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塑造的陈独秀是偏激进的，为什么最后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第1页

共产国际固然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搞迫真国际-本土叙事显然忽视了共产国际内部和tg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如果说这还可以甩锅给鲍罗廷，那么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呢?

再比如这个

当然陈独秀后面又跟着鲍罗廷跑了。

在关键时刻，作为当事的领导者踌躇不前，害怕农运过火，又怎么能责怪远在天边的“莫斯科后知后觉”呢?难不成大林子千里之外还要给你秀一手微操?这不就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

一个革命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对革命的形势从不了解到了解都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在这样一个时期犯错误，在所难免，但是把问题全甩给共产国际，显然是忽视了早期tg自身的不成熟的问题。

而陈独秀也因为自己思想问题逐渐和中国革命脱节了。先是转向托派，后来又有一些自个的想法。

当然陈独秀后期的文章也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

（手动滑稽

激进和投降主义是一体两面。

列宁说过左派的这种问题：“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实质上就是体现在摇摆、软弱、投降上面。

为什么会这样，也很简单
政治激进，并不是说他们“坚持”激进。
而是他们“认为”实现飞跃的条件已经出现了
认为此时“应该”激进。

也就是，对革命的漫长和艰巨没有认识，迫切地希望通过某种惊险一跃
来一蹴而就，并且一劳永逸

这是他们激进的方面。

但是这种激进一旦受挫。
激进主义者得到的结论只会是

“时局艰辛，敌人强大”云云，乃至认为理论本身就走不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轻率认识是没有认知，更不会反思的。

一旦一锤子买卖不成，他们就觉得无路可走了。


于是就摇摆不定、逃跑、投降、消极。

实际上这种激进和投降，合起来就是机会主义。
核心是待机和投机。

当机会主义认为“机会已经来临”，就会非常的激进，乃至空口喊着许多鲜明的革命口号。
然后受到挫折了，就觉得“失去机会了/机会还没来”，就放弃一砖一瓦的力量积蓄，去躺平、坐等。普列汉诺夫看十月革命，就是典型的坐等。
机会主义相信时机，逆风怂顺风浪。但是完全认识不到，只有在时机来临之前一点一滴、艰苦卓绝地把力量积蓄起来，才能把握时机甚至创造时机。

普列汉诺夫是。陈独秀是。托洛茨基是。
现在网络上一会儿神一会儿左，一会儿回到公社，一会儿躺平的，也是。

事实上，现在称呼陈独秀为「右倾投降主义」已经不太正确了，按党史的叙事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把陈独秀从「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是从2002年开始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关于这层改变，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

“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

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猖判断的能力。”

“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关于陈独秀被冠上这罪名的具体经历党史也有新的研究：

而陈自己曾在1929年以《告全党同志报告书》一文清楚的总结过：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末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

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商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祖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金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

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

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觉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居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

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

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间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琉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二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服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

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傲是国民党的内讧，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

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

当然，这份总结兼杂辩驳的文章，在中立性上并非毫无疑问的。但从毛之后的境遇来看，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确对中国革命初期的某些失败是需要负责的。而从最新的党史研究进展来看，陈独秀本人很可能会被再被重新充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