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皇帝既然已经不信任武将了，为什么还要设立那么多藩镇，用来牵制河北三镇？ 第1页

这个问题的题设和说明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为什么没有撤除藩镇？唐帝国的策略是否起到了效果？我将顺着 @杨爱红 @毛于久 的思路接着说明。

其实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考察安史之乱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帝国能够平定叛乱，所依靠的主要是两股势力：叛军中复归唐廷的降将、西北方面的朔方军，而中央自身的力量则是极为虚弱的，甚至后世被视为帝国命脉的东南地区也出现了刘展之乱，而李光弼则不得不在与叛军决战之时派兵平乱。基于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允许安史旧将安置在两河地区几乎是帝国唯一的选择。

如 @杨爱红 的答案，对于唐廷与藩镇关系的问题的解答必须区分不同地域与类型的藩镇分别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基于后世的视角可以将两河地区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与中原防遏型，但是在叛乱平定之初二者的分别不大，基本上均由安史旧将和地方军阀主导，尤其是中原防遏型藩镇，其作用更多表现在唐代晚期，在安史之乱平叛后前夕，中原藩镇对中央的挑战甚至比河朔藩镇更为激烈，二者的区别毋宁于说更多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安史之乱后不久河南地区就形成淄青、淮西、汴宋三大平卢系藩镇并立的情况，而这三大藩镇均表现出一种自立化倾向，自行废立节帅，唐廷不得不采取容忍态度。直到四镇之乱后，唐廷才真正去除平卢系将领在河南地区的影响，其中最为强硬的淮西、淄青直到宪宗时代才真正归顺。

至于平叛的另一重要力量朔方军则更令人唏嘘，早在安史之乱时期，朔方军就受到了朝廷的猜忌，唐廷一方面设立宦官监军，另一方面又频繁调换主帅，无论是郭子仪、李光弼还是仆固怀恩都未能逃过唐廷的猜忌，而这种猜忌心理在叛乱结束之后也并未缓解。有感于中央实力的虚弱，唐廷着意培植作为禁军的神策军，而同为西北军事力量的关中藩镇也相应的受到了打压，将四镇之乱推向最高潮的并非叛军本身，而是泾原兵变和李怀光之乱，在谈及李怀光的反叛是，李碧妍不免唏嘘的指出：“叛乱的根源在于朔方军的骄傲，他们曾是帝国的肱骨，也认为自己必然是帝国永远的肱骨，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因为朝廷从未将他们视为肱骨。”

最后我们把目光回到河朔，如果说安史之乱后，朝廷凭借自己的努力重新驯服了中原藩镇，那么河朔藩镇则让唐廷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四镇之乱最初以德宗拒绝李惟岳继承父位为开端，最终则以平定西北藩镇的叛乱无疾而终，如果说此前此前唐廷承认河朔的半独立地位，允许其不入版籍、父子相承，以换取河朔藩镇对帝国统治的承认只是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在四镇之乱后，这种政治惯例则以【河朔故事】的形式被确立下来，即李德裕所言【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

由此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安史之乱刚刚平定时，帝国与藩镇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在刘展之乱被平定后，东南藩镇已经基本被帝国控制；西北藩镇自认为帝国的骨干，但是唐廷对其十分猜忌，谋求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控制关中；而对于两河地区的安史旧将和地方军阀，无论是帝国还是藩镇，都还处于试探的阶段，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中原藩镇并不比河朔藩镇更为忠诚，二者都想拥有父子相承的半独立地位，而唐廷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决，在一系列的斗争后，唐廷大体控制了中原藩镇，但对于河朔藩镇，仍只能在事实层面上承认其半独立地位。

德宗时代的四镇之乱成为帝国与藩镇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在这场安史之乱后最大的危机过后，帝国与藩镇的关系被重新洗牌，最为重大的变化是以朔方军为代表的西北藩镇全面退场，神策军的崛起意味着唐廷全面掌控了关中，而企图获得与河朔藩镇同等特权的中原藩镇则在此次叛乱后被重新洗牌，安史旧将被彻底清除，朝廷开始派遣文臣入主地方， @毛于久 答案中所述情形在此时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德宗失利后，河朔故事逐渐以政治惯例的形式被确立下来。

在传统的认知中，河朔故事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帝国权威的丧失，这种看法固然符合历史事实，但这种看法同时忽略了河朔故事对藩镇的约束力。仇鹿鸣在《长安与河北之间》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黄巢之乱时期，魏博镇韩简【引魏人入驱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引起了内部的极大不满，【三军屡谏不从】，不久便被偏将乐彦祯斩杀取代，而乐彦祯掌权后，【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重新回到了河朔故事的政治传统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河朔故事一方面是帝国对河朔半独立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河朔藩镇走向独立，因此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正是补完了河朔故事的另一面。

总而言之，河朔故事实际造成了中晚唐历史实然层面与应然层面的断裂，在实然层面上中央无力阻挡河朔割据的事实，但是在应然层面上河朔故事作为一种政治传统同时保证了河朔藩镇对帝国的认同，最初只是无奈妥协的权宜之策，最终演变为约束河朔走向独立的政治传统。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种政治传统的作用，我们不妨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彼时陈行泰在卢龙发动兵变夺权，向中央请赐节钺，李德裕主张【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果然不久之后因为陈行泰长期未获节钺，卢龙再次发生动乱，陈行泰被推翻，继任者张仲武一生都对朝廷表示恭顺。在这个故事中，固然体现出骄兵这一社会团体的特点，但同时，礼仪性质的朝廷节钺作为象征物也体现出政治传统对藩镇的影响。

以往我们谈论中晚唐藩镇割据，往往谈及的都是中央集权的衰落，如果与秦汉帝国或是唐初相比，这样的看法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与此前东汉末年的形势相比，则会发现中央集权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扩张，在董卓之乱后，汉帝国再也无力控制地方割据，最终很快走向了灭亡，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则小心的维护其与藩镇的关系、努力试探出一条央地关系的边界，最终重新掌控关中、驯服中原与东南，并以河朔故事的形式维护了帝国的统一，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甚至能够从安史之乱-四镇之乱-元和中兴的脉络中，感受到在经历重创之外，唐帝国是如何走向复苏的，诚然即使是元和中兴也未能实现唐初的盛世，但是若与安史之乱与此前的东汉相比，那么代宗、德宗、宪宗走过的路，无疑是一种奇迹。

最后，我们从政治传统或政治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一个经典命题，即田余庆先生的【常态-变态】理论，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虽然东晋呈现出士族门阀主导的特征，但是士族政治只是中国历史的变态，并且必然向皇权政治的常态回归，如果说田余庆这里只是归纳式的总结，那么中晚唐的历史则成为更为鲜明的写照，换句话说，皇权政治之所以是一种常态，不是因为他在时间上更为漫长，而是因为即使处于变态时期，皇权政治依然以政治传统的形式约束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阻止其他政治势力偏离，并向皇权政治回归，这才是常态与变态的根本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