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明之際漢人文士的華夷之辨觀念極為淡薄？ 第1页

古代所谓的忠君爱国，讲究的更多是忠君，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至于华夷之辨什么的，有，但绝对不是主流。你看文天祥，被后世渲染为“爱国诗人”，不也默许自己弟弟和继子在元朝当官嘛，没喊什么，你他妈居然去当元朝的狗，我日你大爷。他自己食宋朝的禄，他儿子和弟弟又没深受皇恩，没必要陪他一起赴死。

贴一篇我以前为公众号写的文 :PS：(为了挑起话题性有些吹元，但是里面列举的史料都是有据可考的,大家不要骂我元吹什么的，羞羞脸（*/∇＼*）鞠躬)

在一般大众眼里，元朝是个充满杀伐与暴力的朝代，四等人制度、十户一把菜刀等一干流言也一直在被坊间流传着。通过这些流言，我们脑内似乎已经能够编织出一个蒙古贵族整日花天酒地，而低等汉人则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的景象了。但是，如果肯潜心研究元明时期一干文人笔记，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和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元、明时期的众多文人，甚至一些名儒，如宋濂，方孝孺等，他们对元朝却是青睐有加，笔下不乏溢美之词。那么，这些文人究竟是斯德哥尔摩症爆发？还是真心感怀元朝带给他们的安逸日子呢。我们不妨透过古代文献仔细了解下，元朝对江南的统治究竟是如何的。

（图：教科书所列举的四等人制度 分别为 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明初文人对元朝的褒赞

民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钱穆先生曾有一篇著作，名曰《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面详尽罗列了元末明初各类文人的诗集。钱穆读罢诸诗文，对此的感悟是，明初的士大夫“出身虽微，要之言必陈本朝，而其本朝则胡元也。彼辈之重视昭代，乃与在朝仕宦者无二致，则何其于亡元之崇重，而于兴明之轻蔑。”也就是说，相较于重开汉人日月天的大明，这些士人仿佛对蛮夷统治的胡元更青睐有加，从下面列举的一些明初士大夫的诗文，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亡元的态度了。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草木子》卷三上）。”

在元末明初的大学者叶子奇看来，元朝是个轻徭薄赋，海晏河清的朝代，宛若乌托邦一般的国度。

“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唐虞之世庆元贞……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临波仙》）。”

似贾仲明这般的剧作家，在元曲中也极力讴歌元朝带来的承平年岁。

“故蜀国文靖虞公，以硕学熊文，际遇文皇帝（元文宗），师表海内。……生乎阀阅之门，奋乎熙洽之辰（《苏平仲文集》卷二）。”

“元有国，自至元承平之后，人尚弥文而器能多不足于用（《胡仲子文集》）。”

“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西野春游词序》）。”

如此种种，不免让人生疑，这帮印象里四等人中地位最低下的 “南人”，为何如此钟情这个朝代，这个印象中充满杀伐暴力的国度，为何在文人笔下，却是一派承平盛世呢？

这就要从元朝对江南的统治开始说起了。

（图：元末明初大学者叶子奇著作《草木子》）

元代对江南的统治

江南地区自古就是国家经济命脉，自唐中叶后，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历朝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唐代诗人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从元世祖制定征服江南的计划开始，就十分注重对江南的管理。元世祖就要求部下不要妄下屠刀。“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元史》卷157），并要求部队效仿宋朝以宽容著称的将领曹彬那样征服江南，“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 (《南村辍耕录·卷一·平江南》)。

而在江南的途中，元世祖也同样注重百姓的感受。为了征伐更为稳妥，他一改往日游牧式的劫掠完便弃城的方针，要求驻军保护百姓，使得他们安心务农（《元史》卷8）。这样，忽必烈的征服江南之战，既保留了大量有生劳动力，没有破坏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博得了广大江南士人们的心。

（图：元世祖忽必烈）

有元一朝入主中原后，不仅对江南一带不加干涉，反而还给与保护，实行宽民政策。除了应缴纳的赋税之外，“他征无发”，并没有额外的苛捐杂税（《谷山笔麈》），导致江南一带当时富家大族林立。这正常的赋税，相较之前朝减少了许多。

在宋时，吴浙一带经常苦于公田的赋税，由于统治阶级腐败的管理，宋时期，苏州一带历年要缴纳赋税粟高达两百万石。加上其火耗等苛捐杂税，被欺压的佃户尽管每月辛勤，生活仍相当窘迫。而元时期，不仅把公田归还于民，而缴纳的赋税也仅仅是宋朝的一半（《北游录·上司农陈素庵书》）。

其赋税不仅轻于前朝，元政府还曾多次减免赋税，对江南地区的士人实行笼络。如至元二十年五月，一次性就减免了江南赋税的三分之二（《元史》卷12）。如此轻徭薄赋，无论是小民还是富户，都如释重负，这样的统治怎能不受到江南士人的爱戴呢？以致到了两百年后的明末时期，江南文人都在书中感怀“前元取民最轻”（《万历野获编》卷二 岁入）。

自由的创作环境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理想主义的文人们都有过这样的憧憬——能够闲散自由地饮酒赋诗，不为世俗纷扰而迷失自我。这不仅需要具备文人的主观条件，还要拥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元朝恰恰是这类文人的理想乡。在科举衰败后，文人们在被朝廷边缘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无人管束的自由阶层。他们遵循宋代以来的传统，主要从事讲学与作诗两大行当，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就更是如此。有元一代，书院林立，诗社迭起，与此种既轻视文人又放纵文人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后来王世贞曾追忆说：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艺苑卮言》）。”

文祸（文字狱）一事，向来自古有之，而在元朝，文祸却近乎绝迹。

松江人俞俊写下“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等字眼，被人告上官府，这类禁忌字眼，只得到官府一句“亦当禁止”的回复便作罢。

梁栋为南宋故官，因于屋壁题诗感怀南宋而被仇人告上官府，罪名是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

而面对妄图以言杀人的策划者，元廷官府回驳道：“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宋遗民录》卷12）。”

大哉乾元，大在其心胸之宽广，包容之大度。元人的诗文，随处可见“胡虏”等词，元代的色目人，可以讴歌汉人的岳飞，为其题诗，元朝的汉人亦可为外族修史，称颂异族的伟业。如辽、金、宋三本正史，就是由宋金辽各族史家合作修撰而成。这既可以集中各族的智慧,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既能保证三史的顺利修撰,又可克服民族偏见,客观撰写各族历史。这三部正史，正是元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平等对待各族的健康心态的体现。

（图：富春山居图）

士人们的个性化

轻薄的徭役和儒家传统理念的淡化，使得士人们更执着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发展。即使是后期科举的恢复，士人们也不乐于追求功名，他们不拘礼法，向往自由，比起功名，他们更喜欢隐居于城郊，或去各地流浪漂泊，如词曲家张炎，不甘居于土地上，在中国大陆上漂泊了有30多年；亦可驾一船历览名山胜水，拜访名士，纵情高歌；再有些通过衣着，诗词来张扬个性，如被时人称为狂生的王冕，整日带着高檐帽，穿着绿蓑衣，穿着木屐骑着黄牛游走于街上；关汉卿在自述散曲《不伏老》中自诩道：“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首领，盖浪子班头”。正是由于元代士人受名教观念的束缚不强，才能在那些作家身上展现出鲜明独特的个性，也是中国自我意识苏醒中的闪光点，标志着人性的认知程度深化。

（“狂生”王冕）

自由的婚姻制度

千年的华夷之辨导致历代对于异族婚姻有相当严苛的管制，如唐朝，和异族人结婚要被流放两千里（《唐律》卷八卫禁律），明朝时期的色目人不得自相嫁娶，否则男女两家都得被抄家并为奴为婢（《明要会》卷52）。相较之下，元朝时期的婚姻制度没有什么夷夏大防，是一个对婚姻相对包容的朝代。从史料记载来看，女真，契丹，回回，钦察，哈剌鲁，汉等之间都互有通婚，元朝时期，蒙人娶汉女，或者汉人娶蒙女的例子也是家常变饭。如之前提到因妄语被人告上官府的松江人俞俊，其妻子是蒙古女也先氏， 如真定人王庆瑞，诸夫人中有蒙古人也速真氏，东平人李如忠，真定灵寿人郑铨，洛阳人畅师傅，钱塘人叶肃可，这些元朝时期出土的墓碑上都刻有着他们的蒙古妻子的姓氏(《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第34页》)，如此种种，都说明元朝时期婚配制度并无种族，等级观念之分。

自朱元璋夺天下后，汉人被强制要求不准再习胡俗（《明太祖实录》卷30），回回被套上了猪皮鞋（《教坊司题名碑记》），士人们在经历了故元如此宽松的环境后又身处在这种以统治者主观意愿推行的野蛮统治下，他们又怎能不感怀那政治体制宽松的前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