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辅真的只是宰相换了一个称呼么？ 第1页

看到这种问题我只想反问以下几个问题？

1、你知道明朝有多长吗？

2、你知道明朝有几朝几帝吗？知道各个皇帝的行事作风及他们对内阁、对不同内阁首辅的态度吗？

3、你知道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演变历史吗？

4、你知道明朝内阁在不同时期的实际运行机制吗？

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基本也就不会疑惑“首辅”和“宰相”是否就是换了个称呼了。

我们现在看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国家各项政策和制度，都会发现与现在有很大差别，比如以前天天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恨不得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呢，现在不成天叫嚷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各社区街道办都催婚、催生去了。

明代的中国社会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发展变化得快，但也有两三百年啊，你上来光秃秃直愣愣地问“明朝首辅XXXXX”，敢问是问的哪朝哪帝的哪位首辅啊？

杨士奇还是李贤？万安还是商辂？张璁、李时、夏言还是严嵩？张居正？温体仁？

即使是同一位皇帝，由于他对出任内阁首辅的人的亲疏、信任不同，首辅的权责大小也很不一样。

甚至只要皇帝信任，首辅的名头也并不那么重要了。

比如刚入内阁的夏言，深受嘉靖帝的信任，得以总揽朝政大权，而当时的内阁首辅实际上是李时，很多时候都不敢与夏言相争，后来李时一死，夏言就被扶正为首辅了。

又比如成化初期的内阁首辅李贤和成化中后期的首辅万安，那地位和权力能一样吗？成化帝敬重信任李贤，李贤这个内阁首辅就权重；成化帝视万安等人为纸糊的，这时候的内阁还不如西厂厂公和六部。

其实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明中后期的首辅和明初的中书省丞相以及以往历朝历代的宰相的不同之处了，以前的丞相、宰相的权力来源是有制度保障的，而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权力来源更多地是依靠皇帝的宠信。

所以，时代和社会背景不一样，皇帝不一样，出任内阁首辅的具体人员不一样，那么内阁首辅的实际权力也就大不一样。

一、明朝内阁的发展演变及内阁首辅制度的确立

1、洪武时期的内阁：职卑位微的“幕僚班子”

有的时候，内阁真就是个幕僚班子，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

比如明初洪武时期，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不得设置任何官属僚佐，本人也不过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衙门的事务，不得参署诏敕，更不得以内阁或个人的名义发布任何指示，各部门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当时的内阁完全就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也根本不存在“内阁首辅”这一说。

2、永乐——正统时期的内阁：地位不断提高，隐约有宰相之形

永乐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等七人入阁，朱棣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战争、立储、用人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商讨国家的核心机密。所以虽然永乐一朝二十二年间，内阁大学士的品秩虽然一直仍然是正五品，但实际上他们的权责已非二品的六部尚书能比，甚至对于六部的政务，也可以在御前参加高层次的商讨审议，由皇帝裁定后，谕令六部遵行。

至于“内阁首辅”之名，这时虽未显现，但实际上内阁已经有主导者，或者领衔者。前期是解缙，解缙被贬斥后是胡广，比如太宗若有命令，即谓“解缙等”、“胡广等”。

洪熙、宣德以及英宗早期，三杨以前朝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轻皇帝缺乏治理经验，不得不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得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处理，内阁大学士的发言地位和裁决政务的权力自然就不断得到提高，与之相应地，其品阶也不断提高，累加至三孤。

所以内阁大学士隐约有宰相的样子，大约就是从三杨开始。私下倒是勉强可以视其为“相”。

至于“内阁首辅”，宣德、正统时，内阁以杨士奇领衔，比如罗汝敬给杨士奇的信件中，就称其为“四朝旧臣，二圣元辅”。

但实际上当时二杨地位相近，首次并无明显区分，我看有些地方直接称杨士奇为二十多年的内阁首辅，其实很不准确，当时恐怕并没有“内阁首辅”这种称谓，明中晚期嘉靖以后内阁首辅的三大专属权力：专决、专票拟、专应对，也基本都还没有。

3、景泰、天顺、成化、正德时期的内阁：地位继续提高并渐渐制度化、惯例化，内阁首辅地位凸显

景泰时，陈循有“权臣”之称，当时的官员叶盛曾攻击其“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明确谕陈循“朕任卿掌内阁事”。但此时的王文、高谷仍能与之相抗衡。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曾掌文渊阁事三个月，同在内阁的许彬、薛瑄、李贤等人无法与之相匹。徐有贞下狱后，李贤再次入阁，掌文渊阁事，后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独尊，且居文班之首，故被群臣视为“内阁首辅”。

显然，为首辅的先决条件就是皇帝信任和倚重，李贤就是典型，“凡左右荐人，必召贤问其如何，贤以为可者即用之，不应者不行”，“上躬理政务，凡天下章奏，一一亲决，有难决者，必召贤商议可否。”明中期名臣王鏊认为“国朝自三杨后，相业无如贤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

天顺元年，甚至要在内阁正室设置首辅正座，阁臣彭时曾与李贤发生争议，后虽因正室设置御座而未设置首辅正座，但内阁的首次之分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天顺时期的李贤，大约是最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再加上英宗、宪宗都对他信任有加，大大助长其权力，李贤俨然有了宰相之权。

与首辅地位的确立相联系，是票拟由首辅主持、重大问题的票拟由首辅专掌。

景泰年间，陈循已经有了主票拟的迹象，但尚未公开化，至天顺年间，凡重大诏令、批答，皆由李贤票拟，或由李贤嘱陈文、彭时等人票拟。当时的具体流程是李贤、陈文、陈循共同议事而由李贤主拟。

成化时、李贤、陈文、彭时、商辂、万安等相继为首辅，基本遵循此流程。

弘治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在内阁，刘健为首辅，谢迁曾数次向刘健建议用吴宽入阁，但刘健坚持不拟旨，吴宽终究不得入阁。可见内阁首辅的地位和权力。

但此时的首辅主票拟还只是停留在诸辅共议，首辅执笔或由首辅委他辅执笔，而未发展到首辅的意见决定阁票的程度，原因是首辅的专决地位尚未确立。比如朱厚照出巡，就明敕杨廷和等人要共同商议后票拟：

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七月初九日），敕谕大学士杨廷和等：朕今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以安兆民，尚念根本重大，居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照依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本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拟旨封进，奏请施行。其奏有军机紧急重大事情，该用官军、钱粮、器械、关防、符验等项，尤要详加审处，拟旨封进，听司礼监一向奏闻定夺，一面发下各该衙门依拟议处，毋致迟滞误事。尔等受兹重托，尤须尽心竭力，维持公道，不许循私执拗，致妨政体，贻患军民。如违，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总的来说，从永乐到正统初期的六十年，内阁制度稳定运转，地位和权责不断提升，至景泰、天顺，内阁首辅的地位和权责凸显。

4、嘉靖及其以后的内阁：至嘉靖而始有相与首

明代内阁首辅制度真正得到确立实际上是在嘉靖朝张璁任首辅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嘉靖帝与张璁的特殊关系，他在大礼议中出力最大，而受到嘉靖帝格外信任和重用。

嘉靖帝曾谕张璁曰：“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并许其“入奏无拘时。”凭借着嘉靖帝的信任和他自己的才干，又居于首辅地位，张璁自然再内阁中处于专决地位，并真正主票拟，其他内阁大臣只能参与议论而已，甚至“唯唯不敢可否。”

在张璁的首辅任期内，基本上确立了明代首辅在内阁的三大特权：专决、专票拟、专应对。首辅执权以专决为基础，以专票拟为表现方式，以专应对维护其专决和专票拟的特权。

其后夏言、严嵩继之，巩固并加强了首辅的地位。夏言为首辅，凡事专决，但有议论，次辅严嵩等“噤不敢一语”，票拟后仅让他辅看一二而已；严嵩为首辅，许瓒、张璧入阁，各种事务一决于严嵩，许瓒、张璧皆不预。万历帝即位之初，次辅张居正偶有揭帖直接投入，首辅高拱怒曰：“我当国，凡事当自我同众而处，独奈何于斯际有私言乎！”

嘉靖以后的首辅，一般来说都具备以下特点：衔号为“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拥有专、专票拟、专应对的特殊地位；居文官之首。

而内阁阁臣之间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夺票拟权。在当时，一旦某阁臣受命与首辅共行票拟，就意味着他将取代首辅的地位；而首辅也必须争取司礼监的配合、博取皇帝的信任，以维护票拟权。

内阁“首辅”这种称谓正式出现在嘉靖年间，查实录也可以知道，嘉靖以前基本是没有这种专称的。

而到了嘉靖朝，胡世宁曾上疏：“不知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

嘉靖帝则对首辅的特殊地位公开予以承认和认可，谕杨廷和：“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在给费宏的手术中题其衔为：“内阁掌机务辅导首臣。”在敕谕夏言时：“朕之简任倚信，在卿独重，况职居首辅......”

而当时的官员也开始渐渐认可，“嘉靖八年九月辛亥，刑部尚书许讚等会官议大学士杨一清官居內阁，秩首辅臣.....”

首辅的特殊地位在天启、崇祯朝曾短暂受到过冲击，但不过“稍分首辅之权”而已。

二、内阁权力的运行机制

从上面的论述，似乎除了内阁首辅要特别获取皇帝的信任、权力来源没有制度保障这一点以外，基本认可了“明朝首辅（至少是嘉靖以后）真的只是宰相换了一个称呼”。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当你搞清楚内阁权力的运行机制，你就会发现古之宰相与明之内阁辅臣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明末清初官员孙承泽（在明朝官至刑科给事中，后降大顺，后降满清，入贰臣传，不过他才学不错，著述颇多，尤其是《春明梦余录》写得很好）在《天府广记》卷10《内阁》中曾说过：“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

自宣德开始，至正统初形成定制，内阁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在文渊阁通过票拟批答的方式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

票拟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皇帝诏令的起草，或称为“视草”，即上之达下者；一是诸司奏启的批答，即下之达上者。相对来说，后者更受重视。

内阁的票拟，包括视草和批答，必须在两个前提下才有意义，一是由内阁专掌；二是不在御前受命进行，而是在文渊阁由内阁独立进行。

内阁票拟的流程大致是这样：

上之达下（视草）：一般由皇帝亲笔，或司礼监太监代笔，写一道简单的“意旨”，由司礼监或者文书房的宦官送到文渊阁内阁所在地，或者就是皇帝身边的宦官直接口传旨意，由内阁按照规定的格式写成正式的文字，盖上文渊阁印，然后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等朱笔照抄，下发六科，六科有封驳之权，若无问题，则签署下发各衙门执行。基本过程可以总结为“红本到阁，内阁票拟”。很多例行诏令则不必皇帝“意旨”，内阁直接自行拟旨。

下之达上（批答）：由司礼监或文书房将通政司每日封进的诸司奏疏分批送到内阁，内阁裁其可否，拟好处理意见，然后由皇帝审阅批红，如皇帝不同意会让内阁再行票拟，直至满意，但披红很多时候是由司礼监代笔，有些皇帝往往只亲批数本做个样子。披红之后再下六科签发，由各衙门执行。

这里就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皇帝经常不经内阁票拟，而直接下发给各衙门执行的圣旨，被称为“中旨”、“手敕”、“内批”，比如任免官员，或是于民间征纳各种财物器玩，这种中旨有些时候还特别多，比如成化末期，经过“中旨”任命的各种“传奉官”达到数千之多；隆庆时，贪财好色的隆庆帝不经内阁指派内使向全国各地强征、索取大量黄金、白银、珠宝等等财物。这些都给国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是内阁一般只能处理、票拟司礼监或文书房送来的奏疏，而一旦皇帝将奏疏留中，内阁就无法自行处置了，尤其是明晚期的几位皇帝，就经常将奏疏留中，比如万历皇帝，万历朝中后期，他将大量奏疏留中，内阁大臣及文武百官对此毫无办法，缺官无法得到补充，地方事务无法得到处理，朝廷没有命令下达，全国各地很多官员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明朝首辅能怎么样？除了干着急还能做什么？激烈的伏阙请命，可皇帝根本不见官员；消极的得过且过，任由国家败坏。这和历朝历代的宰相能相提并论么？

这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朝的内阁及内阁首辅只能处理皇帝让其处置的事务，皇帝不下发奏疏，即使内阁早就知道该奏疏的内容，甚至处置意见和具体措施也早就有了，但流程卡在这里就是进行不下去。

隆庆六年六月十三日，年幼的万历帝刚登基，内阁首辅高拱在其《新政所急五事疏》中就曾说过留中的危害：“官民本辞，当行当止，未有留中不发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不知果经御览与否。又或事系紧急密切者，及至再陈，岂不有误？望今后一切本辞，尽行发下。有未下者，容具原本以请。其通政司所封进有未下者，科官奏讨明白。如此，庶事无壅隔，亦可远内臣之嫌，释外廷之惑。”高拱所求的就是对朝廷及各地官员的奏疏必须要下发内阁处理。

三、总结

总的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本身，其职、权、责、利这四者的嬗变，是因时因事因人（包括皇帝与内阁首辅）而发展的，其中的差异幅度很大，无法笼统概括。

具体到内阁首辅，有权重者如张居正，堪称权势熏天，六部、都察院、六科十三道无不对其唯命是从，其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不是前朝汉唐等朝的宰相可比，然而他的地位和权力并非完全来源于“内阁首辅”这个官职，张居正实际上是在李太后的默许下、在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协助下，代为掌握了部分皇权，与其说他是个宰相，倒不如说他有几分像“摄政”。

权轻者如成化晚期的万安，看似掌握内阁，实际上受到朝野鄙薄，皆视之为纸糊阁老，在皇帝和太监面前唯唯诺诺；又如嘉靖末年的徐阶，他本人隐忍低调，擅于玩弄权术，在面对性情暴戾、喜怒无常、视权如命而又多疑畏死的晚年嘉靖帝，事事皆请圣裁，无一事敢于自专。

本质上明朝的内阁制度一直没有取得法定的独立地位，表面上内阁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大学士的官阶甚至逐渐晋升至一品，六部尚书有时候还得请示内阁大学士，似乎成了内阁属吏，官员们也视内阁首辅为百官之首，似乎又恢复了明初中书省统率各部、院、寺、监的体制，内阁大学士已经俨然如同汉唐的宰相，只是不居丞相之名，甚至在一些士大夫的笔记著述中或者私下称谓时，也经常把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相国。而实际上，明朝的内阁自始至终都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属物存在和运行，皇帝不配合，内阁在处理政务时只可能是寸步难行。内阁与皇权虽然存在诸多矛盾，有时候还非常尖锐，有时好像也隐约在带领着百官向皇权发起抗议，但总体上始终无法摆脱皇权的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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