修行本起经》:“其地平正,四望清净,生草柔软,甘泉盈流,花香茂洁,中有一树,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郁,如天装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

除此以外,佛陀也是在无忧树下出生。而且刚出生就口出大言,自称至尊。

《大唐西域记》:为释尊诞生时,向四方行七步,举右手而唱咏之偈句:“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

而《三国志》认为童年刘备家中生有一株体型非凡的巨树,树冠犹如天子车盖(文中只提车盖,但从行文逻辑可以推出是天子车盖)。刘备奇异童言也是在树下发表。

《三国志先主传》: 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释迦牟尼的菩提树是树中之王,树冠犹如天幡。而刘备家角篱的大桑树品相非凡,树冠犹如天子车盖。这两棵树怕不是同一位仙人种的。

事实上,这两棵巨树皆无实物可考。比起真实故事,它们更像一种浪漫主义的描述。


p.s.

可能有人不理解树在佛教里的意义,我就简单讲一下。树在佛教里经常代表智慧,它的意象非常崇高。

释迦牟尼不仅成道于树下,而且也生于树下,终于树下。树的意象贯穿了释迦牟尼的一生,代表着他一生都在追求无上智慧。

《过去现在因果经》:“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

《佛遗教经》:“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已度讫。于娑罗双树间,将入涅盘”

除了释迦牟尼以外,其他佛也都在树下觉道。

《十住毗婆沙论》卷五中:毗婆尸佛是无忧树、尸弃佛是邠他利树、毗舍浮佛是娑罗树、拘留秦佛是尸利娑树、拘那含佛是优昙跋罗树、迦叶佛是尼拘类树、释迦牟尼佛是阿说他树、将来成道的弥勒是那伽树。

可以看出,佛教认为庇护各位尊佛的大树品种并不一样。那么加一个桑树下的佛身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吧(笑)。事实上,桑树经常有和佛教有关的殊异。

《重建开元寺记》: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郡儒黄守恭宅桑树吐白莲花,舍为莲花道场。

明代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垂拱二年二月,州民黄守恭昼梦一僧乞其地为寺,恭曰:须树产白莲乃可。僧喜谢,忽失所在。越二日,桑树果产白莲。有司以瑞闻,乞置道场,制曰可,仍赐莲花名,请僧匡护主之。


三、以刘备为起点,“长臂过膝”的慈悲佛相开始绑定“仁君”

从刘备开始,长臂过膝的皇帝开始层出不穷(之前基本没有)。比较著名的有司马炎,宇文泰,陈霸先,苻坚,慕容垂,郭威。

他们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都是乱世开国皇帝,且人望很高。

2.出现时间都在佛教流传后。汉代之前的皇帝则没有这种异相。

3.无一例外都有仁德之名。

武帝司马炎被称作宽仁之君;苻坚被东晋批评是妇人之仁;陈朝陈霸先生活节俭,有仁爱之名。宇文泰和郭威我没有看到类似说法,但宇文泰彻底废除了宫刑,并调高百姓税收起征点年龄,郭威有减税之举,都堪当仁名。

这说明什么?说明佛的慈悲,从刘备开始就和长臂过膝的相貌完全绑定。换句话说,只要皇帝有些仁义之名,史官就有可能给他这么一对大长手。

四、刘备和其他君王的佛相传闻,到底来自于民间还是官方?

虽然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证明了这些皇帝们的容貌是按佛相描画的,但到底是百姓传言皇帝是佛祖,还是政府刻意把皇帝们往佛的方向吹捧,他并没有解释。

我个人认为,刘备的佛相来自于佛教徒及百姓们的传言。而后世佛相皇帝均有官方刻意宣传的嫌疑。原因有四。

1.刘备是历史上第一位佛相皇帝

刘备之前没有一个皇帝被宣传为佛相,长臂过膝也是从他开始才进入帝王异像的范畴。后来的皇帝对他有模仿的可能。

事实上,除了后周郭威外,上述所有的长臂皇帝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甚至还有一些未能登基的优秀皇族也用“长臂过膝”给自己造势。可见那几百年的乱世出现了刘备脸模仿风。

2.刘备时期佛教影响力有限,而司马炎以后佛教极其昌盛

佛教在三国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远远达不到需要统治者主动利用的程度。三国真正繁盛的其实是道教,曹操就是得了百万青州黄巾后才拥有四方征讨的力量。讨黄巾出身的刘备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何况史书里的刘备也没有和佛教徒交流过的记录,蜀地的佛教发展也比较一般。

由于玄学和佛学都崇尚空无的概念,魏晋百姓又受到超额剥削,需要麻痹自我的宗教信仰,佛教在魏晋发展极其迅速。晋朝甚至在太学科目里加入了佛学。石赵时期的僧侣进一步染指国师的行当,佛教势力更是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峰。

由此可见,司马炎之后的皇帝有借助佛相进行自我宣传的必要。这也是佛相皇帝集中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原因。

最滑稽的是北周南陈对峙时期,当时南北两朝的开国皇帝竟然都是“刘备脸”。这就不详说了。

3.刘备是几个佛相皇帝里最像佛陀的人,很像某些僧侣的手笔

后世几位佛相皇帝基本只长了长手。比起刘备,他们只模仿了佛陀的一部分。就像中国先祖创造龙一样,添一两个特征增光增色足矣。或许他们还要腾出其余身体特征蹭别家的信仰。

而刘备面貌共有三处汉传佛陀的特点,最关键的帝王异事也和佛教尊崇的巨树有紧密联系。似乎有人刻意把他和佛陀归为一体,利用他的形象给自己招揽香客。

4.刘备部下关羽被封为菩萨,侧面说明有人曾把蜀汉多人纳入佛教体系。

佛祖领着菩萨打天下完全说的过去,世界观更加完整啊有木有(笑)~

当然,关羽是隋代才被记录封为伽蓝菩萨的。但问题在于当时有两派佛教在私封关羽,关羽也不厌其烦的显圣两次。这说明佛教内部也存在相互抄袭的情况。换句话说,在关羽受封菩萨一事上,隋唐两派佛教都不一定是真正的主角,他们有沿袭更久远派系的可能。

(关羽信仰的具体历史我未来还要再归纳一下,以后再讲)

综上,三国时期的佛教群众认为刘备是佛陀转世。于是这帮热心群众和某些僧侣就顺便帮他“整容”成佛陀,并顺手给他编了一个“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的故事。而史官陈寿从未见过刘备相貌,他只能选择听采众言,如实记录。


五、为什么佛教群众要为刘备拟造佛陀的身份?

刘备素有仁德之名。无论是义助徐州还是携民渡江,他一直都在赌上性命为群众战斗。在乱世用重法的三国,蜀汉政权却没有一次肉刑记录,刘葛两人也绝不让罪犯的家属因连坐而送命。这样的政府确实堪当佛名。

同时刘备还有一个同行曹操给他极力衬托。贴两篇其他文章,看看残暴的曹魏是怎么帮蜀汉抬声誉的。


佛教群众本来就是因为统治者超额的剥削而寻求宗教的麻痹,如今正有一个理想主义集团积极对抗暴曹,他们又如何不寄希望于刘备呢?

隆中对里,诸葛亮认为北方百姓会箪食壶浆迎接刘备。在五丈原上,魏国百姓毫不留情地嘲讽被假诸葛吓退的司马懿。那么在庙宇之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拜求宝相庄严长臂轮耳的佛陀能救他们于水火,也就不足为怪了。



P.S.

最后讲一下《三国志》给刘备下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定论。其实真要细究的话,你会发现刘备根本不是这样的性格。

《先主传》: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

这性格猛到把演义张飞的工作都抢来了,你告诉我喜怒不形于色?类似的故事在《三国志》里还有很多,大家可以自行查找。

既然如此,为什么陈寿还要这样写刘备呢?我认为和当时的“有情无情论”有关。

在魏晋时期,关于人的情绪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名士何晏认为,圣人应该是没有情绪的。因为圣人之德与天道相通,天道无喜无悲,圣人亦无喜无悲。

《三国志王弼传》: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论语·宪问》:(孔子感叹)“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注:“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何晏《无名论》:“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

《论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屡空。”何晏注为:“其为庶几每能虚中者,唯回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

但王弼不这么想。他发文批评何晏的无情论,认为圣人也有情绪。只是圣人的情绪可以与天道相合,体任自然。

《三国志王弼传》: 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乾卦·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王弼注: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乾卦·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王弼注: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无?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老子》16章:天乃道,道乃久。”
王弼注为: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穷极虚无也。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穷极也。

《老子》77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王弼注为: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则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无身无私乎!自然,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

何王之争,后人多以后者为胜,即圣人有情绪,也必须有能和天地相合的情绪。圣人可以“无累于物”,不把情绪表现在物质层面上,但如果我们因为看不见圣人的情绪就误以为圣人没有情绪,就是大错特错了。

那么王弼主张的“圣人之情无累于物”与刘备的“喜怒不行于色”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没有区别,几乎可以相通。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封神演义》: 古语云:“圣人怒发不上脸。”

至此为止,《三国志》给刘备的所有出场设定都离不开一个“圣”字。这种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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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癸巳条关于燕王北征迤都擒乃尔不花一事,极有可能是朱棣篡位后经过二次加工的结果。

前不久杨永康教授在《南开学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清沙漠者,燕王也”说质疑》文章,在剖析此事时引用了一篇较为罕见的史料,即蜀王朱椿为庆祝洪武二十三年北征胜利而亲自写给晋王朱棡的一份家书,名为《与晋府书》,内容如下:

洪武二十三年后四月日书奉兄晋王殿下,昨闻吾兄钦承父皇威命,北讨遗孽,弟以山川悠远,不获祖饯为慊。近得书,知大军于四月初十日至孥温海子驻扎,伪官太尉乃尔不花、丞相、知院等相率归款,闻之不胜喜悦,夫不战而屈人兵,虽父皇高策之所致,亦吾兄慰抚之有方也。用是特差百户霍杰奉书,代庆如至,望亲爱之情谅之,不宣。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经“奉天靖难”后大力“整改”过的《明太祖实录》是如何记述这件事的。

今上率师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皆降…晋王出塞,不见虏而还。

中间的那一段关于朱棣如何排遣观童前往敌营劝降乃尔不花,而乃尔不花又如何“闻今上威德遂不去”的内容就不贴出来了。

言归正传,晋王朱棡一下子从“慰抚之有方”的主角形象180度倒转,变成“不见虏而还”连配角都算不上的吃瓜群众,此等春秋笔法实在不禁令人感到深深的叹服。而乃尔不花等人归降的伟绩也被燕王朱棣一人所包揽,就连朱元璋也得笑着对群臣说出一句可能他自己从未说过的话:“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相比于《明太祖实录》,无功而返的晋王朱棡在《奉天靖难记》中的形象显得更为可憎,其中提到朱棡“素畏惧,出近塞,不敢进”,在得到燕王征进建功的时候,他又“忌上有功,先遣人报太子,言上不听己约束,劳师冒险”,太子朱标则在朱元璋面前构陷燕王,“谓上劳师深入,未见其利,晋王全师而归,太祖闻之不乐”,其后捷报传来,朱元璋大喜,但太子这个坏蛋却仍旧贼心不死,继续为晋王洗白开脱,他竟罔顾事实,进谗说道:“晋王虽不深入,然遥张声势,犄角胡寇,则其功亦不少矣,燕王难独以为功。”,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当然“不听”,于是太子索性坏人做到底,再次出击,诬告燕王“得虏马珍宝不以进”,也是从这时起,朱元璋便再也不相信朱标这个坏人了,“太祖由是益不信太子言”。

这里的朱标颇有种小人做坏事被揭露后真相大白的感觉,演绎出一场太子、晋王等反派boss互相勾结欺负弱势群体燕王不尽完美的宫斗剧本。

为什么说这是不尽完美的呢?

因为粉饰过多,越描越黑,露出马脚。

其一,在《奉天靖难记》中晋王向太子报告“上不听己约束”的细节来看,此次北征的主角显然是晋王,而燕王受其节制,但这个细节却在之后的《明太祖实录》中被抹除了。

其二,据《明太祖钦录》的记载,朱元璋曾在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十日给晋王发来一道谕旨,里中便有“即日东宫出来,点视城池,应有官军都在附近平野处迎接,要马多势大”的记载,这就证明战前太子曾亲临山西巡视,而这类大事竟在《明太祖实录》中只字未提,说这里头没有猫腻那是不可能的。

其三,北征结束以后,作为犒赏,朱元璋曾在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子日“诏户部遣使运钞一百万锭赐今上”,未提及对晋王的赏赐。在《明太祖实录》的三月丁丑条中莫名其妙地提到“诏遣使运钞一百万锭赐晋王”,这个时候晋王还在北征途中,朱元璋突然赏赐晋王一百万锭宝钞那可真是耐人寻味,这或许又是一例永乐朝文人篡改后的结果,刻意把对晋王的赏赐放在战前,而后再写晋王无功而返,进一步丑化晋王的同时更能彰显燕王的光伟正。

退一万步,如果晋王朱棡真的有《明太祖实录》和《奉天靖难记》所说的那般畏敌如虎,腐朽不堪,为什么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仍命他“总宋国公冯胜所统河南、山西马步军士出塞”,在抓捕蓝玉的非常时期帮助乃父牢牢掌握兵权,并迅速将蓝玉“党羽”押送至京呢?



再说说一个题外话,关于乃尔不花。

首先我们据《明太祖实录》可知,乃尔不花是洪武七年八月遣人向南朝提出变节投明的想法,而南朝则在次年三月受其降,并设羁糜卫所—官山卫,以乃尔不花为指挥同知。

乃尔不花归正入元发生在洪武九年四月,前后历时一年,至于他为什么在叛国后毅然选择北归,恐怕鲜有人知,《实录》对此语焉不详,无法从中得到答案,《实录》记载如下:

洪武九年四月己酉条
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儿不花叛入沙漠,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讨之,追及白寺塔滩,获其辎重,乃儿不花遁去。

上演了一段达军叛逃,官军追讨的戏码。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弇山堂别集》收录的一份朱元璋写给李文忠的书信戳穿了这一谎言,为我们揭晓了这个谜团。

母舅亲笔,教保儿知道,如今辽东已胜了,小达达(此为元昭宗,朱元璋管惠宗为老达达)那里,时下不敢轻动。即目乃剌不花止有三千马军,有二千能的,其余无用。伯颜(伯颜帖木儿,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有马军约二千名,止有五百精锐,见都互相杀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调汤和前去陕西,率马五千之上,往北行。今便更调尔往西行,将马军好的五千,就大同一千,太原五百,共六千余名,于保德州渡河,南手里教汤和引着,北手里尔攻乃剌不花后,火速于二月十七日午时出西北门,星夜西行,与济宁侯同去,道儿且留北平,大将军月书到来。
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亲笔。

你在背地里对别人玩这么一套,企图阴别人一把,被发现后人家不跟你玩了你就说别人“叛入沙漠”,就弱弱地问一下,什么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什么叫特么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不是被朱元璋演绎得明明白白吗?幸亏乃尔不花及时离去,不然就和伯颜帖木儿被李文忠一锅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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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搞笑的提问啊……

斯诺登都过去这么久了,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拉登塔利班什么的一开始都是美国资助的吧?

恐怖组织?

美国不管它们,它们发展的起来吗?

大部分恐怖组织不就是美国为了搞俄罗斯或者其他人搞出来的代理人吗?

====================

嗯,对了,不懂的可以去看这个,

神解读!姜子牙讲的其实是美国本拉登和斯诺登的故事_哔哩哔哩_bili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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