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吗？ 第1页

网上找到的一个当年公开销售的香精的空罐。

六、七十年代时，冰棍、汽水、蜜饯等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而且是用现在最差的添加剂——色素、糖精和香精等调制而成的；当时国营的粮店里卖的大米很多是陈米，这类陈米中的毒素——黄曲霉素往往严重超标；地沟油倒没有，因为实在没有多少食用油变成泔水，不过棉籽油倒是不少；瘦肉精当然不用，那时唯恐买到的猪肉不肥、没多少肥肉（因为要拿肥肉熬油吃），但长了寄生虫——“猪肉绦虫”的囊尾蚴的病死猪的猪肉——“米猪肉”是经常可以在菜场里看到的。

六、七十年代时哈尔滨市松花江化工厂出品的“香蕉香精(食品用)

以及人造肉精。

在工业化生产大规模铺开以前，食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小作坊，那时候吃的酱油，醋，植物油基本都是在卫生不达标的生产环境中产出的，估计连菌落检测也没有，也不会无菌操作，之所以没有被人诟病，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吃饱还是个大问题，但计划经济时代食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蛔虫了，但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常见问题，根源就是食品卫生不过关。生产环境大概就类似下图这样。

食品安全的大幅度提升与工业化的普遍推开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工业落后，食品安全观念淡薄，其食品安全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虽然近年来发生了一些让人们心里不安的类似奶粉的食品安全问题，但这属于利益熏心以及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水平毫无疑问是大幅度好于计划经济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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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农药问题。农作物病虫害自古就有，计划经济时代也不例外。基于那个时代的科技，很多农药的使用都留下了重大隐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DT。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消费国和第二大农药生产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DDT 为代表的有机氯农药曾经是中国的主导农药。我国在1983年禁止DDT作为农药使用，2002年，刘建国等人发表的论文《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基本义务和障碍的初步识别》中显示，中国DDT的累计总量达到40万吨。

世界卫生组织发给《北京科技报》记者的一份关于DDT影响人体健康的最新文件，总结了世界各地DDT和人体健康相关研究的结果：DDT具有神经毒性，可能导致肝脏功能紊乱，并在高剂量条件下损害肝脏。该物质可能导致肝癌，并且有研究报告发现，多种人体癌症的发生和DDT有关。DDT作为一种激素类似物，能作用于人体。另外，由于DDT的亲脂性，容易在母乳中富集，这很可能威胁脆弱婴幼儿的健康。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依旧有大量富含有毒农药的粮食被人吃掉，并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这种问题怎么越来越奇怪了？？？还好我就是专业做食品安全的左翼老将，完全是枪口问题。

目前国内常用的食品haccp关键控制点和危害分析体系，以及ISO22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时开发的，目的是给宇航员提供高质量又安全的食品。

找下资料就是：HACCP系统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Pillsbury公司H.Bauman博士等与宇航局和美国陆军Natick研究所共同开发的，主要用于航天食品中。1971年在美国第一次国家食品保护会议上提出了HACCP原理，立即被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接受，并决定在低酸罐头食品的GMP中采用。FDA于1974年公布了将HCCP原理引入低酸罐头食品的GMP。

正式向社会公布是70年代的事了，自由世界全面使用要到1985年后。

英国推广的brc食品安全审核最早是1996年出现的。美国的AIB烘焙行业审核最早是1919年在美帝行业内做技术培训，今天的该体系内的食品安全审核标准建立时间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不可能早于Haccp发布的70年代。百胜集团用于肯德基和必胜客的Yam Star审核同理。

1974年美国第一次把原本用于宇航员的Haccp体系正式应用于社会生产，距离1978年还有几年呢？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一个不存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世界，有食品安全可言吗？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事？这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好吧！

至于Haccp之前的食品安全是什么样，我只能说全凭资本家良心有多好，自己法律有多严。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资本家，食品制假售假最严直接枪毙。

那时候不需要安全。连观音土都可以吃的年代，还需要什么食品安全？

以前，大家只要一听见狗叫，循声望去，看见狗一边汪汪尖叫，一边追着自己的尾巴不停转圈圈，就知道那狗会很快就要死去，因为那狗得了狂犬病。发现狗就要死了，那可是难得的有口福，意味着马上有狗肉可吃了，虽然死狗肉始终有股奇怪的味道，无论如何都没有健康活狗的那种肉香，但人们还是绝对不会错过机会的，一等那狗倒毙，甚至都没等狗断气，就把那狗给杀了，因为趁热放血，味道会比死透了的比较好点。

现在，人们都知道这是病狗，有狂犬病毒，不能吃，那时候的人们，当然也知道疯狗有病毒，但架不住肚子饿啊，在饿死馋死之前，毒死病死那都是后事，两相其害择其轻，所以从来没有人为吃了病狗后面会不会被传染得病，只在乎能不能把它做的美味好吃一点。

按照乡规民约，打人家活狗是犯法的，被狗主人找上门，那就有得大架可打了，连锅灶都可能被愤怒的狗主人给掀翻，但捡死狗没事，很多狗，都知道是谁家的，但见它死掉的人都不会傻到去通知狗主人，而是迅速的拖进自己家，迅速的把它脱毛破肚，变成一盆肉之后，狗主人找上门，厚道一点的分点狗肉回去，不厚道的，连狗毛都不还一根也不算缺德。

可见，那时候的人们为了努力活下来见到明天的太阳，突破了多少伦常公理。在一切以活下去为原则的常规时代，食品安不安全，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只有现在这个稍微饱胀的特殊年代，才会有把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升到非常高度的位置。

对了，与吃死狗肉有可能感染狂犬病毒的严重后果相比，吃死人肉可不止只有僵尸病毒和朊病毒或者其他各种癌症肿瘤疾病，关键还冲击人类本身的道德底线，但那时候，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

这么老的问题居然出现在我的推荐中，一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对当年的事情多少还有些印象。

我吃过棉籽油。记得买回来要提前熬一下，然后油沫特别多。当然咯，当时也没人知道这东西有毒。

吃过米猪肉，也吃过死猪肉。没办法，便宜嘛。那理所当然的，也吃过打虫糖。

吃过用糖精色素做的冰棒。

这还是印象深刻的，没办法，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米是从老家亲戚哪里买的，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都是旁边湖里打捞的。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除了买点猪肉，很少在外面买吃的。

顺便驳斥一下有些高赞答主对计划经济的美好想象。

打个比方，按照计划，当国家给奶粉厂生产10吨奶粉的生产任务的时候，会给你100吨鲜奶的指标。

注意，只是指标，而不是送100吨鲜奶到你工厂门口，等你接收。

而奶粉厂拿着这100吨鲜奶的指标，就去找农资公司或者供销社什么的买鲜奶。

虽然是计划经济，也还是要花钱的，贷款嘛。所以，哪怕是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很多国有企业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如果一切都是划拨来划拨去，都只是数字运转，那工厂怎么会欠债务，怎么会有三角债？

继续说回来，奶粉厂拿着这100吨鲜奶的指标，就一定能保质保量的收购到100吨合格的鲜奶吗？呵呵！

如果当年奶源紧张，你能买到鲜奶就不错了，还在这里挑剔蛋白质不够，菌落数超标啊，别要好吧，本地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奶粉厂。

对于采购来说，奶源紧俏的时候，能买鲜奶回去，保证工厂不停产就是功劳，至于技术指标不行？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采购坚持原则，技术指标不够就不买。很好，你很有原则，回去就会被厂长分配去打扫卫生，采购你就别干了。

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的销售与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这个工厂的质量好，对不起，一年也只有10吨的生产指标。质量不好，只要吃不死人，没关系，也有10吨的指标。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产品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吗？

这还只是采购。

好，现在这批新鲜牛奶采购回来了，100吨，质量很好。然后等这批牛奶进生产线的时候，只剩下90吨了，别问另外那10吨哪里去了，问就是损耗。

计划经济年代什么叫以厂为家啊，厂子就是家，那家里的东西，我多吃多喝多拿点不是很正常吗？

最后产量不够？不够你不会想办法啊！

供销社说奶粉的质量不好，不买了。不买，你不会想办法啊！

而这批不合格的奶粉到了供销社手里。嘿嘿，这是高档货，没关系的话，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你说这家奶粉厂会在意自己产品的质量吗？

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中国要到1979年8月才由国务院发布了《卫生管理条例》，其中第一次提出了”防止食品污染”，开始对于含有毒物质（包括工业三废、放射性物质、农药和其他毒物质）的危害人体健康的和原料作了禁止性规定，而同年颁发的刑法中则根本没有相关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一直要到1982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食品卫生法（试行）》才将食品安全问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而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习以为常的作法，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1、废水灌溉

计划经济时期，用工业污水进行灌溉是被当作一项先进经验在各地推广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增肥增产，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节省污水处理费用。在1960年3月，建筑工程部党组在《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中直接声称：”用于灌溉的废水，处理标准可以低一些，排入水体的废水，标准就要高一些”。

如洛阳市在经过几年的污水灌溉后，到六十年代初已发现土壤污染现象，城市水源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卫生防疫站报告，从1962年4月起，发现洛阳市水源中有六价铬和酚等毒物存在。在30个被检验的水源井中，有13个井遭受污染，其中含六价铬的有9个井，占检验井数的30％，含酚的有3个井，占检验井数的10％，兼含六价铬和酚的有1个井，占检验井数的3.4％。而且，污染物含量呈上升态势。据化验，临涧水源六价铬的含量，在1962年4月至9月5个月内由0.002毫克／升，上升到0.007毫克/升，增加了2.5倍。^[1]

西安东郊土壤中含汞量平均9.90毫克/公斤，哈尔滨灌区的马家沟含汞量为3.46毫克/公斤，沈阳市张土灌区、上海市川沙灌区、西安灌区的局部地区都出现了镉污染问题。据检土壤中最高镉含量达每公斤3毫克，大米中镉的最高检出值每公斤达2.6毫克，有的已超过日本患骨痛病地区的含镉量。不仅如此由于土壤、地下水和农作物的污染，污水灌溉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据辽宁省防疫站健康普查结果表明，沈抚灌区居民的肝肿大率、慢性胃病患病率和白血球总数增高率都明显高于对照区。^[2]同时发现在1967-1977十年中，当地崎胎率平均为千分之11.34，而对照区仅为千分之5.2，差距极其显著。

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公社将“首钢”含酚废水与永定河水混合后灌溉农田，导致灌区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酚、氰含量均超过饮用水标准；西安市西、北郊污灌区发现浅层地下水水质恶化，水味变苦，色泽微黄，略带土腥味，细菌数目普遍增高；1971年，郑州市某农药厂将未经处理的含有三氯乙醛等有害物质的废水直接排入灌渠，损害了3500亩麦田，其中1500亩颗粒无收；吉林市出现污灌稻米“发渣”；天津市污灌稻米颜色发灰；石家庄市污灌红薯黑心、煮不软等等。^[3]

河北省石家庄市某些地区在1963年就发现污水干渠两岸130米的土地出现返盐现象，次年河北省各地污水灌溉农田已经出现土壤盐碱化和死苗的情况。1963年唐山市女织寨公社由于污水灌溉农田出现部分土地返盐现象。1967年春该公社土地盐碱化现象日趋严重，全公社2.6万亩耕地中有1.93万亩出现盐碱现象、465亩基本绝收。赵田庄种的小麦发黄不长，不得不重新补种其他作物。时人描述为“晴天时见地里一片白，走在上面卡吃卡吃的响”。

到20世纪80年代初，石家庄对污水灌溉土壤的检测发现由于废水中酚、氰化物含量有所增加，有构 成对土壤污染的趋势，东明渠、西明渠呈轻度污染状态，化肥厂灌区土壤中砷平均含量达14.63毫克／公斤，处于轻度污染状况，铬的含量也随着污水灌溉年限递增。据河北医学院及河北省肿瘤研究所等单位在架城污灌区做了联合调查，结果揭示污灌区死亡率为623.71/10万,显著高于净灌区的557.22/10万。污灌区的平均期望寿命男性较净灌区低1.43岁,女性低2.21岁,因肿瘤损失寿命污灌区的3.76岁,而净灌区为3.12岁。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155.45/10万,明显高于净灌区为144.57/10万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工业污染

根据70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仅湖北、浙江、山东、江苏、贵州、辽宁等部分省、地区受工业三废 污染的农田面积有200多万亩，因污染每年减产粮食二三亿斤。其中浙江省69个县市中，三废污染严重的县市有21个、，金华地区有大小企业460多个，排出大量废水污染农田、鱼塘和富春江，仅衢州化工厂附近花园公社上祝一个大队即废弃农田300多亩。江苏省1972年到1976年因污染赔偿农业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万元，仅苏州化工系统1973年因污染农田致使减产粮食就有一百多万斤。山东省淄博、潍坊、泰安、济宁、青岛五地市，三废污染农田20多万亩，约减产粮食一亿斤。

同时期的江西省大余县是一个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典型。该县四个钨矿和一个钴冶炼厂排放的三氧化二砷、铅、锌、镉、铍、钴和放射性毒物，使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灌溉水源受污染，约十万亩农田受害，其中六万亩减产。受害地区土壤板结，秧苗不发新根，最后枯死。轻的每亩减产一百五十至二百斤，严重的颗粒无收。为此大余县每年影响的粮食产量有一千多万斤，有三千多亩农田因污染严重而弃耕。内蒙古自治区原本有名的产粮社全巴兔公社，由于包钢在其附近修建尾矿坝，使二万七千亩土地严重盐碱化，粮食产量从四百六十万斤降到一百二十七万斤，社员平均收人从九十元降到二十元，有二千二百多名社员迁往他乡。

工业污染还导致了大量的牲畜中毒或死亡。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工业含氟废气对农牧业的污染日益突出，其中内蒙古包头地区氟污染面积已达一万二千七百平方公里，牧草含氟高达每公斤330毫克，直接导致该地区附近羊只发病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他大牲畜发病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远离包头一百多公里的乌拉特前旗，也出现七十万头牲畜里面发病四十七万头，一年死亡八万八千多头的情况。与此同时，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氟污染面积达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土壤含氟量每公斤高达312毫克，牧草368毫克，超过氟中毒剂量十倍，该地区死亡牧羊尸骨的含氟量高达每公斤9586毫克，比正常羊骨高十五倍。此外在污染严重的南方地区，农业耕牛也未能幸免。江西大余县全县因污染中毒死亡耕牛七千多头，现有耕牛发病率高达65％，浙江省金华化工厂附近的秋滨公社六个大队，因受黄磷废水危害，造成耕牛死亡，经解剖，死牛胃内的饲草还在“燃烧发烟”。^[4]

湖北省大冶湖区二万多亩农田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生产的早、晚稻稻谷中含镉量高达每公斤1.7毫克。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粮计，当地居民每人每周要摄入2.1-5.95毫克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允许量的四倍。同时上海、沈阳、西安、株洲、哈尔滨等城市郊区，镉污染面积已达十万多亩，每年生产镉米几千万斤，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痛痛病“病症”。另据中国农科院蔬菜所普查北京地区大部分蔬菜品种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偏高，食用后易在人体内形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已出现农民身患重大疾病的现象，赣州钴冶炼厂大余分厂所在地东山大队二队，大多数社员患肝、肾病，十多年来没有一个青年被应征人伍。^[5]

1974年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向全市下发了《关于郊区工业“三废”危害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报告称：据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青浦、松江、金山等八县的统计，产生三废危害的工厂有1211个，约占八个县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厂排出的三废中含有氰、氢、氛、苯、铅、酚、钍等十余种有害物质。每年排出的有害废水约500万吨。例如上海县杜行化工厂全部排入黄浦江的废水中，铬和硫酸氯钠的含量高达1000毫克/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2000倍，青浦县城厢镇电镀厂使用山萘(氰化钠)等剧毒化工原料，每年排入河中的有害废水约有6万吨，以致河水中氰化物含量达1毫克/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9倍。

另据1975年嘉定县革委会的汇报：该县产生三废的有150个单位， 污染多为利用市属工厂提供的下脚资源导致。其中生产废水的单位有100多个。废水总排量为2200吨/天，这些以汞、氰、铬酸、三酸、二碱为主的废水，都直接排入河道或土井。如外冈农具拉丝厂酸洗车间因直接向河道排放酸洗废水，该厂周围纵横三华里的河面受到严重污染。娄塘公社电镀厂含铬和含氰废水严重超标，河面被染成淡黄色，附近自来水厂的水质被迫停止供水。

3、农药残留

自1950年到1979年，我国共生产化学农药635.6万吨，而这其中高效低毒农药只占93.8万吨。也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9年，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已经长期大量施用了高残留高毒性化学农药。其中还大量使用了剧毒的有机磷与有机汞农药。当时对于农药的滥用极其惊人，各地都有所谓打“预防药”(有虫无虫定期打药)、“保险药”(从田间打到粮仓)、“功效药”(高剂量、高浓度)、“全歼药 ”(不分害情的混施药剂 )等过度施药、乱施药的做法，导致农药中毒事故频发。

而同时有机氯化学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则被长期大量使用。它们的长期大量施用造成了对土壤和农畜产品的普遍污染。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土壤中有机氯含量接近日本水平，农畜产品全部含有六六六，大部含有滴滴涕，动物性食品肉、禽、蛋等和茶叶、烟叶，有机氯含量超过食品卫生标准的比例达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北京市猪肉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6.7毫克，滴滴涕2.6毫克，鸡蛋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7.1毫克，滴滴涕1.08毫克，蔬菜从1973年停止使用有机氯农药，但仍普遍检出有机氯。河北石家庄地区小麦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1.31毫克，滴滴涕0.38毫克，超标百分之二十以上，土壤六六六含量平均每公斤0.4毫克，滴滴涕1.23毫克，高于日本等国。另据中国农科院茶科所调查，全国十个产茶省茶叶中六六六平均含量达每公斤0.405毫克，超标百分之七十七，不同茶类中，绿茶含量最高，乌龙茶次之，红茶最低。此外长期大量施用高毒性农药还导致病虫产生抗药性、天敌遭到严重摧残的后果，从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加重了农业病虫害。

1970年浙江省金华地区因不合理施用有机汞农药西力生，导致严重药害和人畜亚急性中毒，甚至影响了外贸和外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稻谷中的汞的最高含量达9毫克/公斤。随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又抽查了30多个县市的粮食 ，发现部分地区大米汞含量较高。

从1971年底开始，瑞士的几家企业先后反映从中国进口的干全蛋和冰全蛋中滴滴涕等农药残余量大大超过该国规定。其中，瑞士巴塞尔州化学所对从中国进口的冰全蛋的检验结果显示：六六六+2．HCH(LINDAN)残存物的平均值 (18个货样)超过了允许限度的18倍，滴滴涕的平均值+代谢物余渣同样高出允许范围的5倍。六六六最高的超过了33倍，滴滴涕最高的超过了12倍。据此瑞士企业提出撤约、停供的要求，并告知银行退回信用证。中方不得已同意暂停交货。

随后奥地利、荷兰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期联邦德国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烟叶中滴滴涕、六六六含量超过该国允许标准，加拿大反映从中国进口的蘑菇罐头含汞量超过该国规定；日本则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绿茶中发现滴滴涕 、六六六和有机磷农药残留。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创汇与国家声誉。

之后在1972年，上海市对剧毒农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亦发现存在较严重的农药污染问题。《解放日报》据此撰写了 《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和农作物 防治虫害的落后状态亟需改进》的内部参阅材料，提交给当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该材料指出：“剧毒农药中的汞、氯、砷等物质，毒性很大，容易溶解于水，被农作物和土壤吸收，就会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使用剧毒农药，还直接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在不少地方，江河、稻田中的鱼、虾、蟹、黄鳝等水生动物，显著减少。”

参考

1. ^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污水灌溉学术会议论文选集》
2. ^ 袁一傲.我国污水灌溉卫生工作进展
3. ^ 《污水灌溉资料汇编》
4. ^ 农业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国发(1981)27号文件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几点意见(1981年5月11日)
5. ^ 农业部关于农业环境污染情况和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搞笑，问问广东40，50后庵埠生产的食品给他们留下什么集体回忆。

另外，我爸给我说过很多次的一件事，他当时支教的地方，有一头猪丹毒死了后埋了，然后被人挖出来吃了，绿色天然无污染猪肉是吧？

嘿嘿，看了下，题主直接把问题改了，我之前懒得截图，行就这么着吧。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甚至不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翻阅一本档案材料时发现，65年一个食品厂厂长被处理的原因竟然是——私分死猪肉！

大致经过是，当时厂里食堂养了两头猪，因为喂养不当之类的不明原因死了。

于是厂长自己做主，把死猪自己宰杀分给厂里几个领导，猪下水自己截流下酒了。

最后的结论是经济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开除工作。

后来这个案子在档案里挂了很久，直到80年代落实政策，上头的处理意见是处理过重，但经济问题不能算了。

最后这个经济问题补发一些工资，但不给恢复党籍。

另外，当时计算贪污金额的时候，是把猪肉和下水折价计算的。

死猪肉在那个年代不是不能能吃的问题，是吃不吃得到的问题。

关于食品污染调查的结果，在1973年国家计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农业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有些地区在粮食、蔬菜、水果、鸡蛋、烟叶、水产品中均已发现有过量残毒，影响了出口任务……浙江省去年对全省二百亿斤粮食进行化验，有一百亿斤被汞污染，其中四亿斤不能食用。”[6](p.227)1974年，国家计委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农药的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粮油食品霉变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饮食行业不卫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进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卫生调查方面，黄曲霉毒素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强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世纪70年代，22个省市开展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污染调查，并据其制定了中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限量标准，[11]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许含量暂定标准为30ppb，花生及花生油为20ppb。1973～1975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和粮食局承担了相关的调查工作。期间共采样测定352份样品，包括8大类27个品种，其中黄曲霉毒素B1含量在25ppb以上者占7.1%。 1975年，一份关于合肥市食品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出现的污染问题，其中同样有黄曲霉毒素B1超标的问题，如：“合肥粮食杂品厂用发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黄曲霉素B1含量超过国家暂定标准4倍……有的单位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滥用化学添加剂，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1971年4月27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三废”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三废”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在全国开展污染普查的同时，一些污染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官厅水库污染问题和死鱼事件。1972年3月，河北省怀来县、北京市大兴县的群众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经过一番调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的报告》;5月20日，李先念批示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3]6月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陈述了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且建议建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水质继续恶化，加强对官厅水库上游河流污染的调查，以及新建、扩建工厂必须有“三废”治理措施，而且工厂建设和“三废”综合利用工程要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产。该报告经国务院批转后，进一步的调查和治理工作逐步展开。

官厅水库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国环保事业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随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不仅环境保护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而且在污染调查和治理实践中建立了一批环境保护行政、科研和监测机构。1973～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38个主要科研监测单位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科研监测工作，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状况、污染物与人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污染物的分析化验方法和污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积累了十余万个数据，写出了几十篇专题报告。类似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还有：1973～1976年，北京市组织开展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1975～1978年，河北省组织开展的白洋淀水污染与控制研究;1976年，天津市组织的对蓟运河流域污染的调查与研究;等等。这些通过重点项目开展的区域综合环境污染调研通常是由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年前后北京西郊发生多起影响群众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年春灌时蓟运河下游汉沽一带发生了4.7万亩小麦受害减产和绝产事件。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调查结果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长江主要受重庆、武汉、南京等21个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响，黄河主要受兰州、包头、洛阳等城市的影响，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如长江流域的重庆焦化厂、武汉钢铁厂、南京石油化工厂等，黄河流域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包头钢铁厂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厂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无例外，这些污染物都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水质，破坏了水环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也给人民健康和渔业发展带来威胁。鱼类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长江流域泸州江段渔获量比1960年减少了2/3，九江段的鱼产量由1965年的3050担降至1971年的1100担，其他江段亦有类似的情况。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体和沉积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通过食物链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从1958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连发生死鱼事件，1960～1985年共发生死鱼事件33起。25年间渔业损失额达9.69亿元。[4]20世纪70年代初，沿江的渔民中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水俣病的有机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调查显示：“辽宁省6条较大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广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个水厂的几个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过标准6～17.5倍，酚的浓度超过标准23～339倍……据初步估计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鱼死亡，从黄蚬以至百斤大鱼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乌江等经检查也含有有毒物质。” [6]1972年，对漓江的污染调查报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漓江的工业废水近3万吨，使30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蓟运河污染调查发现污染源主要是上游“五小工业”和下游天津市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其中天津化工厂每天排放废水达12万吨。即便是在新疆地区的内陆河流也未能幸免，“乌鲁木齐的水磨沟原是秀溪清涧，现已成了臭水沟，含酚量超过标准24倍。”[6](p. 226) 可见，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库和湖泊污染调查中，以对官厅水系和白洋淀开展的污染调研最为典型。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显示，官厅水库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上游的工业，主要包括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和炼焦等行业，242个排污工厂每天排放废水约38.8万吨，年排放废水量约为1.164亿吨，约占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8.3%。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化学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

根据对张家口地区的调查，1975年化学农药销售量较1966年增加了1倍，10年内销售各种农药7453吨，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学农药销售量的78.7%～100%。

白洋淀污染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游工业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对鸭儿湖的污染调查显示，自1958年开始，武汉市在距鄂州市鸭儿湖的子湖严家湖7公里处，相继兴建了葛店化工厂、武汉化工二厂和建汉化工厂。这些工厂建成投产后，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工废水直接排入鸭儿湖，日排放量达8万吨～10万吨。

地下水污染调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调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调查项目。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工业废水的渗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年前后，首钢污水农灌量为3875万立方米/年，污灌面积1万余亩。 北京东南郊的调查显示崇文区和宣武区则出现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区，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等出现了轻度污染区，其他基本属于未污染区。北京城区及近郊区16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质超过饮用水标准，占北京地下水总面积的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占1/10，每天减少供水能力6万吨。包头全市一半地区的地下水受到铬、酚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西南地区一些厂矿直接把废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226)

1976～197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对珠江口海区和粤西沿海的污染状况展开调查。珠江口海区的调查表明污染物主要来自珠江流域的主要县市，特别是广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占84%，有害物质总量约占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广州、江门、佛山、东莞四市120家主要工厂年排放工业废水2.13亿吨。韶关、肇庆、河源等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矿场排放的废水和废渣随径流而带到了珠江口海区。珠江口海区的生物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珠海检测点甲壳类铜含量达36.56毫克/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仅1毫克/千克;鱼类的汞、铬、铅等含量较高。粤西沿海的调查显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湛江地区的57家主要厂矿，年废水排放量约为1.98亿吨，污染物主要是酚、铜、硫化物和氰化物等。

关于大气污染的状况，1973年国家计委曾在报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气污浊，有害气体增多。有些工业区经常烟雾弥漫，如同‘烟城’、‘雾区’。吉林市哈达湾地区每逢气压低时，烟气笼罩，白天行车，必须开灯，市里十分担心发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业区每月平方公里降尘量高达534吨……这些地区呼吸道疾病比空气清洁地区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业区每天排出有害气体五百多万立方米，大气中氟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过标准几十倍到一百多，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附近农业生产。”[6](p. 226)

在诸多城市中，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是污染严重而且影响颇大的一个例子。1974年夏，兰州市西固区常出现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其情景被描述为“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而其原因则是众说纷纭。[8]是年北京大学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历经四年，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存在。1979年8月和9月，西固区又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据亲历该事件的科学工作者结合调查叙述：“从早上九点钟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区呈现雾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带浅蓝色。大气能见度很低，一般只有200米左右……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泪、畏光等都很明显，还有胸闷等感觉不适。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9]研究认为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物质氮氧化物在西固区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动的汽车，而是大工厂的高烟囱排放。[8]

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通常是评估某地污染状况及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文所述的调查活动大多包含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人受污染影响的诸多情况中，工作场所污染引起的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内容。1972年，卫生部军管会曾下发《关于转发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协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卫生。在职业病调查中，有两类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况，分别发生于化工厂和焦化厂。1974年，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指出：天津化工厂水银电解烧碱车间105名工人，半数患有失眠、手颠抖等汞中毒病症;聚氯乙烯车间183名工人中，有42人肝脾肿大，已有6人将脾脏切除。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吉林化工厂，也存在于兰州化工厂等其他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大小化工企业之中。北京西郊调查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中关于首钢职工健康的调查显示，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迅速，分别居于首位和次位，而它们中最高的又分别是肺源性心脏病和肺癌，这种情况在焦化厂尤为严重;与之相关联的是，焦化厂飘尘、苯并(a)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日平均浓度均严重超标。同样地，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是钢铁厂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化厂的污染对职工健康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沈阳市一些工厂发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年6～7月，沈阳冶炼厂连续发生两起氯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1082人受害住院、6人死亡。[10]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再者，人们因生活环境受到污染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生活在排污企业周围的人群。有关鸭儿湖污染问题的调查提供了一则极端的例子：从1962年至1975年，严家湖周围因葛店化工厂等的排污，附近农民有2634人明显中毒;一些儿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10岁就死去;在中年妇女中经常出现狂哭、狂笑病，猪、牛、狗狂跳乱蹦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体肝硬化、癌症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3倍多。1963年，爆发了群众与工厂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以工厂支付赔偿款才暂时缓解了矛盾。 可见，这是一起因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引发企业和民众激烈冲突的例子。

环境污染调查揭露了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以科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环境状况，特别是工业污染的状况。它使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来，也使诸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极“左”理论不攻自破。它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调查是由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重点调查项目都是多个科研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污染调查开创了多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环境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污染调查机制，为之后中国的环境调查树立了榜样。

此外，正是在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环境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当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进行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时，国内并不存在环境科学。调查人员以应用地理学的综合分析思想指导污染调查，如上下游水质的相互联系、河水与水库水的相互混合与相互作用等。在实践当中，他们提出了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监测的布点方法和调查结果评价方法。[12]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协作组对大气、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扩散或累积规律进行了基础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计算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对西郊环境污染进行了预测研究。这些来自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学家如刘培桐、章申等，不仅领导或参加了上述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项目，而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一些环境科学院系和研究所，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它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调查是中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起步的重要体现。在危机与应对的过程中，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政府职责逐渐形成。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研究，既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一部分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也驱动着政府去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恶化的趋势，并为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污染调查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学科、多单位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环境科研队伍和环境监测网络。这些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