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第1页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结果报考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未被录取；想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也被拒之门外。彷徨失望之际，一位常光顾青楼的黄公子唆使她们说，学习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时间：民国

1911-·1949

要求;知识要冷

伪廷幽影录

到了抗战后期

汉奸们的关卡和摆设没啥区别

新四军的探子就光明正大的说，我是新四军的

关卡也一样客客气气当没听见

        某地是亲善模范县，号称没有抗日分子，于是日军派遣一军官去调研，要学习先进 经验推广。      这个鬼子到了该县后，受到了当地伪政府的热情接见优厚款待。但是这个鬼子很尽 职，酒足饭饱之后还是坚持要去监视伪军部队，于是当地官员从之。      到了营房，该日军发觉有些奇怪，虽然伪军们个个精气神十足，全然不似那些软脚 虾的模样，操练也有模有样，然而每每目光面对他的时候都是一脸不屑；宿舍的营房，似 乎也有一些反日标语等等……此军官越想越奇怪。      当晚，连夜找当地官员长谈。      最后，当地官员说了实话：这些根本就不是伪军，而是当地伪政府向抗日武装借来 应付检查的兵——敢情，长期以来，用来支付伪军开销的粮饷都被当地头头脑脑和抗日武 装二一添作五了。      第二天，按例是要进山查看共荣成果，但是鬼子军官没胆了，虽然当地伪政府一再 保证“都打了招呼了，绝不会有事”。这个鬼子临走撂下一句：你们中国的事情我不懂。 --     

来个让人无语的小故事：

蒋纬国大家应该都熟悉，他作为蒋介石的养子，长期于国军系统中任职。

这个故事发生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当时的蒋纬国在青年军206师担任616团2营少校营长，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汉中在当时信息有点闭塞。

当时的蒋纬国从自己携带的随时无线电机中收到到了重庆发来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蒋少校却出乎意料的没有选择欢呼和庆祝......

他默默的喊来了自己的随员，拿本营的军饷去汉中街上大肆采购烟酒，鞭炮，吃的喝的，囤积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军民知道抗战胜利的消息了，准备庆祝的时候，就只能去他这里买烟酒，食物和鞭炮。

蒋纬国赚大了，他这个二营长不仅让自己的2营庆祝抗战胜利没花钱，还让每个士兵发了双饷......

我就奇怪了，你蒋纬国，是真的缺这点钱，还是怎么滴，你图个啥啊真是......

加上资源来源吧——《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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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地主不好当

本文转载，大家可以读一读原书，前几章干货挺有意思。如果有朋友能指出本文的错误，有干货提供，还请不吝赐教。

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镇嵩军 白朗起义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为了军饷，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正所谓贼过如梳，兵过如剃，以至于“兵”这个字在那个年代往往含有贬义。这种情况直到几十年后的那支红色军队出现才得以扭转。即便如此，在部队上，一般也以“战士”而不是“兵”来代指士兵。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加上复杂的关系网络，房师，座师，同年等等盘根错节，使得士绅们在地方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文人墨客还可以作诗“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自嘲，可老百姓呢？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最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00公斤，约200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事实上，中国直到几十年前才全面普及农药和化肥。

所以，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

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合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甚至是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而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因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济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子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发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不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六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明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常公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tg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看了本文，是不是觉得并不有趣?真正有趣的是某些国粉一面对事实就得了选择性失明，认不清现实。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算是用了心的-知乎收藏夹

1.民国初年，黎锦熙在长沙创办《湖南公报》，聘请了三位抄写员整理投稿。

第一个抄写员见什么抄什么，后来默默无闻。

第二个抄写员认真校对所有文章，后来写了《义勇军进行曲》。

他叫田汉。

第三个抄写员只校对自己认同的文章，后来让全世界记住了《义勇军进行曲》。

他叫李德胜。

2.抗战期间，陈立夫想把孔祥熙次女孔令俊介绍给胡宗南，胡宗南举棋不定，于是偷偷找戴笠了解情况。

戴笠调查后告诉胡宗南：孔令俊乱搞女女关系，脾气暴躁，还是个马路杀手。

于是胡宗南给陈立夫回信：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3.画家吴昌硕70岁纳妾，不出两年，小妾跟人跑了，后来谈到此事，吴昌硕总结：“吾情深，她一往。”

4.（背景故事：民国十四年，陆小曼和王赓离婚，改嫁徐志摩。）

陆小曼和王赓结婚时，徐志摩是伴郎之一。

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时，王赓是伴郎之一。

5.民国十五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内迁至西郊海淀，与清华相距不远，于是大批清华男生前往燕大寻找爱情。

数日之后，燕大男生在女生宿舍前张贴横幅：“反对清华学生到处乱窜”。

6.高长虹暗恋冰心，三年之间，给冰心写的情书就有满满一大捆，后来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吴文藻带着这些信在船上度假，一边看一边往海里扔，扔了好几天才扔完。

7.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吴文藻把冰心的照片摆在书桌上。

冰心问：“你是每天都看呢，还是只当一件摆设？”

吴文藻回答：“当然每天都看。”

第二天，冰心把照片换成了阮玲玉。

一周过去了。

吴文藻果然没发现。

8.陈强（陈佩斯之父）进入鲁艺后，在话剧《国际玩具店》中扮演希特勒，大放异彩，从此专演反派。

后来陈强在电影《白毛女》中扮演黄世仁，因为演的太像，每次放映后幕布上都有枪眼——贫苦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感同身受，情不自禁清空弹匣。

9.诗人臧克家回忆：张宗昌有几十个姨太太，为防止弄混，每人一个编号。

10.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跶。

——张宗昌《大明湖》

11.作家黄药眠回忆：

“曾经有姑娘送给我一张相片，背面写着：‘您瞧，她在献给你微笑。’

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但是因为穷，我还是微笑地谢却了她的微笑。”

12.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女学生的择偶标准被编成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13.叶挺向李秀文求婚后，岳父鼓励叶挺：要当上团长。

后来叶挺当了军长。

14.“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曹聚仁住郁达夫楼下有感。

15.1933年春，林语堂游杭州，在火车上和一土豪对坐，林因此自认“乘位不好”。

开车十分钟后，土豪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先叫了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烧酒，接着又要了一份白菜烧牛肉，林语堂数了数，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后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

林语堂就此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16.康有为70大寿时，梁启超送上贺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17.康有为70大寿时，章太炎送上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

18.关于康有为死因，康有为旧识高拜时发文称:康有为晚年听信德国医生建议，为自己移植一副成年公猿的睾丸，死于排异反应。

19.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常常一起吸烟，据当事人回忆：他们吞云吐雾时，如果孙中山来了，就放下烟出门迎接。

如果是胡汉民来了，就坐起来迎接。

如果蒋介石来了，就继续抽。

20.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专门请了几个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21.胡宗南当上军长后，他的父亲从浙江老家来看他，卫兵报告后，胡宗南说：“这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

撵走老人之后，胡宗南又派心腹跟踪老人，得知住址，而后换便装偷偷前往，给了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

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盘缠回了老家。

22.1929年5月22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

23.汪曾祺回忆童年：“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

大民国时期，中国比同期的非洲和印度要穷不少，被东南亚完爆。说现在任何一个有存在感的国家像民国，都是对民国极大的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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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八路军的旅长娶不起老婆

1938年4月到10月，奉命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15五师343旅685团在汾阳东南驻扎了半年多。团长杨得志和政委吴法宪为了选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经常带上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做向导，跑到日军据点附近侦察地形。但日军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导致685团一次大仗也没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杨和吴的肚子都饿了，又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更穷。杨得志只得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一下子买来20斤。杨得志和吴法宪大出意外，每人只吃了几个煮鸡蛋，剩下的全部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他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在一户老百姓家落脚，时间久了，彼此之间就熟悉。有一次，那老乡认真地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只当是开玩笑，就说了一句：“我还没有啊，你给我找一个吧。”

结果老乡把杨得志的话当了真，还真的找到一位当地高小毕业、长相俊俏的姑娘。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既年轻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这姑娘的父亲却硬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来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无奈说道：“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啊，公家的钱又不能给你们。”

吴法宪给杨得志出个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杨得志拿不出钱来，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吴法宪两人一块到师部开会，吴法宪事先帮杨得志写好了一份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询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讨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讨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去跟吴法宪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拿不出钱，政委也没同意，杨得志和吴法宪还是惦记着这个事情。不久，344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副旅长、代旅长。当时，344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吴法宪亲自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2营护送杨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姑娘一起带走，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旅长都拿不出娶媳妇的钱，这样的事情，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民国估计也就只能出现在共产党军队里了吧。君不见常言道：连长连长，半个皇上。胖翻译也吐槽说：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

做人呐，眼光要放长远，看准潜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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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只用干货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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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全国划分为昆仑时区、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区）、陇蜀时区、中原时区、以及长白时区这5个时区。

下图出处：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 E4%B8%AD%E5%9C%8B%E6%99%82%E5%8D%80#/media/File:ROC-Timezones_(zh_TW).svg

民国7年（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4]：

• 中原时区（GMT+8），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黑龙江之龙江、瑷珲以西及蒙古之东部属之。
  
• 陇蜀时区（GMT+7），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东部，宁夏、绥远，蒙古中部、青海及西藏之东部属之：
  
• 回藏时区（GMT+6），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蒙古、甘肃、青海及西康等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属之。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
  
• 昆仑时区（GMT+5:30），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
  
• 长白时区（GMT+8:30），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瑷珲之东属之：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
  

5时区使用时期从1918年到1949年（台湾于1945年加入中原时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中国定立了统一的GMT+8时区，称为北京时间（或称作中国标准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并不是在北京确定的，而是由位于陕西临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原子钟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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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在新疆南疆，沙比提大毛拉发动叛乱，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叛乱从和田开始，蔓延到喀什，莎车，英吉沙等地。

当时回族军阀马仲英进攻新疆，新疆军政府自顾不暇，南疆的伊斯兰神职人员趁机发动叛乱，学习外蒙与伪满洲国。当时英国，土耳其与阿富汗都表示支持东突。

结果到了1934年，因为和马仲英部队发生冲突，马仲英部队进军南疆，剿灭了这个东突厥政权。

也就是说，历史上东突厥叛乱是一个回族军阀平定的。直到现在，东突的主张中，反回和反汉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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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总统选举结束时的“恐怖袭击”

1913年总统选举完毕

议院雇人照相，照相者突然施放锰质光线，全场耀同白昼。如着电火，轰然一声。满场议员警骇欲狂。群欲夺路而出，盖以为炸弹爆烈也。而昙花一现，无复续晌，众始惊魂略定，诸议员蹬足大骂照相者无赖。不止此时，旁听席中亦受惊不浅矣。

2、康有为提议向老罗斯福赠送大烟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决定焚毁鸦片，康有为觉得烟土白白烧掉实在是浪费，致电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与其焚之，不如赠人。
美国免吾赔款数千万，大惠未酬，应以烟赠美，以报之免赔款事。
昔仆求前总统罗斯福者，今罗斯福逝世以烟十之一赠罗家眷，以著无德不报之义。国际和会将成以此鼓舞各国，冀易免庚子赔款，以纾吾民之困。
或以若干赠红十字会，恤欧战伤者，以见参预协约之仁。或少留若千分恤遗黎，或分以立大学，开马路，以存禁烟之纪念，庶几化无用为有月，皆胜于焚。冒昧以闻，望准裁察，康有为。

3、张勋谥号

江西会馆祭祀张勋匾额题曰“定武上将军张忠武公追悼会”。“忠武”是清废帝溥仪赐给张勋的谥号，“定武上将军”是民国封的官职。定号“忠武“之前颇有曲折。

张勋死耗传至北京时，废帝溥仪招本族王公开会，谈论能否封张勋为侯爵。溥仪的父亲反对，认为张勋曾在民国当官故不能封侯。溥仪则认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吾嘉张勋之忍，且其官民国，有所图也。” 某贝勒仍力持不可，溥仪知系其父之意，于是只赐谥“忠武”。

4、 “皇帝”被骗

溥仪在天津居住的时候。有个英国人人怂恿他合资办报，溥仪决定一试。报纸定名为世界诚报，在日租界福岛街租定馆址，溥仪、郑孝胥两人与德国人各出资三千元，对外称报馆资本为二十万元。该英国人假装要办报，哄骗溥仪几件古玩后就跑了。

5、 远东国际法庭“皇帝”上庭

溥仪回答出任伪帝理由:

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或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在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州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同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溥仪面对日本战犯辩护律师律师的质询时，声称忘记一切具体情况。回答傀儡生涯上中重要阶段皆时都回复“余不能记忆”。甚至不能记住他离开天津赴旅顺港之月份，以及“登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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