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第1页

当人身处绝境之时，有一个盖世英雄突然出现，将受难之人拯救出无边地狱，这是电影的惯用桥段，但艺术源于生活，在人类多如牛毛的灾难史中，这种梦幻般的场景时有出现，给了残酷的现实一丝人性的光辉，显得弥足珍贵，对于救命恩人，被拯救的人们和民族，总是怀有最深沉的感情，知恩图报，留下很多温情脉脉的故事。

比如拉贝对于中国人民，辛德勒和中国对于犹太人，今天说的，是一个叫刘放吾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事情。

1908年，刘放吾出生在湖南桂阳，看到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为啥在历史书上看不到刘放吾的名字了，原因很简单——出生的太晚了，好坑都已经被占满了。

1905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这个时候加入同盟会至少可以混个国民党元老的地位，或者1918年之前加入保定军校，运气好可以混成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如陈诚和卫立煌之类的，实在不行，1924年以后，加入黄埔前四期也可以，经过东征和北伐，如果命大侥幸活了下来，也都能够混的不错。

黄埔四期以后再想出头就比较难了，北伐的时候，蒋介石只把四期以前的带出去了，比如戴笠在第六期，当黄埔的师兄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时候，他还在学校的操场上踢正步，一期的好兄弟胡宗南都当上少将师长了，戴笠还在那里抓瞎。

所以看到一个人很成功，千万不要觉得他能力有多强，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机遇，能力和机会匹配才叫机遇，不然就叫悲剧。

如果不是黄埔军校，胡宗南最多就是一个优秀的教书先生，战争给了他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飞黄腾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戴笠的技能点在情报，所以他考上了黄埔军校也没啥用，没拿到毕业证就跑了，后来戴笠看到大学生就想往军统里面拉，没办法，毕业证这玩意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从黄埔军校出来后，戴笠终于发现自己的天赋，玩命抱上了蒋介石的大腿，干上了情报工作，个人技能和机会完美契合，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

1926年，18岁的刘放吾考入了黄埔军校，1929年毕业后，在国军里面干到了连长，1932年的时候，参加了1.28淞沪抗战，表现出色，不过这时国军的排位已经基本完成，拉帮结派的臭毛病已经全部养成，像刘放吾这种没有背景的下层军官，注定只能当炮灰，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不过机会这玩意不会只有一次，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总想过一把军事瘾，他搞起来一支税警总团，宋子文是国民党财神爷，对于自己的亲儿子非常舍得花钱，税警总团装备精良，人才济济，中下层军官都是在黄埔军校找的优秀毕业生。

对于税警察总团的上层领导，宋子文有自己的想法，尽量从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里面提拔，这些人在国民党内称为欧美派，比如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标准的欧美留学精英。

税警察总团自成立之初就被打上欧美烙印，上层都能飙一口流利的英文，拿起刀叉吃牛排也非常自然，和美国佬很有共同语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还看不出有啥优势，当美国佬真正下场加入二战后，美国正式援助国民党，欧美派系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等国民党败退到小岛，让美国多年对华投资打了水漂，美国朝野对蒋介石的不满达到顶峰，考虑是不是用孙立人取代老蒋？

当蒋介石察觉到这种危险时，孙立人的悲剧就注定了，毕竟老蒋打仗的确外行，但是整人的水平还是一流。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在大陆当了22年国民党一把手，实在是很辛苦，随时担心有人要搞他，很憋屈，也很愤怒，开军事会议的时候，经常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咬牙切齿，又是锤桌子，又是大吼大叫，实在有失风范，没办法，搞不定事情，只能发泄下情绪，发飙也就很正常了。

毕竟能够运筹帷幄的大佬，表现都是很风轻云淡的，一般人不能提钱，提钱就面目狰狞，马云就非常淡定，说我不喜欢钱！

1932年的时候，税警总团招聘人才，有过淞沪抗战工作经验的刘放吾跑去应聘，立即就被录用，成为国民党内欧美派系的一份子，当时孙立人就是上校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税警总团南征北战，到1941年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改编为新38师，师长孙立人，刘放吾担任113团上校团长。新38师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进入缅甸，打击日本鬼子，保护滇缅公路的安全。

此时国民政府早已退守重庆，以大西南为依托，依靠滇缅公路运输的物资续命，坚持抗战，日本人也看到了这条线路的重要性，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东南亚，占领马来西亚后，立即进攻缅甸。

此时进攻缅甸的日军是不满员的两个师团，只有2万多人，防守的英缅军有4万多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日军，没想到两者一交手，英缅军一触即溃，迅速演变成英军在前面玩命跑，日军在后面使劲追的局面，让日军非常郁闷，本来是过来打仗的，结果变成了跑步比赛。

更加糟糕的是，英国人殖民缅甸之后，作威作福，早就人心尽失，让缅甸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日本人趁机喊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缅甸是缅甸人的缅甸！这个口号简直喊到了缅甸人的心里，受到缅甸人的热烈欢迎，夹道欢迎日本解放军进入缅甸，让日本鬼子受宠若惊，英国人自作自受，腹背受敌。

1942年4月， 在缅甸老百姓的指引下，英缅一师7000多英军以及记者传教士被日军追上，包围在了缅甸仁安羌，弹尽粮绝，更加要命的是，日本人还切断了水源，7000多名英国人陷入了绝境，随时可能崩溃。

解救任务落在了新38师身上，当时新38师担负守卫曼德勒的重任，不敢全军出动，孙立人派出113团紧急前往救援，团长正是刘放吾。

解救的难度很大，仁安羌的日军兵力是113团的差不多7倍，硬拼就是送死，刘放吾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日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展开战斗，创造各种机会歼敌，前后打了三天，据说效果非常明显，以自身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200多人，迫使日军全面撤退，取得了首次在境外以少胜多战胜日军的辉煌纪录。

这场战斗的详细记录很少，原因也不复杂，这场仗是孙立人指挥的，孙立人到台湾以后不久就变成了“反贼”，关于“反贼”的光辉事迹自然是国军的一个禁忌，没有人敢提，也没有人敢写，慢慢就淡化了。

回到当时，被围困的7000多人全程围观整个战斗过程，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让他们感慨万千，这还是东亚病夫吗？感慨完了的英国人非常激动，每个人都对着中国将士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英军军官更加激动，冲动之下抱着刘放吾他们就跳了起来，现场气氛热烈，如果有一首歌可以表达当时的场景，那么歌名必定叫做“中英友谊地久天长！”

激动人心的时刻总是很短暂，由于英国人跑路太快，缅甸战局很快一发不可收拾，远征军再留在缅甸没有任何意义，蒋介石命令远征军全部撤退回国，将日军阻挡在边境之外，确保西南大后方安全。

杜聿明命令新38军殿后，掩护全军撤退，在战斗过程中，新38师三个团被日军包围，孙立人带着114团救出了112团，同时下达命令，113团立即撤出战斗。

这个时候刘放吾的责任心上来了，他觉得如果此时撤退，那么杜聿明长官可能无法摆脱日军追击，而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他自作主张干了一件事，把顶头上司撤退的指令放在了一边，又继续坚守了两天。

这种舍己为人的做法，如果在共产党队伍里，极可能会受到表扬，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归党领导，统一行动，听党指挥，没有私心，但在国民党队伍里，问题可就大了。

前面说了，孙立人和宋子文是一伙的，属于欧美派系，本来就不是老蒋的嫡系，和杜聿明不太对付，杜聿明命令新38师殿后，让孙立人很不爽，再加上杜聿明准备翻越野人山，孙立人觉得风险太大，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直接掉头往印度跑了，史迪威在印度嘛，史迪威对孙立人非常欣赏，和蒋介石不对付。

刘放吾还是太年轻了，没看清领导们之间的争斗，孙立人已经产生了跑路的想法，对于掩护杜聿明自然就不太上心，刘放吾不服从领导命令，自作主张带着部队掩护杜聿明撤退，自然让孙立人火冒三丈。

为了113团赶紧撤退，孙立人派出了清华大学的同窗好友副师长齐学启前去监督，齐学启的责任心特别强，在113团准备撤退的时候，他想到还有一批伤员没找到，于是一个人跑去找伤员，没想到半路遇到日军，被日军抓到仰光关起来了，到了1945年3月，日本人看到大事不妙，把齐学启给杀了。

事已至此，刘放吾基本就完蛋了，他接连犯了两个大错误，首先是不听领导指挥，其次是因为不听指挥让领导失去了好朋友，从此，刘放吾在孙立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当刘放吾历经千辛万苦跑到印度后，孙立人见面就是一顿臭骂“你昏了头？为什么跑不出来？”

裂痕这玩意一旦产生就无法弥合，刘放吾这点眼力劲还是有，领导处处看自己不爽，38师肯定混不下去了，刘放吾干脆申请回到重庆，进入陆军大学深造。

孙立人虽然愤怒，不过很快就享受到了仁安羌解救英军带来的好处，英国向他授勋，巴顿向他赠剑，艾森豪威尔邀请他视察欧洲战场，总之，孙立人的大名已经威震欧美，在洋人的眼中简直就是中国的希望之星，而这一切都拜刘放吾所赐。

可能出于内疚，孙立人后来还是把刘放吾召了回来，虽然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但是两人还是保持着面子上的上下级关系，为了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转眼间到了1954年，国民党败退岛上已经5年了，美国人对于蒋介石已经不满到了极点，麦克阿瑟这个大嘴巴邀请孙立人访问日本，表示希望孙将军肩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让蒋介石看到了孙立人直接沟通美国的能力，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给孙立人扣了顶“谋反罪”的帽子，将他抓了起来。

接着蒋介石开始在军队中清洗孙立人的势力，跟着孙的小伙伴全部倒了大霉，刘放吾虽然早就不算孙立人的亲信了，还是遭到强制退役。

可怜刘放吾18岁加入黄埔军校，当了一辈子兵，除了打仗其他啥都不会，退役之后，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为了养活妻儿老小，他学着做起了煤球生意，一家人靠着黑乎乎的煤球艰难度日。

在刘放吾穷困潦倒的时候，一个当年在仁安羌战斗中被他解救的英国人却发达了，此人叫菲士廷，是当年被解救英军部队的一个团长，后来升为中将，到了50年代的时候，被英国政府派到香港出任英军驻香港三军司令。

菲士廷对于当年救他一命的刘放吾团长念念不忘，如今当上了领导，有了权力，派人到处寻找，希望找到刘放吾团长，当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菲士廷寻找救命恩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无意中被一个叫林彦章的人听到了，此人原本是一个演戏的，表演功底比较深厚，抗战时在西南那一片混过，和远征军的官兵聊过，知道很多远征军的事情。

把剧本编好以后，林彦章跑到英军驻香港三军司令部，告诉卫兵，我就是你们司令官要找的那个人，菲士廷听说以后，赶紧跑步出来迎接，洋鬼子脑袋还是简单，被林彦章一顿忽悠，也就相信了，从此以后，经常利用职权关照林彦章，这哥们在香港过的是相当滋润。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尤其是骗子，林彦章后来看到香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自己也想插手，准备募集1000万元建立一个菲士廷新村，由于计划太过庞大，最终引起警方注意，把这家伙给抓了起来。

经过警方审讯，发现这家伙是一个大骗子，他压根就没参加过仁安羌解救英军的战斗，更加不是什么团长，经过披露后，这个事情在香港引起了轰动，各大传媒竞相报道，成了当时的社会大热点。

当时在香港有一个叫方宁的人，此人跟随孙立人，熟悉远征军的内幕，趁着事情还有热度，赶紧出了一本书，叫“孙立人将军与缅战”，在书中明确指出，解救英军的中国军队，是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38军113团，团长叫刘放吾。

剩下的情节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有了社会关注，啥事情都比较好办，很快就有人在台湾找到了正在搬运煤球的刘放吾团长，看到这个满脸煤渣的中年汉子，大家感慨万千，一个如此普通的人，没想到有这么辉煌的过往。

有好心人指点刘放吾，让他做液化气的生意，在高人的指点下，刘放吾的生意慢慢开始好了起来，家境也逐渐宽裕，后来一家人就去了美国。

时间转眼到了1992年，英国首相铁娘子访问美国，她专门去拜访了刘放吾，在记者的闪光灯下，撒切尔夫人说，她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刘放吾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

此时刘放吾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做在轮椅上，他挺起腰板说：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英军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遇危难，救援友军是分内之事，不能列为战果。

1992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专门致函刘放吾：我愿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多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看到英国和美国都表态了，台湾赶紧为刘放吾补发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刘拿到手里哭笑不得，蒋介石在做人这方面实在太差了，国民党遗传了他的毛病，等把人心凉透了，再想挽回就来不及了。

疫情期间，拉贝的孙子疑似感染新冠，德国缺乏相关药品和物资，于是向中国大使馆求助，消息传出来后，中国人尤其是南京市民纷纷组织物资，在和欧洲航班几乎断绝的情况下，包机紧急将药品和物资送往德国。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待恩人的态度。

得人心者得天下，事实证明，这句话实在正确，从蒋介石开始，国民党一直鼠目寸光，见利忘义，混到今天居然还活着，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本文在微信公众号“功夫哥”首发，敬请关注！

从我个人接触的几个实例说起：

去年我担任过唐德刚先生建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协会的助理，在广州地区采访在世的抗战老兵。以下是其中几人的故事：

肖桂荣老兵。1943年时日军炸坏其初中，没了书读，于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参军。原被编入远征军14团，因为他有初中文化，所以后来被编入第五军第200师600团团部当文书，但由于团部书记沉溺于鸦片，将所有工作都推到他身上，加上他受到团长赏识，有意提拔他，个人的不满加上升迁的希望，使他申请调到战斗部队，于是被派遣到600团第2营步兵第5连第2排担任上士排副。总共在昆明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训练后，便被派遣上前线。

在战场中，肖老数次走过鬼门关。在龙陵时受命率领一个加强班阻击一个营的日军渡河，从而让大部队迂回过河从侧部进击日军。大家可能对于加强班和一个营没有什么概念：肖老当时的加强班，只有十七个人。而日军一个营的编制，约有三百至四百人。因为装备落后，肖老部队的机关枪和步枪根本打不过河，抛掷手榴弹也抛不过去，只能使用枪榴弹（请自行Google，当初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使用枪榴弹会暴露自己，所以极易成为日军目标。当大部队完成迂回进攻时，十七人的加强班，只剩下了两人。当初讲到这里时，肖老泣不成声。

后来肖老还数次走过鬼门关。后来在攻打龙陵县城的时候，近距离和日军拼刺刀，右股被日军刺伤，跌倒在地，将要被杀死之际，一个战友在身后突然冲出，抱着日军一起滚下山崖。由于当时战场烟雾弥漫，肖老根本来不及看清这位牺牲自己的战友是谁。又一次，在建筑工事的时候，一颗子弹从头顶擦过，留下一道至今可见的疤痕。

肖老最后一次死里逃生，却充满着滑稽的意味。战争结束后，他本来是要乘坐团部的飞机回昆明的，结果在临上机时，副团长的一个亲戚挤走了他的位子。飞机在飞回昆明的途中撞山，全机人员无一幸免。

这样一位为抗战出生入死的老兵，回到昆明后，却成为了成为了“编外”。编外者，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要缩减兵员，节约军款，将部队合并。当时的96师和200师合并为新的200师。两个师可以合并为一个师，两个连长却不能合并为一个连长。因此虽然肖老在战争中已升迁为连长，但由于他不是军校嫡系出身，加上军龄较浅，遂成为了“编外人员”。在昆明苦等了一年多，没有任何关系的肖老仍是没能受到任何人的待见，后来连少量兵饷也被取消了，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广州投靠其大哥。他离开时，政府连路费都没有提供，结果他只能一路坐霸王车，吃偷来的食物，一共走了几个月，才走到广州。我问他，对共产党怎么看，他这样回到道：

肖：當然是支持共產黨啦！
葉：支持共產黨啊？
肖：對啊。支持共產黨，那時候啊，做工的才不管共產黨或者什麼別的。總之做工了之後，不做壞事，就一視同仁的。我那個時候。
葉：不是啊，就是說，你支持共產黨的嘛，那為什麼你心裡面會支持共產黨呢？
肖：因為共產黨公道嘛。
葉：你是從哪裡看出共產黨比較公道的？
肖：我說啊，抗戰勝利的時候，自己出生入死，打到勝利了，自己卻什麼都沒有。自己心裡面就……
葉：很憤懣？
肖：很憤懣。到共產黨的時候呢，每個人一律平等，所以我就說共產黨好。

另一位老兵，在此隐去名字，在此姑且称为唐老兵。唐老兵曾几次登上媒体，身份自然是“抗战老兵”，但在某程度上，他其实和抗战联系并不大。他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因此从小就就读名校，包括著名的南洋模范学校。中学毕业后，一方面由于成绩不好，另一方面因为家中后母不待见自己，而就读军校门槛较低，不需要家里出钱，因此进入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就读时，军校还有补贴，每个月发到手上的大约有一块多，而当时到茶楼“饮茶”（喝早茶）只需要三到五分钱，到电影院看戏也只需两分钱。1937年抗战爆发后，前线基层军官伤亡众多，因此军校生被命提前毕业。毕业时因为成绩不好，平时表现也不佳，没能留校，被分配到余汉谋的第四路军第65君第187师第1097团团部任少尉见习官。当时战斗部队急需军校生补充基层军官，黄埔生更是首当其冲纷纷被调到前线。而唐老没有被分配到前线，很可能是其父亲的关系。当时，唐老因为学过“经理”，所以在团部负责“打算盘”，即计算、会计之类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学习无线电，结果无线电设备一直都没有拨下来，唐老无所事事地等了一段时间后，就在连无线电都没碰过的情况下，因其姑丈在广东省教育厅任鼎鼎大名的许崇清的秘书，又被聘任到广东省教育第五科负责管军费，后来觉得一个“军佬”在民政机关中太闷，就请了长假走人。靠同学介绍，又在军队中谋到了排长一职，自然，这也不是战斗部队，而是在补充兵训练处中，负责接收新兵。结果没有耐性，又通过人介绍在湖北黄琪翔的部队中任“参谋”。不过其实这段经历相当可疑。刚开始时，唐老说他八年抗战都在黄琪翔的部队中任职，但其实在1941年黄琪翔就因为其反蒋经历而被明升实降，被调到第六战区任陈诚的副司令，没有了队伍可带，自然也没有了参谋部。后来在迂回提问之下，唐老才说出他在黄被调到第六战区之前，已经因为“做得没有意思”又再次请假走人到重庆。其实就我个人经验推断，唐老有没有任过这参谋一职也十分可疑，因为一个在军校中学经理科（相当于后勤科），在之前又只有文员经历的情况下，要在军部中找到参谋职位，可能性实在不大。到重庆后，唐老得到一份肥差：在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重庆分署的会计科中担任文员。这个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经理署是什么东西？只需要说一件事情，大家大约就会知道其分量和油水了：其署长，是宋家的一员，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为什么唐老能在其中某到职位？因为他的爸爸此时就在署中的总会计室任职。这个机关的机能，就是将欧美国家从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接收并发放到全国各地。后来，唐老又被分到西南运输署的川滇公路分署任职。抗战胜利时，他已因为战争期间的“贡献”，被升任为中校，被调到南京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财务。半年毕业后，被调任到江苏、浙江一带任税务官。税务官，有钱之余，有十分无聊，于是唐老就天天跳舞，一天三次，早餐后一次，午餐后一次，晚餐后一次。

巧合的是，唐老说起过一件事情，与前面提到的肖老有几分关系：

因為當時很多軍官呢，抗戰勝利被裁員的很多。我看見就說我不做了，去登記失業軍官，進去軍官總隊。後來轉業，去南京中央訓練團轉業。因為當時抗戰勝利，很多軍官，發三個月遣散費，叫你走人。一點都不負責任，抗戰八年就要你拼命，一抗戰完，你不安排。很多人沒什麼知識，沒什麽文化的啊，他除了當兵練槍，什麽都不懂的。你一下不要他了，他們就組織起來，巡行，“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那他就怕了，然後才成立軍官總隊，把失業軍官收攏起來，然後再派工作。後來又打內戰，這些軍官又派回工作。所以國民黨垮臺就在於此。一方面，接收，變劫收，打劫、搶東西；第二方面呢，對軍官這樣來對待。抗戰八年的時候，你拼了命要人；抗戰勝利后，你又不安排人工作，這怎麼行。那些人就巡行了，“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他就怕打內戰了，然後才成立軍官總隊，收容這些軍官，免得他們都去了毛澤東那裡。

我说这两个故事，并不仅仅是想说明国民党垮台是由于“民心向背”、“政治腐败”，虽然我并不像榜首的回答那样认为这两个原因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认为这是两个肯定在最重要的原因之列，而且我也相信两位老兵的故事很能说明两个现象。但我更想强调的是，题主提出的问题及其复杂，偏执于一端，都很难解释整个现象。民心向背、政治腐败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原因实在是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历史之难以研究正在于此。就以肖老和唐老都提到的合编部队为例。其实国民党政府何尝不想把军队统统留下来？那为何要合编和遣散部分军人？一方面自然有军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中央政府，面对战后千疮百孔的国家，多养一个军队，都是多一份负担。但是，如果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实力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或者他们会多留一些部队以应付才对？或者会，或者不会，因为战争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战后国统区的经济在腐败的军队和政府系统的领导下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多的军队。结果这部分被遣散的军人，对国民政府心怀怨恨，不少人投靠到共军中。不过，慢着，前文提到的肖老到广州后，在布厂工作谋生，结果在输出上来说，其实又在某程度上支撑了国军的战斗。

人的活动是一个混沌系统，由人组成的社会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混沌系统。一样行为的后果会是多方面的。历史学家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将这些史料上见到的各种矛盾进行梳理。难也。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自己没有说答案。实在是不敢啊。

以前谈到过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词：

左支右绌。

网络上的解释说，左支右绌，指力量不足，应付了这方面，那方面又出了问题。近义词是捉襟见肘。

力量不足，是其关键。

国民党作为一个党派，他们在解放战争中遭到全面失败，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此举导致他们失去了民众支持，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军事斗争，最终引发了他们全方位的失败。

他们左支右绌，最终归于失败。

单纯讲政治对军事的直接影响，那就是政治可以动员起巨大的力量投入到军事中去。

国民党恰恰丢失了政治动员能力。

或者说，他们一开始就缺乏这个力量。

国民党是清末革命力量反复整合分化以后诞生的诸多政治派别之一。他在名义上继承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的主要政治资源。这是我党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在行动上继承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革命理念，继承这一精神的是我党。这就成为我党所拥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

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国民党就是摘桃子拿到了鲜鱼的那个，我党则是种了桃树学会了捕鱼的那个。

哪个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不肖子孙，也就很清楚了。

由于政治上的反动性，国民党在初期的革命热潮退去后，就在迅速消磨他们的政治动员能力。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不但极大伤害了革命运动，而且还极大伤害了国民党自己的社会根基。随着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以及蒋介石利用九一八事变的机会获得了时间去收买瓦解粤系军阀反蒋运动，国民党彻底走上了北洋军阀的老路，转化为新军阀。

而且，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新军阀继续走上了北洋政府借着参加一战的名义编组“参战军”扩充实力的老路。蒋介石沿着当年段祺瑞等人的道路，走上了借着世界大战的机会扩充自身实力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参加世界大战可以扩充实力呢？因为统治者可以借助战争机会，利用民众的战争热情，来诱骗他们为军阀效力。比如说蒋介石就曾经对爱国学生说，如果要抗日，可以去他设立的募兵处报名。他打算以此为借口，将“现役军队第一时间保家卫国”的话题转换为“民众加入蒋介石军阀部队”的话题。学生们根本没有搭理他，没有一个人去他的募兵处，而是自己带着干粮走上上千里路直接去东北抗日去了。蒋介石不知道自己被民众抛弃了，还美滋滋地在日记里吹嘘自己破解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一国军队的总司令，为自己成功拒绝了民众要求他履行国防义务而沾沾自喜，这得多缺德啊。

不过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民众迫不得已，包括红军在内，都只能选择这个英美势力的代理人作为名义领袖，来首先完成抗日任务。

蒋介石丝毫没有理解这个力量的来源。《三毛流浪记》用老影像讽刺了蒋介石的行为。蒋介石还煞有介事地对民众说，无数个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了一个有名的岳武穆；无数个无名的华盛顿，造就了一个有名的华盛顿。一个在国际会议上连门都进不去的家伙，自比华盛顿，这倒也歪打正着，和历史上的华盛顿一模一样。

抗战结束后，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好，日本带来的存亡危机也好，都不再爆发出来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政府的凝聚力是直线下降的。

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丧心病狂的经济政策，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率设置到完全不要脸、与实际情况相差几个零的程度，直接导致光复区经济濒于破产。这就导致国民党政府甚至失去了光复区资产阶级的支持。

经济崩溃带来了极大的政治损失。解放战争中后期，解放区的经济固然因为战争而物价飞涨，国统区的经济则是物价直接上天爆炸。不光市民阶层无法承受国民政府的统治，就连国民党新军阀赖以生存的旧军人都走到了“哭陵”的地步。

蒋经国试图对经济进行整治，挽回一点民心。国民党政府连这也做不到。蒋经国的失败将国民政府的无能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愿意支持国民党继续作战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国民党新军阀的最大金主美国人都开始拒绝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了。这样国民党政府就彻底无法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了。

左支右绌的局面迅速出现，解放军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大转折。

我党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坚决发动人民、解放人民，极大加速了战争进程。国民党刚一露出左支右绌的窘态，我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战局的完全翻转。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1948年9月，以围歼国民党军主力为目的的辽沈战役开始。总共只用了三年时间，国民党政府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四百万大军就变成战绩数字了。最后这个数字刷到了令人咋舌的八百多万。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打起中国人来还是很手软的。解放军歼灭了这么多国民党军，却只击毙了35万。曾经有些果粉很着急的说这些人没死在抗击侵略的战斗中太可惜了。我不乏恶意地猜测：这可能就是他们眼睁睁看着蒋介石塑像被泼油漆的原因吧。毕竟，他们多半会说：

他们的千金之躯，死在保卫蒋介石的内战中就太可惜了。

你看，连键盘斗争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都不肯保卫蒋介石，你就知道当年蒋介石究竟窘迫到什么程度了。

左支右绌，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顾头不顾腚，这就是当时蒋介石穷途末路时的样子。

然而到了那种时候，蒋介石还不忘记下令杀死杨虎城将军全家，不忘杀死烈士们年幼的孩子。

人渣！

记得李幼斌版的《亮剑》里，原国军将领、后来成为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的常乃超说：“国民党的军事战略是由一群天才制定的，却是由一群蠢材来执行的”。这不放看作是一种自嘲式的辩解。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国军将领以及参谋人员的素质不但不比共产党将领差，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要优于共产党的将领。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的大兵团作战，动辄三五十个师、数十万军队对战的大战就打了二十多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之相比，共军主要从事的是游击战，仅就军事将领的素质而言，共军稍弱——否则也不至于到建国后纷纷到军事学院去补课了；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战略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以抗战后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首先是接收东北，巩固北方局势，继而派重兵进攻延安，搞斩首行动，在受挫之后，转而进攻山东，试图把南京-山东-华北-东北连成一线，至少能在经济和地理上占据优势，这是相对正确的战略决定。

然而，战略层面的正确和战术层面的正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现代战争指挥的基本原则是逐级指挥，越级指挥是军队大忌。举个例子，毛泽东命令林彪出关，拿下东北，调配好人员物资之后，毛泽东的基本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在前线那支部队冲锋，那支部队做预备队，这是完全要看林彪的指挥的。而具体到微观的战场上，林彪的权力仅限于把命令传达到军、师一级，每一个连、排的作战还是要靠团长来指挥的。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屡战屡败了。事实上，除了军事将领的本身素质，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和将领的明哲保身也十分害人。以孟良崮战役为例，张灵甫在明明可以撤走的情况下坚守孟良崮，目的就是为了拖住华东野战军的主力，让周围的部队在外围形成反包围，然而救援部队却停滞不前，眼睁睁的看着天下第一军葬送在这一篇荒山野岭上。

第三，不可否认共产党当时的宣传——咳咳，也可以说忽悠政策天下无双。就拿土改来说吧，在抗战以后，国共两党都曾设想过土改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农民不稳会出大事的。国民党的计划是赎买，然后发放地契，承认土地永久归农民所有，而共产党的计划是直接分，不要钱。中国人对免费二字的热情向来很高，丝毫不会考虑免费的背后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就可以忽悠农民参军作战了，因为他们说你不参军蒋介石就要把你的地抢走，而且还要再卖给你多收钱。当时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一旦被鼓动起来……当然，这些农民没想到的是不到十年就搞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土地成了集体所有的，再到后来就成了国有。然后呢？今天你买一间房子，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真是让人直接呵呵~

最后，国民党大战略上的失误，是用多少个军事胜利也弥补不会来的。这个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城市战略，或者说没有走农村战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主要的国民财富都在农村，城市化程度也非常低，而国民党的军队着重进行的却是城市保卫战。当共产党扫清了外围之后，国民党所守卫的城市也就成了一座座孤城。以四平战争为例，尽管林彪多次进攻四平失利，但在进攻四平的同时整个东北已经渐渐归共产党所有，最终四平也不过是孤城一座。

-

国共内战的问题万端。

这里回答，只在纠正部份错误的言论，是作历史史料的补充，不为「陷入无意义的口水仗」而写。

一、国军兵败如山倒？

1947年5月，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率幕僚20馀人，在山东孟良岗集体自杀，48年3月，长城抗战名将29军军长「刘戡」领师长在陕西宜川双双阵亡，要说国军兵弃甲曳兵，不战而逃，太多反证。

就是最後一次「淮海战役」，根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解放军投入60万部队，作战 66 日，死伤 13 万人，按死伤率计算，超过 21.6 %，为此一战，国军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相继殉职。

按史实，国军是败，惨败，但共军也是牺牲重大，战争胜利绝非轻易得来。

按黄仁宇的说法，比如「四平街战役」，国军胜了前三次，最後一次失败。为此，他发明了一个说法，形容「国共战争」为「复原战」（以别於传统的「消耗战」）。共军总是能从失败中，一次又一次复原，而国军却是一次比一次衰弱，最终失去反攻能力。

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一意指责国民政府「贪污腐败」「不得民心」，根本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国共两军逐鹿中原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长达多年，大战役不断的一个漫长过程。

岂能以「民心向背」「狼贪鼠窃」……等四字成语，就能作解？国军苦斗过程，焉能视而不见？

要问的是，国军究竟是为何失败？真正深层的原因为何？

又或者，我们要问，共军究竟为何成功？

二、共军的成功之处

按黄仁宇意见，共军的一切实力，来自於「土地改革」，是这项工作，解决了共军一切的「动员问题」，源源不断的兵员向战场提供，相对应的，蒋介石的国军立足於城市，又受困於战争失利，军费筹措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而导致民心渐失，城市失去後勤能力，反成火药桶，炸药库。

要说土地改革，共军也是一路摸索，最好的例子是1946年的「五四指示」（原名：「关於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之指示」），一发出指示後，就开始检讨指示的「左倾」。换言之，土地改革在缺乏各种必要的地籍资料，现代技术手段下，也只能以「粗暴」的方法实行。

黄仁宇指出，按当年共军宣传，国内农民「无土地依附者」，超过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被许多历史学者否定，比较可信的数字，无有土地的贫农，约莫只在百分之二十上下。

而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贫农，将国共内战，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农民暴动」，在前线的作战且不说，在後方，按作家「韩丁」在「翻身」一书中的叙述，各村镇先组成「贫农团」，以此为核心，发展出「农民协会」，由「农民协会」，再成立「村民大会」。

就是这样坚实的地方组织，打造了共军无比的坚韌战力。

（兵员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若考虑到武器弹药，共军背靠东三省，国军据有抗战打造的大後方，即使不计算苏联和美国的後援，彼此在军备供应上，也各有依靠，对双方而言，并非一面倒的战争。）

中国历代王朝，拥有「由下而上」的坚实组织者，就拥有坚强的战力，比如满洲的八旗，比如国共战争时期的共军，它们有生生不息的恢复、扩大、强健自体的能力，而相反的，由上而下，以强制命令，残忍手段拉夫徵兵组成的国军，包括对抗满清八旗的明朝军队，自然是远远不敌。

但，提到土改，也不能忘记一点：共军虽然赢得了内战，但得益於土改，也受限於土改。建国後的国政，一直受限於这个包袱，至今也仍未卸下。

要知道，中国之土地改革，按一般的推算，牺牲人数超过三百至五百万人（黄仁宇语），内战又伤亡超过五百万人。中国境内所谓贫农，「义无反顾」地舍身战场，辛苦得来土地，仅十年，又在1958年被并入人民公社，从个人手中，回归「集体」，众所周知的，由此导致了生产能力瓦解和劣化，再历20馀年，到了 70 年代，才又修正为「包产到户」……，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问题，建国超过半世纪，至今仍有种种後遗。

某种程度而言，不能否认的，这其实是共军的一种失败。

三、国民政府失去了道德高度

看当年的历史，蒋介石知不知道共军赢在哪里？他当然清楚。

1949年1月21日，他引退辞职，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作为侥悻打败日本强敌的国民政府负责者，历史没有给予蒋介石太多的时间和机会。

他与共军对立，咒骂对方是「共 - 匪」，将共军艰辛摸索的的土地改革运动，大笔一挥，划为「土匪行径」，而将自己逼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土改」因而成为「动之不得，言之不得」的深水区），在政治上，在军事上，蒋介石是活生生的历史罪人，他无能改变现状，又将自己沦於道德的困境，为了口实之惠，陷入一场必输的战争，肩负了数百万人的人命损伤之责。

一切的一切，都源於他丧失了「道德的高度」。

也是因此，相对於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回去看1950年代台湾的土改运动，以及之後的文化、经济、国政……种种建设举措，非得拉开一定的时间空间，我们才能看到，国共战争，究竟给中国人的历史，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又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给蒋介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退避台湾，下决心走另一条道路，完成救国，以及建国之大业，究竟能不能不能成功？

而其中，最好的标的物，自然就是「土地改革」。

所以，我一直强调，台湾虽小，但台湾土改，如同大陆土改一般，都是偌大的历史「共业」问题。

土改，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问题，始於中华文明初启之时，始於春秋战国，孔子就念兹在兹的井田，到了秦的名田，汉变王田，三国曹魏的屯田，晋的占田，北魏均田，随唐的均田、两税法，宋元的方田均税法，明清的摊丁入亩、一条鞭法…… 。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为土地问题而困扰。

检讨国共战争，最终，我个人同意黄仁宇意见，还是要在「土改」的战场上，才能见到真正胜负。

那，才是中华文明，检讨胜败的最终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