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蒙古族人，生活在中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第1页

一、 语言文字的汉化过程

解放前牧区很少有人认得汉文。连乌审旗保安团的团长大巴图也不认识汉文。牧区对不会说蒙古话的人不接受。“因为在那个年代，……汉人语言上的障碍，有时牧民连屋子都不让进，更谈不上让他吃、喝，牧民不高兴就放狗咬或抓起来押送官府。如果再无理，牧民们虽然居住分散，可骑马一吆喝，马上可以把左邻右舍的人集聚到一起，用猎枪或木棒把你打死也没人管。所以解放以前，一个陌生人在牧区长时间逗留是很困难的。”（杭党史465）

1953年在米仓县，“旺楚克还组织机关干部学蒙古话、蒙古文。县政府机关里，学蒙古话、蒙古文已成为一种风气，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有的干部进步很快，下乡基本能够用蒙古语与农牧民交谈。”（旺楚克事略159）
文化大革命中蒙文蒙语受到冲击，都用中文的转写来音译名词。1980年代初，达拉特旗恢复蒙文授课，后来因为高考和这些不配套，夭折了。高考也计算汉语的分数了。
后来，在机关、在社会上，汉文的使用空前受到重视，不会用汉文写作的人几乎被视为文盲，使得一些蒙文写作出色的人非常不平，其使用和晋升自然受了影响，当然还有潜规则，常常发牢骚说受了方块字的害了。一位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候说：有次他去一个民族幼儿园，看到幼儿只有几个，都转去汉幼了，老师们在缝鞋子赚钱。近十年来，民族幼儿园突然又吃香了，汉族幼儿也往那里送。不知是民族幼儿园的厚实的硬件还有小三门教育受到了欢迎，还是想学习蒙古语的人多了？值得探讨。

现在对不会说汉话的人认为是老古董了。考试也得蒙汉两种语言的。有个领导要秘书条件是念汉文，会说蒙古话的蒙古人。我的一个老乡要改行，原因：民族中学的蒙文教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民族中学的校长出去什么也不是。会汉话、听话，这是提拔干部的首要条件。解放初期，重要干部都出自鄂托克、乌审等地区，因为是革命老区，战争中涌现出一批蒙古族功勋人物。这一批人之后，文化因素成为提拔干部的条件，汉化的东部地区出来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受到了青睐。在社会风气、风俗习惯、汉文汉语等方面他们体现出更多的文化相似性，根据文化近亲相惜的原则和规律，自然容易被纳入官场视线，得到了重用。俗谓会来事，能赶趟就是显文化、潜规则方面都能融入的意思。

汉文化的攻势在语言、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开展。就当前而言，在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它居于有利地位。要就业、官场上奔达甚至和人交往，没有汉语知识不行。

这些汉化过程就是少数民族的学习汉文化，去民族化过程。

如同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又一轮英语学习热潮，那是一定意义上的西方化，但是渗透力不强，只是在知识阶层中间，学校教学中间用，生命力不强。

好多人学了用不上，因为语言只有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才是有生命力的。

16世纪肇始的藏化教育是凭借着喇嘛教的强大的神圣效应进行的。然而随着其神圣化的逐渐剥离，藏语很快从鄂尔多斯生活中消失了。

没有人口迁入伴随的语言文化移植没有生活根基，渗透力有限。汉化是随着移民来的，汉族人口逐渐占了多数，汉语文化也就占主导了。

汉语进入蒙古族教育，起初是局部的，比如设立汉语课，每周几节，其他课程都用蒙古语讲授。

在西部牧区，这种局面直到1980年代以后开始渐渐改变，好多老师在讲授其他课程时候也使用汉语了。这是因为讲授专业术语方便，还可以使学生在上大学前就有了汉语听讲的准备。在大学除了蒙古语言文学课以外，基本是用汉语听讲的。

在东部区，汉语更早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民族学校，蒙古语教学日渐弱化，现在基本是选修课，可有可无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是高考指挥棒。

1980年代初期，民族学校的汉语高考成绩是参考分数，后来升为计入总分了，要紧了。还有一个是就业。汉语水平好，可以优先获得录用，因为行政事业单位领导最喜欢能写的人，当然是汉文写作的。汉语写作差的，蒙语写作即使特别好也不会受到青睐，因为那只能在小圈子里受到肯定，不算数。要影响大，还得汉文写作。企业单位更是如此。有些搞翻译工作的人员，事情越来越少，翻译被边缘化，忙来用了。

1990年代以前还有个别汉族学习蒙古语的，学得不错的被选为民族团结先进分子，以此导向，希望形成风气。实际情况是在开会的场合，或者是接受媒体采访，蒙古调的汉话听起来别扭，似乎有一层隔膜。

双语？生活中也在退却。考试驾照这几年火热，前几年西部牧区的人反映没有蒙古文试卷，不知后来补上这个环节没有。就是补上，那也得费你一二年时间。现代教育是化功，为现代化助力，为去民族化助力。极端政治化过程，也是文化洗礼激进过程，如文革中的蒙汉术语同音化做法，是革命化的象征。平时的文化语言多元化，是步骤和缓了，实际是和缓过渡的煮青蛙过程。

二、城镇化

牧民们进了城镇，如同水滴渗入沙漠，传统文化特点很可能就失去了，包括语言，习俗。他们的融入速度将会更快。不少牧民现在就数叨住在城镇里，楼房前无法挂运马旌旗，没有地方煨桑，实在不方便。
但是年轻人愿意进城，老人也被动进城享福，都进城。XX村唯有两个老太子女在旗里工作而自己不愿进城，说住不惯，在河畔放羊。村里的汉族人离开的少，土地把他们深深吸引住了。

我们的食谱是发生了剧烈变化。《蒙古源流》记载蒙古人那时候是吃马肉的，但是现在不吃，民间的说法是马肉发酸，不好吃。

真正的原因似乎和藏传佛教有关，因为藏传佛教忌讳吃马肉和飞禽肉，说不利于转世。

蒙古人过去绝对不吃鱼虾，只是将它们作为被慈悲为怀的生灵，放生入大河，旗衙门还为此发文号召呢。我奶奶是上个世纪同期人，绝对排斥鱼肉，别人用她的锅做鱼也不行，说腥气太浓，坏了茶水的香味。她那辈人就吃羊肉、牛肉、白面、糜子，猪肉也吃，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的父辈开始尝试吃鲤鱼肉，食谱算是拓展了一些，食物的做法也增多了。

大米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珍馐，只有过年才有那么几斤，是大年初一熬了肉粥用来招待贵客的。海味是从我近年开始尝试着吃开的。猪肉烩菜米饭，羊肉面条，炖牛羊肉，羊肉粥，加上茶，这是我小时候家里的主要的菜谱。

1980年代初期开始，大米满足供应开了。苹果等果类也多了。1990年代以后，食材多样化，有个时期贵客才能吃得起王八肉、鸵鸟肉、田鸡腿等，认为是大补，可是后来也就不甚了然起来，觉得吃稀罕可以，吃多了还不如猪羊肉好吃。这几年时兴吃鲍鱼、海参鱿鱼等，还有武昌鱼呀，深海鱼呀等等，也就是吃稀罕，吃面子好看而已。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常数还是牛羊猪肉。

牧民们刚进城，觉得城里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多，放个屁有人翻眼，尿尿还要交三五毛钱。于是编出笑话道：一牧民在城市，忽然内急，找不到厕所，情急中在十字街安全岛跟前蹲下，长袍子象荷花一样罩住了。警察过来问道，干什么？回答：歇着了（蒙语，尿尿的意思）。警察道：歇什么歇，这里危险，快走……牧民的文化胜了一次。每当他们说着这类谑乐故事，就发出胜利的畅快笑声。在多种文化的屡屡冲击面前，即使服从，也求个尊严。有赚头就行，即使是羊毛那么细小。

这类民间冲突很多，因为文化不同，幼稚时期的天生的欺生本能在作怪，人的排异心理使然。小时候我们和汉族学生经常骂架，打架。公社年轻的秘书曾经仁青训斥我：什么话？少德来？他嫌我用贬称了。但是后来我和那些汉族学生却成了好朋友。

还有习俗冲突，比如牧民要求保护牧场生态，在居家周围不允砍伐得许光溜溜的。可是农民就在家周围掏柴禾，弄得黄沙漫漫。

还有蒙古人喜欢直来直去，豪放大气。农民里的这种人才能打开移民后的局面。而那些低着头算计的人，被看作是像丢了账本的商人，成天思谋着怎样赚人，被看不起。

三、风俗习惯

鄂尔多斯东部基本没有了蒙古语交流的能力。2005年我在准格尔旗搞民族工作调研，每去蒙古人家就用蒙古语打招呼：sain bai nu？对方是五十多岁的人，也能用蒙古语回礼：sain，sain。他们虽然不会用流利的蒙古语交流，但是毕竟还能对答一番。那个岁数以下的中青年人已经不会说简单的蒙古话了。

我参加了一个同学母亲的葬礼，他们披麻戴孝，见了来人要磕头（俗谓免罪），基本是晋陕汉族的丧葬礼俗。唯有在供品序列里发现有颗煮羊头，那算是蒙古礼俗元素了。他们说，唱歌也是山曲儿，蒙古人家顶多唱一首《白菜花》，算是蒙古歌。西部牧区还在使用蒙古语和蒙古文。据市民委统计，现在全市能够操蒙古语的人数约8 万人，占到 50%。

新中国建立后每年有上万农民流入。此外还有国家组织的人口移入，如建设兵团，如开发能源基地。至于市内的人口流动也经常进行，汉族人口得以进入传统的牧区。“1949年，查汗陶乐盖地区定居汉族有41户，人口136，占人口的7.68%。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从农区引进一批铁匠、木匠、石匠、裁缝、口袋匠、烧砖泥瓦匠等，建立了农场和手工业社另外还有跟来的无关人员。刚开始没有住处，就在烂瓦窑凑合着挤住。这样进来70户、180多人。后来手工业社塌伙了，这些人分到各生产队。

文革动乱中进来一批汉族农户。现在查汗陶乐盖的九个嘎查有汉族户子719个，人口3434个，占到人口的30%多。”（《查汗陶乐盖人文》193页）

那时候汉族老户只有七八家，和蒙古人家相处和睦。1966年因为鄂尔多斯高原上年赤地千里，遭到了百年一遇的旱灾，政府安排好多汉族移民到了XX村，足有百十户。他们居住到河畔的三个地方，形成了移民村落。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饿怕了。家家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有十来个大瓷缸，每家秋季腌制大白菜最低1500斤，甚至2000多斤。他们搂草籽权充食粮果腹，肩拉密密实实的钉耙把草场拉过，把草场耙得红红一片，故称其耙为刮地穷。这一点受到牧民的诟病，认为他们糟害牧场。他们谨小慎微，不敢惹人。XX村支书公平对待，很是照护他们这些惊弓之鸟般的移民。他们那个时候摆脱不了客居的心态。但是他们凭借勤劳和脑筋，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致富，XX村的富户多出其间。
这种情况在牧区比较普遍。就是库布奇沙漠的腹地赛因乌苏开头也进了一户汉人，后来繁衍为一个生产小队。开头是黑毛驴上驮着家当进来的，到了1980年代初，每一户带挂车也拉不动了，引起老户的嫉妒。
1970年代以前牧民放羊小范围轮牧，夏季在黄河边上的滩头草场，冬季进入沙漠里的冬营盘。1980年代以后，河畔的草场开发得所剩无几，羊没有了立足插嘴之地，“拧羊尾巴”（指放牧）冬夏都在沙窝子里。社会动荡、人难自保时，沙漠还是牧民的避难所，可借此地理躲避兵匪战乱。但是，在社会安定发展时期，沙漠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环境萧索，经济萧条，成了现代化的盲肠。
比较多的牧民处理这个关系的办法是，在沙漠近处安排冬营地，是大房子和大棚圈，是大本营；而在黄河畔安排小房子，是走牧的临时据点，以此收获沙漠的宁静和河畔的繁华的双重之利。沙漠里虽然一有风就漫天扬黄沙，刮得人眼都睁不开，而且沙地草场贫瘠得象谢了顶的人头，但是牧民并不嫌弃，反而是热恋有加。因为沙漠里才仅存完整的传统蒙古文化，才存有自由的游牧生活，更有浪漫的爱情和淳朴的热情。在平常人的印象中，沙漠是荒凉的，随风狂舞的。在牧民意识里，沙漠不但是救济饥饿的牲畜的，也是接纳落魄的落荒者的，是歌唱着的。因此民歌《白沙角》是宴饮中的必唱歌曲，其开篇即诵吟道：白沙角上坐惯了，三天的约期过去了，我心悲戚不已呀......
为了保护沙漠草场，蒙古牧民人早先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烧柴捡枯干的沙蒿根茎或者是烧羊粪和羊粪砖。但是农业队的汉人没有这个意识，他们成群结队到沙漠里掏柴禾，把嫩的绿的沙蒿都掏掉，背起庞大的柴禾捆鱼贯而回。后来干脆换成牛车马车，深入牧场二三十里拉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护牧场就成了牧业队的重任。直到1980年代，煤炭供应充足了，不用拉柴禾了，再说承包到户了，牧民看得紧了，而且沙漠生态不行了，没有什么好柴禾了，砍伐才停顿了。

概括起来说，农民进入蒙地的办法：以商业债权得到抵顶的土地草场，成为大地主，再引进农民耕种；零散进入牧区打工，慢慢找权势人物做靠山，入了旗籍，下了户口；政治势力做后盾，被组织发动着进入蒙地；当地政府引进那些有专长的人才；农民盲流到蒙地，牧区人把他们利用在水利上干农活儿，下了户口。

市场经济体制给民族流动带来了法理的正当性和利益的诱惑。民族构成和人口的变化没有了少了障碍。

文化融合与政治态度及民族观方面有个现象——接受汉文化者是不主张独立的；没有接受汉文化的人主张独立、高度自治。

傅作义推荐荣祥当土默特总管，是因为他汉化了。“他轻信司马迁《史记》的妄诞记载，相信古往今来的北方少数民族都是黄帝后裔淳维的子孙。”（宝丰山祭）53

荣祥先生把彻底汉化作为蒙古民族的出路。把蒙古族文化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不读汉书。这些令操蒙文蒙语的蒙旗人士反感和不满。（宝丰山祭）76

但是解放后，他认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高粱叶子烧纸——哄鬼了。有人劝他不管在什么场合不要忘了说拥护二字，但是他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宝丰山祭）102、20

文化自恋是每个族群的根深蒂固的心理。谁也觉得自己的好，唯有老婆看见别人的好，饭碗看见别人的大。这是民族自大或者自卑、痛苦的根源。

特别是这种耽在半腰中的感觉是痛苦的。人们希望自己热爱的东西长保青春活力，繁花似锦。但是好多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素养不高的人对民族文化歧视，甚至说蒙古语里有愚昧因素。他们认为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另类，不好。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相互欣赏，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可是寥若晨星呵。我那时候接触汉文化，开头是和汉人小孩玩耍，学说汉话，这是为了玩在一起；接着学说他们的好多顺口溜，包括骂人的；再接着借看他们的小人书，因为到处是汉文小人书，小说，太好看了。这样就被导入学习汉文化的门径了。后来上了中专、大学，学习汉文，还不服气，要学好，暗暗和汉族同学竞赛。这样由无意识的习染、模仿到有意识的学习、热爱，就离不开了，看的多数是汉文书籍了。但是我蒙古文也会，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做研究型阅读。

四、六金的故事

六金的一生始终在马背上度过，这在先是驴骡肆行，接着机动车横行的阿斯哈村，是一个例外。
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家住在后套陕坝附近。那以前各种名目的土匪和军队，象后套的蚊蝇追逐马群，将积贫积弱的蒙古牧民死叮死咬不放；牧场象即将枯涸的湖水，被新兴的农耕挤得日渐缩小。牧民白天在农民的呼呵中撵着牧群周旋，夜里则连同畜群钻进红柳林里，躲避土匪的抢劫。过去的长满一人高牧草的宽阔的牧场消失了，放牧象云彩般随风自由流动的日子没有了。
那几天枪声象炒豆子一般响个不停。六金的喇嘛舅舅那天出去给人念经，留下三个徒弟守家。正如谚语所说的师傅不在徒弟疯狂，这几个平时受拘束的少年，经不住自由的诱惑和饥饿的折磨，把羊油找出来，白面和好，炸油饼子，熬好酽茶，美美地享受了一次。他们还把老喇嘛珍藏的酒翻出来，每人喝了几口，又往酒壶里兑上水，原样藏好。烧酒味浓，他们对着土墙缓缓吹气，欲图把嘴里的酒味渗入土墙；早早把蒙古包的四周的毡掀开，欲图让现场恢复原样。一切对策都用上了，不成想，喇嘛舅舅提前半天回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结果是轮流挨打，是用马鞭抽打。六金因为是16岁了，岁数最大，自然罪责大，而且态度不好，做了错事，不求饶，不嫁祸于人乞求立功，数罪并罚，挨打更重。
执行过纪律，喇嘛舅舅专让他这个挨打多少次也记不住经文，还动不动翻眼顶撞师傅的徒儿去放家里的几匹马。他走出去了，见最小的弟弟依墙蹒跚，鼻涕吊着，他过去无限深情地吻了一下，走了。到了西面的包丘上又站了好一会，下去了。从此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很晚，那几匹马就在草地上绊着，吃得肚子溜圆。喇嘛舅舅先是咒骂这个偷懒的没出息货跑哪儿玩去了，过几天还不见来，由慌乱而为诅咒：逃亡者，挨枪子货。六金的母亲悲痛不已，每天把奶桶里新挤的羊奶双手举过头顶挥了又挥，嘴里念叨：呼瑞、呼瑞；又向喇嘛测定儿子所在的方向用勺子扬洒羊乳，祈求苍天保佑迷路的孩子快回来，并催促自己的哥哥即那位喇嘛日日做法事念经，以求保佑儿子平安。如此多少天，六金仍无踪影消息，人们认为兵荒马乱中他可能遭遇不测，不在人世了。
时间流逝很快，痛苦渐渐淡忘了。

十几年后，家里忽然接到了六金的信，说他在包头城驻防，原来他成了解放军骑兵了。家人大感意外。老母亲大喜过望，和二儿子骑驴赶往包头城，终于见到了六金。最初的激动过后，发现六金的一些怪举动：六金的战友们把母亲骑来的驴饲弄得肚子溜园，但是六金不让驴和战马同槽，连跟前都不让拴，在偏僻的角落里放个柳筐子，权当驴槽。他还不让弟弟在军营附近骑驴上街，一定要牵得远远的，看不见人了才允许骑。
偏远地方来的这对母子在包头还有几个重大发现，一个是灯头向下（电灯），还有就是柜子上发出人的声音（收音机）。夜里睡下，照得亮亮的睡不着，吹又吹不熄，只好用头巾包住。这事被六金知道了笑了一通。过了约半年，六金复员回家，成了社员。他脾气暴躁，声音如打雷，话语短促，象是命令，稍不遂意，就楞眼大吼。人们分析这是军阀习气。自然也想探究他是怎么当上解放军的。
从他一句半句的叙述中，终于串联成大致的故事梗概：那天早晨他去放马，听见陕坝那边又响起了急促的枪炮声，跑来几个小班定（喇嘛徒弟的俗称）伙伴，从怀里抓出大把的糖，夸示说，陕坝街上的货铺子门窗都大开，成麻袋口袋的糖，由人随便拿，没有人管。哎呀，这是多么神奇的事，糖还能尽饱吃，梦都梦不到呀。他把马绊好，把笼头扔进草丛，便急匆匆赶到陕坝街上。刚刚恢复宁静的街头，当兵的不少，三五成群在遛马。
有个当兵的给了他满满一大把糖，用不同于本地的蒙语问：小家伙，当兵不？成天吃糖的。他迷迷糊糊点头，蒙蒙懂懂跟上去了军营，原来是叫他喂马。喂马他是专业，那么好的高头大洋马，确实叫人喜欢，况且还有糖吃，还不用念经挨打！就这样跟上走了，跟的是给日本人服务的蒙古兵。他先是喂马，后来给师长当了警卫员，辗转内蒙古大地，仗没少打，眼巴巴看着很多同伴在战斗中死去。开头一有枪声响起他就尿急，渐渐习惯了，麻木了。日本人投降前夕，他所在的部队起义了，参加了苏蒙部队，在喀尔卡整训了一段时间，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参加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有人戏问：你咋当了日本兵呢，咋不跟国民党部队走呢？他一楞眼道，碰上了呗，国民党有骑兵吗？再说他们不会说蒙古话么。不愿意学经文，不耐烦寺院的清规戒律，反抗喇嘛舅舅给他设计的成材道路的六金，因马之缘走上轰轰烈烈的烽火之途。
他回家了，是不愿意国家分派做银行保卫的差事，更不愿意呆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地方，宁愿去朝鲜打仗，或者回故乡。但是有很多不如意在等着他。喇嘛舅舅态度由最初的内疚和恻怜逐渐演变为厌烦、排斥，走着坐着看他不顺眼。动辄挖苦他是逃逸者，责斥他逃一辈子算了，死在野地做了野狼的饺子算了，何必又跑回来！连他在军队上养成的溯口刷牙的习惯也被奚落为搅屎棍。
他也急如星火地回敬：黄色老封建，新社会了还想压迫人，没门！家庭气氛紧张，六金的母亲求了这个又告那个，毫无办法。鉴于家里出了六金类不肖之辈，舅舅喇嘛痛定思痛，认为没有给六金取个好名字难辞其咎。喇嘛教逐渐衰微，老喇嘛希图做最后的回天之努力。当他的两个小外孙相继出生后，他坐在摆放着羊背子的炕桌后面翻阅经书，反复推敲，选定两个藏文名字，希望他们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佛法。六金对此嗤之以鼻，奚落说，你那一套完蛋了，不顶事了！不久老喇嘛郁郁而死。家庭矛盾总算平息。

他和社员的关系也不融洽。看着那么好的骏马被驾御着拉车、耕地，在众人的驭使下它们变得耳朵也耷拉着，全无精气神，六金摇头叹气，气愤把高贵的骏马驴化役使的农耕。终于他因为特别看不惯一个半大小子耕地时一味打马，不顾牲口死活，就严正警告他牲畜也是生命，不要乱打。
劝告无效，大怒，夺下鞭子打了那小子两鞭子。
为此他受了处分，预备党员资格也取消了。日复一日的农业劳作，格格不入的环境压力，人挤人的狭窄空间，他忍受不了。他脾气更坏了。当支书的兄弟怕他生出麻烦事，就安排他当了大队的马倌。
马需要丰美的草场，充沛的水源，现在哪儿找去？只能进沙漠里，寻找星星点点的绿洲。他早憋坏了，广阔的草场没有了，无边的沙漠还在，那里没有恼人的犁头，自由自在，不需要尿一道还要躲这避那的。他的游牧处离河边越走越远，进入沙漠腹地近百里，探入别的公社地界了。
他深居沙漠，轻易不出。一两个月出来驮粮料，来了，习惯性的把马或骡子绊了，随他们游弋吃草。牲口进了水利段的草园子，看园子的老汉不依，两人大吵，差不多动手，被人劝开。六金气咻咻道：什么鬼地方，见不得牲口，把它嘴给缝了？走，回！又几个月不出来。 他对农耕看不惯，认为是和牲口过不去。而农民动辄把牧民的牲畜捉住，圈起来，要用铁叉扎，还要罚要杀，使女人孩子们将农业地区视为畏途，惟恐躲之不远。笔者小时侯多次见到牧民的小孩们为此流泪哭泣，如报什么灾难讯息一样把牲畜被农民圈起来的事情给家人报忧，寻求后援。之后就是大人们惊恐的面孔和愤怒的神色以及为难的求告。在汉语不通的情况下，这类民间小冲突对牧民来说，很有威慑力。他们如同躲瘟神一样躲农耕，其原因就在于汉文化是那么的陌生和不可理解，难以融通。

亲戚们劝他说，你伺候过那么大的官，现在在自治区当厅长，何不去求求，找个差使做做，可以吃国家的饭么。他轻蔑的哼一声，头一摇，迸出一个字：不。他只去看望了一次老首长，再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企求办什么麻烦事了。他嫌当干部不自在，还不如在沙窝里，风高沙漫，眼也睁不开，却没有人管，还有马骑。他生来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排斥，认为那是受罪。沙漠里有安全感，过去土匪去不了，文革中有积极分子动议要挖挖六金的灰底子，只因路途遥远而望沙止步。更值贵的是沙漠里保存了纯真的蒙古人风俗文化，那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享受，金不换的。

六金疾恶如仇，见不得玄事。77年生产队下台的队长造舆论，说工作队领导和知青不到半个月吃掉一条牛了。他本是以此泄愤，六金听信了，大怒，把当保管的侄儿训了一通。侄儿解释说那条牛的一条腿是大队为用玉米高粱换些小麦糜子给社员供应才送了人了，还有半条牛了。六金不信，叫开了库房核实了才信以为然。

他虽然住在沙漠里，但是自80年代以后也时时感受到河边农耕文化的袭扰。闺女叫汉人娶上走了，他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毫无办法；有些现钱，被河畔的人巧舌如簧借走了，说是给高利息，后来连老本都差点丢了，没有办法，用盖房子顶钱的办法，勉强顶过一些来。沙漠里也不平静了，他的一只大羯子，本来准备在夏天杀了喝肉汤的，不料叫远邻的一个半大小孩子在野地偷杀烤肉吃了。他寻踪找到那家，那小子的父亲才恍然道，怪不得这小子那天一个人喝了两大壶酽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牧民行则摩托，运则拖拉机，骑马的人廖若晨星了。惟有六金痴马之心如故。他骑马到了一个地方，不顾自己吃喝，先得遛马，饮马，喂草料，然后自己吃喝。临睡再加草料，黎明前复喂。还要定期给马美容，洗刷得干干净净，最后用白毛巾搽都没有一点尘垢，常年如此。闻听哪里有那达慕会，就走二三百里，去看红火，参加走马赛，乐此不疲。在那么多的青壮少年骑手中，一个七十多岁的精瘦老汉稳坐马背疾驰，成了高原一景。

致命的冲击是直捣他老巢的禁牧政策。
沙漠里边是住不下去了，禁牧的风声日紧一日。隐逸的最后防线守不住了。他的脸色象斧头那样紧张严肃，但是仍然不改倔强劲头，面对众人的疑虑，哧一声道，人这么多，总有活的办法吧？
实际上他的忧虑比谁都深。年轻时候能走出去，现在连个走处都没有了，再说也走不动了，怎么办？不久之后，他得了癌症。2001年他去世，80岁。
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走了。
三年后，上面实行禁牧，将他住的沙漠故乡封闭了，他的老太婆随二女儿家搬到梁外的伊和乌素苏木。本来选择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河边的农耕地区，一个是高原上的一个镇子，他们选择了后者。
笔者向来疑惑，以六金的阳刚凶气，可以挥刀于千军万马间毫不退却，竟然在农耕文化面前手足无措，失守优良牧场，逃向沙里。 他是标准的成吉思汗麾下的英雄骑士性格，飓风一般，汇则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散则遁入僻荒，隐逸蒿草间，绝不向五花八门的东西靠拢。他们是纯真古风主义者，属于线形思维，蒙汉文化搅缠在一起，如同骡子的怪样，他们看着心烦。他们想享受古风，只能去荒漠僻处。在游牧文化主导的时候，这中隐逸性格恰和广阔的草原流动的生活相合拍；而农耕文化挤压过来时，他还要坚守游牧，只能遁入沙漠；而当城镇化浪潮连沙漠都要席卷，他去哪儿好呢？风一般的性格哪里是水一般阴柔而坚韧的农耕文化的对手，再快的骏马也赛不过机动车。和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都一样，游牧人走的是从优良牧场退向荒僻沙漠和干旱高原的道路。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弱小民族和群体的文化魔咒。现在终于走出沙漠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接受全新的文化，不知是福祉还是痛苦？

游牧文化不好？他逃逸是为了享受纯真的文化，为了安全，为了老鼠般的自卫，为了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外界的攻击经常传递过来，扰乱他们的桃园。为什么事情别人作坏了，他们承担后果？沙漠仅仅是不毛之地的代名词？是落后文化的最后渊薮？诗云：埋着先人的骨殖呀，金黄的沙漠；拣拾牛粪和柴禾的金色的沙弯。实际上话还没有说的彻底，那里更有男欢女爱的拧条林故事，有白雪覆盖下的沙漠上亘古的红色圆月的宁静悠远，还有骆驼徜徉，牧人高亢的歌声在漆黑的夜里传扬，他在借此驱走瘆人的寂静，和不断浮游而来的鬼的故事进行心灵搏击……那里有故事，有回忆，有情感的地理坐标呀。

这个村子的 牧户2008年彻底从沙漠里出来。待遇是每人一年由国家给4000元补助，连续给五年，另外一户给两万元的房屋补助，条件是立即搬出去，把羊卖掉，搬到指定的地方集体居住。钱一给，旧房的门窗就掏掉，人一走，把房子铲平。牧民哀叹道，把祖祖辈辈的营盘丢了。这是百年来第五次搬迁，再也没有地方逃逸了。 六金的家人搬出来一年了，在镇上租房子住着，只给人掰玉米棒子，一天一人挣五十元，那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再没有做什么活，按他们的说法是在发呆。羊都卖掉了，聘闺女办婚礼上羊背子都是买的羊肉。他们的路子怎么走啊？难道发展是以失去文化传统为代价的？难道没有保留文化传统的发展途径？难道不能把文化转型的痛苦也列为社会风险，对减轻痛苦的路径做最佳设计，从而降低痛苦指数？难道文化无根的城市生活就是人生的追求止境？但愿这些文化漂泊者找到回家的路。

六金是牧民中难以实现文化转型的一个类型。这些老人是以自己的充满复杂和矛盾冲突的人生结束来适应了社会。那么中年人呢？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从水草丰美处退居荒漠，又隐逸于沙漠开自己的祖传文化小灶，最后被动走出沙漠，艰难实现城镇化。

六金的坐骑在他患绝症骑不动了以后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远邻，因为他经过仔细考察看下那个人对马好，会享受马，伺弄马。他的宝马女婿都不给，认为他懒，给了宝贝马也不会享用。据说，那匹马至今仍跟着新主人。
六金没有看错人。只有他的坟墓留在了沙漠故乡，守望着游牧人最后的自由天地。他走的恰是时候。

六、代际汉化过程

1950年代以前，阿斯哈的蒙古人还象几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游牧、散居，但是此后汉文化的冲击在他们身上体现得也相当充分。百年来我们家族大都生活在与汉族人接触较早的黄河冲积平原边缘地区，接受了农耕文明和汉文化。其显著特征是母语的使用一代比一代少。奶奶不会说汉话。第二代人说少一半汉话多一半蒙古话。第三代人母语的使用程度不太高，即使使用母语也是夹杂着大量汉语。我们对 上两辈的尊称是蒙古话，如额么格额济(奶奶);对上一辈的称谓多是汉话，比如爹爹，大妈，舅舅，妗妗，姑姑，姑夫，姨姨;对同辈也是蒙汉夹杂着称呼:姑舅额格其(姑舅姐姐)、叔伯阿哈度(叔伯弟兄)，这是我们的父辈即第二代教给我们的。第三代16人中，接受蒙汉双语教育的14人，只接受汉语教育的2人。他们都会用蒙古语进行交流。

第四代25人都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语言可分三种情况:蒙古语会说会写的14人，占56%;能懂一点，不会说的3人，占12%;干脆不懂的8人，占32%。不能用蒙古语交流的人数占到一半了。即使能够使用母语，使用母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少之又少了。第四代人的亲属称谓基本上是汉语的。

对故乡的感情逐辈淡化。老一代住在乡下，是享受，住不够。我们这一辈住在乡村，那是生活的调剂和情感的回味，只是觉得暖气不暖，被子冰冷，住上几天就够了。第四代人不愿意回去，干脆没有感觉。

我们这个家族有个传统:包容性强。我三妈的亲生父母是汉族人，刚生下她养不起，要扔掉，被她的养父母，一个蒙古人家抱养了。她和生父母那面的亲戚现在还来往着。四爹和四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成家，四妈是汉族，这种蒙汉合璧的婚姻在我们家族是开创了先例，在当时的阿斯哈村也属凤毛麟角。新社会了，婚姻自由，各族人民大团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里，这个特殊婚姻也得到了家族的接纳。四妈开始不会说蒙古话，但是她立志要成为蒙古人家的合格媳妇，学说蒙古话，后来能够用流利的蒙古话交谈了。

第三代16人里有两个蒙汉结合家庭，都是娶回来汉族媳妇。第四代10个成家的人，其中有5个不同民族结合家庭(四对是蒙汉结合，一对是蒙古和回族结合)占到一半。似乎有个现象:越往大城市去，找其他民族的越多。我们家族和睦相处，没有分过谁是蒙古族谁是其他民族。

只是老一辈对此喜忧参半:“我们的后代过得都可以，可是都同化了。

我的继母当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管唐兀惕、吐蕃的(人)，五洲之人团结才行，更何况邻居乎。她这个说法不像是现代的说法，估计是喇嘛教的传承，当时我也没问过她。

第三代人嫁给汉族的，孩子全有蒙古名字。堂妹淖高其其去格嫁给了汉族，但是两个孩子都有蒙古名字;在腊月二十三，正月初一她还要向窗外撒茶表示祭祀之意。她说这都是大妈给教的。2010年初，她大儿子在磴口县举行婚礼，那里是农区，于是特地从200公里外的牧区旗里请来蒙古乐队，主持人是一蒙一汉两人。王二夫妻、儿子儿媳没有穿蒙古装扮，只有大妈穿蒙古袍。王二在台上被人带上酒瓶盒子改装的员外帽子，引人逗笑。儿媳妇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山西的娘家人来了一桌。

娶了汉族的人家，孩子没有蒙古名字。看来女性在民族化趋向方面起的作用更大些。

如果说第一代保留的传统习俗是一百分，那么第二代大体是七十分了。除了姑姑和大妈以及刚从沙里出来的额尔敦巴特尔家外，第二代其他老人已经不用或者很少用哈达、鼻烟壶 来交际;屋前也不竖立运马旗(这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家最显著的传统文化标志)。唯有过腊月二十三时候，要做祭灶饭，即使没有土灶可焚烧供品，也要把供品放到高处、吊到树上来表达祭祀天地的意愿。只有姑姑有时候交接鼻烟壶行拜见礼，声称把这些“木头人”逼一逼，然后笑起来。老人们慨叹“赛很”(美好的)蒙古习俗生活没有了。

第三代人在乡村长大，经历了文革时期传统文化断裂阶段，后来也没来得及“补课”就进城走了，其传统礼仪文化知识的分数也就不到五十分了。

第四代的传统习俗已经是二十分了。他们好多不会蒙古语，礼节也不懂。只是在他们的婚礼上按照大人的要求穿蒙古袍一两个小时，等到脱下来，如释重负，擦着汗，舒一口气，如同被动表演。他们平常交往的多数是汉族朋友、同事。似乎只有在过大年、婚礼等特殊场合才能记起自己是蒙古人。

在民族成份的选择上，我们家族不同民族的婚姻所生子女都选择了蒙古族。第二代老人或者第三代老人通过看孩子等途径努力给第四五代灌输民族传统。这方面我的姑姑向来坚持不懈。她的孙子十来岁，完全在城市长大，但是在姑姑的教育下会行拜见礼，会说蒙古话，上了蒙古族学校。

社会交往方面，奶奶那时候对下层的汉族人很恐惧，大约是土匪抢劫的后遗症;但是对穿扮整齐的汉族公家人比较有好感，知道他们不会伤害人，所以也愿意给他们借宿。奶奶几乎没有汉族朋友，她戒惧较多。第二代人和汉族人来往，他们在生产队里和汉族一同劳动，用玉米豆子换取黄河对岸农民的糜子来炒炒米。他们都有固定的汉人朋友，建立了互助关系，甚至认为汉人朋友肯帮忙，有用。他们对汉族没有多少排斥感。第三代人汉族朋友同事不少，婚宴上请的人多一半是汉族。他们办事情互相帮忙，认为汉人会办事。第四代人交往的多数是汉族，蒙古人少了。

城里楼房好住，可是问题也不是没有。城镇里民族文化表达机会少了。习俗特色丢的太快了。过去牧区的蒙古人人笑话那些汉化的蒙古人，说话蹩脚，趿拉哗啦，像烂牛车走过。现在好多人连这种“烂牛车话”也说不来了。子女们完全城市化，不懂蒙古人的礼节，木头一样直立着。

我姑姑三十年前的话应验了，老了我才觉得了蒙古文化的重要。我们什么也没给孩子教，只给起了个蒙古名字。我们有必要教给孩子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温饱解决以后需要更多精神的营养。我们把那个管道忽略了。
三爹前几天问我:蒙古人最不好的是受挤了就走。蒙古人怕人多，躲官。但是为什么没有蒙古人了，那些蒙古地名还能照常保留下来?如蓿亥车站(一个铁路站名)。我觉察出这是他在城镇生活里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魔，于是斟酌着说这是文化的继承性特点，并以克里姆林宫就是蒙古语墙壁之意为例。他对这点很满意的样子，认为这也了不得，蒙古人的历史会因此而存留。

七、语言要是没了就全没了

我的孩子不会说蒙古话，因为我的妻子虽然是蒙古族也不会说，城市的环境造成了这个情况。不会说母语的孩子硬叫上蒙古语授课学校，成绩受影响。母语不会，蒙古语文就学不好，连带着学不好数理化，因为读不懂文字题，何以解题?因此我的孩子都上了汉校。我是我们家里唯一会说蒙语的人。这也是城镇里和鄂尔多斯东部地区失去母语环境的蒙古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幸好有的牧区的孩子们还没有失去母语环境，加上有较多的助学金，所以现在多数还在上蒙古族学校，接受蒙古语授课教育，可是在日常也越来越偏重用汉语交流了。

上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人，一般都用蒙古话交流，遇上汉人，则用生硬的汉语交流。其中担任大小队领导的，在会上都说汉话，因为有汉人在，照顾他们。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蒙古话中表示气概的话也自己译成汉话夹在句子中，表示一种决绝的决心和威武气势。有名五斤者，1970年代初移牧到梁外沙漠，受尽干旱之苦，于是在小队社员会上用汉话声言:我五斤小子，腿肚子如果再朝北，不是我爹做的!他果然一直腿肚子朝南而行，回到了黄河畔住下，证明了自己是小子，更是他爹的小子。这里，名字加小子是阿斯哈村蒙古男子的威武自表句式，表示我是男子汉，是有爹的人。他在本可以用蒙古话表达的场合，突然用汉话说了蒙古句式，给人表现出一种男子的威武兼具开化了的风度。这一代人中，识文断字的占小一半，以蒙古文为主，粗知汉文，还是解放初扫盲的成果。但是不知是师傅教错了，还是弟子学差了，他们说出不少别字，如“剿匪肃特”他们都说成"巢匪肃特”，而且坚决认定他们的念法对，因为那时的区长书记就这样说的，错不了。

这一代人说蒙古话很少搀杂汉话;用汉话说，则带有浓重的蒙古音。他们说的蒙古话，史诗化的表述能力大为减退，只是说些柴米油烟。惟有礼仪场合说几句程式化的妙言奇语，如在婚宴上，女方客人驳难娶亲人道:怎么姗姗来迟?路不好还是马惊了?娶亲人应答道:朝着既定的方向，箭一般飞过来了，启明星刚闪耀，金太阳(升起)还早咧!这都是成套的话。

这一辈的汉族人也有不少会说些蒙古话。1960年代有个船汉宋某在黄河渡口扳船，蒙古名叫额尔德尼，意思是宝贝，是蒙古人给起的，他也乐得被叫。去年秋天笔者回村，晚上牧民弟兄招待，叫来杨宝则老汉老婆儿和我见面。他用趿拉哗啦的蒙古语问我:油可亦着拜那(在干什么工作)?我则用蒙古话说他当年在场面上和白某的俏媳妇打闹着玩耍，象“乌哈那(种公羊)撵母羊”。七十二岁的他哈哈哈大笑，看了一下身旁的老伴，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年轻，瞎耍耍了，实际没有(那事)。这都是用蒙古话说的，虽然表达不流利，但是显得很亲切。因为他们会说点蒙古话，蒙古族牧民说那个格塔德(汉人)象蒙古人，就是内部人的意思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平常交流中说汉话的比重达到50-60%。从小和汉人娃娃玩耍，一块放毛驴、掏苦菜、背柴禾，学到了很多顺口溜，如见坟地起旋风，就啐一口，咒道:旋风旋风你是鬼，切刀案板铡死你!此类顺口溜朗朗上口，学得乐此不疲。
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文，看开汉文小人书了，到五六年级就看开汉文的《林海雪原》、《艳阳天》、《红岩》等大书了。文革中，背红宝书，念批判稿，写心得体会基本是汉文的。他们在说蒙古话时，说不了完整的蒙文句子，总要夹汉词，比如说:麻乃阿布(我爸)飞鸽车子乌努着百那(骑飞鸽牌自行车)。这里就多半蒙话少半汉话了，新名词用汉语的叫法。
蒙古语文老师劝戒再三，也难有改观。在平常场合，蒙古话的巧言妙语说不来。沙漠里的蒙古人相见之下，说:扎，雨水好，草场好，牲畜好，除夕的炮仗声硬，包子扁食的味道好……一连串的祝好。黄河畔的蒙古人讪笑着，随声对一句:好好好，再也说不来。
1990年代初，在一次婚宴上，主持人让笔者把登记在白纸上的陪嫁品清单誊写到红纸上，并嘱咐稍融色一下。笔者一五一十誊写完成。主持人看后不满意，说了一句，你们把蒙古礼节蒙古话忘彻底了。提笔改动，叫我重誊写。笔者一看，诸如父母表达浓浓的爱女之情，为解其洗濯之劳而陪的洗衣机，带给欢乐的电视机，光芒耀眼春色满屋的绸缎被褥，兆示金银满箱的衣柜……在主持人朗朗上口地宣读礼单时，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蒙古文水平已经从诗史语言退化成干干巴巴的应用文水平了。

在蒙文蒙语的衰渐过程中，人们态度不同，看法各异。牧民持无奈的态度，但是多数送子女念蒙古文授课学校。至于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难，到时候再说。
有工作的人想法就多了。有人崇奉蒙古语是拼音文字，所以先进;蒙古语承载着蒙古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是永恒之火，永不熄灭。
1980年，公社信用社会计在和笔者闲谈中说起《红楼梦》的作者，对着笔者睁眼大叫:《红楼梦》是谁写的?!蒙古人!你什么也不知道!笔者见他酒大的样子也没有心思辩论。
笔者的初中蒙古语文老师笑眯眯地坚持说蒙古语文在世界上的先进性，“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进国家都在学习研究蒙古学?”笔者的同学道:国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决定了语言的地位，不然为什么咱们学习英语而他们不学习蒙古语?这话实际上也有道理。
以前鄂尔多斯口音不管蒙语汉语，外地人反映说不好听，既没有铿锵的韵味，也没有抑扬顿挫，浊声浊味土里土气。在自治区的会上说点话，特别是在电视媒体上接受采访，鄂尔多斯人都觉得有些别扭。但是近二年听说鄂尔多斯土话变得好听了，北京卖汽车的老板特地吩咐员工一有鄂尔多斯口音的人来马上叫经理亲自接待，因为买卖好做，钱掏得痛快。鄂尔多斯富婆淑女们一到外地的高档商场便高声说土话，以为荣耀以为是身份符号。鄂尔多斯一些人无非有了一点钱罢了，以有些外地人的不服气的说法:你们是坐在煤炭堆上了嘛，碰上了嘛，又不是你们的本事真长了。但是总归有了点钱，所以没钱时候觉得难听的话现在也好听起来了。南方人有钱，所以那么难懂的粤语也有人仿说得惟妙惟肖。民间早有话道:马有精神草料宽，人有精神钱壮胆。语言看来也姓钱。
蒙古话也应该跳不出这个规律。
另一派是学好汉文学会蒙文的主张。他们认为汉语用处多，必须学好;至于蒙古文，念到初中就行了，会念会写了嘛。实践这个观点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因为和汉族人交往，在语言文字上没有阻碍，习俗没有隔阂，想法的雷同性也不少，甚至对好多潜规则也掌握到相当程度。所以在官场升迁比较容易。他们到了书店也看看蒙语书籍的橱栏，但是停留时间很短，似乎是不愿表现自己是懂蒙语的。
还有一些蒙古人不会说写蒙古语文，他们甚至对蒙古语有些不大看得起，以为那是没有多少应用价值的语言。没有用就是没有学的必要，不会说和写也就无所谓，甚至是先进的标志。重蒙语派对此很是不平，讽刺那些不会说蒙古话的人“可说的一口流利的好汉话”。他们对自己不受重用的遭际也感伤，认为吃了“方块字”的亏了。

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娃娃蒙汉话混杂得更厉害了。还是前边的例句，他们现在说成:“麻乃阿爸骑的飞鸽车子轧布来。”(我爸骑飞鸽牌自行车走了)，基本是一半对一半，名词不用说，连普通的动词也借用汉话了。去年秋天笔者的一个外甥在电话上托我找个开车的营生，我嘱咐他注意看看招工信息什么的，他的兴趣立刻锐减，用汉语说了一声行了。我是尽量用蒙古语说的，他倒用汉语回我，多少有些不对等的感觉。这个阶段的思维是用蒙语思考，译成汉文的，这点可以从蒙古化的汉文句子看出来。

再发展下去就是准格尔旗蒙古人那样表述:我阿外(阿爸)骑上飞鸽车子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汉语，唯有对父母的称呼是蒙古话。笔者最近在准格尔旗参加蒙古人的婚礼，孩子的父亲给客人满酒，说，扎，赛，敬大家一杯。这是他们婚礼上唯一的蒙古元素。到这个阶段是用汉文思维，再费劲地改装为生硬的蒙古语零碎。

为什么蒙古语言的应用范围日渐萎缩呢?

19世纪末叶以来，汉文化以人数优势、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势力优势对蒙古文化形成高地态势，并借助其丰厚的文化思想资源和刚柔相济的渗透技巧展开有形无形的蚕食。现代西方文明是经过汉文化的过滤传递到蒙古地区的，所以更加上了现代新文化的高地优势。在阿斯哈村一直流传着汉族旅蒙商利用蒙古人不识汉文在帐目上做手脚，使蒙古人背上沉重的债务，进而破产还债的故事。阿斯哈人至今称帐目为“黑帐”，不知是过去的先人们看到的账册是黑颜色的还是为什么;实际赋予的含义是“黑心帐”，不怀好意的东西。笔者担任小队会计，每逢年终处理帐目单据，队干部为单据的事情先是争吵，后来以对方学过去的商人设黑心帐捉弄老牧民来讥讽对方。听阿斯哈村的老人们说旧社会蒙古人和汉人打官司，最难的是语言不通，还有贿赂的行情不通，人家写成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十有八九败诉。等等教训能不学汉文?套用一句政治流行语，那是形势逼人!解放以后，屡次的政治运动也是以汉文为主要洗脑工具的。笔者记得文革那时候学的蒙古文，所有的外来名词术语统统是汉语读法用蒙文字母记的，如“中国共产党”蒙汉文读法相同。夹缝中艰难生存都不易，更何来繁荣。

1980年代以后，左右蒙古语文的情势，一看社会应用范围，二看操蒙古语者的官场命运。起初为了落实民族蒙古语文政策，党政机关号召学习蒙古语文，在黑板上开辟每日学一句蒙古语栏目，对学得好的人员进行表彰奖励，着实红火了一半年，后来接续不力了。蒙古族学校更是主要阵地。 鄂尔多斯东部地区蒙古族只占二十分之一，蒙古人不会操蒙古语交流了，为了恢复蒙古语使用，从本市西部调来蒙古文老师，在学校进行封闭式教育。起先设了每日一课的蒙古文，要求师生用蒙古语会话，逐渐过渡到其它课程也要讲蒙古语。学生学着吃力，听不懂老师讲的，自然影响教学质量和进度。阻力重重，于是非议出现，甚至反映到自治区。于是收缩，改为加授蒙古语，一周两节课，基本是以汉语教学为主，蒙古语学习成了象征性的了。要说政府不重视蒙古语文学习使用，那是冤枉人家了。上蒙古学校多给助学金，市面用文和政府公文强制使用两种语言，等等，竭力提倡。但是在无形的文化和市场之手面前，成效甚少。
即使在鄂尔多斯西部牧区，蒙古族干部和教师子弟多数选择了上汉校，为的是将来上了社会好就业。只有牧民的子女上蒙古族学校。干部子弟中多数念汉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孩子们从小被包围在汉语世界里，平常说蒙古语的机会少，所以蒙文词汇贫乏，如果上了蒙古学校，从会话到写作文不但词汇贫乏，而且读不懂课文，理解不了应用题的意思，只好弃学蒙文一心学汉文了。再看街上的牌匾，汉文书写得很大，蒙古文的象蜥蜴那么点，属于是应景。对此的反对声也有。
1980年代初，旗里一个部门的会计，是阿斯哈村出来的干部，很不服气蒙古文应用现状，用蒙古文填写支票，被银行退回，告知用汉文写。他理直气壮道:民族地区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虽然最终还是不被银行接受，但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气神一时传为佳话。
官场也是民族文化使用价值的衡器，有用与否在此说话。1990年代曾经有盟里的高官下乡检查工作，对翻着笔记本用磕磕绊绊的汉语汇报工作的某苏木长大发雷霆兼讽刺挖苦，并且每到一处举此例为证，强调提高干部素质的紧迫性，使那个苏木长压力很重，不久被调整为旗里一个单位的副手，基本结束了官场的黄金时代。
那个高官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只不过不会说蒙古话了，反而把会说蒙古话而不会用流利的汉语表述的同族视为低能，的确叫人不舒服。
人贵言重，这类掌故广泛流传，给蒙古语的应用自然雪上加霜。也偶有单位第一把手懂些蒙文蒙语，下面的不会说写蒙古语文的属员就紧张起来，认为这是升迁的瓶颈，悄悄学写自己的蒙古名字，在蒙文报上发表文章，特地嘱咐记者把自己久弃不用的蒙古名字署上。但是这属于特例。这大概属于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应该有学者在研究吧。

然而，蒙古人的语言风格、语义结构特别是语气表达，在那些蒙古人熟练的汉语表述中还有很多闪现。说到谁也有脾气，蒙古话说:撅屁虫弹一下还撅屁股了，何况活人呢。牧民用汉话说不了撅屁虫，只说是虫虫，说虫虫动一下屁股还起来了，人还能没有脾气?说受到什么人的无端怪怨，蒙古俗语云:狗指尾巴，尾巴指梢毛。河畔的蒙古人干脆用汉语说:狗屙下也算在我名下了?实际上是前一种谚语的汉语翻造，有蒙古语源的影子。
还有一种是蒙古语言风格的汉语表达，如笔者有一次在酒席上给人满酒说，烧酒是你的，但是敬酒的手可是我的呀，请你喝了这一杯。不会说汉话的一个蒙古朋友听了，笑得眯了眼，说:对对，这话象是老蒙古人说的话。“老蒙古”者，指不会说汉话的蒙古人之称谓也，暗含老古董之意。
这个朋友听出笔者这句话里隐约有蒙古人传统的驳难文化风格的痕迹。
听乡干部说，给贫困户送了几十块钱，叫买面和砖茶，过个好年，并特地嘱咐说，这是这位领导代表政府关怀的。那受资助的妇女直楞楞地说道:生活不好的都给的吧，不是单给我一个吧。干部语塞。出来后，干部以掌抵额，道:瞎人，怪不得日子过成光景了，这个时代了，连一句好听的话也说不来。
蒙古人可以掌握流利的汉语表达技巧，但是其直脾气在谀词盛行的“这个时代”，最难掌握“好听的”汉语，也就是颂词和溜须拍马之词语技术了。语言等外在性文化可以通过一两代人完成转变，但是深层的性格气质很难以融化。所以每有“老蒙古”讥讽本市东部蒙古人是假蒙古或者“可真说着一口好汉话”，东部蒙古人就不高兴，认为他们虽然不会说蒙古话了，但是还是标准的蒙古人，因为情感认同、应世方式等隐秘的东西还是原来的。
如果说“老蒙古”是白萝卜，不会说蒙古话的蒙古人在性格气质情感认同上仍然还是蒙古人，顶多是红皮白心的萝卜，距离彻底的红皮红心还很远。阿斯哈村因为蒙古人占到多一半，蒙古语的环境还不是十分弱势，所以处在白萝卜皮浸染隐隐的粉色的阶段。蒙古语言变异的下一阶段估计是语言和深层心理同步化变异的趋向了，那是需要更强的领悟能耐的，估计阿斯哈村还会有人留下很多不会变通的笑话掌故。

“蒙古族幼儿园的午饭”

我的妻子不会说蒙古话，两个孩子虽然上的民族幼儿园，也没学会蒙古话。妻子有蒙古名，但是久已不用。孩子的名字是蒙古文的，大的叫漠仁，意为江河，二的叫叶森，意思是平安。我的孩子小时候不时提出要改名字，说是同学们讥嘲了，说他们木头人了怎么的。
有一个邻居大嫂称呼叶森是医生，说，医生，给姨姨看看病，姨姨头疼了。二子说我们全家只有爸爸是蒙古人，因为说蒙古话。那时候只有一个电视，照顾多数，只看汉语电视。直到去年，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视了，我也看看蒙古语电视了。但是 蒙古歌曲全家喜欢，妻子说蒙古歌曲好听，比蒙古话好听。
城里的蒙古人家从外面看不出来。唯有在过年贴对联能看出来些许。鄂尔多斯西部蒙古人家贴的多是蒙古文对联，借此可以找得见蒙古人家。我贴的多是汉文对联，这一方面是妻子孩子不识蒙古文，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面也是发懒，因为一说蒙古文对联就得我写或者买。好几次我的表姐夫为此略表异议，说闹得他们都不好认定到底是哪家是我们的了。
东部汉化的蒙古人，融入城市的蒙古人都贴汉文对联。家里的摆设，懂蒙古文的人家多半会挂蒙古文字幅，成吉思汗画像、塑像或者八骏图等蒙古文化味道浓重的符号。不懂蒙古文的蒙古人家多数没有这些蒙古文化符号，偶或有成吉思汗像挂在不太显眼的地方。

再说说墓地，墓碑没有一个蒙古文刻字的。统一的格式把蒙古文化的痕迹湮灭了，惟有墓中人的名字显示着他的蒙古身份。

语言，穿着、习俗的变化可称作外在城市化。内在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意志毅力、潜规则适应程度可谓内在城市化。外在好变化，内在东西最难变。

学习汉族文化，不会说流利的汉话，拙于和汉族人交往，被称为“老蒙古”，容易闹误会，甚至造成不愉快。退一步说，就算会说流利的汉话，但是仍然会叫人看出蒙古味:直。好多蒙古人知而学不会。
还有表达方式，蒙古人是直来直去的，而且第一反应多数情况下是驳难式的。比如我和妻子说，晚上在郊外有陌生人敲车窗，最好不要开窗。她马上反驳道:那你为什么刚才开窗了?我说，你怎么非要戗茬子说话?我刚才不是没想到，这会儿想到了嘛。她说对的，得留个心眼。她实际上也转过弯子来了。但是第一句说的是否定式，不中听，是逆耳之言，在谀词泛滥的语言环境中自然先输一招。我的外母也如此。她说吃咸的还能吃坏人?谁谁吃那么咸，不是照样好吗?该死怎么也死的。但是她后来偷偷嘱咐儿子少吃咸的。我发觉了这个矛盾，她很不好意思。总之，蒙古人的第一反应是否定多于肯定，第二反应才是决定行为的思维。
潜规则是进城的蒙古人最难学到、学好的。这是文化的糟粕，却也是现实中的精髓。你可以在显学里学好汉文写一手漂亮的汉语文章，在生活和政治生态里你就不一定吃得开了。等文件规定给你做主?等政策?那会被看作不会跑，脑子不够，不会来事而耽误大事。蒙古人崇尚正直，所以在潜规则面前怀有一种道德心理障碍:蝇营狗苟虽管用，但是不好，所以在官场上似乎视此为一种羞耻甚至是罪恶。牧区蒙古人人普遍缺少潜规训练，性格直拙，不爱求人，视溜须拍马为可耻。因此在潜规则条件下和人交往深入不了，戒备心理重。遇到非官场情况，被事情逼着送东西尚能做出来。

化直为婉谈何容易。首先有个思维问题。笔者在某嘎查工作时，时不时和其他人发生争吵，气得发抖。有个汉族老农淡然而言:咋想就咋说?中间得加个弯子吧。我猛醒，这就是策略化、艺术化程序。这很重要，往往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还有情绪剥离功夫。
牧民的行为情绪化的成分极大，憋不住了，等到出手已经是十二级台风的级别，毫无回旋余地，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而习染汉文化的蒙古人却不同，情绪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然而最难学习的是官场学问。活人应世怎么能离开和官打交道呢?反思蒙古文化，有好些和主流潜规抵触的因素。譬如好说“狗和官信不得”，会使人恶官而躲官，更可能铤而走险耍官。人家称官为“父母官”，多有亲和力。虽然也有狗官的恶称，但那是彻底翻脸后的骂唳，是贿赂不成时候的发泄而已。蒙古牧民好较真，动不动扳理。为什么有理不能讲?他们困惑。现在能扳理吗?现在得变争理为乞求，首先要有好态度。
蒙古人老忘不掉那句:诺亥(狗)和诺颜(官)不可信，所以和官老是有隔膜，溜得不到位。对官不好屁股常烂，对狗不好衣襟老破。牧民们在潜规面前更显无奈，因为那是汉文化为基准的东西，外族文化很难跟进。

有些人说蒙古人翻不转，意思是不懂人家的意思，好话听成赖话了，不该生气却生气了。我想这大概是文化的隔膜问题使然。和而不同，不要鄙夷不懂的东西。

有一些蒙古人自己看不起自己，认为蒙古人什么也不行，不吃蒙古餐厅的饭，不用蒙古人的东西。他们说蒙古人不行，实际的意思是他自己除外，是行的。这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极端的自恋奇怪地互为表里。我看不惯少数民族自己贬低自己的;没有一点民族意识的。但是这类蒙古人在听到别人讥嘲蒙古人也会感到不舒服，进行反击。
有的蒙古人个人境况好的时候不提民族二字，一旦个人境况不好了，官场失意了才想起自己是蒙古人，说是受歧视了。这叫歧视状态下的民族认同。还有人老了才想起来要听蒙古老民歌，要回老家看看。但是多数蒙古人是认同自己民族的。

由此我直观地理解了下面这段话的意思: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证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于使人获得艺术化的生存--“更加诗意的栖居”。事实上，越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就越有存在的价值。一个民族只有不丧失自己的文化，才会在未来社会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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