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坚持夷夏之辨，是对还是错？ 第1页

只要按古代真实实施的“华“和“夷“定义，别说古代了，就是近现代也丝毫没错。

1、“华夷之辨”的评价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与“民族之别”的评价标准完全不同。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套“世界观”。这套“世界观”里面有没有“民族意识”存在？
答案是：并没有。
“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
《尚书·孔氏传》里说：“冕服彩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代孔颖达解释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东汉的何休讲：推行礼治，“夷狄也进至爵”，不行礼治，“中国也新夷狄”；唐代的韩愈讲：“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北宋的程颐讲：“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明代的何瑭讲：“中夏夷狄之名，不藉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无客心焉”；明末的王夫之说：“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
换言之，是否遵循“礼治”，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政治文明）的教化，是区分华、夷的终极标准，而“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
晚清与西方世界出现实质性碰撞，“华夷之辨”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阐释。其中以郭嵩焘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在郭氏看来，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政教风俗”，也就是文明程度，超越了中国，所以他们如“华”，而中国如“夷”。
前引守旧派代表人物王闿运则批判郭嵩焘：“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拒不承认西方“夷狄”是“人”。
郭嵩焘与王闿运的意见截然相反，但他们关于“华夷之辨”的评判标准却高度一致的，即：以“政教风俗”，也就是文明程度之高低为准绳。
“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虽然复杂，其定义迄今至少已有上百种，但并无任何一种定义是以文明程度的高低来划分不同的“民族”。此可见“华夷之辨”与“民族之别”并非同一件事。

2、南宋知识界口中的“夷夏之辨”，同样是指文明认同，而非民族（种族）认同。
具体到南宋人，他们直面金人入侵，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其“夷夏之辨”是否可能包含“民族之别”的涵义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金人乃女真部落之崛起，将其框入近代“民族”概念的范畴，似无不可。但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自称“中国”、“中华”、“华夏”，而视金人为“夷狄”（如岳飞的奏章里常有“尽屠夷种”、“夷狄不可信”、“鞭挞四夷，尊强中国”、“廓清华夏”一类词句。），仍是一种基于“文明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
以高倡向金人“复仇”而知名的南宋学者兼官僚陈亮为例。
在给宋孝宗的上书中，陈亮如此定义“中国”：
“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
在陈亮的语境里，中国乃是“衣冠礼乐之所萃”，明指“中国”乃是一种文明共同体；“中国”是天地之正气，“夷狄”则是天地外之邪气。
陈亮还说：“圣人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如果“三纲既绝”，丧失了文明的先进性，“则人道遂为禽兽夷狄”——“中国”之人，也就成了“夷狄”之禽兽。
显然，在陈亮看来，“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不在“民族”与“种族”，而在文明程度之高低。
所以他又说：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以修中国之衣冠礼乐”——开始学习“中国”的文明之后，偏安一隅的江南政权就“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不再能独享“中国”这一身份。
至于“中华”概念的涵义，不妨听听辽道宗的说法。
道宗让大臣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至《论语》“夷狄之有君”一句，大臣迅速读过而不讲解，道宗却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道宗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且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夷”与“中华”的标准，可知“中华”在当时绝非“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与“民族”无关——《唐律疏议》里讲：“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尽管岳飞作为武将没有留下关于“华夷之辨”的理论文章，但整个南宋知识界对“华夷之辨”的理解如此，岳飞自然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南宋人所谓的“中国”、“中华”、“华夏”，乃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今人不应该无视这种“文明认同”，将其强行归入“民族认同”。

文明认同比民族认同更具现实价值
也许有读者会问：如此不厌其烦地辨别岳飞究竟是不是“民族英雄”，有意义吗？
有的。
讲清楚这个问题，很有助于历史观的拨乱反正。自晚清“民族主义”传入，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当“民族”概念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后，中国数千年古代史，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一舶来概念及其相应理论框架所扭曲——清末民初一大群古代“民族英雄”横空出世，即是最典型的扭曲之一。殊不知：作为一种长期独立发展的文明，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是一套完全不同于近代“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华夷之辨”的区分标准是“礼治”、“衣冠”。“衣冠”无疑承载的是“先进文明”；论语说“为国以礼”，“礼治”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一个人无论他出身什么部落，来自哪个种族，血缘如何，只要他皈依“礼治”，变更“衣冠”，即为“华夏”，反之，则为“夷狄”。这与以种族、部落、血缘、肤色等为区分标准的近代“民族主义”有天壤之别。
在这种“世界观”支配下，尽管古代“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着不同种族的部落政权，且与“中国”屡屡发生冲突，但“中国之人”始终保持着其“文化共同体”的面貌，而未曾蜕化为“民族共同体”；而且这种“文化共同体”，更多地是依赖“政体认同”（礼治）来维系；所以陈亮有言：孝文帝改制，“修中国之衣冠礼乐”后，北魏亦是“中国”。
在今天，“民族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证实为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有过相当积极的作用，许多被压迫国家曾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获得独立。但“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很容易造成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这种时候，中国古代以“政治认同”、“文明认同”为区分标准的“华夷之辨”，便显露出了它强大的现实意义——在当今世界，较之“民族认同”，也许更重要的是“文明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岳飞称作“民族英雄”，相当于遮蔽了他原本所承载的更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