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日共百年了 该如何系统性的回顾其历史，它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日中关系中又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1页

感谢邀请。很抱歉这么晚才有时间写点东西。

2022年，正好是日共成立100周年。真是个应景的题目。

但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大，我对日共也没有非常专业的系统性学习，写这篇文纯当抛砖引玉了，希望各位社科的大佬能多做补充哈。

日共只比我党小了一岁，党史时间跨度长，这就导致整理起来是有些难度的。下面恐怕只能采取分步更新。感兴趣的筒子们，点个追更啊。

第一次共产党时期（1922-1924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一直关注世界动态的日本人比中国更早就狂喜于布尔什维克的巨大胜利，并且迅速转向马列式的共产主义。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在日共成立之前，拥有不同社会主义主张的革命家其实就已经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斗争。只是这些斗争都偏于少数化空想化，并且迅速失败。比如1910年幸德秋水主导的意图刺杀某皇的“大逆事件”。

1918年原本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活动的近藤荣蔵，在听到日本国内发生“米骚动”这一暴动事件时，决定回到日本开始建党准备工作。但是当时的日本由于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等左翼运动失败带来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活动时采取严厉的警戒和弹压政策的。

于是日本早期的马列主义者们（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等），一直到1920年10月才和第三国际的人接触，于1921年4月在东京大森车站附近，秘密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1922年7月15日，在当时的东京府丰多摩郡涉谷町（现在的涩谷区惠比寿），顶着违反当时的“治安警察法”的风险，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

比中国更早接触和思考，比中国党组织的成立更犹豫和徘徊。这固然和日本国内有严苛程度不同于中国的反动政权存在有关，但似乎也预示了日共的未来。

后来这个时期的日本共产党通常被称作“第一次共产党”。

纲领和主张有“废除君主制”“停止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土地公有化”等。被称作“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或者“22年纲领”。

日共建党1年不到，党的主要成员就被举报，佐野学，近藤荣蔵等5名干部只能逃亡中国。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发生后，也有一批左派劳运活动家被反动政府杀害。（同时期的混乱局势中，也有中国人和朝鲜人被杀害）

介于形势危急，1924年3月，日共的主要党员干部佐野文夫，荒畑寒村，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举行会议，决定解散党组织。

其后，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佐野学和近藤荣蔵收到对于再建日本党组织的指示，于是以佐野学为中心开始了再建活动。

第二次共产党时期（1926-1935年）

1926年12月4日，日共第三次党大会秘密召开。包括渡辺政之輔・德田球一・佐野学・福本和夫・佐野文夫・三田村四郎・鍋山貞親・市川正一在内的17名党员干部聚集。

党大会承认第三国际对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决定再建党组织。随后重建的日共在1927年发布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日本問題に関するテーゼ），又叫作“27年纲领”。再次强调应该废除君主制，同时提出日共现在的目标应当是进行“布尔乔亚革命”，同时争取工人阶层和农民。

1928年，反动当局的镇压日益强烈。当年发生的“三一五事件”使得日本全国约有1600名党员被举报，其中484名受到起诉。另外实质上处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合法团体“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也被下令解散。10月，党干部渡辺政之輔在台湾基隆被宪兵射杀。1929年又发生了“四一六事件”，以日共地下党员为中心的339名人员被举报，日共党中央受到毁灭性打击。

“四一六事件”之后，日共分为了“狱中指挥部”和“狱外指挥部”，秘密进行联络而推进社会主义活动，意图再建党组织。此后一段时间，由于各种错误行动（比如将废除天皇的纲领强加给党指导下的表面合法团体），和党成员反叛（原党员饭塚盈延成为了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的内应），再次导致了大量被举报，党组织再次在1932年遭受毁灭性打击。

同时又因为发生了内应事件，日共党组织内部也处于草木皆兵的紧张态势。这导致了日共内部对成员的怀疑，并且发生了拷问致死的现象。这在事实上使得本来就遭受到严酷打击的党组织更加脆弱，并且在1935年完全崩溃并停止了活动。

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的日共再建运动（1935-1945年）

到35年在日本国内的党组织全面崩溃为止，日本共产党共存在了13年。这段时间的日共发生了数次因为反动政府取缔镇压导致的党组织崩溃。每当发生崩溃时，中国就成为日共的海外活动基地。

在和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对比时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对耦：中日的资/共政党互将对方作为海外基地。

我想这主要和现实环境有关。比如日共活动时，朝鲜已经与当时的日本合并，日共能找到的最近的，日本政府控制力度没有太强，同时又足够近，能够随时支援国内革命的地方，就是中国。

和我党一样，实际上这段期间的日共主要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在纲领制定，路线选定上也基本遵从第三国际的决定。不同的是，我党在长征后（1934-1936年），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革命道路，而日共则一直受困于强大又严酷的日本国内环境，只能通过遥控国内运动，以及协助我党进行反侵略斗争的方式，间接进行共产革命。（比如在日本关西由个别党员掀起的日共再建运动；野坂参三化名“林哲”在延安进行日本兵俘虏的教育工作）

在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的日共活动低潮持续了整整十年，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在狱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以及流亡中国及苏联的革命家才陆续恢复正常活动。同时，日共也终于从被日本反动政府压迫的“非法组织”，变为了“合法政党”。

光明似乎就在眼前了，所有共产主义者都神采奕奕，眼中发光。

“和平革命论”时期（1945-1950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美军的强制要求下，对军国主义的反攻清算在快速进行当中。同年10月4日，日本治安维持法宣布废除，政治犯开始被释放，同期出狱的日共党员有约220名，德田球一，宮本显治，袴田里见，黑木重德，志贺义雄等重建了日本共产党。

在二战前的日本反动政府的统治下，45年前的日本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日本的“非法组织”，而从这时开始，日共正式成为了一个合法的政党。

从45年开始到现在的日本共产党，一般被日本国内称为“战后共产党”或者“第三次共产党”。

1946年1月野坂参三也离开了他的中国同志们，返回了日本。同年2月，时隔多年的日共第五次党大会终于召开。此时的日共党员有6847名。

在第五次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日共同志们对当时的情况和路线做了一下归结：

日本共産党は、現在進行しつつある、わが国のブルジョワ民主主義革命を、平和的に、かつ民主主義的方法によって完成する事を当面の基本目標とする。
（翻译）日本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目标是，将现在正在进行的我国的布尔乔亚民族主义革命，以和平且民族主义之方法予以完成。

我个人认为这一纲领是对刚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之下获得解放的日本国情进行分析后得出的合理的方针路线，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事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同一斗争路线是否合理，自然出现了党内分歧。

1946年4月在日本第22次众议院总选举当中，日共获得5个议席。这是日共的第一次。同年6月，日共提出了自己的新日本宪法草案，名字看起来非常带劲儿，叫作《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是当时各大政党提出来的宪法草案中，唯一一个明确写明“人民主权”的草案。当然，之后并没有被采用。日本最终采用了美国人帮助起草的宪法，就是后来被别称为“和平宪法”的那一部（1947年5月3日实施）。

和平宪法实施后，配合新宪法规定，1947年日本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选举活动。但在第23次众议院总选举当中，日共比起上一回不止没有进步，反倒减少了1个议席（降到4席）。在同一地方选举之中，更是只有793个议席中的3个。

这应该是由于日共在当时倡导的一系列较为激进的，“废除天皇制”“实行粮食和煤矿的人民管理”等政策宣言所引起的反应。但是另外一面，四日共力量在当时的日本各地的急速扩张。在统一地方选举的“都/道/府/县”层级没有取得太好成绩，但成果上还是在取得了包含村在内的11个日本自治体的共产党员首长。

其后的1947-1949年，面临战后贫困的日本国内，贫困阶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此为背景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之下，日共的力量也在迅速成长之中。距离47年的失败仅仅2年，49年的日共在第24次众议院总选举中，获得了35席！地方上的日共更是出了日本东北地区及四国地区以外，在所有地区都有当选者出现。党员扩展到十数万人。

1949年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大事。那自然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台湾岛。其实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那就是1948年朝鲜/韩国也分别成立了。

如此一来，东亚的意识形态冲突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介于日本的形式也不错，1950年1月6日，慈父指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表文章「日本の情勢について」（论日本的形势）批判日共的“和平革命论”。我认为慈父的这一举动在于催促日共加快共产革命在日本的进展。但这对日共来说，变成了一场危险灾难的序幕。

1950年5月，麦克阿瑟随便找了个理由，宣布开始考虑是否禁止日共活动。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样在6月，麦克阿瑟驱逐了共产党籍的国会议员24名。同年7月，针对日共高层的逮捕命令已经发出，高层9人开始转入地下。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军的战争。

从1950年的时间点开始，东亚的对立形势促使处于“夹心饼干”地位的日本共产党急切之间却不得不有所动作。但这急风骤雨的动作又宿命般地导致了随后日共一步步走向分裂和衰弱。只能让人叹一声。（我是真的叹息了好几声）

风暴将至。

“51年纲领”时期（1951-1955年）

我认为，和前一年日本国内的大好形势相比1950年日共的急转直下，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阵营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在东北亚已经发展到热战这个最高级斗争形势的结果。

在美国直接驻军的背景下，日共的斗争艰难到了极点。

受到追捕的日共高层里，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将中央委员会暂时解散，并且逃亡到北京，在北京成立了所谓的日共“北京机关”。北京机关此后成为在非正常环境下，领导日本国内武装斗争的机构。

这个机关以及它的武装斗争路线，在此后成为了1955年后的日共所摒弃的东西。这也成为了日共内部真正分裂的开始。

在老大哥表态后，当时的我党也对“和平革命论”进行了批判。在国际同志的批判下，宮本显治和德田球一决定改变策略。

我们回到北京机关成立不久后的1951年。在当年2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协议会上，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战争，为了将日本国民由美帝的暴力支配下解放，日本共产党最终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决定组织“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以及劳动者游击队。到了同年8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表态支持日共第四次全国协议会的成果。

稍前的1951年4月，在统一地方选举中，日本地方上在“都道府县”层次有6人，在“市区町村”层次上有489人当选议员。可以看到当时的日共还是有一定民众基础的。

同年9月，当时的日本政府与美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美军在日本的驻留开始常态化，并且当然有着“协助防卫”的义务。10月，在第五次全国协调会上，日共通过了“51年纲领”（经常被描述为武装斗争不可避论，武装斗争路线）。

此后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休战为止，中核自卫队，山村工作队，以及各种游击队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活动。但这些斗争在当时日本政府和美军的协力下，其实没有掀起根本性的水花。1953年，因为长期以来的身体问题，德田球一在北京去世。

另外，虽然在1951年的协议会上决定了走武装斗争路线，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日共高层也和老大哥以及我党紧密合作，但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共产阵营的国际指示，进行什么形式的斗争上，日共内部其实存在许多分歧。随着武装斗争变得前途未卜，这样的分歧也就越来越显化。

到了1955年，终于在同年7月召开的日本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日共决议放弃现有路线。

路线在这五年里大幅摇摆，日共同志之间的团结也受到极大影响，外国势力逐渐扎根深入，右翼势力清算未尽。风雨飘摇之下，55年暗淡无光。

日本左翼大分裂的时代（1955-1970年）

1955年7月，在日本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日共决议放弃武装斗争路线。旧“北京机关”的野坂参三成为第一书记。

但随后在1958年的第七次党大会上，宮本显治成为书记长（后为“委员长”）。在58年的第七次，61年的第八次党大会上，从50-55的五年开始被称呼为“五零年问题”或者“五零年分裂”。当时的武装斗争路线也被批判为是：

“苏联/天朝干涉下的，德田/野坂派别的政Bian”。
“在无有Bao力革命可能性的政治形势下的极左冒险主义”。

从此以后，日共逐渐将那五年里的一切都推翻，批判为德田/野坂派别无视中央而擅自进行的动作。

突然而来的路线变更让日本共产党上下和关联左翼团体感到混乱。相信党的方针而参加武装斗争的党员，有很大一部分认为中央背叛了他们，很快，长达数十年的大分裂就开始了。

首先是61年第八次党大会上针对纲领（路线）的分裂。针对是要“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要“先进行反帝反垄断资本的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激烈争论（反帝指反美）。最后以主张“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春日庄次郎/山田六左卫门等人离党告终。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者党”。

64年以当时发生的中苏对立为契机，日共众议院议员志贺义雄/日共参议院议员铃木市蔵等亲苏反中派被除名，这部分人成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

66年5月，一场大事儿发生了。没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期日共被当时的我党批判是修正主义。以此为契机，日共内部发生了支持和反对的两派的激烈论争。以山口县委员会为中心的一方支持接受我党的批判；另一派则是激烈反对。到了8月份，日共最后的两位代表从北京离开，据说离开的时候还被红卫兵打了一场。在这整个过程里，西泽隆二，庵斎库治，原田长司，大隈铁二，福田正义等亲近我党的人被除名。

此后，除了共产主义劳动者党，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之外，还有日本共产党（左派），日本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共产党（解放战线），日本劳动党等众多党派在脱离日共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下成立。

但是日共却在一系列分裂，以及1960年代中期的宮本显治-不破哲三领导体制下，彻底和以往的国际主义路线告了别。

从此日共彻底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苏联，以及“左派教条主义”的天朝恩断义绝。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同年我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日共都站在了批判以往共产主义阵营兄弟的位置上。

60-70年代是日本反安保运动勃发的时间段。1959-1960年的“第一次安保斗争”中，脱离日共的左翼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领导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又是全学联站在最前线领导了整个安保斗争。在安保斗争里，日共原本是站在运动的支持者一方的。但在59年11月学生们冲击国会时，日共开始转为批判。

这些由日共分裂而出的，积极参与反美帝行动的左翼团体也被日共污蔑为“托派暴力团体”，后来又被日共称作“假‘左翼’暴力团体”。

1955年到1970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批判开始；中苏对立；文革；毛主席去世），美帝掌控的固定化，以及右翼的复辟，日共发生的这一系列分裂和异变，最终让日本实际上成为一个全新的政党。我个人认为，这其实还是日本的现实造成的必然结果。

这个时期的日本共产党，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合理的所谓“合法政党”。把自己的屁股摆在国家政党的位置上，坐得高贵优雅，同一时间，也失去了前卫和先进性。

60-70年代的日共，像是一艘不断换掉木头的帆船。最后它还是它吗？

独立路线和左中结合的时代（1970-1991年）

1970年的第11次党大会上，日共提出了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构想。随后日共就在72年的第33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取得了好成绩，变成了议会第三大党，以及第二大在野党。

1973年的第12次党大会上，有关“苏联”“劳动阶级的权利”“布尔什维克独裁的确立”等内容均被删除或者修改。进一步在1976年的第13次临时党大会上，“确立布尔什维克执政”又被修改为“劳动阶级的权利”，纲领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有激进的，偏向革命的，偏向苏俄的东西，都在迅速远离日共。

1976年日共拟定了《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宣言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采取的欧洲共产党路线的模仿，也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民主集中制，放弃暴力革命。

70年代的日共还与公明党的主要支持团体“创价学会”签订了所谓“共创协定”，意图将既定的联合政府路线走下去。只是在签订之后由于公明党怕与长久以来掌握执政权的自民党关系恶化，实际上并没有沿着协定路线实行下去。

与社会党的联合也在日共的预想中，但社会党内部将与公明党和民社党联合的路线放在第一优先，而有“恶劣”形象的日本共产党，被这三党内排共势力讨厌，自然联合路线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与此同时，这段期间日共内部还发生了将老同志袴田里见除名，将青年激进成员排除，一部分人变化到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的内部分化和变化。

到了1980年代，事实上“民主联合政府”的路线已经被束之高阁，日共开始抬起了“非核政府”的口号，到各地去宣传推动制定“非核和平都市宣言”。

以198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在日共的《新闻赤旗》上发表 宮本显治的采访 为契机，日共将社会主义革命束之高阁，仅强调“二次革命论”（即将革命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当中的前半部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进行民主改革”）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

日共犹如被阉割的野兽，在囚笼里四处碰壁。马上就要进入90年代，任何神圣的东西仿佛都要坍塌在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最新更新：2022年2月19日

以下是尚未填完，仍然在施工的部分。

小党化和边缘化的时代（2000-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