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何会失败？ 第1页

一句话: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力。一是拥有 9亿美金的储备;二是拥有黄金410万两;三是出售敌伪产业，1945、 1946年两年约有1. 2万亿元以上法币；四是联总的救济物资，合计有 3. 7245亿美元;五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除去上述的联总部分，达 17. 05亿美元。这笔可观的资产，如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用于战 后的经济恢复，完全可以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良性轨道。但是，国民 党依仗其拥有的军力和财力，一心希望速战速决，解决中共的问题。而 结果，在军事上损兵折将，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财政上耗尽了国库。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战争仍在继续，国库则已难以为继。

1947年2月黄金风潮之后，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 60%,无法再用出售黄金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宋子文不得不下台。由于美国的压力，4月间政府改组，扩大统治基础，吸收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加入政府，张群于4月17日被任命为 行政院长，以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希望以此获得美国同意予以财政支持，美援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希望。

5月7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务会议报告，目前财政部的中 心工作系设法使本年预算收支接近平衡。财政部预计当年支出须 20万亿元，收入仅10万亿元，不足之数，以发行美金债券、岀售敌 伪物资等予以弥补。但张群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实力，黄金外汇 已经空虚，他无可奈何地说：“蒋主席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蒋主席经济上没办法，我也无办法。”美金债券的发行，曾有江浙财团的 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寄顾、杜月笙等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行销不到5000万美金，因此形成一个空前的滞销局面。 张群内阁借内债遭到挫折,美援一时无望，仍然只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

到1948年上半年,实际支岀高达340万亿元，而赋税收入仅为50 万亿元，赋税收入占支出的比例降到了 14.7%。

造成赋税收入不能支持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造成 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194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说:“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况下，国家 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岀，却不能不随物价飞涨而大增。 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益巨，且有加速恶化 之趋势。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赋税收入，中央税收以关税、盐税、货物税（抗战胜利以前称统税,系由厘金演变而来）、直接税为四大税收体系。盐 税和货物税均为间接税，都是消费税，都可以转嫁到普通人民头上，占了四大税系收入的一半以上。对农村维持征借征实，进行掠夺。税法落后而繁重，苛捐杂税，税率重而征不足额，中饱严重，社会生产和人民 生活受到严重侵扰，而国库依然空虚。因此，一方面人民深感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另一方面政府赋税的实际收入日益下降。

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舆论对当局的税收制度和状况深感不满，尖锐地指出:“现在每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无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民国万税，我想即便没有万税，至少千是有的。”“正当工商广大农民为其课征对象，但税率越重税法越繁，造假帐逃税的行为必定越多,贪官污吏乘机敲诈中 饱的恶习亦必越盛。因此辗转循环，互为因果，遂成百姓出十,政府得 一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的收支，在此情形之下也就越来越加无法维 持了，最后终非全部宣告崩溃不可。”“这种苛征重税，逼得家家工厂都非造假帐不可，目前上海的工商，至少都有两套帐簿，要是一套帐簿早就关门了。”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它仍坚持其内战政策，造成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上难以支持，形成恶性的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兵员负 担，据张公权（嘉玻）估计，达450万到500万之间。据行宪内阁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士兵约有四百万人，文武职员一百一十多万,计中央 文职人员三十三万，地方十一万余人，武职人员六十余万。”据此，军队人数当为460余万人。军费支出，不但列入总预算，还专门列有特别预算。首届行宪内阁行政院长翁文瀞报告1948年下半年预算时说: “我们要提到特别预算，诸位从特别预算草案里可以看出，特别预算开 支中多数为戡乱时期军事费用，属于国防部使用的……特别预算收入 方面，是指临时税的收入，包括日本赔偿物资，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价格, 以及实施粮食征实征借所得物资价格,这一类临时性的收入，总计可得 二0七六七00余亿元。”特别预算支出约达600万亿元法币，为普通预算的二倍。但由于物价飞涨，所谓预算从来不能实现。1948年下 半年预算，据王云五报告:“包括普通及特别预算两个部门，合共不过九 百万亿法币，但七八两月执行结果，除了征粮部分之外，已经开支二亿 六千一百余万金圆，按三百比一折合法币已达八百万亿元，加上军粮部 分，实不止此数。”

政府支岀以军费为大宗。据张公权推算，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1946年为59.9%,1947年为54. 8%,1948年1月一7月为68. 5%。 据吴冈统计,1947年总支出为40万余亿元，军费支出为18万余亿元，根 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特别支岀六万余亿元,两项支出占总 支出的59.8%。据杨荫溥估计，“本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开支，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可肯定其经常在岁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美援既无法填补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就来临了。

美援姗姗来迟，又属杯水车薪,国民党当局维持财政开支的办法, 越来越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7,075,033百万元法币，钞票发行增加29,462,400百万元。1948 年1月一6月，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高达166,185,674百万元，钞票发行增加163,332,800百万元

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恶化、物资匮乏，使物价如脱缰的野马。1948 年6月间,物价上涨的速度突然加快。6月25日上海物价狂跳，商店每隔二三小时更改一次标价，虬江路及金陵路上几家商店贴着红纸布告:“货价飞涨,暂停营业。”正好上海市议会在此期间开了十天的会， 7月1日议长潘公展在休会时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 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更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 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能生存了。”6月28 日蒋经国到达上海，准备釆取断然措施控制物价。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军警宪各单位首长开紧急会议，企图通过武力来抑制物价,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投机商人,警告说:“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 总动员令、总体战，要把国家经济完全转入暴力控制下的掠夺经济，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暴力掠夺的举措，也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时，有人说得明白：“经济已要崩溃,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亡图存。大家要看得远一点,美援四亿，只合法币四百万亿，而本年预算是八百万亿，美援并无大用处,必须自助。”现在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也就要不顾任何经济后果，劫夺社 会财富，支持战争,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但所谓自助，豪门资本既不愿出钱,屡受侵凌的民间资本自不愿与国民党同归于尽。怎么办呢？局势逼得国民党当局走上冒险蛮干的道路。

8月21日，蒋介石为贯彻币制改革方案，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发出措辞严厉的手启，他表示:“深信循此办法全般实施，不惟民生疾苦将获苏解,即国家大计之财政基础，亦得奠定。”他严厉警告说: “倘有投机囤积，怙恶不俊,敢于违反法令，以图自私自利者，则是自绝于国家民族，无异为奸匪作作，其罪行即等于卖国之汉奸，无论其凭借何种势力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当机立断，执法以绳，严加惩办,不容稍有宽假。所望各级政府切体时需，自懐职责，以决心建立事功，以 强力打破障碍。无论遭遇任何困难，中央必为全力支持。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致法令不能贯彻，或对所属执行人员监督不严,考核不力，致所属违法舞弊，影响法令之实效者，则各级主管应负失职之咎，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8月22日，蒋介石又发表文告，否认有关和谈的谣传，坚持“戡乱”政策:“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一日没有 完成，匪区同胞的苦痛荼毒一日没有解除,则我爱国军民剿匪戡乱的职责亦一日不能放弃。”文告强调金币制的意义说:“过去十年，法币制度 已完成其支持抗战建国的使命,深信今日以后，金币制度亦必能助成建国的大业底于成功。”

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钱庄复业，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 金银外币及法币。第一天，市民排起长队，踊跃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 券，情形颇为出乎当局者意料之外。11时左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 ”这第一天，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7748. 36两，白银 8776. 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元5角，港币136,702元, 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元3角9分。第二、第三天,市民甚至清晨 6点即到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银外币。市民之所以踊跃兑换，一 则受到国民党政府严令的威胁,过期持有即为非法。一则普通市民原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从市面上以700万法币兑来1元银元，现在不能流通，不得不再次亏本兑出，以维持生活。一则因为金钞收兑价已经相当 于甚至略高于原来的市价，商民以为“黄金一时不会涨,现在拆息多么高，搁在那里不合算，不如卖掉了还债。或做生意买别的东西”。此 外，也容或有投机的因素。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期,原定到9月30日结束，此后，人民持有 黄金、白银、外币即为违法。财政部发言人于12日发表谈话宣布:“收兑金银及外币日期，原定截至九月卅日为止,到期决不延展。如逾期尚 未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代理收兑之银行兑换金圆券或公债或存储，则持有者即属违法。”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普通百姓纷纷如期前往兑换。上海一地,29日、30日的兑换达到了高潮,30日成绩为兑出金圆券3600余万元，是最好的一天。据翁文瀞报告，到9月底止，“收 兑黄金、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十四点一七元, 经收外币存款折合美金一千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五点六一元，出口外汇收入折合美金三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点二一元，华侨汇款收入折合美金一千一百十六万三千四百十九点二0元，总计收入折合美金一亿九千零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九点一九元，进口结汇折 合美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十二点六九元,政府机关结汇折合美 金一千零三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九点四六元，总计支出二千二百八十 七万零二百十二点二五元，以上收支两抵,净收入折合美金一亿六千三 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点零四元。”当时,发行的法币折合美金也仅5000万元，而在币制改革的四十天之间，即收入了黄金、外币1.6 亿多美金，达法币发行额的三倍。

要贯彻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关键在控制住上海的经济。1948年8月20日早晨，蒋经国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表后即赶到上海，开始作管制上海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一支自己指 挥的力量，蒋经国把在唐山的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调 到上海。“戡乱建国总队”是蒋经国为建立实验绥靖区而策划建立起来 的，归入国防部名下。他们本来的任务是协助军队组训民众，参加绥靖区地方行政。这时，蒋经国为了对付上海的工商界，把这支本来是对付 中共的有组织力量,调到了上海。21日即着手制定“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27日，“戡建大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称，到上海来的任务，“一方面对付共党，一方面对付奸商”。本来是用来审判 共党的特种刑事法庭，也成了审判资本家的专制工具。新经济政策一开始执行，就把上海资产阶级推向了中共一边,把自抗战以来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同情,推向了高峰。

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协助俞鸿钧督 导上海区。23日，就在开始兑换金圆券的那一天，在上海中央银行会 议室举行了首次督导会报，蒋经国和上海当局商量了执行方法和分工。 他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 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 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 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蒋经国在上海决心不顾 一切,实行管制经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 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 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来管制物价、物资和金融。

8月24日，上海社会局、全国卫生局、财政局、警察局经济大队等 单位，召集副食各业商人谈话，社会局长吴开先硬性规定，要他们照8月19日的价格出售，以后如果超出19日售价，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将 依法严处。当天，粮食价格，以白粳米为例，退入了 20元以内。蒋经国本人连日召集会议,讨论稳定粮食、纱布、日用品价格的办法。警察开始 监督市场，拘捕违法商人。

26日上午，蒋经国召集各有关机关会议，到 有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团、江海关、两路局警务处、港口司令部等单位代表，作出决议:“（一）统一检查机关，由蒋督导员统 一指挥，统一执行，切实发挥经检力量，绝不许扰民……（二）凡违背国 家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其商号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送特 刑庭法办，货物全部没收。”同时决定自27日起，开始普遍检查。检查 对象则“以巨商大贾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而免徒滋纷扰”。大概是 这一提法，后来被社会上称为“只打，不拍苍蝇”。为了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蒋经国不仅动用既有的权力机关，而且策划由戡建大队着手组织人民服务站，“希望能做到发动民众协助政府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目 的”。到9月25日，在复兴公园举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开训典礼, 受编人数达12,339人，由蒋经国出席致词。但这个青年服务队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管制政策就破产了。

蒋经国的所谓扳面孔,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商”，以警察行动 来维护行不通的管制经济。9月1日，他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并开始行 动。当日晚,蒋经国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 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日，他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会后即向市 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2日当 天，经济警察即传询沪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 巨商盛苹臣,暂准交保释放。案由是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前，大量 抛售永安纱厂股票。同时，以囤积罪拘押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郭答 应尽量抛售，才交保释放。是日晚，泄漏经改秘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南京被捕。陶妻李国兰也因永纱案在上海拘押。因私套港汇一案出走香港的申新纱厂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于2日晚回到上海,3日即遭逮捕。同日，杜维屏因被发现在证交停业后做场外交易，与证券商林乐耕同被逮捕。此外,纸张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公司黄以聪、囤布大 王吴锡麟被逮捕,送特刑庭办理。食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起及米业公会理 事长万墨林均受到警告。已经被捕在案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一案，于9月3日被判死刑，至24日执行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舞弊罪被处死。

被捕商人共达六十余人。蒋经国日记记道:“（9月4日）XX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9月5日）X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9月8 H） 今天早晨遇见X X X，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 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勾结 力量之大矣。”“X市长”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本来就不相信金圆券政策，这时候，他在蒋经国眼里成了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代表人。

尽管收兑金银外币和控制物价取得了相当成绩，蒋介石并不感到 满意，还要向上海商业行庄勒逼外汇。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 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责骂上海银行界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存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 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搪塞了事……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 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 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 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于是，蒋经国“决定加以说服，将他们的外汇移存国行。直至今晚（8日）止，已经拿出了三千万美金”。11日，蒋经国又在乐义饭店先后约见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 周作民、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菰、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 庵、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因事未到），以极为粗暴的态度，向他们勒 逼金银外汇。蒋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对周则屡屡扬言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他拘留起来，对戴更指责其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 量金银外汇。上海各商业银行在蒋介石父子的勒逼下，被迫和盘将 所存黄金、白银、外币和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只是由于币 制改革的迅速失败，政策改变,这些外汇资产没有来得及转账过户，仅少部分为中央银行收购,多数仍为各商业银行所持有。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的政策，在政治上导致对蒋氏姻亲集团的反冲击，在经济上形成物资匮乏，生产萎缩，游资充斥，市面萧条，危机因素迅速积累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控制系统本来就相当松弛，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统治区域的经济。蒋经国在上海控制经济的结果，使内地和上海的物价结构，形成倒挂。控制力不强的内地的原 料、粮油价格高过了上海的市场价格,造成上海原料、燃料缺乏,生产削减,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由于生产萎缩，政治形势恶化，投资热情下 降，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却强化起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人多起来 了，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市场的冲击。因为收兑金银外币，游资充斥市场，找不到出路，至9月中下旬,争购消费品的现象就已开始出现。

10月2日，上海对卷烟、薰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等七种商品，改征税额， 增幅达7-10倍。2日、3日，商人因增税不增价而停止营业。3日，上 海社会局不得不核定允许香烟价格上涨一倍多，4日起照新价营业。 这一消息传出，限价政策的信用立即崩溃。饱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上海 人民，自3日上午起，即上街抢购物资，自静安寺到南京东路，一路上， 商店货架被抢购一空，到下午3点左右，商店不得不拉起了铁门。这股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购日用的比较值钱而又容 易保存的纱布呢绒一类物品，随后又抢购米煤日用百货。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尚好,米的来源却日益减少，城市很快岀现粮荒现象。煤的供应 也十分紧张。人民无法按限价购到日用必需品,管制经济形成了货品严重短缺的经济局面，社会秩序更加动荡起来。

统治基础已经十分脆弱的国民党政权是不能承认豪门问题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私人感情问题，封住豪门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蒋介石本人就曾亲自为宋子文辩护。抓不抓豪门问题，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成了一个两难 问题。

蒋经国于9月29日公开查处扬子公司，相传蒋经国要严办公司经理孔令侃，孔向在南京的宋美龄求救。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 (K. M. Panikar)记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 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查《大公报》，宋美龄乘专机由南京到达上海是 10月1日晨。但宋美龄未能说通蒋经国，只好直接向蒋介石求援。8 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从北平乘专机飞往上海，亲自处理亲属之间的纷 争。这时正值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翌日即9 日，解放军就发起了攻击锦州的战斗。据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 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 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 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不久，孔令侃于10月28日飞往美国。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另有两名监察委员到达上海调查扬子 一案，此事轰动全国,蒋介石再次亲自干预此事。1月18日，他急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 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尽管后来监察委员们仍不依不饶，但此案终于不了 了之。

宋美龄、蒋介石干预扬子一案的消息传出，蒋经国立即名声扫地。 他在10月8日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XX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 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 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 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 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其实不仅社会上对 蒋介石的统治感到绝望，就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也由此而离心 离德。如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就怨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不久就和中共接洽和平。蒋介石的亲随幕僚陈布雷，因向蒋进言要孔、宋两家出钱助饷，遭到蒋的严词斥责，而于11月 13日绝望自杀。蒋经国的部将贾亦斌，为扬子案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翻了脸，自此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当时，北平地区粮食依赖解放区，限价后粮食短缺,黑市价格暴涨, 人民生活尤其困难。10月24日，北大教授沈从文等八十三人为生活所迫,发出停教宣言，定25日起停教三天，进行借贷。宣言指出:“我们绝不能照限价购得我们的食用所需。”各地罢教、罢工、怠工风潮迭起，人心解体。

经此一劫，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人心。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于11月4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 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 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 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党匪徒最大的帮手和功 臣，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 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 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8·19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 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 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 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 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 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 ……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 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不待解放军兵 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和毛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 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 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宵禁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 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 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 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 “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 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 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 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 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 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 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 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

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 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 石五斗”。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 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 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 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 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质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上海 《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 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 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 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 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 斤。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 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 11万倍以上。“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 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 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 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 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 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

引自

《中华民国史第12卷·社会经济总崩溃》

嗯，我其实是写了篇412的文章，然后贴过来蹭答案的。

不过好处是412那段时间给搞明白了，后面一坨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下面是原文。

命运的四一二

讲起412，一般大家都知道点。可就是背完答案，但总觉得有点稀里糊涂的那种。这一直是基础历史教育的一个毛病，编教材的觉得“背个答案就完了，这种不方便讲太细的事情搞那么清楚干嘛”；老师觉得“读个书还不就是为了考试，45分钟我哪讲的完，再说我自己也搞的不是很清楚”；学生觉得“答案这么长，这让我咋抄”。

这么搞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参加工作后，知道了一点人性的基本常识，再回想高中课本，总有点逻辑混乱的感觉。

比较典型的就是四一二，蒋介石翻脸杀的左派血流成河。官方的解释一般就是句“蒋介石背叛革命”，但是怎么就背叛了？为啥能混在革命里这么久才发现他是叛徒？为啥他背叛了破坏力这么大？没有一件事情能讲清楚。最后大家往往要不觉得他是个神经病；要不就是地摊文学瞎逼逼一下，就觉得高中老师忽悠我了，老蒋其实人还不错。

显然两者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普及一下这段历史。

01

国民党、共产党、国际党

412这事儿吧，你如果理解透了，中国近代革命的事儿就理解了一半了。它本身对中国肯定是个悲剧，国共混在一起好好的，眼看着黄埔军起来了，群众越来越爱国了，军阀也越来越怂了，突然就闹起分家来了。分家也就算了，还撕破脸家暴；家暴打个脸就算了，居然杀的血流成河，这简直太神经病了。其实像所有类似的家庭矛盾一样，这是各种问题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先从介绍几个家庭成员开始。

首先是国民党。大家要有个基本常识，在有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基本是个道具，就是实力派方便的时候拿来用用，不方便的时候就随手一扔的那种。他是有影响力没实力，一方面大家一提起革命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另一方面，他其实又基本没法落实自己的革命理想。实力在哪里呢？在枪杆子和党组织里。可惜当年他两个都没有。

枪杆子方面，他的武装嫡系是一群黑社会。这个可不是我开玩笑，国民党这辈子都跟黑社会纠缠不清，即便跑到台湾也还是跟竹联帮、新义安纠缠不清。委员长的大哥陈其美，就是青帮“大”字辈。相比之下，黑鸡汤大师杜月笙是悟字辈，“大通悟觉”，中间差了两级，杜月笙要叫声师祖。中山先生自己是“共龙头“，檀香山致公会”洪棍“，就是被几个不同帮会都称为老大，地位超然。

大家随意感受一下

这帮人打打杀杀可以，打仗可就没法跟正规军比了。比如广州起义，洪门哥老会龙头黄兴带着一帮热血青年攻打总督府，百把号人一天就被机枪扫光了，几乎连个水花都没溅出来。

枪杆子不行，党派也不行。国民党是同盟会改组的，同盟会又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合体来的。孙的基本盘是兴中会，掌握华兴会靠的是黄兴，后来玩不到一起分家了的是光复会。社团开会日常开着开着就变成章太炎、陶成章和孙中山对骂，热闹的跟菜市场一样。你想想五岳剑派的盟主能对华山派有多大的掌控力，大家就能明白那时候国民党的执行力了。

所以孙博士前半生的日常就是起义失败社团撕逼。他这辈子为了救亡图存，勾兑过军头、勾兑过日本黑帮、勾兑过英美，能想到的全试过了。应该说各路人马都比较给面子，爱国大V嘛，说不定哪天用上了。但给面子归给面子，一旦涉及到实质问题，比如利益分配路线方针啥的，没实力的就只能靠边站了。

后来的苏联军事顾问曾经报告斯大林说，孙大炮名义上是大元帅，但忠诚可靠的军事力量估计只有私人卫队的那200多号人，相当凄凉。像陈炯明，就是五条人唱的“陈先生”，你觉得人家是反角？人家当年可是参加了黄花岗起义的，虽然在起义中有临阵脱逃的嫌疑，革命党人对他颇有微词，但元老这个名头是跑不掉的。关系如此老铁，一旦意见不投，就好意思炮轰总统府，你说到哪儿说理去。

所以孙博士的大半辈子就是年年奋斗年年打脸，革命胜利遥遥无期，眼看这辈子就要交代了，突然一声春雷，市面上来了个叫苏联的新玩家。

苏联后来黑化的比较厉害，但刚出道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是个理想主义者。初代列宁大胡子的理想是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没有国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工人造反，真刀真枪要去解放欧洲工人兄弟的。尤其是托洛斯基，秉持“持续革命论“，坚持要在世界范围不停革命，一直把全世界资本家的命全部革干净为止，非常硬核。

大家想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这种搞法的感受，肯定不能忍嘛，所以建国之后的那几年，十四国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和他们赞助下的保皇党、捷克军团什么的，把新生的苏联围的团团转。当时苏联说自己是“在资本主义海洋中的社会主义孤舟”，可以说非常形象。所以，等到巩固了政权，镰刀党不出意外的成了缓冲区狂魔。这一来二去就看上了他南边的某大国。

只有深色的那一丢丢是苏联的地盘，其他方块就是各种干涉力量，也是不容易

大家一定要理解苏联金主和其他欧美金主的不同。首先，苏联是把中国看做战略缓冲的，明显优先级更高，当时他们普遍认为单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长时间存活下去，所以对于在华利益，欧美是当做投资，苏联是当做命根子。

其次，苏联是有理想加持的，因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嘛。当然欧美也有他们的那一套理论加持，但就跟颜色革命把美式民主这个概念搞臭了一样。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也是猛抽国际公理的碧莲。中国作为战胜国，那帮烂人居然把青岛特么判给了日本，大家还信仰个屁啊。相比之下，苏联一方面干翻了帝国干涉，另一方面初代大胡子列宁还在1920年号称放弃在华特权，有理想有实力，怎么看怎么像是新的希望。

至于共产主义在华的亲儿子TG，那时候还是个小baby。教科书一般不太爱提这个，但事实来说，1910年代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在啥能救中国这事儿上的嘴炮竞争是很激烈的。各路人马轮番上阵，既有脱亚入欧、师夷长技以制夷、三民主义这种比较主流的论点，也有各种皇帝救国、实业救国、孔子救国、义和团救国等非主流。反正百姓大部分是文盲，光听嘴炮也基本搞不清谁更有道理。乱世先知多嘛，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大家在未来几年应该可以看到大量的先知了。

扯了那么多，其实归根到底就是，TG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教科书疯狂暗示的那种“天色为之一变，百姓热泪盈眶”。不仅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这事儿，部分社团成员自己也是抱着混一混，占个原始股的心态来的，就跟现在一些IT老兵在一堆创业公司跳来跳去，盼着其中一家能上市一样。其中陈公博居然顺便把老婆带来1泊2日の旅行了一把，非常不严肃。

建党伟业非常好的抓拍了一张自由行夫妻照

当时情况更像是“创业团队兴奋的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开始默默的思考下一顿饭在哪里”。饭在哪里呢，显然是在苏联金主爸爸那里嘛。当时成立了几个自称中国共产党的，除了嘉兴那一波，其他都挂了，挂了不是因为被剿，而是没钱自己就散了。

作为创业社团，宣传开会印刷游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花钱如流水的。皇帝救国有赋税，实业救国有工厂，义和团救国能卖神符，而共产主义救国就几个穷书生，啥钱没有。所以那时候苏联一断奶，中共就要吃土。当然，大家也不要对拿钱吃饭有什么误解，好像低人一等一样，作为创业公司，就应该有“你这口饭我可不白吃”这种自信。

不过这种断奶就吃土的情况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的CEO虽然是陈独秀，但显然他是党内的二把手。那一把手是谁呢？说不准，有时候是共产国际的马林，有时候是鲍罗廷，反正在中国的苏联人谁最大就听谁的，基本轮不到本地CEO做主。这种情况差不多要到毛教员干翻最后一轮空降兵王同学后，才算得到了改观。

好了，三花聚顶，就等男主角登场了。严格来说，刚开始的主角既不是图书管理员，也不是后来的光头，甚至不是中山先生，而是一个海归顶级风投，国民党亚父鲍罗廷。

02

顶级操盘手

鲍总因为后面的一些事儿，在高中课本里基本不咋提了，不过放到那时可是呼风唤雨的角色。他是跟着列宁在瑞士混过的，意见能直达天听（这玩意儿在企业里有多重要，社畜们应该都知道）；后来在美国混过，很清楚资本主义的套路；还曾经在墨西哥创立了墨西哥共产党，所以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复杂性。放到现在，这简历简直亮瞎狗眼，资历老、人脉广、留过洋、开拓过发展中国家市场，妥妥的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体会一下中国区总裁

跨国公司苏联当时对中国市场很不乐观。那个年代，头等实力派像吴佩孚啥的都是拿的欧美爸爸的钱；二等实力派如张作霖拿的是日本爸爸的钱。而且大家默认你要是敢拿社会主义的钱，以后就别想再拿其他风投的钱了，嗯，跟现在阿里腾讯只能二选一似的。

不过二线玩家却有一个一流的操盘手，老鲍到了中国看了一圈，信心大增，觉得中国的玩家都是垃圾。对，不是说你，而是说在座的所有玩家都是垃圾。军阀，有部队没信仰，垃圾；TG，力量太弱只擅长放嘴炮，垃圾；GMD，就是资格老，军事力量一塌糊涂，政党毫无执行力，垃圾中的垃圾。你看，顶级操盘手都是这样，目光如炬毫不藏私。老鲍的思路是，放弃对北洋军阀的幻想；选定GMD为代理人，帮助其成长以代表人民搞定各路军阀；同时，推动国共联合，赤化国民党。换作斯大林的原话，就是：“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这计划乍一听简直难上青天，不过后来搞起来居然出乎意料的顺利。军阀那边正打成一团，欧美力挺的“地表最强（这不是我说的，是时代周刊说的）”吴佩孚正忙着和日本人赞助的“土匪大帅”张作霖猛搞，基本没空管广州的那些勾兑。孙中山虽然那时候对帝国主义还有幻想（这也不奇怪，毕竟他在欧美日都有很多粉丝），但一来被打脸太多，二来对苏联的战斗力仰慕已久，所以也想试试新思路。

至于他是不是清楚赤化的计划，显然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过孙大炮是个革命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反正都是手段，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信心驾驭住；其次，那个时候国民党腐化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不排除他也希望通过TG的加入来注入新鲜血液。

这么大的事儿，全员通过肯定是不可能的。大家在的公司如果拿过BAT的钱就知道了，这种巨头给了钱不可能只当财务投资人，必然会有各种关系，推荐点人什么的，一方面是帮助小公司成长，另一方面是保护投资方利益。所以国民党内有人不爽这个是一定的，不过大炮德高望重，没费啥劲儿就把这帮右派给压下去了。

TG那边也很不爽，投资人说小公司的员工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另一个创业公司，这不可能没点想法嘛。所以陈独秀提出来六点反对意见，主要是觉得两党宗旨、革命依据、革命基础啥的都不一样，他觉得合不来。不过TG那会儿才200人，严格来说是属于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连分公司都算不上，马林稍微做了点思想工作陈独秀也就也从了。

讲到这里，有企业高层斗争经验的同学应该已经隐隐感觉出事情的苗头来了，这种感觉是正确的，组织发展就是这样，各种矛盾原来只是个针孔，你没注意，几年一过就变成大窟窿了。

摆平了各方面反对之后，国共合作就开始了，结果一合作之下，双方都发现对方简直太尼玛给力了。首先是政党，鲍罗廷把布尔什维克的党章和组织架构直接复制粘贴到了国民党，将那种俱乐部式得玩意儿变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组织，孙大炮人生第一次有了挥斥方遒的感觉。

其次是宣传，我党擅长发动群众的能力表现的淋漓尽致，之前国民党基本像是个精英俱乐部。你想，同盟会自己都是在日本创建的，那年头家里没几个钱谁去的起日本。一帮书生在一起，“主义”倒是想了一茬又一茬，怎么跟泥腿子打交道宣传这些主义却没几个人搞得清楚。后来北伐时，在北洋军阀的地盘搞的那些工农群众运动，几乎全是我党组织的，其中尤以毛教员最为突出。

第三则是重头戏黄埔军校。苏联一方面是真金白银的投入，长枪短炮送到广州，另一方面是军事顾问直接下场，从军制、训练、参谋设计，一整套现代军事的玩法直接就搬过来了，革命力量突飞猛进。

大家如果对这种帮助没概念的话，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国民党之前的武装头子是黄兴，指挥了被寄予厚望的黄花岗起义，军事背景是“长沙名门，自幼热爱军事，课余向日本教官学习骑射“，业余五段。所以《辛亥革命》那个电影让成龙演黄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黄埔军的军事顾问团带头人是加仑将军（真名叫布柳赫尔，苏联怕得罪列强，所以他换了个名字），苏俄内战传奇英雄、远东军魂，10年后的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远东方面军司令，专业九段。

黄兴和元帅

啥叫飞跃，这就叫飞跃，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仅凭意志就战胜敌人这种鬼话，真刀真枪的干架，专业人士分分钟让业余人士跪下喊爸爸。到了这里，天佑中华，中国革命总算是磕磕碰碰的上了正轨。

多说一句，我们虽然文风比较随意，但心态其实是很严肃的。国内的历史教育往往味同嚼蜡，造成同学们一方面记不住，另一方面很难被感召。为了让你理解深刻一点，请想象自己坐在大三教室里（黄埔军平均年龄22岁，差不多就是大三），看看左右的同学、再看看前后的同学，然后告诉自己5年之内这些同学一半以上将死无全尸。

李雷在攻惠州时挨了北洋军的炮弹，上半截在城墙下半截在护城河；韩梅梅因为跟了TG，27年在上海被严刑拷打，最后和同学被活埋在徐家汇；你自己就算熬过了第一波，后面还有南昌、抗战，大概率活不过30。大家神经病吗来这种地方？你看看窗外，珠江水混，上面飘着饿死农民的尸体，街上是骨瘦如柴满街乞讨的孩子，租界里印度阿三一言不合就大棍子打得中国人头破血流，你想鼓励人民奋起反抗，结果发现他们正躺在大烟馆醉生梦死。

然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华民族将再次崛起。黄埔军校大门口贴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不管这帮人后来怎么样，起码大部分都是怀着救亡图存的决心加入黄埔。最后搞到同室操戈，也真是造化弄人。

言归正传，话说鲍总纵横捭阖，把革命从火星变成了火把，虽然还不能燎原，但起码照亮了鲁迅说的铁屋。

03

蜜月和阴霾

这段时期是国共的蜜月期，一方面，国民党凭借装备苏联武器的学生军，欣欣向荣，投资人表示非常满意；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基层和国民党内部都迅猛发展，双方都越做越大。

关系好到啥地步呢？当时毛教员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二号人物胡汉民的秘书，后者日常叫他“润之我兄”，后来还在汪精卫推荐下坐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光头的日常是“谁反对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谁就是总理之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共产主义万岁，苏联革命万岁”。你们认真体会一下这种相亲相爱。

眼神好的能找到主席

然而相爱下面就有相杀，很多事儿也的确互相看不顺眼。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国民党很快就有了左派右派之争，这是全球范围的政党通病，基本没跑的。简单来说，左派就是希望改革动作更迅速、更基础、更深入的那帮人，右派就是希望保守一点慢慢来、小步快跑的。最典型也是最严重的分歧就是土改，左派觉得中国基层简直烂透了，一定要打土豪分田地，从头到底撸一遍，否则没救了；右派觉得你这么一搞不是更乱了吗？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先从减租减息开始，慢慢搞国家赎买。

左和右哪个对呢？这说不准，得看在啥时候。比如抗战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就太左了，毛教员要反左，要提倡“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时期，还留着地主就太右了，要提倡暴风骤雨，要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国共合作的那个年头，左右的分歧主要是在对“联俄联共”的态度上。同意的是左派，同时也赞成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的基本就是右派，往往觉得苏联的阶级斗争就是瞎搞，不应该推翻从来，法律修修补补就好了。这时候大家一定会说，那肯定是穷人是左派、有钱人是右派喽。这个嘛，对也不对。

高层的那帮人主要是理想驱动型，倾向左派还是右派跟出生基本没啥关系，事实上这个级别大家原生家庭条件都不错。那年头能识字放到现在就是个985了，能去日本留洋的怎么的也是个金领。像何香凝、许崇智这种都是望族，妥妥的富二代，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反过来谢持和周恩来都是相对较穷的，一个向右一个向左。

中层，比如后来国民革命军的那帮中下级军官，那就跟出生强相关了。好比你家是小地主，你爹的是地方绅士，你看到列强欺压、军阀肆虐，愤而参加了革命党。推翻满清、打倒军阀你自然毫不动摇，但提到要工人当家做主，你是不是就有点犹豫，觉得有点太过了？等到说要打土豪分田地，你爹辛苦存了几十年的家当要分光，你是不是就不能忍了？

反过来，你是贫苦出生，荒年交不上租，三分薄田被贱卖，全家流落到上海讨生活。你爹组织工人想要提高点工资让你吃顿饱饭，结果半夜被黑帮塞进麻袋沉了黄浦江。这时候，你听委员长说工人运动是造反，要当街枪毙，虞洽卿这帮买办是爱国商人，你是不是觉得草泥马，校长你背叛革命？

近代以来，这两拨人一直都在努力说服对方，一直说到1949年。百万大军过长江，左派彻底说服了右派，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

当然，理想之外还有政治。作为成年人，大家也都知道，路线斗争的背后也都埋着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又有两个：

第一是我党发展的太好了，现在回头想想是好的有点过头了，鲍罗廷和孙中山打得火热，TG以个人身份几乎掌握国民党内各种基层的政治资源。考虑当初合并的时候我党200号人，国民党1万人左右，这基本是要翻天了。部分元老，看着TG混的风生水起，肯定是极不顺眼。

第二是国民党军队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一开始军头们还不知道自己掌握了什么样的力量，1924年广州商团起来闹事的时候，大家对武力镇压还有点犹豫，毕竟还没试过水。结果一动手，发现原来对方就是垃圾，再后来，发现曾经把自己赶的落荒而逃的陈炯明原来也是垃圾，这下子军头们（比如蒋介石）信心大增，逐渐开始对苏联军事顾问的各种保姆式干涉越来越不爽。

话说回来，当时不满的不止国民党，TG其实也很不满。在国民党看来，鲍罗廷是隔壁老王，想借腹生子，心怀不轨；在TG看来，老鲍又为了维持国共合作而对工农运动各种限制，有掣肘的嫌疑；而且给自己的钱还不到给GMD的十分之一，简直是吃里扒外。陈独秀一度越级上报共产国际，打鲍总的小报告。

这其实就对了，优秀的战略合作都是这样，双方都在吃小亏占大便宜，一方面互相都有怨言，一方面又离不开对方。总体而言，革命形式还是一片大好的，鲍罗廷组织TG在国民党内连打带拉，分离了一部分右派，争取到大量左派；党内的军事新生代小蒋同学又积极向共产国际靠拢，显得非常上进。

眼看形式一片大好，1925年，孙中山死了。大概率来说，他如果晚几年去世，国共大概率不至于这么快拔刀相见。对孙大炮来说，憋了这么多年，现在眼看革命曙光乍现，联俄联共的政策肯定不会瞎改。而鲍罗廷在中国短短几年，居然盘下这么一大摊子事，苏联和TG都非常认可，党内威信很高。同时，这两人两私交极好，信任度极高。宋庆龄和鲍罗廷老婆是闺蜜，孙中山生病都是鲍罗廷在照顾的，当时鲍夫人给孙夫人一张照片，写着“终身友谊，不离不弃”，大家自行去孙中山故居去感受一下。

终身友谊，不离不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4年大炮在北京和段祺瑞谈判的时候，癌症加剧，很快失去工作能力，半年之后就死了，这下子就乱套了。但凡集中的组织架构，老大在培养好接班人之前挂掉，组织必然内斗，这玩意儿是个铁律。列宁挂了苏联内斗；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内斗；现在孙中山死了，他所在的政治空白需要补上，原来老大压着的各种矛盾要爆发，党内斗成一团。

04

混乱是阶梯

教科书嘛，对内斗这种乱七八糟不太讲的清楚的事情，喜欢一句带过：“孙中山死后，蒋介石背叛革命”，说的光头是个卧底似的。其实当时党内乱的一逼，大家既在搞别人，也在被人搞，所有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里有哪些势力呢？

鲍罗廷和TG不用说，显然是左派。国民党就要复杂一丢丢了，政治和军事上都分左中右。政治上主要玩家是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三个。

CMO、COO、CFO，三巨头标准照

首先是胡汉民，右派，COO，因为大炮去北京时是让他做代理大元帅的，就像CEO不不方便的时候，签字权都是给COO一样。坊间说法是这个人本来挺左的，结果去了一趟苏联，体会了一下苏共内部秋风扫落叶的斗争方式，从此就对鲍罗廷他们很警觉了。不过他吵架归吵架，对大炮的策略他是坚决执行的。

廖仲恺，左派，CFO，擅长给革命筹钱，陈炯明跟孙中山翻脸的时候，把他关起来差点做掉，他老婆何香凝气的指着陈大骂“你不想想当初闹革命，是谁帮你筹的款，你要杀他，你还有良心吗？“把老油条骂的无言以对。他是彻底左派，黄埔建军校、省港大罢工都是他总牵头，如果没死，可以说是两党的压舱石。

汪精卫，中间偏左，CMO，孙中山遗嘱起草人。能说能写长得帅，八面玲珑情商高，可谓国府门面，除了耳根子软，简直完美。

三位大佬你看我我看你、各怀心事，一时间场面非常尴尬。

为啥说尴尬呢？让我们回到15年前，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因为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胡汉民和廖仲恺他们想尽办法去营救，显然按照清廷的做法，客气点是掉脑袋，下狠手那就是凌迟了。这天，同情革命党的狱卒进来摆好酒菜，说朝廷要来宣旨了。老汪，不对，是小汪，整整衣冠，写下名满天下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后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请狱卒带给陈璧君，南洋巨富的千金小姐。陈璧君追他已经第三年了，入狱后不离不弃，百般鼓励，是他昏暗牢狱中的微光，这个”诺“字既是同意，也是给姑娘一个交代。

然而，中彩票的事儿发生了，他居然没有死。清廷摇摇欲坠，载沣既想给大家一个“开明“的形象，又算是给自己一条后路。加上革命党人的各种营救活动，小汪同学被改判无期。

1911年底，清廷大赦天下，汪精卫出狱；次年2月，宣统退位、中华民国成立；5月是黄花岗起义一周年纪念，也是陈璧君、汪精卫的婚礼，证婚人胡汉民，伴娘是廖仲恺的老婆何香凝，革命党人欢聚一堂，大家感觉天地一新，眼中都充满了希望。鬼想得到15年后如此局面，历史深深地恶意，莫过于此。

大家感受一下汪精卫、陈璧君这一对

军事方面，老大是许崇智，粤军总司令，广东地头蛇（他们许家是广东望族），右派。二号基本就是蒋公了，中间偏左，当时跟鲍罗廷关系好的不要不要的。关于蒋公，我们得多说两句，否则大家没法理解为啥我说蒋介石的崛起是逆袭，以及一个09年才认识孙中山的后生仔，为毛能和03年就跟着国父混的三位元老同台竞技。

最基本的当然是活儿干得好，黄埔军校办的有声有色。不过被社会打过脸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要混到顶层，活干的好只不过是基本条件。如果大家还是无法理解这句话，可以在知乎上看看有多少人提问“为什么我业绩这么好，老板就是不给我升职。“广大社畜的心声都在上面。

言归正传，除了基本功之外，委员长还有几个优势：

首先，虽然委员长是振武学堂出身，但好歹是喝过洋墨水的。我用“虽然”两个字开头，就是在疯狂暗示委员长其实学历不算高。因为振武学堂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班，而后者又是个培养下级军官的，比起日本陆军大学来差很多。

当然，委员长还是比较要脸的，只暗示自己是陆军士官学校六期，因为理论上来说，他要是不跑回国闹革命，混进士官学校是没问题的。他这辈子都没把学历往陆军大学身上靠，这比起西太平洋大学包装成加州理工博士，还算厚道的。

其次，陈其美是他结拜大哥，穿一条裤子的兄弟。而陈其美跟其他国民党元老还不太一样，他是帮孙中山处理不方便事情的。老大嘛，主要负责登高一呼，但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有一些事情不太方便，这时候一般交给帮会的兄弟比较放心，陈其美是青帮“大“字辈，和黄金荣同辈，非常可靠。这些任务在陈其美死后就继承给了蒋介石。这个博主不是开玩笑，你看光头后面怎么用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最后搞了个CC系列，你就知道这个是一脉相传的。

第三、委员长实在是个人精。孙博士被陈炯明炮轰后，委员长在中山舰陪了他50天的典故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可能不太熟的知识点是委员长到底有几个兄弟。这个题目显然是超纲了，因为委员长自己也不知道，坊间传言他三不知：不知官职领了多少，不知手令发了多少，不知兄弟结拜了多少。拜把子的包括但不限于孙中山死党陈其美，GMD早期赞助人张静江，一号军头许崇智，国民老公张学良……这个名单我可以列半天。

更牛逼的是，委员长在撕破脸之前，跟苏联人关系超级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大家随意感受一下他的言论：

“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离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

大家感受一下东征陈炯明时期慷慨激昂的委员长

当然，有人说嘴炮谁不会，见人下菜而已。兄弟，就你懂嘴炮不算数，苏联那帮老油条就不懂？1925年十月，蒋介石15岁的长子蒋经国被派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没多久就加入了共产党。我就问一句，这还是嘴炮不？再问一句，你干的出来不？最后问一句：服不服？

小蒋和他老婆的辣眼睛照片，不知道412时他啥感受

所以大家站在中山先生的角度想想，蒋介石，党内新生代（当时才40不到），能打仗，自己一手提拔，故人托孤，政治上跟得很紧，跟大赞助商关系极好，对自己绝对忠诚，而且还在追求小姨宋美龄。作为不懂军事，一辈子都在被军阀各种叛变中的度过的革命家，你是不是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同样觉得如获至宝的还有鲍罗廷。作为革命战火洗礼过的无产阶级斗士，他太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了。在军队里找一个左派代言人显然是当务之急。那时候能挑的也实在有限，不外乎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他们几个。

许崇智是旧军阀，热衷吃喝嫖赌，这种人一看就不可能改造了，相比之下小蒋简直就是禁欲系的；谭延闿是文人带兵，基本搞不定下面那帮丘八；朱培德是朱德同班同学，资格老的很，人家投奔孙中山之前就有自己的人马，妥妥的实力派，老干部陈炯明都背叛革命，谁能保证他朱培德以后就不会？看来看去，显然还是积极向共产国际靠拢的小蒋最顺眼。

这时候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混乱是阶梯。不混乱，大家就得按资排辈；不混乱，就不会有人终身出局；不混乱，像蒋介石这种赌性大的就不会有机会。混乱，是上升的阶梯。

04

蒋公的逆袭

一开始，蒋是排不上号的，25年3月份孙中山逝世，7月份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照理说是胡汉民最有可能接任，这个就跟企业一样，一般COO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乔布斯挂掉之后，就是COO库克接替的。

不过COO是右派，CFO不放心，于是CMO汪精卫乘机联合廖仲恺，力压胡汉民，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一把手。此时军事方面的老大是许崇智，蒋介石的带路人兼拜把子兄弟。光头这个阶段只混进了二级机构：军事委员会。第一局，左派赢了半个身位。

8月份，风云突变，廖仲恺带着何香凝上班，居然在在中央党部大楼门口被乱抢打死。这下子全乱套了，所有人都要求立即查缉凶手。大家如果不理解这是啥意思的话，想象一下鲁有脚被杀，丐帮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选谁做新帮主、怎么样给帮主报仇上，就明白当时的情况了。

廖先生千古

混乱就是阶梯嘛，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汪精卫、鲍罗廷对一下眼睛就明白，清理门户的机会来了，而且要抓住时机，党政要清理，军队更要清理。鲍罗廷力主、汪精卫点头、许崇智是结拜大哥，也没反对，左派就把蒋介石拉进来组成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调查委员会。

不用说，刺杀这事儿肯定跟右派有关，一阵顺藤摸瓜，牵到了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顺理成章，汪精卫把胡汉民那一派统统被清理出广州，这帮人后来就搞了极右派西山会议派。这还没完，拉蒋介石进来就是要整肃军队的。廖案继续发酵，事情牵连到了粤军，相当于到了拜把子大哥许崇智头上。粤军是老式军队，本来就和黄埔新军不对付，蒋介石借题发挥直接清场，枪毙、驱逐、收编三大招一过，许崇智出局。左派大获全胜。

打完脸之后当然要摸一摸。左派清理完门户，换自己人上岗，汪精卫马上改口说胡汉民是跟廖案没有关系的，大家不要乱猜；蒋介石给了许崇智20万，说大哥你先避避风头，等过阵子你再回来。这叫打一打，拉一拉，都是玩政治的老法师，熟练的很。

网上有人说汪精卫其实是右派，理由是他当初偷偷放跑了胡毅生，没有抓胡汉民什么的。这就太没有常识了，这种情况下，抓胡毅生有啥意思。万一真的抓住了，胡毅生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跟别人毫无关系，这事儿就没法查下去了。最好就是胡毅生一跑，想查谁就查谁，查到反对派统统扫光为止。所以后来何香凝说廖案是“有真凶、无真相”，就是因为大家都忙着大扫除，其实对背后是谁兴趣不大。

那廖仲恺遇刺到底谁安排的？的确谁也不知道，现在研究很多认为胡汉民可能是事先知道的，但没说话，算是默许了这事儿；至于他弟弟胡毅生，应该是有一些更直接的关系。

我之前不是说历史总有着深深的恶意嘛。要知道胡汉民，廖仲恺两家人四口子是一起加入同盟会的。他们当年在东京跟着孙中山造反，哦不对，是闹革命，住的是同一个公寓。造反怕泄密，不敢请阿姨，胡汉民老婆陈淑子又是小脚，干不了重活，大脚何香凝就天天帮着打扫做饭，到处筹钱；你以为陈淑子小脚就干不了事儿？人家颠着小脚，跟着徐宗汉（黄兴的老婆），在香港买了军火，藏在花轿里送到广州支援黄花岗起义。后来廖仲恺搞黄埔军校，钱不够，是陈璧君把私房钱拿出来先垫着。就这样生死与共的兄弟，然并卵………政治家的世界，不一样。

这事儿一过，蒋介石全面掌权军事，但显然还不够稳固，你一个坑大哥的上台，大家肯定有话要说，怎么办呢？打仗，打仗永远是巩固权力的良机，毕竟都打仗了，闹腾个屁啊。8月份赶走胡汉民、9月份搞定许崇智、10月份国民政府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次年1月东征胜利，蒋校长荣归，啊不对，现在不是蒋校长了，现在是蒋司令了。

顺便普及个知识，我们说蒋校长变成了蒋司令，意思不是说部队就真的全听他的了。国民革命军是那种合伙人性质的，八个军差不多15万人，只有第一军是他的纯种嫡系，其他的都是旧军阀带部队入股的。比如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就是带着他广西桂系的原始股投奔国府，一辈子都跟蒋介石不对付。所以理论上来说，他能放心的军力只占了1/8。但他的第一军全套苏式装备、三民主义加持的学生军打仗又不怕死，攻打惠州一个班能战死三分之一，所以大家普遍认为他一个顶三。相当于第一大股东，但还不是控股股东。话说他这辈子都想控股，一直到台湾这个理想才实现。

理论上来说，其他军头联合起来是可以搞定他的，不过希望不大，因为剩下七个军头互相之间也斗的厉害。

言归正传，此时国民党内部左派大获全胜，胜利到何种地步呢？大家想象一下公司开年会，再没政治素养的都知道是谁牛逼谁上台讲话的道理吧。26年1月份国民党就开了个年会（国民党二大），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发言人包括：

汪精卫，左派领袖，负责政治报告；

谭平山，共产党，党务报告；

刘尔崧，共产党，工人运动报告；

陈公博，国民党兼共产党，农运报告；

邓颖超，共产党，妇女工作报告；

毛泽东，共产党，宣传工作报告（是的，你没看错）；

蒋介石，中间偏左，军事报告。

这特么妥妥的共产党和他的小伙伴们开内部会议了。

眼尖的请继续寻找毛教员，并注意几个大胡子

再说一遍，“混乱是阶梯”，不过这句话后面一半“向上爬是游戏的全部“，意思就是在爬到顶之前，游戏还得继续。汪精卫往上爬，是要不仅仅能左右党和政，还要能控制军；鲍罗廷的往上爬，就是把政治赤化的优势延续到军队里，两边都想碰军队。而蒋往上爬，就是要加强自己在军队的控制权。双方嫌隙顿生。

这段时间的蒋介石非常郁闷，汪精卫他们觉得这个总司令越来越像军阀头子，不管不行了。怎么管呢？苏联人自己说的，对付国民党的将领，要使用5条绳子卡脖子：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相当于钱、参谋部、后勤分配、政委体系都在左派手里，卡的死死的，搞的蒋介石日常娘希匹，郁闷的要命。

卡脖子以外，左派和苏联进一步抓紧对军队的控制，这就触到蒋最不能忍的“军事指挥权“，那段时间日常就是汪精卫和鲍罗廷往他队伍里塞左派和共产党，蒋介石则拼命抗议。

之后苏联人把军事指导从加仑换成了季山嘉，更加强势，跟蒋相处的极差。光头想北伐，苏联人不同意。这也不奇怪，他现在已经是东征英雄了，等北伐打完了谁还动的了他。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当时的头号目标不是解放中国，而是遏制日本，毕竟这两伙人都热爱着我们的东北。当时正好直系军阀在跟奉系张作霖打战，苏联人担心这时候北伐会逼着直系和奉系重新联合起来。

到了2月份，国民革命军876名军政人员，75%是左派和共产党，比如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下面5个团，4个党代表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谁老大的问题了，这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了。就好像这事儿做的还不够明显似的，汪精卫还把“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院”；估计蒋介石心中一万个娘希匹飘过。

从日记来看，他那时候可能的确不知道该咋弄。按他的说法，老汪一定是被苏联人操纵了，而苏联人不安好心。对于后面这一条，就看大家理解了，上一段也多少提了一点。斯大胡子上台后，列大胡子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也不怎么提了，外蒙独立也开始操作了。要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苏联的民族利益渐渐盖过了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利益。”也不奇怪，国家之间不太可能有啥纯洁的友谊，TG自己也也首先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些事儿搞的蒋介石一度日记里说自杀算了，又到处说自己要辞职。当然，自杀是不可能的，辞职以退为进倒是可能，这两个表演都是他的常规操作，以后大家会反复看看到。

恼火的是，辞职表演人家不配合。他跑到季山嘉（苏联军事顾问）那里说，我要辞职，人家说“别啊，北伐少了你不行啊。你真要辞职啊，那要不你去海参崴帮着练兵去？“卧槽，原来你早就帮我安排好了啊，娘希匹。

他跑到汪精卫那里说”我要辞职去苏联“，汪精卫说”别啊，你可是我党大功臣啊，现在千万不能去啊。你真要走啊？那要不你把我老婆带上吧，她反正早就想去苏联玩玩，明天你们一起去买个皮大衣吧，苏联冷。“ 尼玛的啥意思啊？让我赶紧走啊？你说人和人之间还有没有一点真诚了，娘希匹。

到26年3月份，蒋介石觉得自己必须要做选择了。继续憋着，那就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被逐渐渗透。而且汪精卫也已经在动手拉拢他手下了，比如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就被光头发现和左派走的太近，直接撸掉了。要不索性彻底左倾到底，安心接受党领导枪，但老蒋这辈子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风格，你要拿他兵权，那还不如让他去死。要不选择政变，风险同样很大，其他几个力量一联合他就没戏，后半辈子只能跟许崇智一样做寓公去了。

很多书上说中山舰事件那段时间，老蒋处心积虑、胸有成竹。真实情况是他当时已经神经衰弱，一惊一乍了，日记里满是“睡不着、想死“之类的玩意儿。

这时候，意外发生了。3月15日，陈璧君连打几个电话过来，追问他到底去不去苏联（据说是因为陈璧君急着想去莫斯歌旅游）；18日，李之龙接到指示把中山舰开到了黄埔，蒋介石被吓了一跳（按他的说法是自己从来没下过这个命令），因为李是共产党的人。满腹狐疑的时候，光头突然想到，上月有艘运军火的苏联商船到广州，娘希匹，季山嘉知道我不肯去苏联，这是中山舰要绑我上商船，押送到海参崴去啊。

光头拔腿就跑，准备去驻扎汕头的小兄弟何应钦那里避风头。路上越想越窝火，终于赌性大发，汽车半路折回，下决心鱼死网破。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嫡系第1军抓捕李子龙等军中共产党，包围苏联顾问团和汪精卫家，清除军内共产党，政变开始了。

人称中国革命活化石的中山舰

毛泽东当时不是代理组织部长嘛，态度非常鲜明，当时就去找陈延年（陈独秀儿子）和汪精卫“蒋介石这不是瞎搞吗？赶紧联合谭延闿和朱培德他们（第2、第3军的），汪总你带头，咱们跟蒋介石干一仗”。汪精卫一开始也很坚决 “你们说的对，咱们去找苏联人去。”找苏联人这个操作是非常正常的，毕竟那时候苏联人在国民党势力很大，你可以理解成副总裁突然说要造反，新任CEO要镇压，第一反应是去找董事会。

苏联人当时在中国级别最高的是布勃诺夫，这人来头相当大，是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正在秘密访华，比鲍罗廷级别不是高了一点点。我之前不是说过嘛，当时在华苏联人，谁级别最高谁就是TG老大，陈独秀基本插不上话。他就去找蒋介石。主要是几个问题：你到底为啥要造反？你到底是要反对苏联还是反对季山嘉？

蒋介石当场就喊起冤来，说自己是被左派刺杀（蒋介石差点被刺杀是真的，谁安排的没人知道），苏联顾问团天天欺负他（也的确是），李子龙要拉他枪毙（这个就是瞎扯淡），他以为共产党是要杀他才这么干的。现在已经知道错了，要向组织道歉……这个演技，放到《演员请就位》里，章子怡肯定给满分。布勃诺夫问，那你怎么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小蒋一跃而起，说我马上驱逐伍朝枢，开除吴铁城。伍朝枢是当时广州剩下右派的政治领袖，吴铁城是右派的抢杠子，掌管广州市公安局。这么搞相当于把广州本地右派又撸了一把。

布勃诺夫说我想想，回头问鲍罗廷“这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在广州能干的过蒋介石联合吴铁城吗？“鲍罗廷说”怕是搞不定，广东省内我们的力量还行，广州市内老蒋实力最强，我们现在所有的头头脑脑都在广州，打起来恐怕我们要被一锅端。“布伯诺夫再问“现在是咱们发展的快还是蒋介石发展的快？“，鲍罗廷说”咱们发展的快，现在北方的冯玉祥也跟咱们混在一起了，如果能联合起来，到时候肯定压得住。”布勃诺夫说”我懂了，那我们先稳住蒋介石，后面再跟他算账。“最后的机会就这么走了。

这么干有啥问题吗？似乎也没有，毕竟讲起来头头是道的，那为毛会搞出这么大的篓子？可能是凯撒说的“人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任何东西”。

从鲍罗廷的角度来说，这时候和蒋介石决裂，相当于之前的投资全打了水漂，以后如果有人问起蒋这么个反动派谁把他搞上台的？你让鲍总怎么回答。何况蒋毕竟给了个甜头，算是帮着让苏联获得了左派更大的控制权，他就这么骗自己，蒋介石还能再信一阵子。

从布勃诺夫的角度来说，苏联和英国日本的斗争才是大棋局，中国这些个破事儿都是小棋局，牺牲点中共的利益，换来国共继续合作向北打击英国和日本，还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这么骗自己，以后还有机会控制局面。

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都是聪明人，没道理的事谁会干；有用吗？没卵用。怎么看都有道理，就是没卵用的事情历史上太多了。不服气的可以看看12年后张伯伦对付纳粹的操作“希特勒保证这是最后一块领土需求，我为欧洲赢得了一个时代的和平。”耳熟吗？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毛教员代表英国去跟希特勒谈判，估计二战都打不起来。

张伯伦一辈子名声，就因为这一件事，彻底黑了

好了，这下校长大获全胜，汪精卫被董事会摆了一道，一怒之下撂挑子去法国了；共产党的活动在军队被限制；季山嘉被赶回苏联，这次豪赌，确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统领党政军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马上着手巩固胜利果实。这个操作大家在第一阶段已经见识过了，打仗是集中权力最好的方式。3月中山舰事件，5月北伐，蒋介石任总指挥，苏联人起草作战计划，共产党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全力支持。轰轰烈烈的北伐开始了。

05

黑暗前的黎明

北伐战争打的简直是一边倒，80万北洋军被10万北伐军打的屁滚尿流。

其中打的最好的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新加盟国民党的湖南地头蛇唐生智。两家合并，唐生智做敌前总指挥，一阵猛打，搞定了湖南湖北，把总部放在了武汉。之所以让新入伙的做老大，主要是因为他有5万条枪，实力最强，而且老唐这不是新入伙嘛，表现相当积极，努力向组织靠拢，还请了共产党夏曦做政治顾问。

表现比较烂的反而是打江西的老蒋嫡系。其实一开始还挺顺的，程潜瞅个空子打下了南昌，搞的委员长龙颜大悦。结果马上就丢人现眼了，校长的宝贝疙瘩第一军第一师开进南昌城，师长王柏龄下马就嫖娼去了。结果孙传芳一个反攻，王柏龄从被窝里跳出来，扔了军队就跑，差点把第一军给坑没了。同时扔下部队跑路的还有孙元良，就是后来秦汉他爹，这老兄从北伐一路跑到解放，表现可以说非常稳定。

虽然丢人，不过折腾了几个月，打了三次，最终还是打下了江西。这下子就出现了三个中心，唐生智的湖北武汉、委员长的江西南昌、和革命大本营广州。左派的第一枪很快打响了，在广州，鲍罗廷趁着蒋介石北上，发动“迎汪倒蒋“运动。之前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不是清干净了吗，蒋介石一走，清一色的左派当权，要利用汪精卫倒蒋，搞的蒋介石非常被动。

之后，左派移师武汉，争取到唐生智的支持，和苏联人支持的冯玉祥也就只隔了一个河南了。对蒋介石来说，政治上，汪精卫通电回国，老对手党内影响力仍然比他大；军事上，随着唐生智的加盟，冯玉祥靠近，他的优势大大缩水；财政上，他边打边收编，手头军队已经多到养不起，国民政府经济一塌糊涂，已经没法提供足够的经费。几个限制加起来，光头的压力大到几近崩溃，一度写信给中央说“再不给钱我就自杀“。对的，又是这个表演。

此时，蒋介石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的军队，但军队也已经快管不住了。管不住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后方出现了巨大社会问题。北伐不是突飞猛进嘛，左派欢欣鼓舞，掀起了一轮轮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反帝运动的高潮。武汉人民冲击英租界，啪啪打英国人的碧莲，收回来汉口、九江租界；新解放的湖南湖北农会翻身做主人，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拉着地主游街，连李立三当地主的父亲都被农会枪毙了；武汉解放后，工人3个月罢工150起，工商业几乎瘫痪。

工农瘫痪可不就经济崩溃吗，下级军官前方打战，突然发现没钱发饷，后方又写信来说自己被抄家，你想想这个感受。这个压力直接影响到几个军头，包括李宗仁、李济深，都开始越来越担心。

如果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事儿有啥问题的话，请参考毛主席语录，论统一战线：

”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

这一点，特地对想不开要去创业小伙伴们说一句，革命理想不能代替方法论，方法论也不能代替革命的理想。很多事儿长远来看当然是对的，但放到某个时间节点可能就玩过头了。

那大家注意到这个危险了吗？当然是注意到了，然并卵，火车已经启动，想停下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时，总部那边又添了一把火，托洛斯基指责斯大林在中国政策右倾，斯大林正在跟一帮苏共争当大佬的位置，不敢得罪“持续革命”的托洛斯基，于是丢车保帅，在总部发表指示中国“不仅要继续向左，而且要全面社会主义”，运动火上浇油。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已经隐约觉得光头怕是要下黑手了。因为他已经同日本人和美国人勾勾搭搭，而且以经费紧张为理由，拿了英美烟草公司的200万美金。然并卵，千里之外的斯大林一方面指示要继续左倾，一方面要求中国继续保持和国民党的合作，“维持国共统一战线”。中国区CEO被自相矛盾的指示搞的满头包，进退失据。

这个大家不要吃惊，就像我之前说的，遥控指挥搞砸的事情还会反复发生。

06

四一二

如果说中山舰事件老蒋还有点即兴发挥的话，四一二就真的是蓄谋已久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

19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包围上海；20日，左倾的薛岳带领第一军第一师从闵行攻入；22日，周恩来、汪寿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解放；

26日，蒋介石到上海，调离同情革命的薛岳第一师，并很快同美国和日本搭上线，拍胸脯保证不影响帝国在华利益；29日，包邮区的商界大佬找到蒋介石，意思是钱好说，只要清理共党，恢复秩序，军费他们可以负责，300万美金支票奉上。

4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蒋介石总司令职务，迎接汪精卫回国，并全面清算中山舰反革命事件。同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想说服他支持自己。汪精卫觉得蒋介石又在玩花样，不置可否。

5日，蒋介石找到青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意思是如果共产党掌权了，肯定是要禁大烟的，三位的生意怎么办？目前上海周边的部队有同情共党倾向，可靠的人不多怎么办？三个流氓头子眼珠子一转，一致同意协助清党。同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声明，呼吁团结。

6日，汪精卫不辞而别，回到武汉；8日，蒋介石离开上海避到南京，密令白崇禧回沪指挥清党。

解决了财政、武力问题的蒋介石决心再all in一把，屠龙少年露出獠牙， 11日晚上，杜月笙约工人纠察队一把手汪寿华去家里谈事儿，血腥的四一二拉开大幕。

汪寿华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主要是《建军大业》实在没法忍，刘伟强可能拍惯了香港片，搞的这电影一副《无间道》的味道。杜月笙害死汪寿华的场面拍的是两个帮派谈判破裂似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杜月笙比这流氓多了。

杜下黑手之前的人设是“讲义气的爱国黑社会“，毕竟人都是要碧莲的，总不能名片上写”大烟贩子杜月笙“吧。汪寿华虽然比他年轻，但在青帮是通字辈的，”大通悟学“嘛，算是杜的师叔；上海武装工人起义的时候杜又是送枪又是送情报，显得非常左。汪寿华一周内见了他好几次，关系不错。

所以真实的场景应该是汪寿华很轻松的去见一下老朋友，刚说了句“老杜，最近怎么样“就挨了一闷棍，然后被流氓们拉出去活埋了。导演多看看历史，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杜月笙削水果、掷杯为号这种地摊货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再多说一句，我之前不是写了篇关于毒品的文章吗，提到了为啥光头不可能真心禁毒。特喵的头号毒贩交过投名状的，禁个屁的毒。话说像杜月笙这种贩卖鸦片、活埋师叔的货色，各种洗白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网络上的励志主人公，心灵鸡汤熬的不要不要的。怎么说来着，历史深深地恶意。

还要点碧莲不

12日，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一边倒的被屠杀；26军周凤岐带着部队直接向游行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0多号人。我党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几天之内就被消灭殆尽。

15日，蒋介石宣布清党，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相当于国民党现在有了汪精卫的武汉、蒋介石的南京两个政权。武汉第一时间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这不就是用“批判的武器”来取代“武器的批判”吗，屁用没有。

如果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鲍罗廷他们还算有些章法的话，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就是基本乱套了。

一方面，斯大林指示要保持国共统一战线。咋保持呢？当时武汉政府手头已经没啥可以值得信任的部队了，唐生智、冯玉祥本质还是军阀体系，谁能发饷、谁看起来赢面大、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就跟谁的，叫他们去攻打蒋介石？不存在的。于是鲍罗廷、陈独秀这些清除实际情况的，想要限制工农运动，避免进一步刺激这些军头；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觉得现在反革命右派已经全面暴露了，剩下还在跟我们混的都是左派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推进工农运动。这啥意思？意思是目前没在蒋介石那边国民党都自动加人TG了吗？这不是扯淡嘛，师傅你醒醒。

两个指示一对比，大家满头黑线。忍不住问一句，那工农运动如果触及军阀利益导致反目怎么办呢？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是：“渗入国民党武装并组成可靠的武装”。尼玛，要是“渗入”军队能把它变得“可靠”的话，当初还搞个毛的黄埔军校啊，直接渗入北洋军阀全国解放得了。

幺蛾子的表演还没完，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非常随意的把共产国际的这份绝密电报给汪精卫看了。我说，罗总你跟汪总很熟吗？你不是才认识他两个月吗？这一段骚操作在《建军大业》里被改成了汪精卫截获共产国际的电报，可能也是觉得这实在不太好意思讲。

我估计是罗易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对汪精卫的绝对拥护。苏联一直对国民党有种蜜汁好感，拉完蒋介石拉汪精卫，拉完汪精卫拉张发奎。反正轮来轮去就是轮不到土共，一直到49年都还在跟老蒋眉来眼去的。要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逼平了新生代帝国主义扛把子，苏联人才大叫一声：卧槽，原来你这么牛逼，早说啊。反应慢了不是一拍两拍。

我开始实在搞不明白给汪精卫看绝密信件这个逗逼操作是啥情况，后来一查，罗易是个印度人，不说啥了，命苦

不出意料的，看了信的汪精卫投向了围着他的那帮军头，决心反共。其实汪也没啥可选的，除非他愿意脱下西装从零开始，跟着共产党去山上打游击吃地瓜去。显然耙耳朵汪不是这样的人。

就此，国共完全破裂。中国近代史分出了两条大岔路，这两条路将会分分合合，各种互虐。最终才在49年画上一个句号。

07

命运的四一二

好了，故事讲完了，轮到总结了。

412这事儿特别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苛刻的，要整个国家最精英的这帮人，在那几个月里，用下半辈子作为赌注，做出人生最大的选择。很多人的生命，从此都将分为412之前和412之后。

陈独秀，412后，作为中国区CEO扛了整个黑锅，大家当然知道他说了不算，不应该负全责，然并卵，总不能说是斯大林爸爸错了吧；

杜月笙，412选择保住自己的鸦片生意，屠杀工人纠察队，49后所有大陆资产一扫而空，孤身老死在香港，不敢踏上大陆；

周凤岐，412选择抱大腿，屠杀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38年被军统刺杀于上海；

陈群，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412杀红眼，杀的右派吴稚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跟了汪精卫，抗战胜利后畏罪自杀；

贺龙，20军军长，妥妥的军阀部队，412后入党，领导南昌起义，55年授勋新中国元帅；

郭沫若，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412后入党，参与南昌起义，49年新中国政协副主席；

斯烈、斯励两兄弟，412救了周恩来一命，弟弟在上海被潘汉年错杀，哥哥49年担任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包惠僧，14师党代表，中共党员，412后意志消沉，退党，49年后求得周恩来原谅，从澳门回到北京重新入党。

一念之差，莫过于此。

对个人如此，对政党也是如此。最开头不就说了嘛，412看明白了，后半段革命史就全理解了，很大原因就在于，后面两党的各种操作几乎都可以从412追溯到影子。

从国民党的角度讲，清党口子一开，屠刀就收不住了。各地右派和军头纷纷乘机屠杀异己。军阀头子嘛，都喜欢枪指挥党，正好借机消除国民党的影响力，继续占山为王，那还不杀个痛快。

这一点教科书不咋提，不过大家一定得知道，412清党，杀掉的国民党远比共产党多。进步党员呼着“三民主义万岁、打倒蒋介石“成片成片的被活埋枪毙。27年5万共产党，412后被屠杀了近一半；而65万国民党员，一年后只剩下22万，估计有10万以上左派党员被屠。北伐前后国民党辛苦建立的基层组织一扫而空，TG不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吗，除了著名的那几个，谁也不知道身边那个到底是哪边的，结论只能是”和工农打成一片的都是共党“。国民党彻底患上了被害幻想症，一屠二屠三四屠，一直屠到和中国社会基层彻底绝缘为止。

啥后果呢？10年后全面抗日，我党在沦陷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一天比一天壮大，蒋介石急的跳脚抗议。你抗议个啥啊，你不是合法政府吗，你眼红你也去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搞游击队去啊。你不会是吧？你特么为啥不会你心里没点碧树吗？会的那些人10年前都被你当街枪毙了啊。

同样彻底废掉的是国民党内的理想主义，蒋介石用实际行动表明，三民主义算根毛，谁拳头大谁就是三民主义继承人。国民党会议一开，大佬们互相觉得：你特么当年那些个破事儿谁不知道，你装个啥B。除了短暂因为抗日而有了共同目标，国民党就再也没有过任何共识，包括“剿共”在内。作为曾经坚定的左派，蒋介石是那群人里最清除共产党有多厉害的。即便所有人都觉得TG已不足为虑时，老蒋坚持认为TG才是头号大敌。他当然是对的，然并卵。

至于我党，你懂的，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大家回忆一下高中历史课本我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啥叫统一战线？还记得之前说的吗，农民运动采用啥姿势，“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减租减息”，这事儿要看时机。看时机就是统一战线，邓公说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把朋友搞的多多的“，这就叫统一战线。

啥叫武装斗争？共产党奶大的部队分分钟调转枪头，这血亏吃的一辈子忘不了。基层控制力强，群众拥护有用吗？当然有用，但没“党指挥枪“这十万伏高压电的原则保护，关键时刻分分钟被杀的血流成河。412时10万工人学生去向26军周凤岐请愿，老流氓马克辛机枪伺候。你跟谁说理去。

最后一个，啥叫党的建设？到底听谁的，这就是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听大胡子的，还是听我们自己的。背锅可以，但不能一直背黑锅；听话可以，不能听瞎话。你特么1000公里之外，整天电台里BB，还让不让人发展了。这事儿最难搞，差不多到1942年才算彻底搞定。

当然，也不全是好事儿，412之后，TG也染上了PTSD。这个就没法多说了。有兴趣的去听一听五条人的《彭啊湃》，自行了解一下海陆丰。

08

结论

412讲完了，这篇写的极累，估计要歇个把月了。

要问有啥结论，老规矩，我还是没结论。

没法给结论，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得选择自己的道路，给出自己的结论。我们能说的就是，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个好问题，但回答了这个问题还不够，412告诉我们：选对了方向不见得就选对了路，选对了路也不见得选对了人，选对了人还特喵的得做对事，也真是不容易。

不过，好在一来，我们已经过了选错就要掉脑袋的时代；二来，虽说“道阻且长”，毕竟“行则将至“，只要在路上，就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