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不妨从各个阶层来看。
君主:传统宗族、贵族世家特权在商鞅变法中被大大削弱,其权力很大程度上移交给了君主。商鞅的一系列操作可以说是让君主在权力上吃到饱,基本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君主都是获利最多的。
传统贵族:特权被大大削弱。首先,贵族无军功不再受爵,这一举措打破了贵族对爵位的垄断;其次,用法律的形式强制分家,禁止大家制。这就对聚居在一起的大贵族们分化瓦解,削弱其内部实力,同时也为国家挖掘出了更多的人口资源。可以说,贵族是商鞅变法的最大受害者。
秦国平民:丧失了曾经的自由,但是换来了相对公平的升迁秩序与形式上的人人平等。平民可以说是小赚了一点。
山东六国入秦的士人:商鞅在秦国的巨大成功,成为了那个时代士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同时秦国的历代国君也清醒地看到了外来士人的两大优点:一、才华横溢;二、在秦国毫无权力根基,他们对君权构不成任何威胁,这正是秦国历代君主所需要的。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对对绝佳的“君臣CP”。例如:秦孝公与商鞅、秦惠文王与张仪、秦昭襄王与范雎、秦始皇与李斯。山东六国入秦的士人应该会非常感谢商鞅变法的成功,商鞅是他们的领路人。
回到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本身,法家可以说是秦国的主体思想。但是万万不能把法家思想中的“法”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就如同“爬山虎”,不可以被认为是爬山的老虎一样。法家思想究其根本讲的是“帝王术、富国强兵、天下大事唯耕与战”等充满专制特征的内容。在法家看来,吾等黔首皆是国家战争机器中的一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不可以有自己的个性,更不能自我发展,从而挑战统治者或者对统治者说不。再说得直白点,法家认为黔首一生中唯一要做得事情就是遵守统治的法令,这是黔首的唯一活路。可以说,法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最为蔑视百姓的思想了。
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出现民间“哲思”的现象,更谈不上什么“理性社会”。古希腊、古罗马的先哲们放在秦朝绝对是罪犯,如果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或者聚众讲学那绝对是重罪。
看一段法家最具表性的人物——商鞅的操作: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史记.商君列传》
这段话暴露了法家人物的嘴脸,商鞅的内心独白就是:老子做得好和不好,老百姓没有权利评论,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要求,我只要你们闭嘴,遵守我的法令。总体而言随着变法的深入,秦国老百姓那是敢怒不敢言,否则秦朝怎么会速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