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文革的几十年，为什么资本家明明觉得日子难过，有些也有条件出国，但仍有很多留在中国？ 第1页

实际上，在1949年前，除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其他的资本家已经被官僚和美国资本弄到濒临破产。例如某位带头进行公私合营的大资本家在当时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最大的债主就是继承了原国有银行的新政府。（在抗日战争前，四大家族就差点把它搞破产，只是有些老资格的国党前辈拉了一把，才苟延残喘下来。）

他们拿什么出走，更何况海外还有将他们逼到这种地步的四大家族盯着，他们出国去送人头吗？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正面例子，一个是反例。

估计看过这两个例子，就能明白了。

第一个例子，是我在影视行业认识的一个老前辈，祖籍苏浙一带的香港人，恕我不便透露他的名字。

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即1950年9月前后，奉其伯父之意，到香港定居。

当时他的父亲因为生病，很年轻就过世了，他帮他的伯父操办业务，解放前已经成家了，有妻子、以及情人（没成为正式的侧室的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9月的时候，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把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打败了。新中国中央政府、新华社立即都对外发出通电、通讯，做出了要保卫北朝鲜政权的态度，即大家都熟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伯父一边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是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私下里决定，让次子留在身边，让侄子（就是我这位前辈这位）趁国内形式还没紧张起来，赶紧去香港，投奔已经在那里的长子。

澳门的何赌王，管他叫阿弟弟；还有那个以梳辫子为标志的女富翁，以前在世时搞一些融资、收购的大项目，也曾多次从他找关系弄资金。地位很不一般的。

我和这位前辈有三次单独的交往，能比较安静的坐在一起，回忆些事情。说到当初他伯父的意图，他用略有得意的口气，可以总结几条：

1、多路投资。资本家善于投资，在对待自己的家族传承上也如此。生了几个儿子，分别给他们安排不同的发展路线，在大陆的有，在香港的有，在欧美的、跑到台湾的、去东南亚的，都有。多线投资，降低风险，哪怕一条断了，还有其他几条，能保证自己的血脉后裔传承下去。

所以说，不要光看到留在国内的，他们很可能只是这场“繁衍投资”事业中的一个项目而已。包括著名的荣氏家族在内，你会发现，在50~70年代，这个家族既有在国内的一只血脉，在海外、香港照样生根发芽。

2、退热返冷。资本家除了善于投资，政治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对社会变迁的感觉都很迅速。

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政治上可能不太正确的话：打刘邦建立汉朝杀功臣开始，每个朝代刚建立的时候，开国之君都是马上天子，都要折腾一顿，有点“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思，但不会持久，到了后续帝王那里，就会恢复到中庸、平和的状态去了。

“老G不会永远闹革命，早晚有一天，也要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大意是说他原本以为到了他孙子成家、他重孙子出生时就能盼到了；没想到了“吾还没得死，吾老就看到了”。

3、在新中国，有个特殊的地方叫香港。在冷战时代，特别是我们和美国、台湾国民党紧张对峙的50~70年代，香港是新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口岸。

香港的繁荣，就主要得益于这种时代特殊性，涌现了一批红色资本家；同时，这些大陆奉行多路投资的国内资本家，只要在香港、东南亚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哪怕在文革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因为他们的这根海外关系，有重大利用价值。

这个正面的例子我讲完了，接下来是个反面的例子。

在第一个照片上，手握鲜花的这个人叫姚乃炽，他出身一个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家族，他的父亲是“水泥大王”姚锦林。第二张照片，是上海西郊宾馆里一座很别致的别墅，当初就是姚乃炽从西方留学回来后，依照西方一些前卫的建筑风格为参考，主持修建的。

在民国时，这个家族相当有地位，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建中山陵，承建第一期工程的就是姚锦林和他的企业，堪称是“民国第一包工头”。

在49年后，姚家子弟是在国内，姚乃炽也是表现的爱国民族资本家的样子，在随后50年代展开的公私合营时也很积极，但是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想法（特别是政府把这个别墅给占了，对他刺激比较大）。1956~57年，借着一次去香港的机会，他不辞而别，转头去了台湾，而且被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当成了一个“脱离匪区，重归正义”的宣传工具。“副总统”陈诚还亲自会见他。

中央社报导：中共江苏政协委员、中国水泥公司总经理姚乃炽投奔抵台，三工商团体联合款宴。

这样一来，让大陆方面特别被动。处在大陆的立场上，姚乃炽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而且因为事先是宋庆龄曾为他担保，说姚乃炽这次去香港，一定还回来，结果他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

到了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大陆改革开放，恢复政策。姚乃炽曾回国，他的哥哥叫姚乃煌，一直在大陆。这次回来，大陆有关方面也落实政策，表示把这个别墅等产业归还给他。但是，姚乃炽头上诸如“叛逃”的这个历史帽子不会摘掉，不存在给他平反、正名的可能性。

按照有关体制内的声音解释，就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没经受住考验，没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

两个例子我都讲完了，我想诸位应该能从我的陈述里找到答案了。

有错别字的话，明天、后天抽空再改，我先睡觉了~~

这个材料上面的人都贴了很多了，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文革时期，很多大知识分子，大资本家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相当不错，比如钱钟书下牛棚，月收入也在百元以上，在当时中国妥妥中产，平时吃个鱼吃个肉也极其正常。（以至于后来还有人批评杨绛，本以为我们都是下乡的知识分子，没想到你竟然也黑我们“狼崽子”）

文革影响最大的是高级干部和普通的知识青年，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本来妥妥的接班人，一下子全部靠边站（不过物质待遇还算可以，只是心理落差受不了），而普通知识青年下乡工资低，日子苦。（不过他们也没钱留学）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有几个日子好过的？当时欧洲刚刚打完二战，百废待兴，每天都担心美国或者苏联把他们灭了，换你你敢去？日本更穷，更不敢去。算来算去，当时看着蒸蒸日上的国家也就苏联和美国了。

去美国也有很多先例，胡适怎么样，著名学者，还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论社会关系在美帝吃得开吧，他在美国日子如何？穷困潦倒。

黄仁宇算著名学者了吧，他还是剑桥明史的作者，怎么样？一度失业在家

张爱玲总是著名作家吧，她在美国一度也吃不开，结婚后跟着老公生活才好些

李宗仁总是著名政治家了吧，他在美国一度只能靠自己的房子收租金（多亏他当年在美国买过房子，也多亏他从大陆带出去那么多钱）

以上都是极其著名的中国人吧，在美国尚且吃不开，你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普通资本家，是有什么自信带点钱出去，就能在美国混的顺风顺水，成为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呢？

1964年的一项工资调查显示，全国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中，937人出自上海。而这一统计实际是很保守的，有别的材料显示，当时上海的高薪阶层人数远超这个数字，且月薪1000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对比当时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62年的平均年薪是684元，满师的技术工人月薪40元，1968年以后全市统一为36元。

现居海外的上海人张大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位他称作“华伯伯”的朋友在1963年说的一番话，大意是虽然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等运动，他现在已不工作了，但是仍有一栋房子，拿的定息这辈子是吃不完的。这位退休的资本家有一次甚至拿了五万元送给张，说是根据星象学，他六十四岁要遭殃，倘或此卦成真，请他这位年轻的忘年交届时照顾一二。1966年“文革”事起，是年六十四岁的华伯伯果然“遭殃”， 不过最后仍挺过“文革”。1969年张结婚时，他的姑丈送给新婚夫妇一万元作贺礼，姑丈原为资本家，送礼给张时称自己“就是现在也还是个有钱人”。

大隆机器厂老板也有同样的感慨，就是有钱没有地方用。1962年外汇紧张时期，他一次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当工程师的小儿子作零花钱。那年国庆时，他在国际饭店顶楼开了十七桌，每桌人民币一百元，用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我看差不多是一桌价值一万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一个朋友开玩笑让他国庆节请客，他就订了十七桌。当时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年薪还不足以付这顿饭的一半价钱。他家的花园在江苏路、愚园路一带，占地五千平方米，现在还在，一直是私产。他喜欢在家里聚会，常在开舞会前打电话到街道派出所，居高临下地打个招呼：“我家里今天要举行舞会，叉叉麻将，关照你们一声。”虽然早在1952年8月，政府就明令禁止打麻将。

以上摘自http://groundbreaking.cn/lishi/jianwangzhilai/2015/0912/31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