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时，有很多汉人视其为正统，而为其自焚殉国吗？ 第1页

学习 @忠心耿耿梅思祖 ，也隔空回应一下 @南客居士 知友。梅同学说南客居士的那段话是回应他的，其实我倒觉着中枪的是我。

南客居士这么说：

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我从来认为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个立场从未改变过。从最初上网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都一直在各个论坛和“元朝非中国”论进行着斗争。——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视元朝为正统的汉人”是罪人，这个帽子别给我扣。

另外，作为一个从论坛时代过来的人，各种撕逼方式见得多了，谩骂的、嘲讽的、诡辩的都见过，可一看到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一哭二闹的，这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其实，我对 @南客居士 知友的回答，只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一是“行中书省”制不可能造就一个小政府，行省不可能对中央只承担赋税和兵役。二是元末大起义就是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造成的。对这两点意见，南客居士知友如不认同，尽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何必如此作态？

@南客居士 知友最后用一副对联，骂别人是“王八无耻”、“不是东西”，这个做法就更加低级了。其实，就这烂大街的典故，放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既激怒不了我，也显示不出你的学问，只能凸显出自己的不堪。这种人身攻击的把戏，还是算了吧。

=====================下面是原答案==================

我写这个回答，主要是为了怼 @南客居士 的答案。

提前声明，我对元史不熟悉。可就算不熟悉，当看到他的那个回答时，也感到一股非常反常识的感觉。然而，那个答案居然是高赞，好几个我非常喜欢的历史答主也都点了赞，这就很是令我不解了。所以昨晚发了一条想法（https://www.zhihu.com/pin/1128414383871332352），今天再写个回答仔细说说。

南客居士说：

神TM行中书省就是包税制，神TM行省对朝廷只提供赋税兵源。

首先说什么是“行”中书省？众所周知，中书省是朝廷的核心决策机构，就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而“行中书省”也就是派驻外地的、临时性的中书省。从这个名称就很明显可以得知，所谓“行中书省”在设立之初，其实并非地方机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中央机构。——所以有的文章里说，行省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道理就在这里。

当后来，行中书省逐渐褪去中央临时派出机构的色彩，真正转变为地方政府之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的掌控。诚然，行中书省权力一直很大，比之宋代各路长官，权力要大得多，但这也从来不表示元朝就是联邦制。

首先，行中书省的官员是中央朝廷任命的，“自筦库以上，皆命于朝”，而且按照制度，还要不定期的转迁他省，试问有这样的联邦制吗？更重要的是，行中书省虽然权力很大，但仍需要接受中央朝廷的领导，“尊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我就问一声，这行中书省怎么就成了“只承担提供赋税、兵源”的联邦了？

别的不说，我们今天共和国也依旧是行省制，你说现在各省只对中央有提供赋税、兵源的义务？

他又说：

好一个“不是什么迫不得已”。

元末百姓遭受的苦难，史书历历在目。就说土地兼并的事情，比如武宗赐琱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元顺帝给大承天护圣寺赏赐山东土地十六万二千余顷。武宗时，有大臣占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手足五十万石，平均每亩佃租高达四石，说出来简直骇人听闻。再比如，白云宗总摄沈明仁有僧徒十万人，不消说，这所谓十万僧徒，绝大多数是寺院的佃农。—— @南客居士 同学来说说，这是不是土地兼并？

再说说赋税的事情，举个例子，元朝有一种赋税叫“包银”，每户要征收4两银子，其中二两收银子，二两收丝绢。同学们来说说，每户四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而且到元朝后期，赋税大幅度增加，《元史》上说天历年间的赋税，比至元、大德年间“盖增二十倍”，大家说说，这赋税增加二十倍又是个什么概念？而且赋税征收层层加码，在江西饶州路，“州县征之加十倍”，也就是路一级要征收1贯钱的，到州县就征收10贯。

——就这，南客居士 同学还好意思说“缴足朝廷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说的你元老百姓各个都是万元户似得。这种涸泽而渔的征收，还有得留吗？

我要不读书，光看南客居士 的答案的话，还真以为你元是王道乐土呢。

闹，闹你麻痹闹。

下面是诗词赏析时间，请大家跟我读：

其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天三顿打，不反待如何。

其二：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其三：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其四：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其五：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其六：

塔儿黑，北人为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公。

其七：

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首先，确实有一些各族的统治阶级成员殉元，最典型的比如党项人余阙、汉人郑玉等。

其次，跟民族主义者的段子相反，元末汉族儒家士大夫对元的忠诚度确实不高，但也没有到普遍反元的地步，比如刘基和他的朋友们都自带干粮办过民团辅佐石抹宜孙兄弟，直到被朱元璋击败乃至擒获才投降。道理很简单：其实我大元至少在元末也是重用“儒家大师”的。

我大元（嗯，我真的是元代人）从1315年到1366年，即最后的半个世纪，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录取五十到一百名不等的进士。其中只有顺帝继位初期伯颜当政（注意，不是脱脱更化时期！）时有两届没有办，其他时候甚至连红巾军横扫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时候都在坚持科举，一直科举到明太祖北伐前一年。你们敢说这是不用“儒家大师”？再稍微读两篇论文，就可以知道，明代的科举考试很大程度上还是抄袭元制，连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元代是翰林国史院修撰）、次授州同、再次授府推或知县、最次授县丞这些都是从元制演变而来的（宋制头几名也就是州判，绝大部分是选人，大把的进士起家县尉）。

这一时期移居中原的蒙古、色目等族上层人士也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例如元末团练头子、大军阀察罕帖木儿（李察罕）就是一名儒生。

很多人一提到我大元，就想起忽必烈时代，乃至于大蒙古国的时代。拜托，提到大萌的时候，你们都懂明末不是太祖和我们创建的那个理学乌托邦，为什么提到大元就各种刻板印象了？大元都那么多年了，当然也会变。大元的蒙古人在汉化（皇帝的汉语水平越来越高，士大夫给自己起字号），大元的汉人在蒙化（戴幔笠、穿一色、起名“雷赛因不花”之类的），我大元的体制当然也在变。

很多答案都扯什么色目商人、什么包税制、什么不用儒家大师，搞得画风都是忽必烈时代。实质上呢？就算是忽必烈时代，我大元也不是虐待狂啊，怎么可能真的九儒十丐？以太子真金为首，一样到处办学校，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算儒户一样免税免役，比大萌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大元当时把儒家当做多种主流宗教的一种，儒户是跟答失蛮（穆斯林）的大石马（阿訇）、也可里温（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的马儿（主教）一样算成神职人员，负责在基层给大元做本宗教信徒的维稳工作。而大元的国教是藏传佛教，世俗政权则掌握在世袭军事贵族（包括汉人世侯）手中，所以儒家大师自然没有直接做官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真金太子开科举的计划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最后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了。

但是啊，这个画风的大元到元末已经完蛋了啊。海山、寿山兄弟打赢了内战，对汉族士大夫开出了科举支票，从1315年开始就一直科举到元末了（停过两届，见上文）。而且就算没打赢，安西王阿难答上位也是要推行西方，呃，伊斯兰那一套的。忽必烈时代的大元（更别说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蒙古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不好？

还有什么行省制就是包税制，扯淡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好不好。

我大元的包税制就是扑买，又叫买扑。这也不是我大元的发明，而是我大宋（没错，我又是大宋曹州行省的武将，好吧，此宋非彼宋）传下来的（宋代的饮酒文化及“榷酒”、“扑买”制度），更进一步说来自晚唐（买扑制又称扑买，唐代晚期就已出现，宋代广泛流行_【快资讯】）。

安史之乱后，日益在两京寄生化的士族为了进一步敲扑天下、满足其欲壑难填的消费需求而发明了大量的“理财手段”，从此专卖、许可证、商税和各种金融手段层出不穷，试图通过统制当时方兴未艾的商品经济来获取利益。然而尽管当时封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所谓的“理财官僚”，可是要统制整个经济还是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结果就是包税人的兴起。到宋代，间接税已经大量落入包税人之手，具体的办法就是商人“扑买”一个“傕场”，然后代官府收税或者垄断专卖，所得利益除了预先上交给官府的那部分之外则归包税人所有，自负盈亏。所以说，侃侃而谈分析包税制利弊，得出什么包税制自由或者中国无法实行包税制，这都是错的；并且，包税制跟所谓“儒家大师”治国或者发达的官僚制度也完全可以并存，宋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世界范围内看，包税制反而是跟官僚制一起兴起的，是为了填补官僚制不能完全取代封建制而形成的某种空白，例如法国恰恰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之际开始流行包税制；当然，也不是完全挂钩，如奥斯曼的包税制伴随着官僚制的衰退而达到鼎盛。）

我大元继承了这一办法，一度交给西域色目商人来办理，这是事实。问题是，买扑的人是商人，并不是某些人脑补的“行省”啊。我大元的某些行省大权一向是掌握在世袭的军事贵族即有根脚人手里，什么时候成了包税人呢？倒是元初某些行省父死子继，俨然封建领地，但这也是封建制而不是包税制。

最重要的是，到了元末，西域商人、买扑制、世候的行省都已经被废除，不存在了啊。随便百度一下就有：元朝建立后，某些地方对少数赋税项目(酒税、河泊税等)实行过扑买，朝廷曾下令禁止。（扑买_历史知识:扑买百科介绍_历史上的扑买_历史百科）

那么，大元的税收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答案是：主要的税种依然是通过官僚和地方自治体的役人进行的，而且各行省的税收工作是由中书省统一指导的：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中书省奏准《至元新格》：

诸科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科摊，务要均平，不致偏重。据科定数目，依例出给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其比上年元科分数有增损不同者，须据缘由明立案验，以备照勘。

诸差科夫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无致公吏、里正人等放富差贫，那移作弊。其差科簿仍须长官封收，长官差故，次官封收。

诸税石，严禁官吏势要人等不得结揽。（【按】不允许土豪包税。）若近下户计去仓地远，愿出钱就令近民带纳者，听。其总部税官，斟酌各处地里，定立先后运次，约以点集处所，觑得别无轻赉揽纳之数，令分部官管押入仓，依数交纳，得讫朱钞，即日发还。惟总部官直须州县纳尽，方许还职。

诸水旱灾伤，皆随时检覆得实，作急申部。拾分损捌以上，其税全免；损柒以下，止免所损分数；收及陆分者，税既全征，不须申检。虽及合免分数而时可改种者，但存堪信显迹，随宜改种，毋失其时。

诸科差，皆用印押公文，其口传言语科敛者，不得应付。违者，所取虽公，并须治罪。

诸和雇力，皆尽行车之家，少则听于其余近上有车户内和雇。仍须置簿轮转有法，无致司吏、里正、公使人等那攒作弊。

主首里正

大德五年八月，钦奉圣旨节该：据中书省奏，江浙省言，先为有力富强之家诸色名项等户计影占，不当杂泛差役，止令贫难下户承充里正、主首，钱粮不办，偏负生受，已尝颁降圣旨，一例轮当。今有各管官司，往往别称事故，闻奏圣旨，执把除免，乞奏定例事，准奏。仰不以是何投下及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医儒、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火佃、舶商等诸色影蔽有田纳税富豪户计，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按】指示江南的各种免税免役户也必须充当里正、主首等地方自治体负责人），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其各管官司，今后再不得似前推称事故，别行闻奏，并依已降圣旨一例均当。钦此。】（《通制条格》）

更有甚者，某些人一方面要说我大元盛行包税制、封建制，国家对地方豪强控制力低下，另一方面又要把地方豪强的“自由”和普通劳动人民的“自由”有意无意地挂钩，为元代的农奴制度涂脂抹粉。实质上，包税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包税人（尤其是短期包税人）特别残酷的压榨纳税人，以期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后来西欧包税制被废除的主要原因。至于封建军事贵族，更不可能坐视人口的自由流动，妨碍自己对农奴的人身控制。考虑到元代还实行严格的户籍分类和职业世袭制度，就更不可能容许人口自由流动导致户籍管理崩溃。

我大元对人口自由流动的禁令，是十分严格的。我大明（嗯，我还是大明国公）《元史.刑法志》记载：“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必究。”、“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

有人说了，这是不是我大明自己搞路引制，栽赃我大元啊？翻开《元典章》就知道不是。其实《元典章》这书本身就相当打某些人的脸，这本书是元代行省官员自行搜集的中央法令判例集。如果中书省管不了各行省，那元代行省官员为啥还要费心搜集中央法令判例呢？

言归正传，《元典章》和元代官书《通制条格》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还是忽必烈时期，距离崖山之战不过八年而已）十二月，中书省枢密院呈：腹里州城诸投下官司信从人户，以江南等处作买卖为由，滥放文引，因而般取军人在逃，使管军官不能拘系。拟合遍行禁约。都省议得：今后诸人若因事或为商贾前去他所勾当，经由有司衙门陈告，取问邻佑是实，令人保管，别无违碍，方许出给差引，明置文簿销照外，据其余衙门并各投下官司，虽有印信，无得擅行出给文引。”

或许还有人要狡辩说，这一条是专就“腹里”（中书省直辖区）而言的。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

“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内，枢密院议得：管军大小衙门翼所自来不系有司，毋得擅给民匠、诸色客旅人等文引，及不得将官司应拘禁之物隐藏夹带，不令纳官。违者究治。”

从这一条即可看出，全国各地的“管军大小衙门”都会给“民匠”、“诸色客旅”发给通行文书，因此枢密院才下令他们不得给军户以外的旅人继续发给文引。这反过来证明：我大元统一四海后，是严格管制人口自由流动的，任何离开常住地去外地活动的人都必须从户籍所在地官府领取文引。

我大明在有元的基础上，以南宋以来理学家所构想的乌托邦为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包括但不限于以强化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强化小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改革（上述两者共同排斥了军事贵族等大封建主，表现之一就是军事贵族的政治空间几乎被压缩到军户内部）、汉民族主义导向的风俗改革（衣冠制度的准备）、排斥统制经济及其理财术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强化官方思想统制的意识形态制度改革。这是事实。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即元明间变革的方面。元明之间同样存在着继承关系，或者说，元明之间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也是元自身某种变革趋势“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不信？今天明粉穿汉服拍照，男性十有八九穿一色（曳撒），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嘛233

至于满口历史发明、十句话里九句话是错的人，在知乎拿几百赞已属幸运，如何还能文过饰非，乃至倒打批评指正者一钉耙？真可以说是相鼠有皮了。

元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与他打天下时攻城略地，血雨腥风相比。他坐天下时就显得柔和很多。固有“元政宽纵”之说，主要表现为元代吏治宽松，文化多元，多制并举。与蒙元政治黑暗，经济倒退，民族矛盾激化的传统印象有一定出入。虽然元朝实行了“四等人制度”，但是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均有一定的弹性，这与后世明清大相径庭。

但是这种“宽松”并非蒙元统治者的本性宽容，这种宽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隔阂与融合。再辅以蒙古旧俗，人种、宗教多元等蒙元特色所导致的。

蒙元的统治带有强烈的游牧帝国色彩，采取的是辽金都用过的古典版“一国两制”，将人群以职业（民户，儒户，匠人，僧侣）划分，抑或按民族（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而按族群划分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分而治之。比如在江南等南宋故地实行”两税法”，在金故地则实行“五户丝”制度。

看到很多答主说到，元末有很多汉人地主及文人誓死捍卫蒙元统治，这就有必要说一下，蒙元统治的”宽纵”主要针对的是谁。

蒙元平定汉地，尤其是南宋故地后，统治者因鞭长莫及，对江南采取的是近乎羁绊统治的策略，使得蒙元统治在江南极为虚弱，也让江南地主富民的势力得以保存。再加上有元一代在江南地区继续南宋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故而出现“江南之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的情况，以至“亡宋收付四十余年也…更田多富户，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江南的地主豪族不仅继续着土地兼并，而且交着比南宋更少的赋税。而佃户的压力却比南宋还要沉重。地主豪族凭借土地资源积累财富，在当地实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土皇帝。以至倚强凌弱，夺人妻女，甚至光天化日杀人的事情层出不穷。

这也是为什么，原南宋统治地区最终成了反元策源地，并非江南士人人心向宋（他们在蒙元时期可嗨了），也并不是南人对远在上都大都的蒙古统治者有多大不满，实在是这些江南本地地主豪族对百姓欺压太甚，最终百姓忍无可忍。

最后，本人是不喜欢这种“宽纵”的，这种所谓宽松统治，带来更多的是混乱无序，最终带来了恶之花的绽放。要是给这种宽纵找一个历史模板的话…

民国算一个吧。

楼上那些人都不看书啊,

好好一个题目,硬是歪成了讨论蒙古人是不是中国人

明史 列传13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清人，徙居汀之清流。世业农。为人沉勇，喜游侠。乡里皆畏服。至正中，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讨贼，友定应募。公安与语，奇之，使掌所募兵，署为黄土砦巡检。以讨平诸山寨功，迁清流县尹。陈友谅遣其将邓克明等陷汀、邵，略杉关。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御之。战于黄土，大捷，走克明。逾年，克明复取汀州，急攻建宁。守将完者帖木儿檄友定入援，连破贼，悉复所失郡县。行省上其功第一，进参知政事。已，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友定尽有福建八郡之地。

　　友定以农家子起佣伍，目不知书。及据八郡，数招致文学知名士，如闽县郑定、庐州王翰之属，留置幕下。粗涉文史，习为五字小诗，皆有意理。然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漳州守将罗良不平，以书责之曰：“郡县者，国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廥廪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圉仆，擅廥廪如私藏，名虽报国，实有鹰扬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诛良。而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崇安令孔楷、建阳人詹翰拒友定不从，皆被杀。于是友定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

　　太祖既定婺州，与友定接境。友定侵处州。参政胡深击走之，遂下浦城，克松溪，获友定将张子玉，与硃亮祖进攻建宁，破其二栅。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万屯锦江，绕出深后，断其归路，而自帅牙将赖政等以锐师搏战，德柔自后夹击。深兵败，被执死。太祖既平方国珍，即发兵伐友定。将军胡廷美、何文辉由江西趋杉关，汤和、廖永忠由明州海道取福州，李文忠由浦城取建宁，而别遣使至延平，招谕友定。友定置酒大会诸将及宾客，杀明使者，沥其血酒甕中，与众酌饮之。酒酣，誓于众曰：“吾曹并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视福州，环城作垒。距垒五十步，辄筑一台，严兵为拒守计。已而闻杉关破，急分军为二，以一军守福，而自帅一军守延平，以相掎角。及汤和等舟师抵福之五虎门，平章曲出引兵逆战败，明兵缘南台蚁附登城。守将遁去，参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佥院柏帖木儿积薪楼下，杀妻妾及二女，纵火自焚死。

　　廷美克建宁，汤和进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诸将请出战，不许。数请不已，友定疑所部将叛，杀萧院判。军士多出降者。会军器局灾，城中礮声震地，明师知有变，急攻城。友定呼其属诀曰：“大事已去，吾一死报国，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药死。所部争开城门纳明师。师入，趋视之，犹未绝也。舁出水东门，适天大雷雨，友定复苏。械送京师。入见，帝诘之。友定历声曰：“国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海杀之。

　　海，一名宗海，工骑射，亦喜礼文士。友定既被执，自将乐归于军门，至是从死。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友定既死，兴化、泉州皆望风纳疑。独漳州路达鲁花赤迭里弥实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剚喉而死。时云“闽有三忠”，谓友定、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也。

　　郑定，字孟宣。好击剑，为友定记室。及败，浮海入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末，累官至国子助教。王翰，字用文，仕元为潮州路总管。友定败，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太祖闻其贤，强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

　　为友定所辟者，又有伯颜子中。子中，其先西域人，后仕江西，因家焉。子中明《春秋》，五举有司不第，行省辟授东湖书院山长，迁建昌教授。子中虽儒生，慷慨喜谈兵。江西盗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赣州，而陈友谅兵已破赣。子中仓卒募吏民，与斗城下，不胜，脱身间道走闽。陈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员外郎。出奇计，以友定兵复建昌，浮海如元都献捷。累迁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何真兵救闽，至则真已降于廖永忠。子中跳坠马，折一足，致军前。永忠欲胁降之，不屈。永忠义而舍之。乃变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簿录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尝赍鸩自随，久之事浸解，乃还乡里。洪武十二年诏郡县举元遗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朝，以币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为歌七章，哭其祖父师友，饮鸩而死。

　当元亡时，守土臣仗节死者甚众。明兵克太平，总管靳义赴水死。攻集庆，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战败，婴城固守。城破，犹督兵巷战，坐伏龟楼指挥。左右或劝之遁，福寿叱而射之，遂死于兵。参政伯家奴、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战死。克镇江，守将段武、平章定定战死。克宁国，百户张文贵杀妻妾自刎死。克徽州，万户吴讷战败自杀。克婺州，浙东廉访使杨惠、婺州达鲁花赤僧住战死。克衢州，总管马浩赴水死。石抺宜孙守处州，其母与弟厚孙先为明兵所获，令为书招之。不听。比克处，宜孙战败，走建宁，收集士卒，欲复处州。攻庆元，为耿再成所败，还走建宁。半道遇乡兵，被杀，部将李彦文葬之龙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复其处州生祠。又祠福寿于应天，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阙、黼事具《元史》。

　　其后大军北克益都，平章普颜不花不屈死。克东昌，平章申荣自经死。真定路达鲁花赤钑纳锡彰闻王师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克奉元，西台御史桑哥失里与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终南山，郎中王可仰药死，检校阿失不花自经死。三原县尹硃春谓其妻曰：“吾当死以报国。”妻曰：“君能尽忠，妾岂不能尽节。”亦俱投缳死。又大军攻永州，右丞邓祖胜固守，食尽力穷，仰药死。克梧州，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战死，张翱赴水死。克靖江，都事赵元隆、陈瑜、刘永锡，廉访使佥事帖木儿不花，元帅元秃蛮，万户董丑汉，府判赵世杰皆自杀。至如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等所破郡县，守吏将帅多死节者，已见《元史》，不具载，载其见《明实录》者。

　　又有刘谌，江西人，为仁寿教官。明玉珍入蜀，弃官隐泸州。玉珍欲官之，不就。凤山赵善璞隐深山，明玉珍聘为学士，亦不就。而张士诚破平江时，参军杨椿挺身战，刃交于胸，嗔目怒骂死，妻亦自经。士诚又以书币征故左司员外郎杨乘于松江，乘具酒醴告祖祢，顾西日晴明，曰：“人生晚节，如是足矣。”夜分自经死。其亲籓死事最烈者，有云南梁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也。封梁王，仍镇云南。顺帝之世，天下多故，云南僻远，王抚治有威惠。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号于蜀，遣兵三道来攻，王走营金马山。明年以大理兵迎战，玉珍兵败退。久之，顺帝北去，大都不守，中国无元尺寸地，而王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

　　未几，明师平四川，天下大定。太祖以云南险僻，不欲用兵。明年正月，北平守将以所得王遣往漠北使者苏成来献，太祖乃命待制王祎赍诏偕成往招谕。王待祎以礼。会元嗣君遣使脱脱来征饷，脱脱疑王有他意，因胁以危语。王遂杀祎而以礼敛之。逾三年，太祖复遣湖广参政吴云偕大军所获云南使臣铁知院等往。知院以己奉使被执，诱云改制书绐王。云不从，被杀。王闻云死，收其骨，送蜀给孤寺。

　　太祖知王终不可以谕降，乃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帅师征之。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下普定。王遣司徒平章达里麻率兵驻曲靖。沐英引军疾趋，乘雾抵白石江。雾解，达里麻望见大惊。友德等率兵进击，达里麻兵溃被擒。先是，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尝倚其兵力，后以疑杀之，遂失大理援。至是达里麻败，失精甲十余万。王知事不可为，走普宁州之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遂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俱自经。太祖迁其家属于耽罗。赞曰：洪武九年，方谷珍死，宋濂奉敕撰墓碑，于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独至察罕，曰齐国李忠襄王，顺逆之理昭然可见矣。扩廓百战不屈，欲继先志，而赍恨以死。友定不作何真之偷生，梁王耻为纳哈出之背国，要皆元之忠臣也。《诗》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易》曰“苦节悔亡”，其伯颜子中、蔡子英之谓欤。尝谓元归塞外，一时从臣必有赋《式微》之章于沙漠之表者，惜其姓字湮没，不得见于人间。然则若子英者，又岂非厚幸哉！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古人的思想和我们这些受近代民族主义的人是不一样的,所谓"食君之禄",古代的忠君思想估计现代的皇汉是无法理解的吧,毕竟元朝是有原罪的

更新一点内容：

我看有人坚称“元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族矛盾”、“汉族是建国以后生造的”、“古代不存在汉族”，这类说法见的太多了，但现在的历史学者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哟：

这类批判明朝统治者“大汉族主义”的言论在学术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很多，正巧在研究“庚戌之变”，就找了几篇论文来看。

虽然我国古代并不存在像现代这样严格定义的“民族”，或者说没有“汉族”、“民族”这样的词汇，但并非不存在事实上的“民族”。

另外，什么事就怕一个双标，你不能一面批判明朝和嘉靖皇帝“大汉族主义”，然后转头就说古代不存在“民族”，没有“民族矛盾”，不觉得滑稽么？

真是薛定谔的“汉族”啊~

最后，再说一句，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阶级矛盾都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但这并不代表民族矛盾就是不存在。只不过在大多数腐朽的“肉食者”、“权贵者”眼里，利益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什么“民族矛盾”和“华夷之辨”的，压迫谁不是压迫呢？利益面前，奴隶皆平等。

但即使是在权贵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任问题，就比如朱元璋，他的一些做法明白地告诉世人，他就是不信任蒙古人；又比如蒙元和满清统治者，也明白地告诉天下人，他们永远不信任汉人，夷夏大防深深地刻在他们的骨子里，而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将“华夷之辨”看得最重的就是满清，其次是蒙元，夹在元清之间的明朝估计也能名列前茅~

原回答：

当然有，而且是相当多！

这方面主要是很多蒙元时期元廷正经录取的进士老爷们以及地方上的其他士绅地主老爷们，他们坚决维护元朝统治，同包括朱明在内的元末诸多农民起义军作了坚决斗争。

因为蒙元治下的他们过得真的太爽了，只要应付好蒙元朝廷，讲好分赃比例，在地方上真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妥妥的一个土皇帝，哪朝哪代也没有现在我大元朝过得爽啊！

作为一个大元士大夫，身受朝廷恩德，给我代朝廷征税教化贱民蛮子的权力，该是何等荣耀啊！何况我大元已经开了科举，有了进士科，以后的日子还不是越来越好？

可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群“红匪”，竟然要反我皇元朝廷？！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你们想想，你带着美妾，出了城，吃着烤全羊，喝着马奶酒，还念着“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那朱八八是甚么人有”，突然就被“红匪”劫了，所以，没有“红匪”的日子才TM是好日子！！！

以前在查资料研究明初文人士大夫心态时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统计元朝的进士们在农民战争时期的动向，特意找了出来：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元代进士纷纷为元王朝死节效命，通过多种形式对农民军进行凶悍的镇压与抵抗，为延缓元王朝的灭亡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也有少数进士在农民军面前“败降奔窜”，更有少数进士见元王朝大势已去而转入群雄的阵营，但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忠实地维护元王朝的统治是进士群体的基本立场。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的表现,反映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出元代统治者推行科举制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的普遍态度是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忠实地维护元王朝的统治。他们在对抗农民军和明兵的过程中，表现出异常的凶悍，甚至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死节”、“殉难”者比比皆是，成为当时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

元朝录取的进士不多，一科大约在数十人左右，如元末顺帝时期：

元统元年（1333年）三月，廷试进士，一百人及第。 同同、李齐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刘伯温、余阙等赐进士及第。
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拜住、陈祖仁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五年（1345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普颜不花、张士坚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阿鲁辉帖穆而、王宗哲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十一年（1351年）三月，廷试进士，八十三人及第。 朵列图、文允中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朱梦炎等赐进士及第。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薛朝晤、牛继志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一人及第。 缴征、王宗嗣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及第。 买住、魏元礼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宝宝、杨繴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宋讷等赐进士及第。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三人及第。赫德溥化、张栋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然而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和“殉难”的进士竟然达到42人之多！

这么多的进士为元朝“死节”和“殉难” ，显示了进士群体对元王朝的高度忠实。仅从这些人的名字来看，大部分都为汉人。

对元王朝高度忠实的反面，必然是对农民军的极端仇视。因此，元代进士对农民军的镇压和抵抗也显得十分凶悍。

第一，许多担任地方官或统兵官的进士直接率领元军同农民军作战。

第二，不少进士积极组织地主武装以对抗农民军。

第三，一些进士在抵抗农民军的战役中出谋划策，或直接参战，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第四，少数进士作为元廷特使,成为了对抗农民军的核心人物，在相当广大的区域中全面组织对农民军的镇压和抵抗。

综观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的表现,虽然有少数进士在农民军面前“败降奔窜” ，更有少数进士见元王朝大势已去而转入群雄的阵营，但坚决维护元王朝的统治乃是进士群体的基本立场。

元代进士所表现出的对元王朝的忠实，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相当突出的。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元朝官吏在农民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者比比皆是，战败而降者亦大有人在。

进士群体的表现则颇为不同，不仅“兵兴以来，凡死节效命，举进士、知经学者为多”，而且“败降奔窜”等情况在进士之中也比较少见。

因此，进士群体在统治阶级内部声誉日隆，“不迂之论始定” ，并日渐成为元王朝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这还仅仅是“正经”录取的进士，而这些人下面还有更为庞大的地方士绅地主利益集团，蒙元朝廷就是能保障他们权益的后台，俗话说得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红匪”造我大元朝廷的反，岂不是要革整个利益集团的命，你以为你是gcd啊！大伙以后还能好好地吃肉喝酒抽奴隶吗？他们能不和你玩命么？“华夷之辨”、“民族认同”，这是什么玩意儿？

大宋有罪，债多不愁。天下士人当问一句，何为正朔？

就说张柔张弘范父子，人家是是燕云汉人，大宋对不起燕云汉人何止一次，赵光义第一重有罪、赵桓第二重有罪、赵佶第三重有罪、赵构第四重有罪，赵与莒第五重有罪，轮不到大宋要求燕云汉人如何如何。

赵佶为了收降纳叛，收纳所谓常胜军三万，竟把燕地三万户燕云汉人百姓掠为奴隶，送给金国当抵账；又以这燕地三万户燕云汉人百姓的家产掠来给常胜军馈饷。

真是好迫真、好硬核的汉人正朔诶

天下士人当问一句，何为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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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inguo2012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先来一段明朝开国元勋宋濂的故事：

宋濂是明朝跟刘伯温齐名的功臣，并且是太子太傅，也没犯过什么大的过错，但还是被朱元璋迫害致死，所以当他遇见一个高僧时：

濂与语曰：‘吾闻释典，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为无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胜国尝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后遂自经死也。

就像

@贺仙

说的，中国人自古没有民族主义一说，因为天下一家。如果坏礼义，废先王之道，是所谓蛮夷猾夏，则事关天下兴亡，人人有责。如果服礼义，崇圣教，则国与国之争，那么这里适用的就是君臣之道，君臣之道，要不不出仕，没人逼你，逼你你可以死，但是一旦出仕，便有了君臣之义，除非对方不君，不然就不可以不臣。

所以按儒家礼义，君臣之义是超乎民族国家的。兄弟之义是超乎法律的。 所以那些殉元的，朱元璋也要表彰，史书也要赞美。那些无故投降的，朱元璋也要鄙视惩罚，史书也要贬叱。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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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xin-xin-46-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隔空回应一下知友 @南客居士 在他的答案里更新的内容，我虽然不知道这位提到的「某些亲爱的知友」具体指谁，不过鉴于前两天我刚好艾特了他，并且怼了他的回答，所以我觉得这里指的是我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这位更新的内容里最开始的一段话，所谓以退为进，表示「本人认输」，暗示自己遭受了网络暴民围攻云云，倒也没什么。但下面加的这段私货，蓄意歪曲他人的观点，这就有点儿不对了。

所以得特意声明一下，本人既不认为「这些视元朝为正统的汉人，都是罪人，罪不容诛！」，也不同意「要将他们的跪像铸好，放到广东新会崖门镇前，题一对联“碧海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XX”。」更不认为「从那个承认元朝是正统的姓朱的人开始，都是要谢罪的」真不知道这位写的这段不明所以的话，用意何在？

我的回答里面怼知友 @南客居士 的内容就两段，一是关于他所谓「元末民众起兵，不是什么迫不得已」，否认元末统治者的残暴腐败，压迫民众的事实；二是所谓「朝廷直到“挑起黄河天下反”两年后，才在脱脱主导下将政府军主力调出南征。」这里我以沙河之战和脱脱平徐州为例，证明元廷统治者一开始就有以重兵镇压红巾军起义的事实。如果反对我的回答，那也请从这两方面以史料对我进行反驳，而不要扯上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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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南客居士 的答案给大元洗地的神论，让人不吐不快，姑且针对这位的两段神论说几句吧。

还有个旁证，证明元末民众起兵，不是什么迫不得已，从他们的口号看得出来。隋末农民战争时，有《无向辽东浪死歌》，可见针对的是隋朝兵役太重；宋朝，宋初就有王小波李顺的口号“均贫富”，可见宋朝针对的是贫富过于悬殊；明朝呢，“均田免粮”，可见针对的是土地太集中，而赋税太重。元朝呢？“明王再世”？“弥勒降生”？然后一个姓韩的说自己是宋徽宗姓赵的几世孙，“重开大宋天”？一个铁匠说一个布贩骨骼清奇，就认定这布贩是弥勒？他们针对了元朝哪项政策吗？

话说随便翻段元末史，都得承认，元末红巾起义爆发，根本原因是元廷统治者的残暴腐败，压迫民众。比如红巾起义，就有一句有名的口号:

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兵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
先是，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世，欲立事功，首劝丞相脱脱开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钞，皆不克行。及河决南行，又劝脱脱求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余人，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支，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凿石人，止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惊乱。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不旬月，众殆数万人。（叶子奇《草木子》）
世间治乱有数存焉。且如胡元只任胡族为正官，中华人官佐二。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日：“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闲中今古录》）

再有就是下面这段:

所以看《庚申外史》（权衡著，讲元顺帝一朝史事）《辍耕录》（陶宗仪编，讲元未史实）。你会发现红巾军战力真不强，但他们一起兵，一会儿就能袭卷一个行省。各行省虚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元军此时无战力吗？又不是这样。元朝政府军，还有“义兵”是有战力的。可他们就反应迟钝到压根没有准备，只能靠宗室亲王，万户，还有各种“义兵”来打击“红贼”。朝廷直到“挑起黄河天下反”两年后，才在脱脱主导下将政府军主力调出南征。可脱脱南征居然被内斗所打断，脱脱莫名其妙落了个，他主修《宋史》中，给予极高评价的岳飞的下场，真是有冤没地儿诉。

按这位的神论，我大元官军武德充沛，只因有两年时间不动如山，才让红巾贼寇这么猖狂。那请问壬辰年（1352）三月刘福通沙河之战打的是谁？

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军中夜惊。军溃，退屯朱仙镇。也先帖木儿总精兵三十余万，金银布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计亿万，驻军沙河。未及两月，军中夜惊，也先尽弃军资、器械、粮运，车辆山积，仅收散卒满万人，直抵汴城下。时文济王在城头，遥谓之曰：“汝为大将，见敌不杀，何故自溃？吾将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离城四十里朱仙镇屯焉。朝廷乃命平章蛮子代之。（《庚申外史》）
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梁，收残卒，屯朱仙镇。朝廷以为不习兵，命别将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昏夜入城，仍为御史大夫。（《元史脱脱传》）

还有脱脱，他第一次南征是在红军起义一年后的癸巳年（1353）九月镇压徐州芝麻李。只不过大元政府军在首相率领下收复被贼寇侵占的城池，结果居然来了个屠城，也是骚操作。

红巾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请自行讨之。九月，师次徐州，攻其西门。贼出战，以铁翎箭射其马首，脱脱不为动，麾军击之。贼城坚，不可猝拔。用也速计，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贼困莫能支，也速攻入其外郛。明日城破，芝麻李遁去。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诏即军中加脱脱太师，趣还朝。（《元史脱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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