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决定入侵明朝的？ 第1页

1、受 @温体仁 同志之邀来回答这个问题，“谢邀（泻药）”这么俗套的开场白就免了~
2、我在知乎上答题的一个最大的考虑、或者说冲动，是先仔细看下在我之前已经回答过该问题的相关答主和他们的答案。如果其中有答主已经说出了我想说的话，甚至还有高人大侠说了我说不出来的，那些更全面、更高远深刻的内容，那我在给这为高人点赞、认可的同时，自己也就放弃了回答的意愿——没有回答的必要了，应该立即转入学习和膜拜状态。
3、反过来说，如果我先仔细看下在我之前已经回答过该问题的相关答主和他们的答案，发现基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甚至完全不着调，几乎全部内容都在扯犊子，那我的强迫症就该犯了，一定会有强烈的回答问题的冲动，急切地想把真实、准确的答案告知于众，尽早结束错误答案对外界产生的误导作用。
很不幸、或者对我而言也许是很幸运的是——在这个问题里，我遇到的是第3种情况。
好了，现在请诸位忘记前面几位不着调答主提供那些扯犊子答案，细听我来言。

首先，我先用最概括的语言，开门见山的回答博主的提问：
努尔哈赤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伐明的举动，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当时，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同时，他对伐明能否取胜，缺少信心，是在忐忑不安中做出的一场豪赌，属于铤而走险。
这场赌博，是在建州女真不断扩张、同时明朝为了遏制他，极力压制他的势力膨胀，在这种“（女真）扩张”VS“（明朝）压制”较量下，双方对抗从暗到明，从最初的友好交涉到最后的彻底翻脸的过程。
在下文中，我将用比较长的篇幅，具体地讲述这个过程。年底了，事情特别多，我能抽空写答案就属不易，篇幅长肯定就有不少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各位就别吹毛求疵了。

一、经略辽东李成梁
关于在元末明初时期、女真与明朝、朝鲜之间的关系，最后明成祖最初放弃铁岭（不是现在的辽宁铁岭，而是位于朝鲜半岛北部）一带领土，换取与朝鲜的和平的宗藩认同体系，同时把建州女真西迁到图们江、鸭绿江以北、以西的这段历史，我以前在其他答案里写过，在此贴出链接，相关内容就不再复述了：
A、中国(明)和朝鲜(李朝)的东段边境的变化是怎样的？李朝又是如何和女真争夺咸镜道地区的？ - 秋原的回答 - 知乎
B、从血缘上讲金朝女真和满清时代的满族血缘是一致的吗？另他们是属于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 秋原的回答 - 知乎
在明朝前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对明朝相当恭顺，是明朝比较放心的守边藩部。建州女真首领孟哥帖木儿不仅积极配合明成祖对蒙古的数次北伐，还以自己的身份站出来现身说法，为明朝招抚更多的兀良哈（“兀者”，女真语“森林中的人”、“野人”，即比建州部更偏远、更落后的其他女真族）族。除此之外，明成祖还纳了建州女真贵族女子为妃，还收纳一个著名的女真族太监亦失哈（亦失虾），就和派郑和下西洋类似，成祖也派遣亦失哈对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入海口、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一带做地理探索。在明成祖去世后，亦失哈依然长期镇守辽东，是明朝的看边重臣。
这副“藩夷咸服，宣威宇外，四海归附”的美好局面，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体保持着。

然而，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出了一件很糟糕的坏事——土木堡之变，对随后的明朝的宗藩体系，产生了两个恶劣的长远影响：
1、我们都知道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成功地击退了蒙古瓦剌军，守住了大明的首都，并通过果断让景泰帝朱祁钰继位的方式，确保了政局的稳定，安抚人心。但是当时，还有一直蒙古军，对辽东也发起进攻。明朝此时只能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集中力量守住了北京，辽东顾不过来了。
导致辽东遭到蒙古军一场严重袭扰摧残，虽然位于辽河平原的核心地区重镇没有被攻破，但是当地的住民、包括向明朝称藩守边的诸多女真卫所，都受到摧残打击，虽然在这次事变结束后，明朝也做出若干恢复举措，但始终没有达到事变前的状态；
2、如果说物质还可以恢复和弥补，那么人心、或者说政治形象，是不能完全弥补的。辽东地区原先一贯表现恭顺的女真、蒙古（如三万卫）各部发现，原本以为明朝是不可战胜的，现在大明不仅遭到失败，连他家皇帝都被瓦剌人抓去了。
土木堡之变，导致大明朝在东北诸多胡人当中的政治形象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完美的和绝对富强的概念了。
海西女真中有一只叶赫部，这个部落在明朝前期没有，他的形成就和土木堡之变有关。叶赫首领的姓氏是“土默特”，这是一个蒙古姓，他是明朝中期，不断向辽北、吉林渗透的蒙古部与当地女真族结合，在松花江上游一带逐渐放弃了游牧生产方式，改为女真人的建城寨居住后，形成的蒙古、女真混血部落。

在随后的百余年里，一直到嘉靖年间，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不仅事倍功半，成效不大；同时，还出现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就在十六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发生了“左翼蒙古东迁事件”——在右翼俺达汗的不断侵蚀威胁下，左翼蒙古汗帐的察哈尔库登汗率部东迁到辽西地区；同时，北方喀尔喀部里五个鄂托克（扎鲁特、巴林、巴岳特、瓮吉喇和乌齐叶特）响应察哈尔南下，也都拥挤到辽西边墙外，兀良哈三万卫解体——这一系列事件产生连锁反应，改变了明朝末年辽东地区的民族结构和政治局势，导致辽东地区局势加剧紧张，对这个地区在明末的历史进程造成直接影响。
嘉靖末年，明朝发现，北虏（蒙古）和东北夷（海西、建州女真），在辽东地区挨的越来越近，不仅已经练成一片，出现了联手对抗朝廷的迹象。他们闹起事来，对朝廷产生的边患，将取得1+1>2的反面效果。

就在嘉靖皇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明朝在内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明朝中后期的“隆庆新政”、“隆万中兴”局面出现了。
在对付北方边患问题上，通过封贡，加封俺达汗为顺义王，基本解决了与蒙古土默特的长期冲突。在辽东，明朝也派遣了一位能人，李成梁。

对于李成梁，评价他要功过区分，有大功不掩其过，有大错不忘其功。

李成梁上任之后，恩威并施，以武力强硬打击不断进犯的察哈尔图门汗（即史料中的“土蛮”）、打击桀骜不驯的女真叶赫部、围剿建州女真王杲。同时，极力拉拢女真中恭顺者，给他们很多物质好处和政治头衔，还高调宣传，塑造成为朝廷守法看边的遍“模范典型”，比如海西哈达的王汗。

李成梁重点扶持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忠、王台的具体细节，看我这个答案里最后一段就可以了——

从血缘上讲金朝女真和满清时代的满族血缘是一致的吗？另他们是属于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 中国 - 知乎

我们还都知道，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是在他的祖父、父亲被围剿古勒寨的明军误杀后，得到李成梁的“补偿”，由此发家的。
但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成为李成梁物色到的新“模范”当中的之一。

就在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非常得意的“模范人物”、哈达的王台去世了。哈达部随即陷入内乱，一贯对朝廷不服的叶赫蠢蠢欲动，更还有更混乱的建州。因此，李成梁需要在女真人里再物色并扶植一个新的“模范”。
努尔哈赤不过是他看中的之一。

二、“新优秀模范”努尔哈赤
在李成梁考虑的人选中，还有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即努尔哈赤认定的仇家。“尼堪外兰（意思为“勾结汉人”）”不是他的本名，是后来清朝为了贬低他的历史形象，又重新给他起的名字。他的本名叫佟佳 布库（“摔跤”、“角斗手”）。

后世清朝的官修史书，肯定要对本朝起家经历大肆美化，渲染烘托努尔哈赤的高贵出身。但实际上，努尔哈赤的出身比较卑贱，这个“没落的女真贵族”实在没啥可吹的。
尽管史书说他的祖先是当初明初女真斡朵里部的首领猛哥帖木儿，但到了他这里，什么爵位都没有了。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还有同父异母的五个兄弟，女真语里数字6是“宁古塔”，所以这六人叫“宁古塔色俺达”；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又是觉昌安的第四子。
可见在这个家族中，努尔哈赤非嫡非长非幼，就算有些家产，也分不到他手里。
觉昌安和塔克世也都没有从明朝获得册封的散秩官职，在明朝相关史书中，直接称呼他们为“夷人”，没有凸显贵族身份的“酋”字。

以上，就是努尔哈赤在建州女真内部的的实际社会地位。
那么，对于李成梁而言——出身不高，就意味没啥背景，好控制；家里底子薄，没财产，就意味着他必须长期依靠别人；古勒寨事件发生时，努尔哈赤才24岁，资历浅，人生阅历少，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对于当时已经48岁的李成梁而言，眼下这个领着更小的弟弟（舒尔哈齐）、跪伏在他马前的24岁的小鞑子，简直就是作为“模范”的极佳人选。

在让努尔哈赤领走觉昌安、塔克世尸体的时候，李成梁大发慈悲，首先把在古勒宅里搜缴的、原属于叛贼阿台（王杲之子）的二十道敕书，统统转赠给努尔哈赤，又嘱咐从战利品里再挑20匹好马给他。不久之后，李成梁把围剿古勒寨的事上奏明庭并得到许可后，又以明廷的名义赐给努尔哈赤“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

这个叫”敕书“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明朝准许女真各部酋长前往辽东马市和北京进贡（同时做贸易）的官方认证。对于女真这个农业落后，却高度展开商业采掘生产模式的辽东民族而言，敕书就是他们与明朝做生意的通行证。
敕书有与持有者相互对应的身份级别之分，对于持不同级别敕书来进贡做贸易的胡人酋长，明朝辽东地方官和北京中央准备的招待级别也不一样——如果只是指挥使级别的敕书，通常只能在辽东马市贡贸；而努尔哈赤直接得到的是都督敕书，有资格去北京朝贡。
可见，这敕书可比真金白银还值钱。
在明朝中前期，明朝向海西女真诸部颁赐999道敕书，对建州女真颁赐500道敕书。经过百余年间的不断遗失、毁损、收缴和复颁，到了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准备反明起兵前，建州女真各部敕书尚存有330余道。
努尔哈赤一下子就得到50道敕书，发大财了。
李成梁一口气给努尔哈赤这么多好处，他可没偏心，另一位功臣，即作为向导带领明军进攻古勒寨的佟佳布库（尼堪外兰），也得到了一大笔好处。
李大帅老奸巨猾，他盘算的很好，这就是育种工作，栽下好几根苗，都给浇水，都施了肥，接下来就看你们互相竞争吧。

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李成梁想到一块去了，他叫佟登，是抚顺的一个商人，有说他是汉化的前女真人，也有说他是女真话说的以假乱真的汉人。古勒寨事件后三个月，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他从自己当铺里取出十三副过了押期的死当衣甲，赠给努尔哈赤，随后又把自己的女儿佟春秀（哈哈纳扎青）嫁给他，并以嫁妆的名义赠送了一大批财物。
佟登的后代，涌现出一大批清朝历史名人，以至于清朝中前期，对官场有“狼一窝，佟半朝”的说法（狼指钮钴禄氏，女真语“狼”）——一等公佟养正、二等子佟养真、宣大总督佟养量、两广总督佟养甲、广东巡抚佟养鉅、佟图赖、佟国纲、佟国维、佟国桢、隆科多、补熙、舒明阿……
“佟氏两世皇后，其声势之隆，阀阅之盛，一时无两”。
政治投资虽然风险大，可是一旦成功，回报率也高的吓人~~

三、从蜜月到危机
从1583年四月“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到1618年四月发布“七大恨”，前后35年。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蜜月、摩擦、激化三个阶段。

1、从1583年开始，到1593年九月的“古勒山大捷”，1595年得加“龙虎将军”衔的大致12年左右的时间，是双方的蜜月期。

努尔哈赤总结了哈达积极投靠朝廷的经验，也吸取了海西叶赫、建州王杲屡次作乱的教训，采取了前者的方式。同时，他意识到不必非得招惹明朝，凭借白山黑水的丰富物产资源和明朝南方大市场的旺盛需求，依靠马市贸易就足够维持生存了。

建州部的核心地域，是浑河上游的支流、素克素浒河的山林河谷地区，所以，努尔哈赤家族出身的这个部落，也被称为建州女真素克素浒部（又译为“苏克素浒”，“苏克苏浒”，涵义相同）。

此时的建州女真，处在混乱的分裂状态，原来接受明朝册封官职的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右卫）格局早已无存，已经演化成南五部和北三部（南五部为素克素浒、浑河、完颜、栋鄂、哲陈；北三部又称呼长白山三部，为鸭绿江、朱舍里、讷殷）。

在建州、海西两大部之外，还分布着诸如苏完瓜尔佳、图们江藩地六胡、锡伯等小部落（这个“锡伯”就是今天的锡伯族，他们本是明朝辽东女真的一支，在努尔哈赤刚起兵是，还曾经小强过一段时间，在随后就在叶赫与哈达的争夺中被波及而衰败了，最后被迫受控于蒙古科尔沁部；清朝入关后的康熙年间，在康熙皇帝亲自过问下，锡伯部才从科尔沁中析出，归属盛京将军，编丁入旗；到了乾隆年将，将盛京的一部分锡伯旗丁调配到新疆伊犁驻防）。

他先用报仇的名义，在不激怒李成梁的前提下，击败了另一位竞争者尼堪外兰，成为唯一“模范”，随后，在李成梁的默许下，努尔哈赤又兼并建州女真的南五部，结束了建州女真的内乱。因为努尔哈赤此时严格守边，约束部下不得犯边，所以他兼并建州女真南五部的行为，维护辽东社会秩序，自然获得李成梁的肯定。

因为在这几年表现的很积极，明朝对他特别赏识，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加封他为都督佥事，次年四月，努尔哈赤又准到北京面圣谢恩，这是他第一次前往北京。“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八年 四月 庚子
不仅把他写在第一个，重点提到他，而且在京期间，除了必要的贡品之外，准许他们在京城“开市三天”（依照明朝对边关马市的要求，胡人只能在边墙的“市圈”内贸易，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边墙内，由此导致人参、貂皮等贵重商品的利润，绝大部分被可以向内地转运贩卖的汉族商人赚走了；明朝允许努尔哈赤利用进贡的机会在京城限期开市，使他可以避开汉族中间商的盘剥）。

而此时，与驯服听话的努尔哈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西的叶赫，他不仅蚕食衰败的哈达，而且越发放肆的挑衅明朝。随后，发生了两件事——
A：李成梁下岗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御史张鹤鸣等言官为代表，奏劾李成梁“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李氏被罢免。
B、就在次年春，明朝的国内外局势严峻起来，国内发生了宁夏的“哱拜之叛”，国外发生了丰臣秀吉入侵朝鲜。
明朝在辽东地区的主要工作，是以此为后方基地，对付进犯朝鲜的日军，分不出精力安抚辽东的女真各部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真内部的兼并战争加剧，叶赫为首纠结的九部联军（包括科尔沁等蒙古部）与努尔哈赤的“古勒山之战”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发生。
笔者不再复述“古勒山之战”的具体细节，只说战后的影响力：明朝与努尔哈赤之间的亲切感，进一步增强。
因为“古勒山之战”是叶赫挑起的，而叶赫又一向桀骜不驯，因此叶赫的表现，被明朝理解成是打算趁机明军援朝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趁机跳出来惹事生非，制造边祸；反过来说，击败叶赫的努尔哈赤，则维护了明朝辽东边疆的局势稳定，再一次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因此，当努尔哈赤击败叶赫，斩杀叶赫匪首布斋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内外交口称赞，又因为努尔哈赤是李成梁一手培养出来的，这可是李大帅当年主持辽东军务的政绩啊。而此时“宁远伯（李得到的封号）”的名声并不好，甚至朝廷内部出现了借这次肯定努尔哈赤的机会，替李成梁说话的潮流。
1595年，因为古勒山之战等原因，明朝再次加封努尔哈赤“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达到了昔日哈达王台的政治地位。
以此为标志，他与明朝的蜜月关系，达到了最高潮。

2、摩擦。
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产生裂痕，也是在万历援朝和古勒山大捷期间。蜜月的“高潮”没有保持很久，在刚达到顶峰后就下滑了~
我们还都知道一个历史知识：就在丰臣秀吉的日军进攻朝鲜的万历二十年（1592），努尔哈赤表示要带领建州兵东征抗击日军，为明廷出力。
这个消息，最早不是从中国传出来的，而是从朝鲜传进来的，在我们如今已知的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资料中，时间最早的是朝鲜方面的《李朝宣祖实录》。
当时建州女真与朝鲜仅以鸭绿江、图们江相隔，两地边民平时经常走动。就在1592年的八月，努尔哈赤第二次入京进贡。回来之后，就有女真人把建州准备出兵东征的消息，透露给朝鲜方面。朝鲜方面吓坏了，赶紧给央求万历皇帝，千万别让努尔哈赤来。
朝鲜因为长期与女真为邻，他与女真的交流、冲突更频繁，对女真的理解，也比明朝人更为透彻、准确。

努尔哈赤扬言东征，名为抗击日军，实则盘算朝鲜边境的“六地藩胡”。“六地藩胡”也是女真人，“六地”是朝鲜北方边境眼线六处重要的边镇，这些零散的女真部落向朝鲜入贡，接受朝鲜颁赐的官爵，成为朝鲜自己的“小宗藩”体系的一部分。
努尔哈赤的意图，是收拢“六地藩胡”的女真族人口，以壮大自己的实力，顺便在朝鲜半岛北部占地盘。
朝鲜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
关于这段历史，笔者以前也写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不再这里重复了：建州女真兴起时，为什么选择向西攻打明朝，而不是向南攻打朝鲜？ - 秋原的回答 - 知乎

明朝的出面干预，就使努尔哈赤这次针对朝鲜的行动，没能得逞。
古勒山之战结束后，努尔哈赤进一步兼并了建州北三部，整个建州女真完全统一。随后几年，他开始征讨海西女真乌拉，并远征更北方图们江下中游北岸、乌苏里江一带的东海女真虎尔哈，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明朝最初对努尔哈赤没有太留心，但随着其征讨步伐的加快，征讨力度的加强，明朝内部一些人开始注意到，女真有出现一强独大的势头，因此有必要加以遏制，但朝鲜的战事拖延不决，想的到，做不到。
1601年，明朝再度启用李成梁出任总兵官，经略辽东。但此时已是年过古稀的李氏，只是一个官场老油条，已经没有早年的进取精神了。
在这次任期内，李成梁做了一件极有争议的事，1605年，他和辽东巡抚赵楫等人合计，向努尔哈赤让出宽甸六堡“八百里之地”。
以今天的分析，普遍认为，李成梁当时做出这一决定，有很大的“自保”考虑，即他这次就任后，已经发现努尔哈赤表现出来的骜态，但这个官场老油条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换取努尔哈赤不在他在任期间，做出不利举动（叛明）的交换条件。
李成梁第一次出任总兵官，虽然最后是被弹劾罢免的，但功大于过；他第二次出任总兵官，虽然在职期间表面上大的无过失，但却给后人留下炸弹。
1608年六月，李成梁再一次下岗，从此永久退休了。此时，建州已经彻底吞并了海西的哈达、辉发，在关键战斗中击败乌拉，眼下只剩下叶赫和元气大伤的乌拉了。不过，这次努尔哈赤很给他留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建州和明朝促成一次和解，双方各让一步，妥协了——
就在李成梁离职的当年六月二十日，建州女真和明朝辽东地方官方，在辽阳立约：“各守皇帝边境，敢有窃逾者，无论满洲、汉人，见之杀之；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大明国若负此盟，广宁巡抚、总兵、辽阳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必受其殃；若满洲负此盟，满洲必受其殃”——《清太祖实录 卷二》
随后，双方还在抚顺关外一带，埋设界碑。
从1595年加封“龙虎将军”为始，到1605年六月这次达成界约为终，是双方的摩擦阶段。

3、激化
从1605年开始，到1618年发布“七大恨”正式起兵反明，自然就是双方矛盾激化期。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虽然是“激化”期，但建州对海西女真的征伐兼并程度，总体而言，还比以前弱化了；在此期间，所谓“激化”，是建州与明朝在经济、政治方面的较量，双反打了很长的贸易战争。

还是在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官期间，建州已经在关键战役中击败乌拉，挫败了叶赫。在李成梁去职后，乌拉和叶赫已经没有独自与建州对抗的实力，不得不向明朝投诚求援。本着扶弱抑强的目的，明朝也不在乎叶赫昔日的桀骜，或明或暗支持叶赫。
万历三十七年五月（1609），建州、叶赫展开第一次决战。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主动出击，在战斗关键时刻，叶赫拉拢的来乌拉、内喀尔喀蒙古援军及时赶到，扭转了局势。努尔哈赤被迫退兵。
当年十月，就在努尔哈赤准备再度进攻叶赫时，明朝明确以武力进行干涉，要求双方休兵息战。“奴酋整顿兵马，发向叶赫，旋闻天朝合势于蒙古、叶赫，即缓行军。建州咸聚壮丁，骑兵守城，步军自其穴三十里……三路要害处设筑长城，以防天兵出入之路。”——《光海君日记 元年十月》。

这是明朝第一次明确以武力对建州做出威慑。努尔哈赤知趣的妥协了，他随后灭掉了位置偏远、明朝难以顾及的乌拉，但是对于近在眼前的叶赫，因为明朝的干预，他没再有所动作，直到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他才灭掉叶赫。
这件事，是建州和明朝矛盾明了的标志。在这件事之前，双方就算闹别扭，也都尽量不公布在表面上，尽量维持一团和气；而这件事发生后，双方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彻底公开化，连和此事无关的朝鲜都知道了。

随后，双方矛盾，转入贸易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参的定价权。
明朝的女真族，依然还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渔猎民族，自身的农业很不发达，本民族也没有悠久农业传统。他主要依靠通过采掘长白山地的山林物产资源，通过辽东马市贸易和鸭绿江的沿江边贸口岸，从明朝和朝鲜换取粮食、布、耕牛等物产。
在晚明，中医“温补学派”兴起，特别推崇人参的药用价值，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随着这种中医理念的扩散，很快就走火入魔了。晚明的中原社会，掀起了一场由药商刻意营造起来的“人参迷信”，把人参渲染成一种根治百病的万能神药，恶炒人参价格。
同时，“隆庆行政”促成的经济繁荣，又主张了社会上追求奢靡享乐的生活风气，达官贵人追求诸如貂皮、狐皮等高级皮裘
这些物产，恰恰是女真族生活的长白山和松花江、黑龙江北地特产。
明朝南方大市场对人参、貂皮永无止境的需求，促进了在原产地的采掘、捕猎生产，使女真族社会运行体系不再是原来传统的狩猎，而是针对南方市场的商业化采掘捕猎。
辽东马市上，人参和貂皮的价格自然一路走高，从万历中期开始，基本已经形成人参和白银等价的行情，“一两银子一两参”。而汉族药商按照这个价格，从女真人手里收购人参后，运到内地，在加倍卖给内地汉人。
辽东人参运到京师，价格至少上涨一半；运抵苏州和汉口，又是在京师售价的二到四倍。假设内地参商在辽东马市花16两银子从女真人手里买到整斤装的一匣人参（明清两代一两为37.2克，一斤合595克），运到北京可卖25两银，运到苏州就是50~100两银，商人再使出一些花言巧语囤积居奇的手段，最终从崇参富户手里赚的银钱，更不知会高到多么离谱的地步。
人参生意虽然养活了女真人，但其中绝大部分暴利，是被明朝官方和汉族参商赚走了。

当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并吞并了海西女真哈达、辉发，打击了叶赫、乌拉后，他接下来就要做一件事：夺回对人参、貂皮的定价权。
辽东地区可供女真贸易的马市，原本有开原、抚顺两地，分别针对海西和建州，在努尔哈赤和明关系最好的蜜月期内，又开辟了清河等其他几处马市。随着建州女真对北三部的兼并、以及在朝鲜半岛北部打击乌拉、经略东海女真取得成果，建州女真逐渐控制了人参的主要采掘地。
控制了货源，就有了话语权。
从1600年开始，建州女真逐步采取囤积人参货源，徐徐发卖的形式，逐渐开始操纵辽东市场的人参价格。这导致他与明朝的经济矛盾也激化了。双方很早就打起以争夺人参定价权为目标的贸易战。“东夷奴儿哈赤，擅参为利，该道欲于市易中默寓裁减之意，使商贩渐稀，参斤无售，彼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明神宗实录》531卷
还是在明朝以武力胁迫建州、叶赫罢兵休战的1609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即受命巡按辽东的御使熊廷弼罢市两年，以此作为对女真的经济制裁。
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七条里面，多一半是双方在诸如土地、贸易方面的争议冲突。

在此期间，明朝还采取过其他分化手段。舒尔哈齐的死就是如此。
这是李成梁采取的最后一点努力限制努尔哈赤的手段。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母胞弟。
1601年，李成梁再度出任辽东总兵后，采取分化建州的“另立二主”手段，即冷落努尔哈赤的同时，热情犒赏舒尔哈齐，并通过明廷册封，加封舒尔哈齐“建州右卫指挥使”，明摆这和努尔哈赤的建州左卫分庭抗礼。而且还和舒尔哈齐联姻——李成梁之子李如柏，迎娶舒尔哈齐之女。
在此期间，舒尔哈齐还频繁前往北京朝贡，得到明朝热情接待。明朝表示，既然“一山不容二虎”，干脆鼓动舒尔哈齐分家，带着自己的部属离开建州左卫，迁到远离努尔哈赤的黑扯木（今辽东铁岭市东南，原哈达属地）另建城寨居住。
最后的结果很简单，努尔哈赤以果断残酷的手法，囚禁舒尔哈齐，杀掉他的心腹和几个儿子。

四、
尽管双方矛盾激化，但再怎么“摩擦”，都还没有动手。
这就好比两个人闹别扭，如果还停留在吵嘴互讽的阶段，那还不算最严重的情况，哪怕双方已经用最淳朴的语言问候了对方的祖先和家庭女性，也不算彻底翻脸；但是千万别动手，一旦动手打起来，那就是彻底撕破脸了。
努尔哈赤和明朝，就是以“不动手”为底线，在蜜月期结束后，由小到大，摩擦了二十年，能保持这么久，已经很不简单了。

双方最后动了手，不是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而是1616年四月的“采木事件”。
笔者前面说过，在1605年李成梁去职当月，努尔哈赤和明朝辽东地方官僚，达成一个互不侵扰的“界约”，还埋设了界碑。
但是，这个界约对胡、汉边界的界定很含糊，不是那么清晰。大家只是依然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这就导致在辽东边墙外，存在很大说不清到底是归汉地，还是归胡地的所谓中间缓冲地带。
1616年四月，明朝清河守关游击为了修缮营房，需要采伐木材，手下的兵丁在低阶军官的带领下，越过边墙，到墙外林地砍伐木材。正好和巡山的建州女真扈尔汗遭遇，双方发生冲突，明军被杀50余人。
双反随后想到的，都是尽量大事化小，和平解决。但谈判没结果。
明朝要求努尔哈赤交出杀人者扈尔汗。但扈尔汗是建州女真起家的“五大臣”，努尔哈赤管他叫“古出”，相当于汉语的“结义兄弟”，类似刘备和关于张飞的关系，肯定不会交人的。最后明朝在1617奶奶二月扣留了建州的十一个谈判代表，要求建州交出数量相同的人命，才能放人。
努尔哈赤不得已，找出以前从叶赫部俘虏的十一个阿哈，在边墙外，当着城头上明军的眼皮底下，逐一斩杀。
“采木事件”发生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就在1616~17年，长白山又遭遇山洪水灾，建州部饥荒四起。
建州部的核心地域，是浑河上游的支流、素克素浒河的山林河谷地区，所以，努尔哈赤家族出身的这个部落，也被称为建州女真素克素浒部。在努尔哈赤刚起家的时候，他的人口不多，此时，他在河滩平整高地上修起佛阿拉城，部众人口聚居在此，是人少地多的状态。
随着对外征伐、兼并的加剧，收拢来的人口越来越多，特别是很多还是叶赫、乌拉的敌对方人口，为了加强控制，努尔哈赤把这些俘虏人口大批强迁到素克素浒河谷，导致人口在短期内暴增，超过了当地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当1616年发生自然灾害后，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就以饥荒的形式爆发了。
因此，1618年努尔哈赤反明，就是他和明朝长期摩擦冲突激化，以及内部发生社会危机这两个因素促成的。

努尔哈赤反明，是一种铤而走险的举动，是他要扩张，而明朝强力压制他的扩张，最后，不得不走出的一步险招。

1月12日的补充
首先，抽空修改了前文中的一些错别字。
在今天的补充内容里，我讲述三个方面：李成梁、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形态，以及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的一些细节。

一、“辽人守辽土”与李成梁
对晚明这段时期有浓厚兴趣的历史爱好者，时常会就万历~崇祯年将，随着建州女真后金政权崛起，从而引发的明清战争问题，展开各种争论。
差不多从十多年前开始，我还在SC音速论坛是，就看到过相关的帖子了。之后这些年，诸如对架空小说《窃明》的争论、对袁崇焕、毛文龙是忠还是奸的争论（即网络上长期存在的“袁黑”与“袁粉”之争）等等现象，基本都属于这一历史话题的范畴之内。

热衷于争论袁崇焕问题的诸位，一定对“辽人守辽土”这个政策主张很熟悉。
笔者在这个答案里，不评价袁崇焕，也不评价毛文龙，而是评价李成梁。
因为，通观整个明朝历史对辽东的策略，只有明初的亦失哈和明中后期的李成梁，真正实现了“辽人守辽土”。
亦失哈，本身就是辽东女真族；李成梁，则是数世居住辽东的当地汉人（对李氏先祖出身的考据说法很多，有朝鲜陇西李氏出身说、有蒙古出身说，有女真出身说，但这些说法都不影响李成梁本人已经完全认同自己的辽东汉人、以及明朝守边重臣的事实身份）。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关系，笔者在前文中已有具体介绍，疑问是出在李氏与努尔哈赤后期的关系变化上，即1601年，李氏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之后，在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
对于努尔哈赤的起家，原来曾有一种说法：即1592~1598年的万历援朝战争，消耗了明朝太多的国力和精力，使明朝无力经营东北局势，导致努尔哈赤趁机加速扩大。
这个说法没有错，但他只是一个次要成因，下载被抬的太高了，被解释成主要原因。

未完~~~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