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斯克称「经济衰退大约会在 2022 年春天或夏天到来，但不会晚于 2023 年」？ 第1页

关于经济危机，刘鹤副总理2012年牵头做过一个研究，比较了1929年和2008年的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讲了两次危机的一些共同点。

从这些共同点中，可以找到很多现在的影子。

以下内容，节选自《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正文

（节选）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对这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做出过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过大量研究。所不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之间只隔了30余年。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70年，到“二战”结束。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45年，1978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开启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信息和新经济革命。)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基本保持缄默，金融利益集团也对放松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发挥了巨大影响。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首先集中在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自由竞争使主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劳资对立由于经济繁荣得到一定缓解，而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政府的做法。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见表1、图1)。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而这次危机发生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对这个问题，桥水投资基金的戴利欧先生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一文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文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见图3)，在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大大超过税收能力。(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到美国比其他国家强”。)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最近结束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今天特斯拉的市值已经高于腾讯阿里京东百度并夕夕的总和了……

特斯拉现在一年才卖100万电动车，光中国一年销售汽车2000万辆。

这合理吗？

这是马斯克靠直觉做出的判断，不过这种结论并不少见。

考虑到：

1、美股泡沫始终高悬在顶。

这只靴子越晚落下来，对经济的威胁越大。

而泡沫这个东西又早晚都会破，假如2022年破了，那国际资本市场势必是一场腥风血雨。

2、美联储缩表升息。

美联储缩表升息对应着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往好了说这叫要素自由流动，往坏了说这就是割世界的羊毛，养活美国自己一个人。

所以其他国家衰退的概率甚至比美国还高。

巧了，我们就都位于其他国家。

所以，美国出现衰退只有单保险，但美国给我们的衰退安了一个双保险——要确保美国不能倒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3、疫情经济不同步。

至于疫情，那对美国都不叫事。

没有奥密克戎的时候都不能耽误生产和聚会，现在这个奥密克戎虽然有耐药性，但新冠变异的危害性也明显降低，世界经济复苏已经不可阻挡了。

不过对于中国却是个事，是个大事。

倒不是因为病毒的毒性，而是因为疫情期间全世界都在仰仗中国维持生产，如果欧美恢复了生产，那么中国的产能自然就会闲置下来。

所以，美国给中国衰退上的是三保险。

这么看，即使美股泡沫不破裂，世界各国也会受到资本回流的影响；即使中国扛得住资本外流，产能过剩对经济的伤害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三个风险一个比一个现实。美国躲在最后面，中国冲在最前面。

刚才马斯克说什么来着，衰退大约会在2022年到来？

美国只是大约，而中国的困难是活生生的，是100%的。

甚至不用等到2022年，2021年四季度的GDP增速甚至就会破4。

4%有多低？

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GDP增长率不能低于5%。所以，如果破4的话，就意味着“GDP”非常不讲政治了。

所以咱还是换个问题吧。

提问，2022年肯定是好不了了，我们应该如何过日子？

1、不要贸然辞职和创业。

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被裁员，就不要主动提出辞职。

只要能上班，就不要去创业。

没多大事的话，跳槽也要慎重。

2、创业要挑方向。

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相较过去难以实现了。

这是因为科技树的位置已经开发得比较高了，继续向上摘取果实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以往卖力气的活不好找了，但卖脑力的活永远需要，因为摘上面的果子需要。

只是学习恰恰是非常难的事情。

有这个能力的人要创造条件投资自己，没有条件的就踏踏实实的跟着老板干。

3、拒绝过渡消费，坚持投资自己。

消费主义那都是糊弄鬼的。

要认清消费主义的无聊无用，它只跟虚荣和面子有关，跟实质和里子无关。

现在是一不小心就会富豪下沉，中产返贫的时代，没时间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用金钱来满足自己转瞬即逝的物欲，不如用来投资自己的脑袋。

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该学什么，可以去猪八戒之类的承接网站看看有什么你能擅长的，或者学个Python，或者干脆开一个自媒体。

站在生产者和创造者视角，而不是消费者和消耗者视角，会让你有不同的判断。

同时还要请大家注意，投资效果不是线性显现的，而是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只有持续坚持，才能见效，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来投资自己。

4、现金为王。

各类资产形态之间，现金是最稳妥的。当然去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也是没问题的。

不要随便参与民间借贷。即使是亲戚朋友来借钱，也要请他们体谅；即使借出去，也不要用力太猛，以免将来大家不好见面。

股市对于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可选标的；但对小白来说，建议回避，或者委婉地说，要谨慎。

2022年的股市大概率是在巨幅震荡中连续走出第四年上涨。但巨幅震荡的风险过大，一般人受不了这个刺激。即使是有投资能力的人，也建议去选一只基金，无脑跟随基金经理就是了。

5、合理利用杠杆。

尽管景气下行，但其实我并不反对上杠杆。只要杠杆在你一年可支配收入的覆盖范围之内，就都是安全的。

换言之，相当于你提前领一年的工资去进行投资理财。

为什么要急着把钱投出去？

因为你投资理财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对抗通胀，保护购买力，而更应该是为了对抗M2，保护资产份额不降低，保护你自己的社会话语权。（关于投资和理财的区别，我在另一个回答中有所述及，这里不赘述了）

6、其实还有第6个，等着去台湾买房……

欢迎关注塔哥FRM：

我在微博那边发情感鸡汤路过一些官方微博时看出来了，美国真的挺急的。西安因为出了个事情，然后只要是官方发的关于国家宏观层面上的，都有人发馒头这个关键词。我看个RCEP，下面第一条评论就是能不能买馒头。然后回复里面一群都是骂这个层主的。

说明什么呢？再这么搞下去，美国就真的要进入经济衰退，资本会开始逃离美国，必须要让经济运转正常的国家出问题才行。真是迫在眉睫，连馒头都用上了（当然西安在这件事的处理上非常有问题，这个的确要严肃处理），我还以为是什么饿死人的事件，但是水军们如获至宝，复读机一样地去刷屏，我其实觉得挺沧桑的，明知道刷屏也带不动什么节奏，还是要去刷，怼他们一句就说“急了急了”，可想而知外面的世界有多急，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盼望国内赶紧失控，陷入经济停滞，避免国外经济衰退来临时，资本撤得慢一点。

马斯克说的这个时间，最早的时间和美国接下来疫情进入最佳状态后的时间对的上，目前美国也没有任何有效手段收割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打不起仗对美国来说很痛苦），日子越过一天，离崩溃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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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o-meng-xiang-zhong-de-zi-ji 网友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还没有感觉到经济大衰退的气息，不过，个人看法是国内需求不足，因为老百姓太多的钱被银行和房地产套走了，国家能够对房地产和银行加大力度，那么后面的人有更多的钱去消费才能彻底让经济反弹。倒过来说，炒房圈喝了那么多血，应该放倒他们，银行方面本来应该是帮助经济良性发展的，奇怪的是银行兴高采烈的参与了房地产行业血洗老百姓的每一次行动。

愿天下老百姓能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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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ke-dan-1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凯恩斯主义厉害之处在于风险和债务的转移，明斯基时刻的判定条件更多的是中下层的偿债能力。

应对经济下行甚至可能诱发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给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方法，就是增加支出以维持市场的热度，正常情况下增加支出的前提是收入增加，所谓的量入为出，但收入增长总是缓慢的，或者说就是因为消费主力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是诱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增加债务刺激经济对于中下层来说更多的是压力而非政策红利，所以凯恩斯主义救市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增加支出就是一种风险和压力的转移。

收入不够，怎么增加支出呢？信贷，尤其是现代金融和信用货币下，让这种政策干预市场变得相对容易，利息水平是调节市场热度的关键，当降低利率水平时，一方面降低了储蓄的收益预期，把更多的钱逼向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利息下降本就能增加市场的借贷意愿，这就是以美联储为源头的各国央行在经济下行和应对危机时短期内大幅度下调利率水平的理论支撑。

问题来了，信贷即便利率再低，也是有利息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比利率更高的收益，关键是谁来增加债务维持经济体的繁荣？无非三个部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不同的债务转移方向对应不同的结果。我们分析两个案例：

1）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

分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危机之前，日本开启大幅度的降息，市场承担了超过其需求的货币，推高了股市和楼市的资产泡沫，楼市很好理解，只要敢放贷，降低首付比例，房价就能在信贷杠杆下被撬动数倍增幅，只要房价一直涨，居民就敢不顾风险的加杠杆，经济热度极高，一个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地皮。但债务总是要还的，居民加杆杆也是有极限的，相当于危机之前维持经济虚假繁荣的杠杆转移方向更多的是居民口，拖得越久居民口承担的债务和压力越大，暴雷的危害就越大，直至政策加息主动刺破泡沫加速市场的出清，房价股市腰斩，陷入长期的市场还债中。总结起来危机前是杠杆向居民部门的转移，当时明斯基本人还活着，由于是小范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太多人在意，回头来看结果就是居民部门在加息下无法承担债务和利息而大规模违约，进而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盘。

危机之后，日本政府的做法是用政府部门的债务置换居民部门的压力，同样还是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框架，但不同的是债务和压力是转移向政府部门，维持基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凭借着全球的产业布局，虽然经济低增长持续了30年，但并没有再出现明斯基时刻的审判，主要原因居民杠杆在几十年内都维持的很好。回到文章开头的两句话：凯恩斯主义厉害之处在于风险和债务的转移，明斯基时刻的判定条件更多的是中下层的偿债能力。

2. 美国08年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前夕，同样是凯恩斯主义的应用积累的债务流向居民部门，金融危机前夕美国居民杠杆高达95%以上，中下层的贷款违约黑天鹅诱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核心问题同样是明斯基时刻判定条件，杠杆转移的方向关联度极高。

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虽然开启了更大幅度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比上次改进在于增加政府部门的债务置换居民部门的债务，居民杠杆在十年间降低了接近20个点，这也是美国摸着日本过河的尝试。

总结起来，这两个样本都是对经济模型的应用，即在宏观上动用了凯恩斯主义救市，又精准的尽量不把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经济越是困难就越是给居民口让利，甚至直接增加政府负债给居民发钱，美国借助科技、军事、金融地位，这种模式大概率比日本抗的更久。

但经济中无法避免有黑天鹅的存在，也就是不确定的变量会让模型提前崩溃，而疫情就是最大的黑天鹅，由于全球产能供应出了问题，印钞买不来产能，凯恩斯主义更多的是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传统经济危机，但产能供应不足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干预市场的强项。这时候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通胀，不要小瞧了通胀，美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低通胀，凭借着美元的国际地位，即便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都可以维持在2%以内，居民的心理预期并不会像普通经济体那样，而且通胀受伤最大的是穷人，这时社会矛盾就会激化，0元购也只是一种表象。

债务支撑的繁荣特点是要向市场不断输血，停止输血都要出问题，更何况加息，不加息通胀抑制不住影响社会稳定，加息债务支撑的繁荣扛不住可能崩盘。美联储是全球货币宽松与否的大锚，美联储的加息对债务支撑虚假繁荣的冲击，必将带来全球经济体的震荡，尤其是在不确定三角中丧失货币政策主导权、货币自由流动、居民负债高的经济体首当其冲。

全球经济都是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美联储的加息幅度决定了今年全球经济震荡的程度，而美联储加息的幅度取决于其内部通胀程度，其内部通胀取决于全球廉价产能的供应情况，全球产能的供应又取决于产能供应国疫情的治理能力，环环都相扣在一起，但太多环节都可能会出问题。

最后，仔细想想，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都只是市场自发出清的表现，熨平经济周期而不解决核心资源流向分化问题，围追堵截洪水，洪水总是会找薄弱的环节突破，市场还是会面临出清，代价承担群体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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