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只有4000年左右为何学界要虚化成5000年？ 第1页

你那是初中历史课本的说法，是很多年前的了。

随着近来考古学研究和遗址被发现，尤其是河洛古国的发现，中华文明已经实锤5000多年了。

河洛古国不会凭空冒出来，在他之前肯定还有稍微小一些或者落后一些的古文明遗址未被发现。

至于能否到6000，还得看考古学家们。

题主的提问和目前答主的回答主要集中于考古学方向，我在这里补充一个记忆史的视角，题主在简介中明确说“黄帝、炎帝这些神话就不要算了”，但是实际上，在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之初，对于中国历史起源年代的判断并非基于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判断，而恰恰是从记忆史的视角出发，首先确定中国历史起源于黄帝时期，然后再以黄帝时期到今日的距离确定中国历史的长度，最终得出了五千年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黄帝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对于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晚清以来，随着传统天下体系的崩溃，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民族国家的建构，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我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显然是近代产物，但其建构的方式却绝大多数指向过去，即通过对于历史的选择、解释、重构甚至发明，塑造共同传统，实现对社会群体的符号性建构与社会凝聚力的创造，其中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又是其中的紧要一环，在此过程中黄帝则被确定为中国的始祖，继而成为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一种浓缩型符号。

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他所提供的知识一套形式的架构、一张“公开的面孔”，至于这种符号的具体意义，则因社群成员在认知、感情、期望、处境、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诸多差异，而存在不同的解释方式。如果我们抛开传统史学的考证，而是采用集体记忆的视角，将黄帝本身视为时人为应对现实政治与族群关系的需要而创造、发明的历史记忆，就会发现彼时关于黄帝的符号战争，不只是单纯的史实之争，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战争与知识-权力战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把关于黄帝的记载视为对于历史事实的“反映”（reflect），而是将其看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述”（represent），就可以从中探究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建构的脉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黄帝的想象与建构并非近代的产物，早在战国时期齐威王便曾做铭文：

其中【绍緟高祖黄帝】的表述是已知最早的“黄帝想象”的记载，顾颉刚就此提出：“齐为陈氏，陈本祖舜，今更以黄帝为其祖，则舜亦黄帝之裔矣。”进一步论证了其“层累说”，然而比起其祖源叙事的真实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先秦时代通过这种层累的叙事所构建的华夏祖源神话体系，古史辨的一个重要结论“年代越早的神话人物出现的越晚”背后的逻辑在于：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吴越等国的接触越发频繁，华夏认同逐步扩大，而为了将吴越等边缘群体纳入到华夏体系，祖源想象便成为重要的方式，每当需要接纳一个新的群体，就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古老的神话人物，以便将新群体和现有群体融合在一起，而在汉代，黄帝成为了华夏的共同祖先。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先秦时代的“黄帝想象”与下面要提到的近代的“黄帝想象”并不相同，此时的“黄帝子孙”指向的是诸侯国的王侯将相，而不包括基层社会中的平民，其目的在本质上是为了强化诸侯王的合法性。而近代通过“黄帝想象”创造的“黄帝子孙”指代的则是全体国民。为了说明这二者的区别，我们举一个熟知的例子，【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在这里虽然太史公认同了匈奴与华夏存在血缘上的联系，但是显然汉帝国从未将其与自己同等的族群，而是将其视为蛮夷，从这个角度而言，为匈奴创造一个共同始祖，也仅仅是为了将其纳入现有的华夷体系中，而不具有后世政治上的共同体意识。

论及此处，还要老生常谈的说明一下作为前现代概念的“族群”（ethnic group）与作为现代概念的“民族”（nation）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以历史、语言、习俗等因素凝聚而成的文化结合体，而后者则是近现代时期在前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二：第一，就外部关系而言，由于现代民族的政治性，他的外部边界更加清晰，比如国籍和公民权就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标尺，而前民族的构成以文化为基础，这导致他的边界是模糊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民族是绝对的，而前民族则是相对的，比如中国古代“以夷入夏”的理论。第二，就内部关系而言，现代民族具有更强的同质性。清末民初曾有人主张将nationalism翻译为国民主义，今日来看民族和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实际上这种译法正是掌握了民族主义的精髓。民族的主体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全体公民，正是通过民族主义，皇帝的臣民被转变为共和国的国民、公民。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与族群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政治的塑造作用，如果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大概在春秋到秦汉时期成为一个族群，而在近代成为一个民族。

而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传统王朝观念的进一步瓦解，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为了实现民族建构的工作，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源。比如康有为在华人社区的演讲中提到：“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而更加直接的表达出建构民族国家愿望的则是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表述：“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此外革命志士陈天华在《黄帝肖像后题》中悲愤的写道：“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哭一声我的同胞兄弟，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为什么不相认，忘着所生，替他人残同种？”

通过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在清末时期，无论对于革命党、立宪派或是更加保守的保皇党，黄帝的祖先记忆已经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并且成为他们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资源。在他们叙事中可以发现两种与传统时代不同的倾向：第一，黄帝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祖先，而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而黄帝子孙的称谓不再专属于帝王将相，而是成为全体国民的指称；第二，与之相对应，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黄帝，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而这最终成为“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依据。

1905年，宋教仁参酌《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书，考定认为黄帝即位距当时共4603年，该说被同盟会于同年创刊的《民报》所采纳，但是这并非当时唯一的说法，比如章太炎认为黄帝时代距离1905年共4396年，毋宁于说宋教仁的观点被最终采纳更多是政治因素的结果，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将革命党的共识推广出去，“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至此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说法被最终确定下来，并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实际上关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到这里就足以解释清楚了，但是关于“黄帝想象”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止于此，因此在此继续分析一二。需要强调的是，在清末民初，“黄帝子孙”的涵盖范围，甚至“中华民族”的范围也是不明确的，因此在实质上，当所有人都认同黄帝是华夏始祖时，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黄帝子孙即为汉族同胞，中华民族即为汉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恰恰是黄帝纪年的最初样貌，1903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一文：“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并且特意强调“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得到了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支持和推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黄帝子孙指向的是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而中华民族是各族的总和。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满洲宗室盛昱写长诗《题廉孝廉小万柳堂图》：“同此神州民，昏姻柯叶遍。小哉洪南安，强分满蒙汉……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民界，谋生皆任便。”而梁启超在1906年的《杂答某报》一文中指出：“我中国现在之领土，则黄帝以来继长增高之领土也；其国民则黄帝以来继续吸纳之国民也；其主权则黄帝以来更迭递嬗之主权也。”也是在大民族的观念使用黄帝子孙这一概念，强调其国民的动态演变。

最终随着民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原则以后，黄帝子孙与中华民族的观念都被确定的指向了大民族观念。袁世凯授意成立五族国民合进会，并在会启中强调：“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更具代表性的是民初的第一首正式国歌中有一句歌词为“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此前被视为大汉族主义象征的“炎黄贵胄”如今已成为“共和五族”的并列词，可见其内涵的转变。

而黄帝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也永远的成为了华夏子孙的共同记忆。比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在祭奠黄帝陵的祭文反映出团结一心保卫祖国的决心，国民党突出强调了黄帝“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国，保我族类”，而朱德则在祭文中强调“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岂其苗裔，不武如斯……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再比如1986年陕西省的祭文中，黄帝代表了祖国统一的期望：“今者，社会主义新时期，古国历史新进程……凡我华裔，莫不振奋。或居河淮南北，或处台港五洲。举视崔嵬之黄陵，尽是轩辕子孙。”

总而言之，“黄帝想象”作为一种近代民族观念构建的重要资源，在其发明指出存在汉族与大民族两种观念，而随着民国后五族共和理念的奠定，黄帝子孙和中华民族都指向了大民族观念，从黄帝起算的五千年历史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而黄帝作为一种政治符号，也永远的成为了华夏子孙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