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外交或对外战争中，有没有像北魏、辽、金、满清一样自称过「中国」？ 第1页

确实有。不过元朝使用两套话语，其自称“中国”是对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外交中使用的，下面就高丽、日本、安南三个汉字文化圈国家各举一例。

高丽

忽必烈赐高丽国王王禃（高丽元宗）手诏有言：“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王恽：《中堂事记》）。

日本

1269年，忽必烈的使臣黑的、殷弘在对马岛被日本拒绝入境，为了交差，便抓了两个日本人“来朝”。忽必烈大喜，对日本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世耳。”（《高丽史·元宗世家》）

安南

1290年，元朝礼部尚书张立道奉使安南，致安南“世子”陈日燇（陈仁宗）的书信中说：“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国之一锋，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焉能拒上国乎？”（黎崱：《安南志略》）

别说这些“外国”了，就算是对于南宋的外交和战争（后期），元朝也堂而皇之以华夏中国自居。例如：

• 襄阳之战时，元将大达立（蒙古人，珊竹氏）对吕文焕说：“天眷吾有元，海外内罔非臣属，独尔一隅漏王泽。今天兵云集，带甲百万，以中国之大，供亿无穷，筑长围，扼鹿门，横亘江路，攻具之奇，有西域机石，飞三百余步，以是樊破无噍类尔。婴城固守六载，为人臣义无不足，如生民何？圣朝上应天时，下徇地利，中察时变，平宋必矣，其审思之！”（刘敏中：《中庵集》）
• 襄阳之战后，元军南下平宋，发布《下江南檄》，称：“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清人王棠感慨：“以宋为夷，可叹可叹！”
• 元朝册封宋恭帝为瀛国公的制词有云：“时逢屯否，岳渎分疆；运值休明，乾坤一统。眷靖康之余裔，擅吴会之奥区，远隔华风，久睽邻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例子都是出自汉文史料，像那几篇针对南宋的文章就是汉官所撰，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蒙古人的立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元代蒙文史料极少，仅存的一些蒙文遗物也没有提“中国”之类的用语，而那些碑铭的蒙文部分都自称“大元大蒙古国”（追封西宁王忻都碑）、“叫做大元的大蒙古国”（竹温歹神道碑）、“大蒙古国”等（张氏先茔碑、兴元阁碑），可见当时蒙古人对“蒙古”的国家认同非常明显。至于从蒙古人口中说出“中国”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前文所列的忽必烈接见倭人之语和大达立对吕文焕之语），但其是否被记载的文人润色或在记载时将其原本用蒙古语说的其他词汇置换为“中国”一词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当时的蒙古人应该也不会完全没有“中国”的概念，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成吉思汗所说“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云云，他入帝中国的子孙就自不必说了。

至于元朝跟西域乃至欧洲的交往，本来就几乎不用汉文，也根本不会自称“中国”，完全以也客蒙古兀鲁思（对诸汗国而言则是合罕兀鲁思/大汗之国）自居，甚至连“大元”国号都在《史集》等西域史书中毫无记载（“大元”本身就可以理解为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国号），也不用在中原建的年号，直接用生肖纪年，比如元顺帝致教皇本笃十二的诏书里就落款“鼠儿年”。元朝的二元体制、两套话语在外交上也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总而言之，把握元朝的二元性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个人认为，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为便于统治中原，将自己缘饰为中华天子，但内心深处归根结底还是草原可汗，这两种身份的比重虽然会随时间流逝而此消彼长，但到元亡为止可能都没有根本上的逆转（关于这点可以参照姚大力先生的《论蒙元王朝的皇权》）；同样，元朝这个国家也具有两重属性——对汉字文化圈的“大元”/“天子之朝”和对草原及西域的“也客蒙古兀鲁思”/“大汗之国”，作为前者的一面是继承中华正统的王朝，所以对汉字文化圈的外交会自称“中国”；作为后者的一面则自然不会以“中国”自居。

另外有答案说元统治者“与皮萨罗之流的心态大相径庭”，这点恐怕值得商榷。元统治者对中原是什么心态呢？汉文史料中就体现的很明显。苦口婆心让忽必烈“行中国之事”的元代儒臣许衡曾感叹“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蒙古贵族“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孔克齐：《至正直纪》）。出身东道诸王的东征日本的元军元帅忻都对高丽元帅金方庆说：“吾见东人，皆知书信佛，与汉儿相类，每轻我辈，以谓蒙人业杀戮，天必厌之。然天赋吾俗以杀戮，只当顺受，天不以为罪，此子等所以为蒙人奴仆也！”（《高丽史·金方庆传》），此番话不仅公然宣扬屠杀有理，还非常赤裸裸地表露出他们将包括“汉儿”和“东人”（高丽人）在内的所有被征服者视为奴隶的心态。所以在元末，伯颜提出杀绝张、王、李、刘、赵五姓汉人的极端主张，也与蒙古贵族的这种心态不无关系。即使是扳倒伯颜、推崇汉化的脱脱，在元末大乱时对汉人的态度也好不了到哪里去，当时关于民乱的案牍本来被题为“造反事”，脱脱专门改题为“河南汉人造反事”（权衡：《庚申外史》），并拒绝让已入中枢的汉人韩元善、韩镛参与机密。当时有些蒙古人都看不惯了，如木华黎后裔朵儿直班“数论‘祖宗之用兵，匪专于杀人，盖必有其道焉。今倡乱者止数人，顾乃尽坐中华之民为畔逆，岂足以服人心？’其言颇迕丞相脱脱意”。且不说元的祖宗用兵时是不是“匪专于杀人”（不专门杀人），至少脱脱有采取屠杀政策的倾向，屠徐州就是明证。总之，元朝的蒙古贵族是否以以“中国”缘饰并不重要，至少到元亡为止，很难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事实上已融入“中国”，他们的心态跟皮萨罗之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最后说一点，辽什么时候对外自称过“中国”并“质疑宋的‘中国’地位”？愿闻其详。至少从宋的记载来看，辽时常称宋为“中国”；在辽和高丽的交往中，我没看到辽明确自称“中国”的例子，反倒是宋人方面获得的高丽上辽朝的表文中有“中国（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辽）一周天每修六贡”之语。如果辽在外交上自称“中国”的话，作为辽属国的高丽敢这么说吗？当然此记载不见于高丽文献，真实性待考，但我认为辽在外交上怕是不会明确自称“中国”的。

@关毛 老师与我商榷元朝对外称呼的问题，我感到很荣幸。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我发现我们其实有共同点，那就是元朝对西域欧洲并不自称“中国”，也没使用类似“契丹国”之类来自称。但不同的是我们对此的解释，他认为是元朝皇帝自认“地球村村长”而不需要这类自称，我认为这是元朝主观上对外以大蒙古国自居。应该说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我们来看看1336年元顺帝给罗马教皇的圣旨：

这确实是以“众皇帝之皇帝”的名义所发布的“圣旨”，但元朝发给其他国家君主称为“圣旨”并不奇怪，就像关毛说的汉唐皇帝也会以这种口吻发布“圣旨”，关键是元朝还是承认他和罗马教皇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元朝蒙古人认同自己是什么国，虽然这里没有明说，前文提到的元代蒙古文中“大蒙古国”的共同表述已经可以给出答案了。

至于“契丹”的表述该如何理解，虽说不无偏题之嫌，但还是有商榷的余地。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地理名词，而不应与国家政权层面上的意义混淆。因为元朝重心在“契丹”，所以外界称其统治地区为“契丹”也很正常。而“契丹”国家的王统是否由蒙古大汗来继承，其实是有答案的。伊儿汗国宰相拉施特编著的《史集》中有专门的中国史，里面是如何论述“契丹”王统的呢？拉施特写的中国史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由汉文化圈以外的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因此对于了解当时伊儿汗国如何认识中国有重要意义。该书中译本中，“契丹”的表述被翻译为“乞台”，南方则是“摩秦”，两者被放在一起叙述。其叙述缘起中写道：

由于这片自古未被外国君王占领过的国土已为成吉思汗及其威名赫赫的子孙所征服和占有，因此在我们编写的这部历史中记述该国情况就已成为必要。
——拉施特著、王一丹译：《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第123页。

当时的中国在他们眼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就不需要我多说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描述中国历史的呢？

他们的第一位君王名叫盘古，是所记历史的开端；最后一个君王则叫守绪，出自主儿扯部，人称阿勒坛汗，成吉思汗同他的父辈、祖辈都交过战，后来将他击败和杀死，从他手里夺取了乞台大部分国土，后来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合罕征服了乞台全国。
——同书，第128页。

当然拉施特也知道金朝是征服者，同时提到南宋的情况。宋朝被拉施特排列为中国历史的第二阶段第九朝，并有如下记述：

少主是该国正统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是从第一位君王盘古开始的历史上的第二百六十七位君王，其中的详细过程如上所述。从盘古到少主共有36个王朝、267位正统君王，经历了42875年，这些都有乞台史学家和哲人的记载为依据。少主即位2年后，大汗的军队征服了摩秦，少主前来归降，交出了王位，成为大汗的仆从。
——同书，第176-177页

少主指的是宋恭帝，自盘古以来四万多年（原文如此）的正统国脉至此断绝。显然，在伊儿汗国眼中，元朝皇帝是征服了大半个世界的蒙古大汗，而非传承盘古以来王统的君主。其对蒙古历史的叙述和“乞台与摩秦”国统的记述是截然分开的。所以不言而喻，他们提到元朝为“契丹”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地理概念，毕竟元朝都城位于“契丹”境内，用关毛所提到的《史集·契丹国传》里的话来说就是：

契丹大部，当成吉斯汗时已被征服。至窝阔台汗时，全部皆平。成吉斯汗及共诸子未尝奠居契丹，吾前已言之矣。蒙哥大汗传位忽必烈大汗。忽必烈大汗以契丹人口繁盛，远过世界他国，而帝京远离，不便治理，故奠都契丹国，置冬宫于汗八里城。

也就是说“大汗之国”移动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契丹国”境内，而非元朝变成了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契丹国”。所以这里的“契丹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实体，不如理解为“（大汗支配下的）契丹等处地方”更恰当。

最后声明一点，本人讨论和呈现的只是当时的历史状况和中外史料，以切合题目并回应某些答案，而非引申到“元朝非中国”、“反对民族融合”之类的结论，也保留本人观点，一切交由读者自行判断。

感谢点赞的诸位，并且我深知本答案决非完美，欢迎大家的补充或质询。将来或许会随着看到更多的材料而继续补充或修正本答案。

元史中已经有例子啊

1)十二月，诏谕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

-元史列传第95: 外夷一 高丽 耽罗 日本

22.06.201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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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赐高丽王禃玺书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文物有足嘉者。汉丶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

-本纪第八 世祖二

谢

指正, 下例作废

十年二月，遣勘马剌失里丶乞脱因等使其国.......................今再遣勘马剌失里及礼部郎中国信使乞脱因丶工部郎中国信副使小云失往谕王国.....................

-元史列传第97: 外夷三 缅国 占城 暹国 爪哇 瑠求 三屿 马八儿等国

蒙元国家对汉字文明圈自称中国这一事实，@大明慈父朱洪武 已经阐述的足够好了，赵老师是一位很值得关注的答主，大家可以翻一下他的所有答案，都是认真回答的，几乎没有一点抖机灵放水。但是赵老师回答中有几个结论，俺以为还稍欠考量。

首先，元统治者对于中原是否持“皮萨罗式征服者”心态？

蒙古统治者看待中原的心态，我认为很难用一国征服异国后的心态来形容，而是草原兀鲁思“家人、家奴、属民”家天下政治特征的扩大及延续：当蒙古政权的规模有全中国之大时，“家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体蒙古人（在元代被称为“宗人”，即前朝的宗室人员），家奴的范围扩展到了合作者中的精英（例如地位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南民众的色目人及大根脚汉人），而属民的范围，自然就是其他的全国官民了，所谓“奴仆天下”即是也。张帆老师在《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一文中说：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由此蜕变为汉地本位的元王朝。随着中原模式官僚体制的建立，元朝国家制度与大蒙古国相比有了显著不同。但就“家天下”政治格局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并无大异。在加上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美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之后，汉地的尊君卑臣传统与大蒙古国汗权彼此结合，进一步保证了元朝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草原社会“主奴关系泛化”的倾向继续向汉地延伸，汉族百姓同蒙古牧民一样，被视为与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属民。

长远看来，元代的“家天下”政治格局，构成了明清皇权一系列爆发式膨胀的基础。

具体到统治者的言语，忽必烈命令境内的穆斯林与犹太人不许按宗教仪式宰羊的圣旨《 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便是“奴仆天下”心态的典型体现（因为西域客商不复来华，商税大减，此令数年后即取消）：

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人每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你们）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骚扰贫穷百姓每来底上头。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若奴仆告呵，从本使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钦此。（《元典章》·卷五七·《刑部》）

但是，元朝统治者之“以蒙人为家人”与“以中原为根本”的两种价值观是并存的，草原旧俗与中原制度在元代是杂糅的。陈得芝教授曾在经典论文《元世祖圣训诏令从谈》中用一章篇幅专门讲述忽必烈视草原为边疆，视中原为核心，实为“中原本位”而非“草原本位”的事实。具体反应到言辞中，如世祖命董文炳留守大都时的言语：

（至元）十四年，帝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将北伐。正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临安。比至，帝日问来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竖子盗兵，朕自抚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谢，不许。（《元史·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三》）

元朝的直接前身是身在中原的各族军阀、陪臣与少数蒙古宗王拥立其统帅忽必烈为帝，建立的“南大蒙古国”。与阿里不哥经过漠北库里台后继承蒙哥汗的正统大蒙古国朝廷几乎毫无关系（除耶律铸等少数蒙哥陪臣南逃）。所以对于元朝来说，其国本在中原，而不是草原，草原只是这一政权与蒙古王爷们角逐大蒙古国法统的战场。战事结束后，“岭北行省”也几乎是作为不受待见官员流放地而存在。

因为以中原为本，杀戮本国人民的暴行，是被元朝官方意识形态尽力否定、抑制的。忻都对高丽人的言语“然天赋吾俗以杀戮，只当顺受，天不以为罪”严重违反元朝的“政治正确”。至元十一年，元军即将挥师南下发起灭宋战争之际，忽必烈亲嘱统帅伯颜务以北宋平江南的曹彬“不嗜杀人”为范，并称还未归属的南宋军民为“吾赤子”。

十一年，（伯颜）复拜左丞相，总襄阳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今体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王受命，驰至襄阳，诸军纂严，禡师启行。 【清河元公撰勋德碑】（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引元明善撰《伯颜勋德碑》）

由中书平章赵壁执笔，体现忽必烈本人意志的《谕江南檄》内容也相似：

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贾似道）之身。自今檄到，应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赏外，仍其官职。谨檄。（《南村辍耕录·卷一》）

在草原上长大的忽必烈看来，“吾赤子”和“俺奴仆”应该也并没有多大区别。根据草原习俗，国家和属民本来就是统治者家族的共产。“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便是保护了忽必烈的“个人财产”。毫无疑问，元帝的中原观、价值观均是在“视天下为吾家私”之前提下形成的。所以，实际上元朝统治者从未认为普遍以“内北人外南人”为宗旨的国策有什么不妥，既然天下即家产，厚待家人、家奴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么？统治阶层更不觉得自己真的歧视、轻视普通汉南人：

颍州沈邱探马赤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史李思齐，集众号义兵，克复罗山县、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罗山县达鲁花赤，授李思齐县尹。上曰：“人言国家轻汉人，如此，果轻汉人也。”下吏部再议，于是察罕授汝宁府达鲁花赤，思齐知府。（《庚申外史·卷上》）

其次，元代蒙古色目人是否存在“中国之人”的自我认识？

不得不承认，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但就作者目前的知识范围来说，元代汉文与非汉文史料中均存在蒙古色目人“中国之人”自我认识的体现。

汉文相关史料表明，刨除过于浓厚的草原“家天下”政治习俗影响，元蒙古色目人完全袭承了传统的中原皇朝对“蛮荒化外之地”与“本国编户齐民”的双标态度。对蒙古官员来说消耗汉军是需要掂量掂量的事，死太多“中原人”毕竟心疼，如若能“以蛮攻蛮”，那才是极好：

至元二十九年，辰州蛮叛，副枢刘国杰、佥院唆木兰往讨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间弩士三千，哈剌哈孙以民弗习战，强之徒伤吾民，弗许。秃忽鲁曰：“兵贵训练，乃可用也。汉军不习弩，因蛮攻蛮，古所利”遂与之，果以此获胜。（《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一》）

元朝同样继承和发展了面对“蛮夷”时的大中国沙文主义观念，下面这些材料的主角，都是元朝的“家人”蒙古人以及“家奴”色目人。而皮萨罗们肯定不会产生什么“大秘鲁沙文主义”。

俄升都元帅。广西猫军五万从元帅阿思兰沿江下抵庐州，（余）阙移文谓：“苗蛮不当使之窥中国。”阿思兰还军。猫军有暴于境者，即收杀之，凛凛莫敢犯。（《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第三十》）

安南世子陈日燇遣其臣严仲维、陈子良等诣京师告袭爵。先是，其国主陈日烜累召不至，权遣其族父遗爱入贡，朝廷因封为安南王。遗爱还，日烜阴害之。遣使问罪，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将讨之，失利而还。帝怒，欲再发兵，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言：“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复使往，宜无不奉命。”（《元史·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五十四》）

日本商百余人遇风漂入高丽，高丽掠其货，表请没入其人以为奴。铁木儿塔识持不可，曰：“天子一视同仁，岂宜乘人之险以为利？宜资其还。”已而日本果上表称谢。俄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识曰：“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知向化。”《元史·卷一百四十·列传第二十七》

元代非汉文史料的存世总数并不充足，甚至可称匮乏。但其中同样有足以说明入中原9者存在“中国本国”观念的材料。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份名臣赛典赤·瞻思丁家族的牒谱《咸阳族谱》，始纪于元大德年间。其外文部分以流利准确的阿拉伯-波斯文书写，而非后世已沦为汉语拼音的小儿经式“回回文”，中有二句提及“中国”：

“我们中的先人和后人都是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子嗣。阿里的子嗣分布在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随着时光的流失而互相不在认识。于是我们要为自己建立一部书册，我们在书册上书写我们的名字，我们在书册上排列我们的谱系，以便于在相见之时我们能够互相，也使我们的后人不至进入迷误者的谱系之中。”

“真主已让世人知道了他的那个国度，那就是中国——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充满了尊严、感恩和脾益，那里还有使人眼睛感到美好，精神为之向往的东西......”（马保全译）

• 元大德《咸阳族谱》涉及“中国”两句的阿拉伯语原文，红框内词即为“我们的中国”之明确表意（马保全《郑和先祖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郑和研究》 , 2013）

《咸阳族谱》文字中流露出的，乃是赛典赤族人对华夏祖国的深爱之意，今日读之依然使人动容。

再次，是元朝蒙语国号的问题

@大明慈父朱洪武先生对于元代蒙文国号资料的列举基本正确。陈得芝教授之《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萧启庆教授之《说“大朝”元朝建国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的国号演变》对这一话题都有过详细考辩，可以参看。一般认为忻都神道碑等元代蒙文资料中“大元大蒙古国”或“被称作大元的大蒙古国”的组合中，“大元”依旧是表示“大”的词。这代表了“元”的含义是“大之至也”而非“初始”，即对蒙古时代的汉地“大朝”的文雅化，世祖曾言：

昔为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

但是俺不禁思考，对元人来说，写成蒙文的“DaiÖn Yeke Mongghol Ulus”作为“大元”的官方蒙文对译。与汉语语境里的“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区别呢？无疑是没有的。

元朝后的明朝，同样几乎不以“中国”宣称非汉语世界，而是直接用“大明”的音译，帖木儿帝国的史臣阿卜答儿·剌扎黑·撒马儿罕地在作品《两颗福星之升起》一书中收录了朱棣致帖木儿后王沙哈鲁国书的波斯文本。因为完全按汉文诏书格式书写，凡遇“大明皇帝”、“皇天”（Khudawand-i Ta’ali，波斯语，直译为“上天”），“太祖高皇帝”（Tay zu-i padshah-i’Ali）等词语均另起行顶格书写。所以这一文本应该是明朝四夷馆臣自行润译的。本文中“大明皇帝”便写作Daimink padshah-i Ma’azim（波斯语直译为“伟大的大明皇帝”）

中原王朝把“中国”意译了扔进对外语境，是更之后的事。明代出现了Dumdadu ulus（蒙语中间之国）的用法，进入清代，中国才开始广泛使用Dumdadu ulus（蒙语中央之国）、Dulimbai gurun（满语中央之国）自谓。《尼布楚条约》里的“中国神圣皇帝”（Dulimbai gurun i enduringge hūwangdi），可能是中国统一皇朝第一次以非汉文方式自称为“中国”，也是第一次将作为“中国”作为本主权国家的专称。这种译法直至今日，蒙语与满语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是“Bügüde nayiramdaqu dumdadu arad ulus”和“Dulimbai niyalmairgen gungheg' gurun”。

蒙语中“大元”仅为修饰词的说法，其实也是存在问题的。

刨除蒙文史料较少的元代。21世纪之后，专注明代蒙古文资料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蒙古族至到林丹汗时都未抛弃“大元”、甚至“大元国”（Dayan ulus）、“大元大兀鲁思”（Dayun yeke ulus 《阿勒坦汗传》）作为蒙古国家的称谓。（累了，不细说啦......可参看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的《鞑靼和大元国号》，收录于《元史与民族边疆研究》第二十八辑）

从汉籍中蒙古人的反应来说，也先以“大元田盛大可汗”、巴图蒙克以“大元大可汗”的名义与明方交往都是Dayun yeke ulus，即大元王朝依然存在的表现。正统十四年正月，也先拥立的可汗脱脱不花对明朝称呼他为“达达可汗”也深表不解：

......载览来书有云：“去岁书内，写我作达达可汗，缘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称名号亦有定体。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诚，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达达可汗称之，亦尔俗至美之号。且朕与可汗和好，在有诚意，不必论此虚文也......（《明英宗实录·卷一七四》）

朱祁镇一顿有的没的，连糊弄带搪塞（“我要是管你叫大元皇帝那还得了！诈尸啦！”），好歹圆过去，“不必论此虚文也”一句话简直把尴尬写在了脸上。但更尴尬的事马上发生了，短短六个月之后，土木堡之变......

帮“大元皇帝”抓住大明皇帝以后，瓦剌众头目十分开心，聚在一块商量代表“我每（们）大元皇帝”之后怎么办。记录下面这段文字的正是一名蒙古族人——英宗的翻译哈铭。

也先聚会大小头目，说道：“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每手里，你每头目怎么计较？”数中有一达子名唤乃公，言说：“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雠人，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恩赐与了到手里。”口发恶言伤害。当有伯颜帖木儿忿怒言说：“那颜要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开口说话！”当时，把乃公面上搥了两拳......（哈铭《正统临戎录》）

自然，蒙语环境中以“大元”作为独立的兀鲁思名名而非修饰Yeke Mongghol Ulus定语的这种用法，不太可能是北元时代才出现的。

另外，“为便于统治中原，将自己缘饰为中华天子，但内心深处归根结底还是草原可汗，这两种身份的比重虽然会随时间流逝而此消彼长，但到元亡为止可能都没有根本上的逆转。”也相当值得商榷。首先，有大量的材料能够说明元朝“以中原为本位，以草原为边疆”。事实也证明，惠宗与昭宗在面临抉择时，并不想当什么“草原可汗”，北遁应昌本非惠宗的第一选择，比起草原，还算礼乐之邦的高丽是惠宗的流亡首选。合汗与皇帝的“身份”在元帝心中应该并没有那么纠结，毕竟，一直到明代《华夷译语》里，“qaqan”与“皇帝”还是一个等价对译的词。汉语境的皇帝，与蒙古语境的合汗是一回事。

最后，捎带一说辽的“中国称谓”问题。比较有趣的是，随着契丹小字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认为：辽政权在辽圣宗之后改的正式国号“契丹国”实际上就是“大中国”，因为根据《辽道宗哀册》契丹小字“契丹”其义即是“大中”。辽圣宗至天祚帝时辽政权先后用过两个契丹文复合国号“大中央契丹辽国”和“大中央辽契丹国”含义则更加明确。（参看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 , 2010 (5) :143-149）

若果真如此，如今部分国家语言的“契丹”，就是一个含义精确到不可思议的词汇了.......

耶律氏自称“炎黄子孙”，自认出自唐虞之后，实无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