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奇葩大会》上马东评价蔡康永：「有颗恶毒的心」？ 第1页

不可思议，这条被限流了，完完全全，突然间一点流量都没有了。

在吴宇森导演的《太平轮》上映以前，并没有很多人知道蔡康永与太平轮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太平轮沉船事件都不是很清楚。大家对他更多的了解是，一个跟小s一起主持《康熙来了》的读书人。

在“说话之道”畅销以前，读过他书的人好像没有很多。他转战内地参与《奇葩说》以前，也并没有那么那么地声名大噪。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所谓的他拉主key的《康熙来了》和“金马奖”主持，而恰恰这两个又是他争议最大的，争议围绕在他为人的刻薄与小家子气上。

不论是大家感受到的，还是他自认为的冷漠疏离，这些“气质”究竟从何而来？我想，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给大家再重新捋一捋他和“他家的”太平轮。

蔡康永曾在1999年7月刊的《书城》上发表过一个小豆腐块文章，叫做《我家的“铁达尼号”》（点最下方阅读原文）。这是我早年对于他“少爷”和“最后的贵族”的家世认知来源，我甚至曾经一度误以为，他与他家，才是这场悲剧的主体。

蔡康永出生于1962年，这时已经是太平轮沉船事件的13年之后了，似乎真的像他所说的，他从未享受过家庭风光时的荣耀。硬要说，他与太平轮的交集，恐怕只有2006年9月5日这一期的《康熙来了》里，与太平轮遗属，著名的鉴证专家李昌钰博士的相见。但两人只字未提，我相信，大部分人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当时他的商人父亲李浩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船票，带着一批鱼苗，准备与早在43年就先行去台湾定居的一家人团聚。当时，李昌钰刚刚11岁。这场海难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不是父亲早亡，母亲就不需要独自抚养13个儿女，他也可能不会选择读免费的警官学校，最后走上鉴证的道路。

李浩民与妻子王淑贞

另一位失去了父亲的，是后来成为亚洲女首富的龚如心女士，她的父亲龚云龙当时打算先到台湾，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全家相聚。这时的龚如心，将满12岁。

亚洲女首富龚如心女士（无父亲照片）

这场悲剧，还导致了很多家庭直接灭门或几近灭门。如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北京最大的玉器厂“永宝斋”的老板常子春的妻子与七个儿女，弟弟以及三个徒弟，共11人，无一幸免。他的等待，永远上不了岸。

还有跟李浩民一样从黑市买了船票的吴伯超，时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打算去台湾考察学院迁校事宜。政治性综合刊物《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艺，蒋介石总统府机要主任毛庆祥的儿子和蒋经国的幕僚亲信俞季虞等等……

但比起这些在绝望中冻溺的人们，我更想着重说一说，太平轮事件的“前”与“后”，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悲剧是如何造成以及悲剧之后是怎样发展的。

太平轮原属蔡天铎（蔡康永父亲）的太平船坞公司。蔡天铎因为与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关系紧密，所以有机会买下太平轮。太平轮是一战时期美国制的平底船，专走内陆河的大湖型船，船龄高，且原本属于货船，蔡天铎买下后改装成客船并改名“太平轮”，其实并不符合客船的安全标准。

太平轮平面图

1943年由周庆云与宁波富商周曹裔共同成立、蔡天铎、马斯才、龚圣治先后入股的中联轮船公司，当时其实已经拥有两艘船往返于上海与基隆，其中一艘是1907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货船“安联轮”。但当时负责全国海上运输调配的轮船招商局将80%的业务都投入到了国民党军队战争物资的运输中，导致民间航运需求的严重不足。所以才在1948年7月14日，中联以每年7000美金的价格租用了原本主体只是一艘铁壳的货改客船—太平轮。蔡天铎作为中联的股东，主要负责的业务就是运输业务往来工作。

1948年11月，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南迁的决定已不是秘密。许多机构跟着撤退，中联公司也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第一，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由周曹裔负责选址；第二，马斯才去台湾考察，蔡天铎安排船只事务，日后把中联公司开到台湾去；第三，周庆云和龚圣治在上海变卖资产，负责收尾。处理完这些事务后，先去香港述职，再一起去台湾。

1949年年初，香港和台湾的房子都已买好，八艘轮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准备大发展。

这边一切计划都已经计划周详，另外一边，蔡天铎负责的船务运输工作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中。

太平轮投入使用（被租用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往返上海与基隆。因为蔡天铎与政商的深厚关系，启航后的第二笔生意，就在招商局的安排下担负起台湾银行台币的运钞工作（1948年7月24日，第五十七批新台币，共六十箱）。

从1948年7月14日，中联租用太平轮到1949年1月27日出事前，太平轮共计往返上海—基隆18次，其中7次参与台币运台任务。

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最后一次起航。

但此前，太平轮因铁板已坏须更换，已在英联船厂登记修理，但却并未修理完竣便投入使用。起航当天，曾两度延迟开船时间。虽然之后很多人都认为太平轮沉船是因为1000吨的黄金造成的超载，但实际上，延迟是因为临时要装载600吨的钢条。这600吨钢条最后找不到寄收双方的任何信息，被认为是走私。也就是这最后时刻装载的600吨钢条，造成了太平轮的超载。

而传说中的1000吨黄金却无据可循，且当时哪怕整个上海的黄金储备量也没有这么多。唯一跟黄金有关的记录，是台湾电力公司人员从上海打回台湾的关于太平轮船难的电报：“闻该轮内装中央银行金条200箱”（顶多10吨，与千吨不符）。但确实载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及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数据共1317箱，另有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180箱。总价值超过国库黄金1.5倍的外国债券、政府公债和银行股票等，这可能成为了外界谣传千吨黄金的来源。

正是因为这些，之后的沉船导致台湾接下来十年时间，中央银行的账目都混乱不堪，无法复业。

超过国库1.5倍的国债、债券等证据

1949年1月27日（并不是网上误传的小年夜，而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极为特别，不仅仅是一年的新旧交替之时，更是一个时代更迭的最后时刻。这辆由货运船改装成客船的太平轮，就在这个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但却依然对明天充满期待和团圆愿望的时刻出发了。

太平轮当天下午4点半开航，晚上11点45分与载满煤炭和木材的建元轮相撞，建元轮在5分钟后沉没，船长拒绝了支援救助，而是全速驶往白节山灯塔方向，实施抢滩。就在太平轮全速前进40分钟后，距离白节山仅剩500米时，冰冷的海水冲破高温锅炉，随即产生大爆炸，时间定格在1949年1月28日早上零点三十分。

只差500米啊！按照太平轮最高船速10节，最低7节的速度，也就是说只要3-5分钟，就能抢滩成功，一船的人可能就能获救。

太平轮当时卖出去的船票是508张，但最终有票没票的乘客都涌上去，实际载客过千人。当时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至今也无法得到一个确切数字（也有说932人）。至于生还者，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生还者有36名，其中旅客28人，船员6人，另有“建元轮”上的2人，他们由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

1949年2月1日报纸关于太平轮的报导

太平轮失事后，投保的两家公司，华泰产物保险公司和鸿福产物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立即逃离上海。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前面提到的中联的另外两艘轮船，都是在欧美的公司投保，只有太平轮，蔡天铎投保在了自己朋友的自营保险公司。

事故发生后，中联总经理周曹裔与遗属达成协议，因当时货币不稳定，以大米进行赔付，协议每人100石，分三次付清（赔偿相当混乱，有说70石）。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第一个离开上海逃往台湾，周曹裔随后也去到香港，之后马斯才也消失了，从此再无消息。结果家属举着三百多支火枪包围了周庆云家，同时愤怒的家属进入周家将家里一切全部砸毁。周庆云家也被包围，连孩子出入也要进行搜身，以防他们将财产转移。

之后家属分别在上海与台湾展开诉讼，台湾法院扣押了上面提到的华联轮和安联轮，抵押给国民党政府用来赔偿台湾的遇难家属。也就是蔡康永所说的，“他家的”被锁在高雄港最终变成一堆废铁的轮船。

其实在开庭前，股东周庆云就已经变卖了几乎大部分资产。他将家中的四五条大黄鱼（10两重金条）以及七八十根的小黄鱼（1两重金条），以及家里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拿出。到4月6日开庭时，只剩下周庆云一人。（股东龚圣治因为之前身体就不好，不怎么参与公司事务，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也去了台湾。另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6日的庭审中，能够检阅太平轮撞船原因的关键证物里，货物积载图、航海记事簿、以及船舶检验证明书，都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周庆云后来变卖了汽车和上海的张家花园，净身出户。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政权更迭，太平轮沉没一案也不了了之。但到这时，其实也只赔偿到了70%左右，而这时台湾已彻底戒严，失去联络。所以还有家属不论在台湾还是上海，都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

这里必须要说一下，36个生还者中，其中就有周庆云的女儿周琦琇。她当时与表哥、表妹一起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最后表哥遇难，表妹被救后，不治身亡，只她一个人幸存。她在亲戚家昏迷休养期间，父母根本没有顾得上她。

周庆云女儿周琦琇

如我前面所说，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不合规格，没有及时修缮的轮船，超载又没有开灯的夜航，没有及时进行求救的处理，严重超载，甚至，沉船过程中，还有经过却没有停下来营救的船只等等。每一步都将这艘船上的人推向更深更冰冷的海底。

但悲剧发生后，似乎只有周庆云一人，毁家纾难，以一己之力左右支绌，从头到尾坚持对沉船事故负责，他也是唯一没有离开上海的股东，曾一度靠卖血度日。直到1957年，还有家属找上门，周庆云依旧在进行赔付，后来派出所出面希望家属不要再来了，周家实在是一贫如洗拿不出一分钱了。这过程中，上海政府曾经希望周庆云去香港劝周曹裔回来，但周曹裔拒绝了，念在旧情，愿意借给周庆云500块钱，权当路费。

据周家后人所说，从太平轮事件之后，其他股东全部断联，后人间也没有任何联络。

蔡康永多次在公众面前以“太平轮是我家的”对自己的身份身世进行演说，在节目里分享自己家境的优渥，笑谈家世与家事，顶着“少爷”与“贵族之后”的各种调侃说笑，从未见他对太平轮遇难的人表达出一丝的心痛，哪怕敬畏，都没有过。太平轮对于他，似乎只是他从未企及过的一个豪华的梦境，梦境因为沉没而使父亲过去的事业消亡，但这个梦里，没有死去的900多人和因此而改变人生轨迹的人。

不论在纪录片中还是在关于追忆太平轮的采访中，又或是60多年后的祭奠活动中，蔡家人从未出现过。有趣的是，依然是不论纪录片中，还是各种采访与新闻通稿中，说到太平轮，都会说一句，该船为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公司所有。蔡康永以与太平轮的关系，大学期间就参与了由谢晋导演，白先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的剧本工作。2014年、2015年，导演吴宇森的电影《太平轮》上映期间，更是铺天盖地的关于“太平轮原来是蔡康永家的”新闻通稿。更有趣的是，我翻遍史料，却找不到任何他父亲对于遇难家属进行赔付的信息（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赔付，因为他是中联公司的股东，中联公司变卖了上海的财产，两艘轮船也做了抵押）。而蔡康永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说道，当年沉船中，有很多父亲的朋友，都死于这次沉船。

我不知道，蔡天铎是怎样进行赔偿的，前面所提到的名人，和那份长长的死者名单中，有多少是他的朋友，又有没有人出现在那36名幸存者中。

但是，关于“蔡康永家的”太平轮，感觉上，似乎更像是他身份的背书。

蔡康永曾经说父亲因为去某高档酒店吃自助餐时突然就神情落寞，说在上海，只有大街上的乞丐才自己端着盘子吃东西。他笑着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想以他父亲如此高傲的姿态，怕是没想过，他矫情地在吃着高档自助餐的时候，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在家中专门的麻将室开两桌麻将的时候，当年他和其他股东撇下的周庆云，已经在打工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死掉了。他在死前，还依然在对太平轮遇难家属进行着赔偿。

写到这里，我突然很感慨，周庆云只是失去了一条命，而蔡天铎可是失去了“尊严”啊！

蔡天铎去到台湾以后，重新做起了律师工作。关于父亲的律师职业，蔡康永留下了另一段“出卖”父亲的话：律师的工作是打官司，可是蔡律师打官司有三不。一不接高人的，只接被告的案子；二不接离婚的案子；三不接刑事案。前“二不”都跟积阴德有关，至于“第三不”，只有一部分跟积德有关，另一部分，爸爸说，他怕被人砍。爸很少吹牛，可是有一次我问他整柜的档案为什么不丢掉时，他被逼吹了一次牛，他说“蔡律师只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打输的官司。”我问这是啥意思？爸说：“只要是会输的官司，蔡律师就是一直拖、拖个几十年、拖到当事人‘消失’为止。”爸活到90岁，肯定拖到一缸子的人都比他先消失了。

短短一段话，不用我多说，我想大家也能从中窥见一些什么。

而以上这些，应该就足以解释，蔡康永为什么会在写《我家的“铁达尼号”》时，将一场“人祸”说成是 “命运之神似乎背负着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问出“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这种话。他的这种对于人与死亡的冷漠，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与父亲一脉相承。而一个人应该有的对于人与生命的敬畏，怕是就像那把他在文章里写过的，各种节目里和采访里说过的“蒋公坐过的椅子”一样，被他扔掉了。就像那些被他父亲一直拖的人一样，早就消失不见了。

蔡康永利用自己可以发声的条件优势，春风化雨般将父辈时期发生的巨大的“人为的事故”，用柔软的语调，温暖的态度，就讲述成了一个似乎只涉及自家的、凄凉的、家道中落的“故事”。让人误以为，悲剧与父亲无关，而自己的成功与家庭背景无关。

但蔡康永回避不了，他拥有的更多的享受、资源，以及这些享受与资源之下培养出的“文人”气质、肆无忌惮的任性选择和一帆风顺的人生，始终都建立在父亲的原始积累上，而这些积累，谁能说，它们不是建立在逃离了“他家的”太平轮的赔付之上的呢？

未完待续......

更多内容可移步公众号：魔镜呀魔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