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大一统的汉唐，为什么汉代征税和商业流通更多使用铜钱，而唐代是钱帛并行？ 第1页

（本文仅供参考，汉唐之间隔了398年、自汉初至唐末1109年呢，如有错谬欢迎指正）

先放我个人的观点：

汉初铸钱量是很大，但很多是民间和地方自行铸造的（文帝五年至武帝二十八年间的62年是不禁铸私钱的），造成了很多问题；

钱、金等货币不像布、帛、谷等实物一样能直接使用，铸钱需要占用很多劳动力，禁铸私钱需要占用很多行政资源，小民卖实物换货币会被商人剥削；

物价有较大变动时会出问题，物价涨则税收减、物价跌则税负增，而实物、货币并行的话是可以对冲；

不要高估古代的商品经济，学界主流认为当时钱、金等货币在日常生活的使用量是比较小的，货币主要用于大宗商品交易。

咱们把《汉书·志六·食货下》大体看一遍吧：

1 西汉实际上也是钱、金、布、帛、谷并行：

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2 要求限制货币、重视实物的呼声一直都在，例如说元帝朝的禹贡：

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

3 文帝朝放开铸钱禁令后，私钱泛滥，增强了地方诸侯王的实力、刺激了地方诸侯王的野心：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到了东汉，按照《晋书·志十六·食货》和《通典·卷四·食货四》的说法，章帝朝一度“废钱”：

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太复杂了，在此不详说了，总的来说是钱、金、布、帛、谷并行，而且是实物为主；

由于私钱难禁、官铸偏少，再加上物价常变、生产时匮、人力不足、豪强遍地，以至于经常废钱、只用实物，例如说曹魏：

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到了唐朝，之所以钱、帛并行，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没有彻底放开铸钱禁令，大体看一遍《旧唐书·志二十八·食货上》，只是允许过地方自行铸造、应该是没有允许过民间自行铸造：

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开元五年，车驾往东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色，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
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初知政事，奏请不禁铸钱......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其次是我国铜矿储量不丰富，自商周以来两三千年的开采、不断发展的冶铜手工业、对铜器消费的增长和积累等因素叠加到一起，导致唐朝出现了“铜荒”的问题：

《新唐书·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

最后是从东汉开始，实物中的帛（丝织品）因为方便携带、价值较高，事实上成为了“新晋货币”。

以上种种，造就了唐朝“钱帛兼行”的局面。

PS：

事实上古人也知道货币比实物方便，汉唐之间的北魏、南梁等因为铜钱制乱，甚至尝试过大规模铸造铁钱以重建币制，以北魏为例：

《隋书·志十九·食货》：
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