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色的？ 第1页

“讲解员先生，请问咱们国家的旗帜为什么是红色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如果您真想听的话，我恐怕要从20多亿年前开始讲起。”

“......有必要从那么早开始讲起吗？”

“有必要，因为当我们在谈论红色时，其实更多的是在谈论红色的物质。”

大约距今25亿到30亿年前，地球还是一片死寂荒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各类动植物在当时还杳无踪迹，在那个渺远的太古时代，地球自转一周只需十几个小时，仓促单调的日升日落之间，这个世界的背景音乐几乎全部由风和海浪演奏，然而，正是在那片毫无生机的太古海面之下，一场深刻改变我们这颗星球的革命正在悄然酝酿。

如果站在太古时代的月亮上观察，彼时的地球并不蔚蓝，反而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颗悬空的玉，因为那时海洋不仅覆盖了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积的绝大部分，而且海水可能还呈现出玉石般的碧绿色，据推测那是海洋中二价铁的颜色。正是在那碧绿的海洋中，一些只能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小生命安静地生活着，它们是各类厌氧菌，以代谢水中的小分子为生。本来，它们的生活应该就像它们的祖辈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下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名叫蓝细菌的微生物似乎对命运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蓝细菌们渐渐浮上了海面，阳光普照的海面。

太古时代的地球大气与今天迥然不同，彼时，空气中还充斥着巨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其共同作用下，地球的气候潮湿闷热，而且让人窒息，因为空气中没有足够的氧，如果不佩戴呼吸设备，人类在那种大气中怕是连五分钟都活不下去，但是，蓝细菌却在那恶劣的环境中找到了新的契机，它们开始以阳光作为能源，以无尽的二氧化碳和水作为原料进行光合作用，如此一来，蓝细菌就可以固定糖分维持自己的生命，一种新的生存策略诞生了。

蓝细菌们如果有大脑这样的神经器官的话，说不定会对自己的高明感到得意，然而，它们或许没想到的是，它们代谢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副产品却给蓝细菌身边其他微生物们带来了毁天灭地的浩劫，同时也深刻永久地改变了这颗星球之后一切的故事。

代谢过程中的副产品就是氧气。

蓝细菌们代谢出的氧气开始弥漫在整个星球的大气中，不仅毒杀了大量的厌氧菌，还造成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影响，即全球变色，过去那个围绕着太阳旋转的碧绿色“玉球”开始慢慢幻化成一颗殷红色的“血球”，那是因为海洋中的二价铁被氧化成三价铁导致的，学者们推测，在20多亿年前，整个地球的海洋都一度被铁锈染成了红色。

这就是地质学家们时常提起的“大氧化事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大氧化事件的具体成因学界还没有统一公论，蓝细菌光合作用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是当下颇受关注的一种假说。尽管具体原因未明，但大氧化事件留下的诸多证据却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随处可见。

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楼就摆放着这么一个证据，一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那一层层深沉暗淡的红色即是太古时代历经无数岁月沉淀下来的氧化铁，那是大氧化事件的遗留。

一般来说，物体呈现何种颜色是由其构成粒子的状态决定的。以原子为例，一颗小小的原子核外弥漫着一层一层的电子云，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原子，当光携带着能量抵达原子时，其中一部分频段的光会以共振的形式将能量传递给电子，以助其完成跃迁，同时这部分光自己也被吸收，而光束中那些没有与原子发生共振的频段则有可能被反射回来，进入人眼以让我们感知到颜色。

同一元素不同价位的离子会对上述这个过程产生各种影响，以铁元素为例，一束光照到三价铁离子后，那部分因为没有共振而被离子拒之门外的光会被反射入眼，这部分光在波长上介于630纳米到730纳米之间，恰好是可见光中红色的波段，这就是三价铁离子呈现红色的物理本质。

诸位，请记住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那岩石上殷红的沉积，因为我们之后的故事中非常多的红色，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那岩石上的红有关。

蓝细菌给我们这个星球带来的改变并不仅限于大气成分和海洋颜色，还有更加重要的事，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一部分蓝细菌渐渐被另外一些真核细胞所包裹吞噬，蓝细菌不得不再次对新的生境进行适应，漫长的博弈后，细胞内外双方对生存这个严肃的话题渐渐产生了共识，于是蓝细菌褪化成了那种真核细胞内的某个细胞器，专门负责光合作用，今天，一种名叫人类的生物称那种细胞器为叶绿体。

蓝细菌被吞噬进而成为细胞器的这一猜测，就是当下备受瞩目的内共生假说。

而差不多在同一地质时期，另外一种微生物也遭遇到了类似的的命运，只不过被真核细胞吞噬的它们不进行光合作用，反而有高效利用ATP的本事，这些微生物也渐渐与绑架吞噬它们的真核细胞达成了共识，于是含有线粒体的细胞诞生了，这是内共生假说的另外一部分故事。

如果世界的历史是一部书的话，那么“叶绿体”和“线粒体”这两个词汇，一定会出现在“动物与植物”篇章的第一页，这就是地球之后的历史中草木参天、百兽奔腾的开始。

从寒武纪到二叠纪，从三叠纪又到白垩纪，鱼儿走上了陆地，恐龙建立了王朝，造物主的沙漏中，时光之沙倾斜而下，地球时而被冰雪覆盖，时而被天体撞击，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在数亿次日出日落的轮回中被洗礼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三万年前左右，我们镜头中的时间才恢复到一比一的常速。

三万年前，从地球历史的划分来看，是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从工具材质的历史划分来看，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山洞中，一群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正围在一起哀嚎着，出于行文方便，在下文中，我们就称呼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另外一个名字：人类。

山顶洞人属于智人，相对于人属之下的早期物种，他们有着更大的脑容量和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像穿衣服，做弓箭，画壁画，搞宗教迷信一类的行为，他们的老祖宗能人和直立人是少有实践的。

但脑子聪明了就容易多想，人一多想就会给自己平添烦恼，三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们就被这些烦恼煎熬着。他们部族中的一个成员死去了，亲友们万分悲痛，但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到了目的地以后还能不能回来？这是一个他们忍不住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学者推测，山顶洞人们相信死者是有可能回来的，因为我们在他们生活过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些赤铁矿粉末，赤铁矿的主要成分即是氧化铁，是二十多亿年前大氧化事件的遗留，这些红色粉末不仅被装饰在配饰上，也曾经洒在死者的尸体周围，据推测，这是希望能给尸体带去生命。

山顶洞人们的逻辑很简单，人活着所必须的血液是红色的，赤铁矿也是红色的，把同样是红色的东西洒在尸体上，尸体说不定就能重获生命。不得不说，这个推理是如此鲜活直白，以至于这个“以色补色、以形补形”的质朴思路在之后三万多年的历史中还支配着很多人的大脑。

如果我现在是历史审判台下的律师，需要为被指控愚昧的山顶洞人们辩护一番的话，我说不定会强词夺理地从元素入手，那就是我们之前故事中提到的铁元素。

严格来说，赤铁矿粉末的红色和人类鲜血的红色在物理本质上有相似之处，赤铁矿粉末的红色是三价铁离子与光共振后的产物，而鲜血的红色本质上来说也是铁元素带来的，血是红的是因为血液中有血红蛋白，而血红蛋白之所以是红的，是因为蛋白中的卟啉环结合了一个亚铁离子（血红素）。

赤铁矿的红色和鲜血的红色，在物理本质上都是铁元素的颜色。

就这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氧化事件的遗产被远古时代山洞里的先民们赋予了形而上的内涵，那一片洪荒的古早时代，“红”这个颜色象征着生命和鲜血，之后的历史中，“红”也将被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代人们继续演绎出新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但是几乎所有民族都对这种鲜血般的颜色非常敏感。1880年，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专门研究了世界各地民族对色彩的认识，他设计了红、绿、黄、蓝等十种颜色的卡片，并托传教士和商人到世界各地请当地原住民按照实验说明对颜色进行识别和描述，最后，马格努斯经研究认为，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红色是最先得到表达的色彩。这一结论并不让人意外，欧洲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红色的”和“有颜色的”干脆就是一个词：colorado。

这可能是因为世界每个角落的人类都流着同样颜色的血。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或许是因为天体撞击，又或许是因为北美巨型淡水湖的决堤，地球的气候开始急剧转冷，喜冷的仙女木植物那白色的花朵开满山野。

人类在绝望之下，开始了农业生产，进而又开始了定居生活，新石器时代拉开了帷幕，农作物和牲畜需要一代代驯化，锅碗瓢盆等日常器皿也要用泥土烧制，这当然又给灵感爆棚的先民们以新的创作机会。

很快，各种瑰丽玄妙的美术图案就出现在了彩陶上，这些图案有关于自然的，关于艺术的，关于生殖的，关于生死的，毫不意外地，赤铁矿那似血的红色也出现在了以上各个主题中。

在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红色的颜料被先民们热情洋溢地绘制在陶器表面，以表达人们对生命、鲜血、光明的向往，在河南省庙底沟遗址，学者们还发掘出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研盘及研磨过的红色颜料，即赭石，所谓的赭石就是赤铁矿。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作的那如血的红色艺术，依然是对铁元素的演奏。

后来，或许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降雨带转移，也可能是大地震造成的堰塞湖溃坝，华夏大地被滔天的洪水所洗礼，在一代传奇英雄大禹的带领下，人们面对浩劫团结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得到了集中，意志得到了协同，王位的传递从禅让变成了世袭，中国轰然迈过了文明的门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

今天对于夏朝我们所知甚少，但商朝却在无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献的相互印证下，成为了中国无可置疑的信史源头。

在商朝，表达红色的字只有一个，即“赤”，但承载红色的颜料却不只有一种，除了赤铁矿之外，还有一种红色的颜料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便是硫化汞，一般称为朱砂，这种红色物质相对稳定，高热和强光才会分解它。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朱砂书写，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一个“文”字，就是用朱砂写于陶寺遗址出土的某件陶罐表面。商朝人还时常将朱砂涂在刻满文字的兽骨和龟甲上，做成涂朱甲骨。

很多人对殷商时期的书写有所误会，认为商朝是甲骨文时代，仿佛人们需要书写时都要把字刻在兽骨或龟甲上，事实并非如此。殷商是毛笔字时代，毛笔是当时的重要书写工具，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商朝人曾经用笔沾着朱砂在玉上书写，学者们曾经发现过商朝人用朱砂在玉片上写下的历代商王庙号，可以说，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红色通过书写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第一次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了一起。

值得强调的是，自殷商开始直到两汉，一些特别郑重的公文习惯以朱砂书写以示严肃，就这样，红色从渺远的殷商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庄严的情绪。

牧野，位于今天河南省新乡一带，公元前11世纪，中国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剧烈转轨，热衷于鬼神崇拜的殷商王朝被周族联军和临阵倒戈的奴隶们一举击灭，殷商五个半世纪的残暴统治土崩瓦解。

自殷商覆灭后，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片沃土之上，杀殉的哀嚎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秩序井然的礼乐钟鸣。

华夏民族不再疯狂崇拜虚无缥缈的鬼神，转而开始用礼制和道德构建整个社会，这使得在殷商覆灭之后的三千多年里，中华大地上的世俗力量一直死死压制着宗教势力，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

正是在礼制这片崭新的精神世界中，红色再次找到了它的位置。

周代人认为，世界万物由几大基本元素相生相克而成，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即五行理论。这五行分别与五种正色相对应，其中火对应的是“赤”，“赤”字在之前的甲骨文时代看起来像是“大”和“火”两字的合体，一些现代学者如王襄先生等认为，所谓的赤色就是大火的颜色。

红色中光明的含义在“赤”这个字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在周代，服饰成为了展现礼制等级的有效媒介，红色出现在人们着装及各类纺织品上，陕西宝鸡茹家庄鱼伯幕出土的西周丝帛用朱砂刮涂染色可为一证。除此之外，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古代美术作品中对君王形象的描绘，他们往往穿着上身黑色下身红色的套装，这种上黑下红的配色在周代具体来说叫做“玄纁”，玄指黑里透红，纁则是浅红。

《周礼·染人》有载：“玄纁者，天地之色”。

天子作为中华大地名义上的最高主宰，无论是上衣还是下裳，都有红色的元素象征着天地，红这一颜色也因此在周代被隆重赋予了尊贵的含义。

东周之后，华夏大地迎来了帝国时代，万千民众第一次被主宰于一人之下，权力的极大膨胀体现在方方面面，颜色也是展现权力的方式之一。

自周代以后，王朝的德运以相生相克的五行为基础轮回起来，灭周的秦人在建立帝国后认为周朝是赤色的火德，自己既然取而代之，就要用黑色代表的水德去克制前朝，以合天道轮回。

黑色在秦朝成为了官方配色，但秦帝国太过短暂，很快，赤帝之子刘邦就斩蛇起义，建立了连绵四百年的汉帝国，从开国君主的身世传说开始，汉朝就与红色有了直接联系。

在汉朝绵延许久的政治讨论中，帝国的德运时常会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一部分汉朝人认为赤帝之子建立的帝国应该是火德，当以红色作为官方配色，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帝国的审美，但有可能的是，汉朝人仅仅是单纯的喜欢红色而已，在汉代文物中，红色的漆器就格外彰显着这种偏爱。

漆来自漆树，本质上是一种树脂，将其涂抹在木质材质表面，待其干燥后会形成一层耐磨耐腐蚀的保护膜。早在大约6000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就已经学会用树漆调和朱砂以制作红色漆碗了。到汉朝时，漆器技术已日臻完善，而且由于其特别显著的实用性，红色也伴随着漆器的推广越发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红色不仅出现在汉代日常器皿中，也出现在另外一些世俗事务上，比如说女子的妆容，满城汉墓曾经出土过一具朱雀造型的化妆盒，在其内部还有红色粉末状残留，很有可能就是朱砂，汉朝女子将朱砂和动物脂肪调和后涂抹在嘴唇上，以显示血气丰沛的精神面貌，但这并不是汉代女子妆容的全部。

《辛德勒名单》里有个情景，集中营里的妇女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健康，就刺破指尖，将血涂在脸上抹匀，以显得面色红润，两千年前的汉代女子不必忍受这种刺痛，因为她们有胭脂。

胭脂的含义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胭脂中的红色来源于红蓝花或苏木等植物，红蓝花也称红花，其大规模进入中原社会也大约是在西汉时期，西晋《博物志》中，对红花有“张骞得种于西域”的记载，后世历史中，高品质的红花于甘肃一带较为常见，所谓“凉州绯色，天下之最”。

武帝当政时，汉帝国北上扫荡匈奴，匈奴在环首刀和强弩下的压力下被迫离开了盛产红蓝花的焉支山，他们那句“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怨即由此来，红色意味着美丽的属性在这句漠北长叹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汉帝国之后，中国进入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时局让追求精神超脱宁静的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传播，红色又在宗教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敦煌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中叶，工匠们在描绘佛教壁画时，大量使用了一种人工化合颜料，即铅丹，以给壁画修饰上瑰丽的红色。从兵马俑颜料的化学分析来看，最迟在秦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作铅丹的技术。铅丹的制作流程并不简单，概括来说，工匠首先需要把铅在铁锅中加热，之后经研磨、漂洗、筛选、氧化等工序后，铅丹才制备完成。艺术家们在佛教壁画上大量使用这种红色颜料，以给作品带来恢弘的气质。

然而，铅丹这种人工化合物自有其局限性，化学性质不稳定就是其中之一，在岁月中经过强光潮湿的洗礼后，壁画上铅丹的主要成分四氧化三铅转化为了黑色的二氧化铅，这使得整个壁画的色彩变得黯淡深沉下去。

尽管铅丹的物理颜色会褪去，但是它的情绪色彩却历久弥新，在佛法普照的时代，红色——这种绘制佛教壁画的颜色，被人们赋予了神圣恢弘的含义，在之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依然认同着这种审美。

动荡不安的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时代，隋唐两朝，华夏大地的权力又一次得到了集中，而红色也随之流淌进权力的缝隙之中，彰显着等级与秩序。

隋朝年间，中央政府开始制定官服颜色与官员品级之间的对应规范，但隋帝国国祚短暂，很快就在各路军阀的喊杀叫骂中灰飞烟灭。之后，李氏家族建立了唐帝国，隋朝遗留的官服品色制度在李唐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隋朝品色制度的基础上，唐帝国中央政府对官服品色制度有了新的规定，凡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可着紫色官服，四品、五品官员着绯色官服，再往下是绿色和青色官服，这里四品五品的绯色指的即是红色。

在《唐六典》等文献中，记载了唐朝时期的各类印染原料，仅用于丝绸染色的就有三十多种，其中的茜草是历史悠久的红色染料。

茜草属于多年生的攀缘草本植物，其根部富含的茜素和茜紫素，早在先秦时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植物将服装染成红色。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直接用茜草给服装染色只能得到浅红甚至黄色，想得到“绯”所指代的那种深红色，工匠们还需要媒染剂的帮助。所谓的媒染剂就是帮助产生颜色的金属离子等固定在服装纤维上的物质，常见的有锡盐、铝盐、铜盐、铬盐和铁盐，这几类盐可以让印染出的颜色越来越深。

在《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中，决定染色深浅的是染色的次数，然而现代学者经过实验表明，这类记载并不靠谱，因为即使重复染色，纺织物的颜色也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想要真正染出浓郁的红色，还是要靠改变媒染剂来实现。

试验表明，在锡盐的帮助下，茜草可染出橙黄色，而在铜盐的帮助下，深红色出现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深红色唯一的印染方法，其他一些染料，如冬青叶亦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唐朝时，由于服装的颜色和官员的品级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所以唐人往往用颜色来暗示官位的高低，“红”在这种语境下也扮演起了有趣的角色。

书法家颜真卿在事业起飞之前曾对前途感到迷茫，有一天，他宴请一个善于算命的女人吃饭，席间颜真卿说自己其实没有多大理想，将来如果能官至五品，穿上红色官服就很满足了。那个算命女人对此没有正面回应，而是伸出手指着餐具下的一块紫色的布说：“颜郎衫色如此”。颜先生，你将来的官服是紫色的。算命女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暗示着颜真卿将来一定会高升，因为在颜真卿的时代，至少官至三品以上，官服才能从红色换成紫色，后来颜真卿受封太子太师，从一品，果然换上了紫色官服。

今天一些民俗研究者认为，俗语中“红得发紫”即是从历史中的官服品色而来，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古代典籍的印证，有可能只是民间口语渐渐流变的产物。

自隋之后，中国多个王朝都以红作为官员制服的颜色，随着时间推移，红色在中华文化中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亨通幸福的美好寓意，到了今天，“红”时常作为一个形容词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历史中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红色被强调渲染到了极致，皇帝的宫殿被大片大片地刷上红色，以示天子的威仪。

今天，当人们提到明清两代王朝时，脑中第一个画面很可能是庄严的故宫，无论是在民间百姓还是在外国来客眼中，故宫那高大的红墙和井然的红柱都是“官方”气质的具体诠释。从文献来看，故宫这种强调红的配色，可能是对周代礼制中“礼，楹，天子丹”的遵从。楹字音同“赢”，意为屋前的柱子，这句话有学者的理解是“按照礼制，天子屋前的柱子（居所）应涂成丹色。”

丹字抽离于先秦时代“丹砂”一词，丹砂即朱砂硫化汞，丹色即硫化汞的颜色：红。

不得不说，故宫在修建时，不仅在颜色上忠于周代礼制，在化学上也遵循了周代的传统，我曾经就故宫的红色问题拜托博物君小亮请教了沈阳故宫古建部工程师刘巧辰老师。刘老师解释说，沈阳故宫内红柱的涂料，是由桐油熬成的光油加银珠颜料兑成的。

所谓的银珠即是朱砂（丹砂），两者的化学本质都是硫化汞，《天工开物》中表示朱砂和银珠本是一物，只有“精粗老嫩”之分，由此看来，故宫是名副其实的“礼，楹，天子丹。”

但房柱的红色只是故宫红的一小部分，故宫真正挥霍铺展红色的位置其实在于宫墙，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用光油兑银珠的方式刷宫墙的话，巨大的宫墙面积会让成本高到让中央政府也感到头疼，所以宫墙的红色一定另有来源，是什么呢？

铁。

刘巧辰老师表示，在传统工艺中，故宫宫墙红色的主要成分是红土籽粉，即比较纯的红土，此外还配有一些血料和盐，无论是沈阳故宫还是北京故宫，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今天，故宫博物院在墙面粉刷时也试图从新工艺中找到突破，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天然红土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所以故宫高墙上那被赋予了“官方”气质的红，依然是人们对铁元素的演奏，是20多亿年前大氧化事件的遗产。

就这样，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红”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历经数万年的历史，逐渐积累出了深厚而富有层次的文化内涵。

“红”是关于鲜血的、生命的、国家的、庄严的、光明的、尊贵的、美丽的、恢弘的、神圣的、幸福的、亨通的，以及官方的，这就是华夏民族在过去的历史中对于“红”的认识。

“所以，讲解员先生，这就是共和国的旗帜是红色的原因？”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我讲了这么多是想要告诉您，一个国家在设计自己的旗帜时要与民族文化传统相契合，从历史惯性来看，以红色作为国旗的底色无疑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

“那么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这恐怕就要从19世纪的法国开始讲起了。”

19世纪中叶的法国，正值历史中第二帝国时期，整个国家由一个好大喜功且乐于征战的皇帝统治，即拿破仑三世。如今看来，“乐于征战”这一品质可能是由于拿破仑三世的自满情绪导致的，而这股自满情绪的源头是法国在其治下确实取得了一些发展。

彼时，法国的首都可以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国力的上升。

19世纪中叶的巴黎仿佛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全市人口迅速膨胀，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从1850年开始，整个巴黎的人口用20年近乎翻了一倍，接近200万人，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为这诗一般的城市提供了巨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欧仁·奥斯曼爵士也不负拿破仑三世陛下的厚望，将整个巴黎翻修一新。新的排水设施改善了城市的公共卫生，清新的空气和规范的引水极大缓解了巴黎过去那霍乱横行的局面。一座座百货商场拔地而起，让金钱和货品在巴黎市中如塞纳河般流淌起来。当然，娱乐消遣也是很重要的，巴黎歌剧院的翻修工作奥斯曼爵士就给予了亲切关怀，毕竟，舞台上的故事足以让一些爱发牢骚的人暂时放下对现实的不满。不得不说，古罗马“面包与马戏”的哲学在19世纪的巴黎被贯彻的很好，但这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将巴黎的街道拓宽。

长久以来，法兰西一直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清算贵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传统运动，遥想当年，路易十六和其他法国贵族们正是在巴黎协和广场的欢呼声中被按在断头台上的，拿破仑三世陛下可不希望这种事情重演。

1852年，拿破仑三世靠政变把自己从总统变成皇帝时，愤怒的巴黎市民们曾经架设街垒迎战政府军，这让皇帝陛下非常不安，所以他特意嘱咐，一定要把巴黎的街道修建的宽大敞亮，以增加“暴民”架设街垒的难度，至于改善交通和彰显帝国威仪，那倒是其次了。

巴黎宽大的街道，无疑是民族性格影响市政规划的一个典型案例。

不得不说，拓宽街道这一工程并不是贵族老爷们神经衰弱的产物，而是切合实际且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整个巴黎都弥漫在一片对立和怨恨之中。

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让社会名流过上了舒适体面的生活，而广大底层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并没有一同改善。1870年，近200万人口的巴黎市，贫困人口竟多达50万，特别是在城区的中东部，无数的穷苦人家在黑暗肮脏的环境中勉强维生，而在巴黎另外一些地区，上流社会却走过那些底层民众不被欢迎的敞亮街道，出入于豪华的歌剧院和奢侈品商店，这使得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而恰恰在这种局势之下，拿破仑三世做了一件蠢事。

皇帝陛下向普鲁士宣战了。

起因简单来说这是这样的，普鲁士有个亲王本有机会去西班牙继承王位，但这是法国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位亲王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是普鲁士王室成员，如果这位普鲁士亲王在西班牙承继大统，那法国将在地缘政治上陷入被普鲁士和西班牙夹击的局面之中。

双方在为此事拉扯时，法国方面给普鲁士国王写了一封极具挑衅色彩的私信，这封信旋即被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添油加醋地透露给了媒体，这一下就点燃了普法两国的战争情绪，双方在舆论上互相叫骂，法国某出版社甚至叫嚣要出一本法德词典，将来法国人拿下柏林会用的着的。

就这样，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然后于9月2日战败被俘。

皇帝陛下和他的帝国，仿佛一个在街头秽语连天的人刚一动手就被对方一记老拳击倒在地一样。

帝国崩溃了，后方的巴黎仓促之间成立了国防政府以主持大局，而与此同时，无数对阶级压迫恨之入骨的底层群众也纷纷将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了国民自卫军，他们一方面要做好抵御普鲁士人的准备，一方面又要对形色可疑的国防政府特别是负责主事的梯耶尔保持警惕，在民众看来，他们是一群随时可能复辟帝制的家伙。

就这样，在普鲁士人进军的轰然脚步声中，巴黎这座城市内部的应力愈发强烈起来。

20万普鲁士军队围困了巴黎131天，成百上千的底层群众饥寒交迫地倒毙于街头，巴黎人对普鲁士的围攻一筹莫展，以至于绝境之中催生出一些荒诞的作战建议，比如“把动物园的猛兽们放出来去袭击普鲁士人”、“用瓦格纳和舒伯特的曲子把普鲁士人引诱过来全歼”等，这些建议当成笑话看还行，真实的处境却是残酷且绝望的。

一再的军事失利之下，国防政府终于做出了妥协，政府军投降并被解除武装，巴黎围城结束。梯耶尔当局签署了《凡尔赛合约》，法国民众对此感到羞愤难堪，因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法国不仅需要支付巨额赔偿，还要将阿尔萨斯和洛林部分地区割让出去，更让法国民众不爽的是，梯耶尔当局投降时太过心急，以至于上缴武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敌军的规定，一副你不让我认怂我跟你急的样子。

对这种外敌横加的羞辱，巴黎武装群众的态度是：“我可去你的吧！”

政府投降了，但巴黎民众绝不屈服，进入巴黎的普鲁士军队发现到处都是武装工人警惕和敌意的眼神，有些普鲁士军人更是发现自己被工人跟踪和包围了，整个巴黎街道的气氛阴沉肃杀，枪口从房间的窗户中伸出、从街道的拐角旁伸出，从路旁的草丛里伸出，从酒吧的吧台后伸出，任何人都能强烈地感觉到此地不宜久留，于是普鲁士军队仅仅在巴黎部分区域待了几天就匆匆离开了。

坚定的无产阶级民众不仅让普鲁士人感到不安，更是吓到了法国梯耶尔当局，所谓的政府就应该是对暴力的垄断，武装组织起来的民众让之前缴械投降的法国政府感到万分尴尬，既然梯耶尔当局和入侵者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处理巴黎的局势了。

梯耶尔要解除巴黎民众的武装。

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让梯耶尔感到巴黎已经危机四伏，于是他和当局的很多官员们转移到了凡尔赛，就这样，彼时的法国内部形成了两股力量彼此对峙的局面，工人武装控制的巴黎，和梯耶尔当局所在的凡尔赛。

“我要发挥神职人员那万能的影响力，因为我要依靠它来传播为人处事之道，告诉人们要匍匐于地下受苦......” 这就是梯耶尔曾经宣扬的价值观，可想而知，在他的眼里，奋起反抗的武装民众完全是一群暴徒和乌合之众，这种乱民们怎么可以掌握武装呢？更别说以工人为主的国民自卫队还有上百门火炮。

梯耶尔当局认为要想平息事态，首先要做的是收缴工人武装的重武器，即火炮。1871年3月18日，凡尔赛政府趁凌晨之际，出兵收缴巴黎国民自卫队部署在蒙马特尔高地等处的上百门火炮，但这一行动很快被巴黎人警觉，各方群众以及民兵随后赶到和政府军士兵冲突起来。

“你们就是一群普鲁士人的手下败将！”

“你拿着枪是想打谁？打你的兄弟？我的丈夫？还是你的孩子？”

政府军士兵被围困起来，四面八方叫骂挖苦之声不绝于耳， “开枪！否则军法处置！” 政府军军官怒吼着，“难不成你们要向这群人渣投降？！” 然而，政府军士兵们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面对眼前巴黎的男女老幼，士兵们拒绝执行开火的命令，有的士兵干脆和百姓聊起了家常，还有的甚至现场倒戈加入了巴黎一方。

下令射杀群众的政府军军官被手下抛弃后，很快就被国民自卫队逮捕并枪决。为了回应凡尔赛政府的挑衅，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开始起来领导革命，工人民兵们四处出击，控制了旺多姆广场及巴黎市政厅等要害位置。面对怒火中烧的群众，梯耶尔明白仅靠自己手下一些残兵败将是无力回天的，于是他下令，之前所有留守巴黎的政府官员和军警部队全部撤离，退守凡尔赛再做打算。

就这样，国民自卫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们彻底掌握了整个巴黎。

1871年3月28日，巴黎市政厅外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无数红色的头巾、绶带和旗帜迎风吹卷，经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移交权力，人类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了。

巴黎公社那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市政厅的顶端，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这一红色宣告着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加入公社为公社服务。用当时一位诗人的话说，“这可真是盲人都看的到的光明！”

尽管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就曾经用红色象征过自由，但是红色的旗帜作为一个政权的象征，在世界近代史中还是第一次。

巴黎公社成立后迅速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第一个法令就提醒公民们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第一次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巴黎解放了，街头随处可见笑逐颜开的人们，男女老幼载歌载舞，革命歌曲响彻街头，无论阶级和贫富，大家都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好啊，公民！”

过去皇室成员生活的宫殿向公众开放，门票钱用以护理伤员。艺术家们也从过去拿破仑三世时期那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热烈地拥抱创作上的自由，有的艺术家激动得到处宣扬：“巴黎是一个真正的天堂！各社会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联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巴黎公社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其历史进步性。比如说巴黎公社首先废除了行政者的高昂薪水，规定每个公社委员只能领取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以确保官职不再是捞钱的工具，社会上不能再有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除此之外，公社还减免了穷苦民众高昂的房租，废除有奴隶制色彩的面包工人夜班制度，清点并接手资本家遗弃的工厂和车间，施行政教分离，并要求当铺将一些生活必须品及生产工具归还给劳动人民。

在巴黎公社短暂的历史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就是女性地位的极大提升。在马克思的间接影响下，巴黎公社妇女联盟成立，女性们组织起来为保卫巴黎而战。事实证明，获得权益最好的方式就是承担责任，巴黎的女性们开始肩负起公社各个方面的艰巨任务，她们架设街垒，服务食堂，照顾伤员并且为国民自卫队的士兵们制作军服，有些女战士更是为了公社浴血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不仅如此，巴黎公社对过去的历史也做了表态，旺多姆广场曾经屹立着一座巨大的凯旋柱，是拿破仑一世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融化后铸成的，目的在于彰显皇帝的武功。在巴黎公社期间，凯旋柱被绞盘拉倒，其顶部的拿破仑一世雕像粉身碎骨，公社成员们用这种方式与历史中的民族仇恨和穷兵黩武做了决裂，这在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盛行的19世纪欧洲，无疑是极具风范的。

然而，今天我们从事后分析来看，巴黎公社的行政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公社内部花费了太多时间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这使得凡尔赛政府得到了喘息之机。

梯耶尔当局通过向外敌妥协，换取了10万法军俘虏归国，这使得凡尔赛方面在兵力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5月20日，13万凡尔赛政府军开始向巴黎发动全面进攻，大约1.5万名公社战士们依靠街垒与政府军周旋激战，战士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争夺厮杀，但在蜂拥而至的政府军面前，公社渐渐不支。

凡尔赛军在攻入巴黎之前，一直对士兵们进行各种政治宣传，将巴黎公社描述成一群无赖暴民建立的犯罪组织，这让政府军士兵们实施暴行时完全不会有心理压力。

杀入巴黎的凡尔赛军队完全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他们在大炮和火灾的掩护下，层层突破公社的街垒和防线，士兵们不仅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公社成员，而且还会处决任何一个看起来有可能和公社相关的人。正所谓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

凡尔赛士兵冲进民房搜查公社战士，可房屋内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12岁的孩子，女人说自己的丈夫不在家，士兵立刻举枪打死了孩子，目睹士兵暴行的旁观者大声斥责，士兵反手一枪又将其打死。

士兵在搜查另外一栋民房时发现了公社战士换下来的裤子，房屋的女主人即被当场处决。有的居民刚刚清理完烟囱，两手乌黑，这也在街头被政府军士兵认为是勾结公社的罪证而引来杀身之祸，士兵们把那人手上的烟灰当成残留的火药了。

如果有人双手粗糙布满老茧，那一定是给公社盖街垒时留下的，该杀！

如果一个人说话的语调和用词听起来像工人，那肯定也是公社分子，该杀！

如果一个人穿衣服时配了红色的腰带，那一定更是公社分子，该杀！

除此之外，政府军控制一个街区后，就把街区里所有人的上衣扒掉，看看肩膀位置是否有步枪枪托留下的淤青，这毫无疑问是“叛乱分子”的标志，当然更不能放过。

曾经有妇女扑倒在一个政府军军官脚前，哀求饶了她丈夫的性命，军官傲慢地回应：“太太，我去过巴黎所有的剧院，你这种表演我可是见多啦。” 还有的军官在下令处决妇女儿童时吼道：“都杀了！省的留下后患！”

被俘虏的公社战士要不被现场射杀，要不被扭送到军事法庭后集体处决，凡尔赛军的行刑队甚至都等不及让“犯人”靠墙站整齐就开枪扫射，因为需要处决的公社成员实在太多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有些女性公社战士惨死于政府军的刺刀，曾经有士兵用刺刀将一个女性当街开膛后扔在一边，然后唾骂道：“你就死在这吧！” 还有的士兵在和人闲聊时说他亲手用刺刀干掉好几个公社分子：“你看我刺刀都弯啦。”

巴黎公社最后的抵抗是在拉雪兹神父的公墓进行的，几百名公社战士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政府军激战到最后一刻，终于集体就义，在机枪不停歇的扫射中，成百上千的社员尸体被推进万人坑，然后草草掩埋。

有的公社领导人的下场比战士更加惨烈，其人被士兵逮捕后先是遭到毒打，“脸被打的像果酱一样，一只眼珠子都从眼眶掉了出来。” 然后被士兵拉着游街，最终在一个花园墙边被处决，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公社万岁！！！”

血之七日后，巴黎公社失败了。

人类历史中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镇压，但也正是在这72天中，鲜血和烈火这两种红色在巴黎公社相融交汇，溶炼出一种更加炙热鲜冽的颜色，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

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侥幸逃出巴黎的公社委员鲍狄埃藏身郊区的一所阁楼中，目睹了无数同志被残杀的他悲愤满怀，在难抑的冲动下，这位公社领导人提笔颤抖着写下了一首题目为《国际》的诗篇。

17年后，这首诗被另一个法国工人皮埃尔·狄盖特谱上了曲，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阶级战斗歌曲《国际歌》完成了。

伴随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嘹亮歌声，巴黎公社的遗志传唱世界，无数把镰刀锤子在红色的旗帜下高举过头顶，反动政权和压迫势力如潮水般倒台，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用“红”这一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颜色作为国旗底色，以向巴黎公社的英灵们致敬。

在遥远的东方，自1919年5月4日开始，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加入革命，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短短几十年内，最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组织动员力量，粉碎了混乱的割据，驱逐了野蛮的侵略，推翻了反动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

1949年，政协筹备会议向全国征集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方案，在大多数方案中，红色都被选为新中国国旗的底色。

这是因为，从这片土地的传统来看，“红”是关于鲜血的、生命的、国家的、庄严的、光明的、尊贵的、美丽的、恢弘的、神圣的、幸福的、亨通的，以及官方的。

而从巴黎公社延绵至今的传承来看，“红”是革命的颜色，是向伟大事业献身的颜色，是无产阶级浴血拼搏的颜色，是向奴役和压迫宣战的颜色。

就这样，民族文化的传统与国际革命的象征合而为一，最终缔造了共和国红色的旗帜，我想这就是你一开始那个问题的答案。

“讲解员先生，谢谢你，我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从中午讲到黄昏。”

“不必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日落了，国旗护卫队出来降旗了。”

“那面红旗明天还会升起，就像太阳一样。”

（完）

参考文献：

《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约翰·梅里曼[美] 著 刘怀昭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明亮的泥土》菲利普·鲍尔[英] 著 何本国 译 译林出版社

《图说中国绘画颜料》石东玉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肖世孟. 先秦色彩研究[D]. 武汉大学, 2011.

杨贤. 中国古代服饰制作工艺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朱洁. “红”色彩文化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杨希义. 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3):24-29.

致谢：

非常感谢张辰亮（博物君）在此文创作中给予的帮助和建议，同时也要感谢沈阳故宫古建部工程师刘巧辰老师给予的专业指导。故宫文物医院的晓毅和刘大可先生也都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达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