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媒体人、《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去世，他的一生有哪些值得铭记的贡献？ 第2页

只能说都是历史。

在本世纪初，连重大事故都很难让央媒之外的媒体报道，更遑论调查了。央视新闻频道能第一时间直接报道事故现场，并且让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本来就是这批人二十年前与体制内保守力量博弈的结果。

而再往前追溯，在那些地方性的《日报》，《晚报》，《周末》大规模出现之前，就连娱乐新闻的报道都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禁忌。

其它各种事情也一样，不去谈贡献或过失，二三十年前的传媒行业与今日天差地别，在这几十年飞速演进的历史中，他们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一种权力——舆论的权力——被分离出来，交给一个新的行业运用。他们推动过不同的潮流，引发过各种事件，这里面有一些会被后人评价为贡献，另一些则会被评价为可耻的腐败。

以后见之明来看，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如果没有足够强健的社会共识作为基础，当然很容易在缺乏监督的自发迭代中走向疯狂。就连威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都要承受其治理造成的社会后果，而国内这些媒体——尤其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的，这些从体制核心分裂出去的传媒精英——居然可以对他们造成的社会后果近乎无所顾忌。

梦想破灭，权力腐化，曾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成为自己所讽刺的对象的注脚。

都是人类，都是历史。

目前有人赠予专业徽章的那个JOJO的答案，逻辑大概如下：

“因为我是属于自由派的，所以孙志刚案是我推动的，我对社会的贡献，高于你们这群**远甚，你们居然还有脸指责我？要不是我所属的派别做了贡献，你们这群人早就被图图了！你们居然还这么脸大跳梁于人世间？”

然后这位“自由派”就把评论区给关了。

“闭嘴，你们这群**！虽然我所属的自由派有万般不是，但是你们怎么敢指责我？”

我很好奇这**是谁？

至于怎么评价，我只能说，作为一介平民，我现在对任何一种构造信息的强力都抱有最深刻的不信任感。而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想这种强力在我的有生之年只会越来越强且越来越混乱。我不知道是信息本身出了问题，还是信息介质的构造使得这种强力出现。在一个知乎热榜提问总是“发生了什么”、“真实情况如何”的年代，你问我怎么评论一位老创刊人的贡献？

我从来就没有在他的那个年代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活过啊。一个虚幻的、掺杂着各方情绪的剪影，你让我怎么评论？

被举报不友善了。

“你怎么可以如此不友善？”

“我怎么不友善了？”

“你居然敢把大人的话复述了一遍。你这**！”

造反派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派，这种荒诞感很熟悉，就像知乎上某些ID，声泪俱下的控诉wg造反派的罪恶，但有人提起西纠联动的时候它们就像失忆了一样。

好人，就是死的太晚了。

左方

岭南千里遍豪英，白山黑水染污名。番禺书生疑照眼，建州遗种不安心。

曾经造反喧南方，今朝办报祸中华。珠江妖氛散犹聚，南海空送血魂吟

左老爷是汉人，但是因为出身买办阶级的传统，对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社会极度憎恶，所谓“要倒回去”、“回归中国新闻的旧传统”，故南方系抹黑东北，自左始。

00年代，他派他的一个学生北上，他的这个学生不是汉人，极度仇视汉族和共和国，做梦都想重建伪满。学生在北京创办了一家新报纸，新报取名的时候，不敢叫满洲报，于是用了伪满首都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报纸，对外谎称是致敬民国时期的某大报。学生出于破坏东北人民和关内人民民族共同体的目的，在抹黑东北问题上与他身为汉人的老师如出一辙，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左老爷和他的学生，因为不同的目的，共同走到抹黑东北的这个道路上来了。

x这个学生后来还有个小徒弟，罗某，在经过富察XX的牵线搭桥下，结识了当时还在服役的某梁姓军官，后二人联合做局邀请一个大骗子共同行骗，使罗某相信存在策反一个驴重建女直军的可能，直接导致了08年该学生公开喊出“打到XXX，重建女直军”的口号。

当然，事后证明罗某被骗了，因此被圈子人尊称为“罗驴座”。其实这个骗局里，富察XX和梁某都是为了骗钱，只有罗驴座是真心为了复国大业，可怜啊

“驴座，和这么一帮虫豸在一起怎么可能复国？！”

如今，左老爷已驾鹤西去，学生远逃海外公开支持ZDJDMDGDTD，罗驴座则成了阶下囚，还供出了富察XX，命运就是如此的无常！

对早已落后于时代、为时代抛弃的人没什么可评价的，反倒是这个问题下某些有关“南方系”的想象存在诸多可审视的地方。这不禁令人发问，南方系真的承受得起加在它身上的那些“光环”吗？

一、南方系是激进媒体？

这个问题，我曾在想法中讨论过：

个人认为，“南方系” 明显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媒介“神话”。2016年，雷雅雯在一篇发表在ASR上的文章^[1]中进行过测量，结果发现南方系媒体中批判性报道占比仅为0.2％（即一千篇报道中只有两篇），作为对照组的北京媒体和人民日报则分别为0.1％和0.08％。
当然，雷雅雯作为一个擅长在美国社会学顶刊灌水的台湾学者，马上巴拉巴拉地开始讲，京广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如何造就了两地不同的媒体行为。但我的问题是，在批判性报道绝对数量如此低的情况下，0.2％、0.1％、0.08％的差距真就那么大吗？
综上，我不认为广州媒体的新闻生产与其他地方有本质性的不同，南方系其实是由新传学术界和个别明星记者共同炒作的“神话”。这个神话放在二十年前是为了鼓吹新闻市场化，放在二十年后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顺带一提，美国媒体中批判性报道的占比为5％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文章发表于2016年，但该研究实际上起始于2009年。雷雅雯在2009-2010年和2011-2014年分两次完成了91个深度个案访谈，而用于文本分析的报道则搜集自2003-2006年。换句话说，雷雅雯的研究刚好覆盖了南方系的两个高峰时段，一个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作为纸媒的高峰时段，另一个则是2010年开启“微博元年”后作为第一代网络意见领袖的高峰时段。然而，哪怕是南方系最“如日中天”的时段，其新闻生产也没有偏离所谓的“北方系”、“人民系”太多，更遑论作为一种“崭新”的新闻模式对中国新闻生态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南方系死于国家控制？

如今的某些叙述常常将南方系之“死”归之于2016年的某事件，将死因定性为国家控制，并将其与某个大的时间节点上的政治气候的变化联系起来。

但事实上，南方系大规模的人员流失从2012年开始，每年离职人数在20%左右，多为一线采编人员^[2]。2014年，南都总经理陈朝华加盟搜狐担任副总裁及搜狐网总编辑 ，南周副总编辑伍小峰加盟万达集团 ，成为了资深媒体人离职的第一个小高峰。同年，南都离职82人、南方日报离职39人、南周离职38人，南方系核心采编团队基本瓦解。因此，早在2014年，南方系就已事实上“死亡”。此时，政治大气候尚未改变。

这些记者和媒体高层出走的原因也大多与政治无关。一项针对新闻从业者离职前工作状态的调查显示，从业者对“晋升空间”、“福利待遇”、“收入报酬”的满意度最低，而对“工作中自主程度”的满意度却相对较高^[3]。换句话说，新闻从业者离职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外部力量（政治的或组织的）对其工作的干预和控制。

三、南方系是什么吗？

南方系既不是激进媒体，其死亡又早于政治气候改变。那么，南方系到底是什么，又因何而灭？

考察语源。南方系，即“南方报系”。“报系”一词最早出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范以锦。2003年前后，南方报业受困于集团规模扩张，各类子刊、孙刊层不出穷，难以管理，且内容高度同质化。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南方报业建立了“集团——报系——子刊”的三层管理结构。其中，集团管理报系，制定个性化的品牌发展战略；报系管理子刊，负责具体新闻生产。因此，南方系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概念、经营概念。

进一步地说，南方系兴于90年代末的新闻市场化改革，死于2014年的互联网大潮，虽然有个别突出报道，但离大众想象中的“专业媒体”、“激进媒体”相去甚远，本质上仍是一家商业媒体，其报道也没有超出中国新闻业的常规，更不用说被作为一种“典型”或“异例”去纪念了。

而催生了南方系的新闻市场化本身也有诸多被诟病的地方，其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媒体趣味“中产化”。随着广告收入成为报业集团盈利的主要增长点，城市中产用户作为对广告商来说最有价值的“商品”，逐渐占据了媒体舆论的声量。在以南都为代表的都市报、晚报兴起的背后，是各大报业集团纷纷裁撤旗下的农民报、妇女报、工人报，社会底层群体日益边缘化，媒体对郑州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等底层抗争事件的关注也越来越带有城市猎奇式的目光。这种小市民式的刻薄、猎奇的心态某种程度就体现在了后来从南方系出走、又在互联网上掀起大浪的咪蒙身上。

另一方面，孙志刚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作为中国新闻社区的两大hot moment，被反复提及、引用和纪念^[4][5]，恰恰说明这些案例对市场新闻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哪怕在自诩为商业媒体“标杆”的南方系中也显得如此另类，所以才要额外标注出来，以掩饰市场化带来的乱象。最终，通过这种简单的二元叙事方式，南方系“好”的一面归给了市场，“坏”的一面则甩给了国家。而随着南方系于2014年瓦解、其核心人员随市场浪潮进入互联网行业并扎根，这些人过往所属的南方系更是被抬到了一个高不可及的“神话”地位，成为他们现在仍垄断着新闻权威的根据。

总而言之，回看南方系过往二十年的经历以及新闻市场化改革，只能说是一地鸡毛，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但这种想象却在日渐成为新的“正确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新闻业缺少的并不是南方系。

参考

1. ^ 2016，雷雅雯，Freeing the Press：How Field Environment Explains Critical News Reporting in China
2. ^ 2015，任孟山，媒体人加速离职与新闻专业主义隐忧
3. ^ 2019，曹艳辉，“双重推力”与“单维拉力”: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流动研究
4. ^ 2020，洪杰文，杨金，汤恋，创伤记忆的现实回访与自我书写——在线社区中集体记忆个案研究
5. ^ 2014，张志安，甘晨，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看南周时，在高三。

新闻是一个农民自制透析机，自我治疗尿毒症，靠吃墙灰补钙。

那天中午我躺在宿舍的床上，那种震撼感令我久久不能忘记。

南周的APP开篇语总是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话：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都重。

我高中时候还小，不懂什么公知，也不知道什么自由派，新左派，右派等等派别，就记得那时候看南周，次次都有不同的震颤。

南周的影评栏目，人文板块，文笔极其老辣，我刻意模仿，参加我省作文比赛，得了二等奖。

等我后来意识到了南周所代表的自由派诞生了庞大的公知群体后，已经大三了。

那时候正处在黑砖窑事件的风头上，清华的孙立平写了长文，指出中国底层生存状态之悲惨，即便是黑砖窑的老板，到手的利润也不到十万块，但是为了十万块，他就要杀很多人。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留学他国，没有再看过南周。

两年多以后，我回来，辗转开始读博。我又去报刊亭买了南周，但是看着却没有当年的感觉了，文笔似乎也变差了。

曾经南周做的年终总结，我都会背诵，去年的南周年终总结，写的真挺烂的。

我见过了南周笔下，人人堪称尧舜的，模范的理想的西方世界，发现南周到底还是骗了我。南周推崇的那些人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似乎并没有把世界变得更好。我开始反思南周的局限性和立场问题。

现在南周的创始人左方去世了，我突然有种时代洪流在我面前汹涌而过之感。那好像是一段辉煌的前进的不安的年月，又好像是一段悲惨的痛苦的无奈的时间。但不论怎样，都随着左方的去世，一起走了。

确实，我的心中只有对南方周末的感恩捏，顺带一提，你们滋油派口中的滋油是指“只有作者关注的人可以评论”吗？

对不起，是我格局小了，在此我严正声明：感谢南方周刊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