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提到清初剃发易服网友义愤填膺，而对于现今社会已经西化的发饰默许接受？ 第1页

留发不留头，你不义愤填膺一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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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部族统治，皇族之下皆为奴隶

把制度变为牢笼，大全集于皇帝一身

从行政制度之外，建立军事八旗制度，作为维护满族统治集团的基础。民族关系上，施行民族隔离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实权统归满洲贵族，汉人无权干预。顺治七年，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顺治十五年，清朝将内三院更名内阁，军国机要，综归内阁，其工作内容和办事程序，大体上仿照明朝的制度。但是清朝的内阁一直只能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从来没有掌管过重大的机密重务。因为，清王朝一直就设置有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机要办事部门和内阁同时存在，不容内阁插手。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设立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一些翰林官到南书房办事，重要的谕旨都直接命南书房撰拟，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自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虽然渐为军机处所夺。乾隆二年，皇帝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至此，满清入关之后，在中国大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部族皇帝统管一切、满族凌驾于其他各族的扭曲的制度。

由于任何机构都成了摆设，嗜权如命的满清皇帝只能单打独斗，即所谓“勤政”。这种扭曲的制度被所谓的历史学家热捧为“勤政”，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士大夫集体沉沦奴化，伪儒家沦为专制工具

满清入关之后，为了奴化汉人，犯下了必日本还恶劣的滔天罪行。主要有遍布全国的大屠杀以打击军民士气，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禁锢士人思想，剃发易服以同化汉人，沿海迁界闭关锁国以抵制华人贸易和海外华人复国。从整个建筑层面看，中央皇帝一人管控皇族，皇族之下旗人簇拥，而旗人之下又有各族人民俯首为奴。汉人没有任何决策实权，甚至一点异见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只能跪拜山呼万岁。

在这种野蛮的制度和暴力统治之下，汉人士大夫逐渐成为满洲贵族的打工族，随着思想上的禁锢，儒家士大夫不再有宋明时代顽强的精神气节，集体成为爱新觉罗氏豢养之家奴。在这种层层效忠，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下，所有貌似取材于明代的制度都成为表面光鲜的摆设，而起不到任何制约皇权的作用。读书人要么埋头故纸堆甘愿沉沦，成为木头人，要么变成鹰犬爪牙，为专制主义暴君操刀站台。

在这种充满暴力的政治环境下，难怪中国会瞬间堕落下去。而不负责任的所谓砖家，还在撅着屁股为这种恶心的制度招魂呐喊，其心可诛！

不去认清历史，一味歌功颂德，思想解放永远只在起跑线上。

02
防汉制汉心思多，抵御外侮力不足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清朝的民族政策比元朝成功，正因为如此，清朝也比元朝延续的时间长得多。但自清朝建立以来，还是陆续实行了一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要点有四：第一，官缺分满汉（注：严格说来，尚有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等多种，不赘述。），满族官员可任汉缺，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较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第二，满汉不准通婚。（注：准确地说，是不准旗女嫁汉人，而默认民女嫁旗人。清初曾允许满汉通婚，嘉庆后逐渐禁旗、民通婚。参见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满族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民的生活（主要是进入关内的满族）全靠政府财政供应。第四，对满族施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一般来说，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处罚总要轻些。
清初，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汉族人民包括汉族官员无人敢轻易对此提出异议。清中叶以后，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也没有造成多大矛盾。但是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满汉矛盾日益突出，满人特权已日益为汉族及其他民族所不满，并成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和号召的一个重要理由。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满人垄断权力的现象曾痛加斥责。《民报》也说：“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指汉族），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况夫藉口于不分满汉，举枢要之职，壹以属彼族之私昵。”（注：阙名：《预备立宪之满洲》，《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第97页。）从清政府方面来说，由于武器和战术的改变，八旗兵早已失去战斗力；部分满族人民因为不事生产而日益窳惰，所谓“八旗子弟”，被人讥讽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几乎成了对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人的通称；因为不准满族人民从事生产，不少满族下层人民生活相当困苦。而每年发给满族人民的“钱粮”，也给本已极为困难的财政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清朝的建制军，号为绿营，大部分是继承明代的卫所体制，在各省各地设立提督、总兵等官制，分别率军戍守，有事出动，先从战事附近的提镇发兵，不足时才调动其他地方的绿营。这些绿营将士身份上不如旗营，训练和装备也都不足，等于是二等部队。康熙以后的战争，绿营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到了乾嘉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都是由绿营出动。绿营平时既是二等部队，再加上清皇室对于汉人并不信任，所以这些绿营的名额常常不足。一旦有事，命将出师，带兵的军官不得不临时招募添补缺额，正所谓“驱市人为兵”，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呢？嘉庆、道光以后，绿营更不如以前。所以，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国，有不少乡勇担任战斗任务，立了战功，才将他们编入绿营的编制。
清代过了一半，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可以作战的部队了。湘军、淮军都是以乡勇为名招募的私人部队，国家根本指挥不动。整体说来，清代中国人口从差不多两亿逐渐增加到四亿多，而旗营和绿营的编制，总数不过百万余众。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而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常备军，而且训练装备都很不足。等到清代晚期，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那时的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03
文字狱恐怖统治之下，人才绝迹

清廷延续明朝的科举制度，也选择性地继承下明朝留下的传统。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且“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儒生的批判时政十分戒备。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兴起文字狱，压制汉人的民族主义。
于是，一切检讨政治制度，或者对当时事务的议论，都不是皇室所愿见的。吕留良、金圣叹等案件，都是杀头的罪名。在压力之下，虽然还有些人不求仕进，仍旧致力于经世济时的讨论，但大多数的儒生都慢慢退缩到安全地带，有的从事于经学的研究，有的专心做八股文章。
有人问：如果乾隆能够多活50年，中国还会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吗？强人回答，感触颇多。但一定要回答，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说，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难以想象。
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孔子也成了满清的替罪羊。悲哉。
《清代禁书总述》出版于1991年。其主编王彬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随着清人的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是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

（“空前”这一评价非常到位，而这样的文字恐怖时期能被某些清史研究者捧成是“盛世”，其标准实在是匪夷所思，其心理也颇值得研究。）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上谕内阁说：“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州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
（“不识书籍”实在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以“纯朴”搪塞是掩耳盗铃之举，用“所谓书籍”之语来贬低书籍，更是可笑。四书五经固然是“正传”，《水浒》、《西厢记》却也是好书，“诱以为恶”？乾隆干的危害国家、残害知识分子的恶事比读了《西厢记》的人还多得多吧。）

王彬认为：“万历与雍正，尽管族属不同，还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展示了封建帝王对小说这种市民艺术的一种共同心理，可说是清对明的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仅从中央一级查禁的谕旨与奏议看，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明只有四次，清则是二十二次……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整理，而是寓禁于修，包藏祸心的。这种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正如鲁迅所说，是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以至我们使用《四库全书》时不免疑心惶惑。”
（明代算不上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然而即使这样，明朝皇帝对书籍的包容性也比“圣明”的清朝皇帝强得多，修《永乐大典》并没有连带着像清修《四库全书》这样毁书改书贯穿始终的文化浩劫。比明朝还惨烈N多倍的文字狱，说明清代的康雍乾们其胸怀连明朝皇帝也比不上，缺乏起码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王彬说：“总结清人的禁书历史……可以说，以禁书始，以禁书终。在理论上，禁书的宗旨，无非是王朝思想、种族意识、皇权观念与传统道德。在策略上，与历朝相比，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白地，清则寓禁于修，通过“暗杀”达到禁书与禁锢思想的目的，策略高明了，但也真可怕。这就说明清人的禁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禁书史上的高峰。”
（feifei点评：皇帝的“高明”处用在禁锢思想搞文字恐怖，而不是用于改革制度，睁眼开世界，开拓进取，这样愚民最终愚己的皇帝，绝对不是圣明之君而是自卑愚蠢的暴君，这样的时期注定是把一流的中国引向落后愚昧引进深渊的时期。）

04
康乾盛世，伪造的愚民骗局

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当此太平盛世。”加之《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约有四、五十处提及自己治下是“盛世”。乾隆皇帝时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更有七十余处自命为“盛世”。
而事实上，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航行过整个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但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罪恶的满清百年文字狱大屠杀）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的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因此，所谓的康乾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表现大致有三。

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

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如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可称得上是当时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学派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却仅是当时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学者株守儒经，仍将儒学视为天下的第一大学问，遂成井蛙观天之势。
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尽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
即使在此所谓盛世，如康熙时的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4《弭盗》所述：“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歳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
“政烦赋重”又与盛世如何名实相符？至于康、雍、乾三代大量的贪腐情况，在此不必缕述。其实，清朝皇帝调集一切舆论手段，自诩盛世，正是对自己统治缺乏信心的表现。否则，他们何以会制造绵延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必定要把舆论揉搓到随心所欲而后快？何以严禁汉人移民关东？无非是准备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要逃回龙兴之地。

中国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惯例，有的或是隔两代以上，但诚如陈四益先生早已指出，并无“盛世修史”的旧规。例如元朝修辽、宋、金三史，就正值败亡的季世。

人们对盛世的概念固然也可提出不同的标准，但是，上述的四条标准只怕还是难以推陈出新的。难道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可称盛世？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能称盛世？

史实证明，巧言令色者之自欺欺人、进谀邀宠，其实完全不足以构建盛世。他们口头和笔下的“盛世”，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在现代史学史上固然有如“古史辨”讨论的前辈那样，力图透视迷雾，探求真谛，但也有伪科学。伪者，不求真务实，弄虚作假之谓也。

05
康熙是断送中国大好发展时机的罪魁祸首

接着是康熙的勤奋好学。康熙和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几乎一样的好学。不过，彼得将自己对科技的兴趣推广到全国，使俄国迅速走向强盛。康熙对科技仅仅是个人兴趣，而这种兴趣还有政治动机。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么能干和智慧的皇帝，满人并非蛮裔。这就是康熙学习科技的动机。康熙年间，戴梓发明的28连发的、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康熙弃之不用。还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后来，天才级人物戴梓被充军关外。
传教士和欧洲思想家对康熙极尽其能吹嘘满清皇帝的个人魅力，不过是希冀取得传教特权。康熙对欧洲科技感兴趣的动机也很明确，猎奇赏玩自戴光环，愚化臣奴，防止民间汉人崛起，希冀皇统永固。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这都是源于帝国治理的需要。因此，康熙的事例再次证明：所谓西学东渐和西方冲击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统治者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由帝国治理的内在需要决定。康熙不注重西洋科技的实用和普及的第三个隐情，是由满洲统治集团对骑射祖训习俗的眷恋，这种眷恋一是出于固守和加强身份构建的需要，二是出于他们对战争科技的不思进取之心，三是他们对汉人掌握先进火炮技术的恐惧。在学习西洋科技方面，康熙对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不忘骑射和“国语”是满清加强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再次看到因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一直处于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对此一直保持相当的敏感性，并因此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全面发展。
与制炮有关的各项工程技术也不能传入民间，更无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南怀仁撰《神威图说》原希望其中解说的各理论法则能够流传，不想被康熙 “留览”后便再无下文，不仅没有刊刻，而且原稿都最终佚失。有人认为康熙热心招揽懂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供奉内廷，就实质而言与历代帝王纳各种方术之士于宫廷并无二致，虽然具体技艺和事务不同，但皇帝以奇人异士炫耀天下的心态相同。持这种古老的心态自然不能指望他做出开创性的近代事业。乾隆在招揽身怀绝艺的耶稣会士这一点上正如他在其它许多方面的作为一样，有效仿祖父之心，只是他的智能和识见远不及康熙，无法钻研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只好对各类 “奇技淫巧” 更感兴趣。有人总结说康熙引进西方科学没有超越实用知识的范围及猎奇赏玩的限度，而雍正时代留京的耶稣会士则等而下之，沦为宫廷画师或工匠整日为皇帝制作各类玩赏品， “所以在大地测量和历法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西学东渐的事业就日渐低落。”甚至对于明代研究火器的兵书如《武备志》等，也一概列为禁书，不准流传、刊行。
地方更是被禁止自行发展火炮。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大学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解部。以后各朝沿袭火器控制政策，火器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
康熙从对科技的兴趣到认知发生畸变：恐惧于西学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挑战，作茧自缚，自绝于世界，断送二百年大好发展时机。他了解到科技的可怕，故而禁之。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看到没？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质。

与明末对待西学的开放态度相比，清初的皇帝将其归入自己的个人爱好范畴，并以此作为炫耀自己博学、增强统治魅力的手段。而士大夫们也无法像明末一样积极、主动而普遍的学习西学，沦为康熙“西学中源”说的爪牙。当满洲统治中国的身份合法性问题高于一切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内文化发展均被泛政治化了，这是清中前期中国丧失与世界同步发展机遇的根本原因。

06
康熙闭关锁国，防止汉人复国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顺便比较一下康熙和同时代的路易十四。先看看个人情况。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却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咋一看，有点荒唐，不学无术之人还爱做梦。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很不错的样子。
接着是两人的作为。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国家普及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康熙热衷打内仗建功立业。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

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好问题。我回答的是，明朝禁海，始于朱元璋，其后代并不想禁海，但碍于祖宗之制，不好推翻，所以大多数情况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便后期官方从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权力真空。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

但是清朝不同，康熙禁海的原因是担心汉人造反——实际上，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确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成就并不成正比。皇帝的个人能力，似乎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眼光和优秀的辅佐人才。

07

近三百年奴化统治，万马齐喑究可哀

实现道统和治统统一的王朝，历史上，只有满清一个。清朝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不新鲜，其大力推广始于朱元璋，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读书人熟读八股，只为科考得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么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终究有王阳明的心学，甚至宦官集团等相抗衡，大大削弱了其影响力。思想上相对唐宋较为严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王守仁、李贽、王廷相、顾宪成、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伟大人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智慧。

而近三百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没有一个思想家。满清本没有思想，却压制汉人，使中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更别指望他们像明朝官员那样和皇帝争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

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奴才需要的是听话，不是才干。最后，当然就是杀头了。明朝能容一个骂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个哭庙的金圣叹。专制与否，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被灭族。这样的事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找相关资料吧。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事情做到这份儿，能不愚昧不落后？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次，满清真是有开拓精神呢！一句话：康熙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甚至可以说：康熙是个很糟糕的皇帝！

08

乾隆犯的是杀人如麻的反人类罪

看了康熙，再来看看乾隆。乾隆时，如刚才提到的文字狱恐怖统治，文字狱达到顶峰，发生了160多起。少则牵涉百人，多则牵涉万人。思想被禁锢得连文化科技都无法正常发展。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荒唐至极。刘三元，本疯癫，某日对人说：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结果被杀。一个疯子，一句疯话，就掉了脑袋。

王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用了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新颖的字典：《字贯》。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没一点点涵养和胸襟，还称十全老人！徐骏，已过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诽谤朝廷，嘲讽满清没文化。结果，徐骏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这些是真实的事。

不是故事，而是事故，是悲剧。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查资料吧。接着咱们来看看，乾隆朝修订的《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么，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汉字。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

09

欲灭其民族，当先灭其历史认知

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

且不说：蒙恬——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闵——力挽狂澜，拯救华夏于危亡之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杨坚——重建中华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岳飞——还我河山；虞允文——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明朝也不乏：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不畏强权，刚直不阿；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台湾等高节之士。而满清却盛产奴才。奴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的，哪来的人格和气节？

所以，中华文明被毁灭扭曲的同时，清王朝也就失去了强盛和进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据说个个勤政，却落了个丧权辱国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恐怕是满清前期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没过多少年，整个清王朝就成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叠加起来的德性了。《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国文化最可悲最黑暗的年代。现在清朝宫廷戏颇多，都是赞美和称颂之词。每每看到这里，心里就泛起悲凉。多少人因此对历史造成错觉！唉……

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满清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为的就是不让明朝的真实记录留传下来。一些可以丑化明朝的东西却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这就是大家误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时真亦假。

10

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

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几百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仍然相信，清朝是明朝不可企及的盛世，清朝很多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圣君。满清篡改捏造历史的本领，实在是前无古人。汗一个。抗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满清如出一辙。日本人说过：征服中国不必在乎手段残酷。因为征服中国后，东条英机就不再是屠杀者，而是另一个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看来日本人确实深入的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再汗一个。

满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女真族民不过百万还是野蛮民族（没自己的文明）。面对泱泱中华时，心理弱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汉人变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们统治。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汉人习惯了当奴才，他们才能放心做主子。国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这样被满清种植的。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清廷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里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满清贵族说过，"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至于康乾盛世，清朝国力居世界第一，则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以往各朝代，中国的国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满清才第一的。明朝经济总量占世界45％，清朝约占30％。这说的还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质（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满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末崇祯年间，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质。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到了清朝末期，国势日衰，才有常州学派兴起，重视经世之学。更后才有以“今文学派”的名义借古说今，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当然，清朝晚年的洋务和维新之学大兴，终于将中国带入近代的世界。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他们回去以后，向英国政府报告：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此时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当雷同之处。

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欧洲启蒙时代，许多学者开拓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

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国际联盟”的观念，以其作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希望一切国际间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国联”的架构下，经过国际公法的观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欧洲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在17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变。

相对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西方国家却创造了现代文明，中国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太平天国运动，八旗军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提拔汉族整理军务扶持政权，此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一直牢牢掌控地方权力。清朝的最后几十年，其重满轻汉的心里优越感仍然有增无减，甚至还有“夺权”的行为，屡屡罢黜地方汉族大员职务改换为满人担任。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渐渐失去汉族官僚的向心力，其权力有效触手逐渐萎缩到紫禁城范围内。八国联军进犯，东南联保的出现，足以证明大清国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他们并没有丝毫悔改之心，表面上提倡要平满汉之畛域，而实际行动却令人大跌眼镜，企图依靠假“立宪”苟延残喘，幻想“皇统永固”，皇族内阁的出现彻底让还对大清国抱有希望的维新派内心发凉。辛亥革命爆发，这个一开始就不仁不义的野蛮政权终于从地球上被抹去。

我们该如何总结这段历史？

复旦历史学家樊树志：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雍正、乾隆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干预学着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的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四库全书》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钳制思想。文字狱使得文人们噤若寒蝉，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晚明大变局》摘录

牟宗三曰：“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才有知识分子的鄙陋。”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谓“清代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

读书人迫于夷狄政权，或隐或屈，清学凝固而成国学，清儒被迫抛弃夷夏之辨与王道情怀，只重小学解惑，不重大学传道授业。其后果就是把治学和治国分开，使学者与社会隔绝，相率埋头故纸堆，甘做文字奴隶，不问苍生只修己心。这实际上是抛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修齐治平、修己达人、成己成物的固有传统，而与儒家背道而驰。如此而来，国家从王士共治沦入霸权政治，一遇西学，则必然不攻自破。清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满清政权的高压统治。

反观现代所谓的历史学家竞相成为“清吹”，像二月河、阎崇年、袁腾飞、金庸之流最大的问题是为反人类、反文明的罪犯翻案和歌颂，极大地破坏了人们的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消磨了人们的正义感。所以很多人在“庆祝”二月河的过世（当然我不庆祝、不赞同）的时候，为什么一群有礼貌的人会对他恨之入骨。

不用质疑,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专制、最倒退的黑暗时代!今日中国要全面复兴，没有对清朝恶政的彻底揭露与反思，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乃至今日，有形的辫子剪去了，而国民心中无形的辫子还又臭又长，而且他们越来越引以为傲了。

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反省，发现，总结教训，重整旗鼓，是不能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