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和孙膑其人。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孙武,一个是孙膑。但对于孙武的记载较为模糊,只有“吴宫教战”这样一个真假莫辨的故事。而司马迁记载说孙膑“世传其兵法”,《汉书·艺文志》里记载说:“《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但传世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一共十三篇。
于是,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中,用洋洋洒洒的文字,论述了孙武就是孙膑,孙子名武,外号孙膑。不存在一个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和伍子胥等人谈笑风生的孙子,只有一个生活在战国时代的齐国,腿脚有残疾的孙子。《孙子兵法》是战国人孙膑的作品。
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两部内容截然不同的《孙子兵法》,其中一部内容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基本一致,另一部则截然不同。很显然,其中一部是吴孙子兵法,另一部是齐孙子兵法,也就是说,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
另:关于李商隐的所谓《兵马俑》,此诗已经确定不是李商隐本人诗作,给大家造成误导,在此向大家致歉。诗歌不删除,暂且留着做反面教材好了。陕西当年有一本地方诗词教育教材,叫《中华颂》,主编是陕西著名地方作家商子秦,本人是从那本书中得到所谓“李商隐所作”《兵马俑》的。
讲一个最新的。
《搜神记》卷十三: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乃知朔言有旨。
从《搜神记》可以看出,西域的僧人认为,昆明池的所谓“灰墨”是“天地大劫”留下的余灰。
2021年,西安市在汉唐昆明池的基础上修建新昆明池(斗门水库)二期工程,照例进行考古勘探。2021年9月28日,一场专题报告会发布了陕西太平遗址的考古最新成果:通过近半年的考古发掘,考古方面确认,太平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环壕聚落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150年到3700年前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文献中的夏代。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夏商时期遗址,已经具备了中心性聚邑的地位,类似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二里头遗址。
这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实际上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在修建昆明池的过程中已经发掘到了太平遗址的灰坑。“灰墨”并不是什么“劫尽余灰”,而是夏代先民居住所留下的灰坑(生活遗迹)。
“乃知干宝所言有旨。”
古今巧合,令人啧啧称奇。
对了,还有兵马俑。
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兵马俑》:
一派诚心护帝灵,谁言土偶不无情。
龙骑北去咸京远,阵势东临渭水明。
芝罘射鱼服毒蟒,岱宗封石惹雷霆。
何甘为鬼九泉下?抖落黄尘举世惊!
李商隐在诗中所讲的兵马俑护卫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整体朝东、与渭河相距不远等,也基本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还有一个巧合。据说当年唐高祖李渊为了纪念周公,建立了周公庙。
不知道当年李渊是怎么确定周公庙的地址的。2003年以来,考古方面对周公庙后山(凤凰山)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周原甲骨文。学者们判断其极有可能是周公家族墓葬。
不得不佩服。
陕西,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史记》讲「卫国」是怎么出现的时候,有两句看起来正常,但其实挺矛盾的话:
周公旦……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衛康叔世家》
这是西周初年的事。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衛康叔世家》
这是西周中期的事。
也就是说,卫国被周王室封了两次,时间相差还挺大。
这里隐藏的bug早在《史记索隐》就被指出来了(详见「第一节」)。估计司马迁整理史料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两次似乎都有确凿的证据。只好弥缝说:卫君升官啦!——第一次封的是「君」,第二次封的才是「侯」,试图把这个矛盾糊弄过去了。
自古及今(真就到十年前),学者就对卫国怎么封出来的争论不休(详见「第〇节」),但大抵都认为卫国初封在西周早期,即「第一次」,而对「第二次」都不太理睬。我感觉司马迁完全是凭着史家的自觉,才把「第二次」记录下来。
但现在看来,「第二次」才是真的「封卫」[1] (详见「第二节」),考古研究给出了证据,不过和《史记》记载有些差异。
这节先把第一次受封的脉络讲清楚。
卫国的祖宗叫卫康叔封,一个麻烦的名字...
卫康叔的名字叫「封」,这没啥问题。「卫」是地名也是国号,当年周公旦平定殷商旧部作乱后,把弟弟卫康叔封到商墟旧地,统治殷的遗民,那个地方就叫「卫」,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衛康叔世家》
那「康」是啥?司马迁没解释,郑玄说是谥号,不过这个自古就没人信,孙星衍辨之甚详[2]——「康」是地名很早已是共识。
但问题是,「卫」也是地名,「康」也是地名,这人到底咋封的?还有「康」是哪块地?
最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卫康叔被封过两次,第一次在「康」,第二次在「卫」。关于「康」的地点和封康封卫的时间,古人有各种讨论,比如有认为「康」在王畿内;有认为封康在武王时,封卫则在周公东征后——这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屈万里先生的《尚书集释》即用此。
讨论虽多,但这次受封《清华简》直接给出答案了,就很没意思:
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衛人自康丘遷于淇衛。《清华简·系年》
周成王、周公旦封卫康叔于「康丘」,管理殷国的遗民。「康」就在殷国故土,卫康叔的「康」自然也是从「康丘」来的。受封时间在周成王、周公旦时期,和武王没有关系,不存在前人所谓的两次受封。
《清华简》接着又说,卫人后来从「康丘」迁到「淇卫」,这当然似乎解释了「卫」的来源。李学勤先生说:
原来“康丘”就在殷,是“邶墉卫”的“卫”的一部分,所以康叔封也可称“卫叔封”,不久卫人迁都“淇卫”,即在淇水流域的朝歌,那里便专称“卫”了[3]。
李先生认为,「康丘」是「卫」的一部分,这是「卫康叔」中「卫」的来历。等迁到淇卫后,君主们就只称「卫」了。
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流畅,但其实有gap。
首先说为什么《史记》宣称卫康叔第一次受封是「君」,第二次受封才是「侯」不对。
《尚书》里有一篇叫《康诰》,是周公封卫康叔的诰命,其中称呼卫康叔为「孟侯」,可见人家早就是侯了。而且《史记》里卫康叔的儿子孙子也都称伯,完全看不出称君的迹象。这是《史记索隐》的意见。
再说出土文献,我们现在有发现卫康叔的青铜器「康侯封簋」。这玩意本是清宫旧藏,现在在台北故宫,其铭文写的就是「康侯封」:
说明卫康叔本来就是「侯」,不存在第一次只封为「君」的事。
再说为什么有gap,亦即第二次受封是怎么回事。
从现在发现的青铜器来看,西周早期只有写「康侯」、「康伯」的,绝无「卫侯」、「卫伯」之称。等到终于翻出以「卫」为国号的青铜器,一票全是西周晚期的东西。
所以这个国家虽然迁到了「淇卫」,但还一直不叫「卫」,就叫「康」。《史记》记载的第二次受封,实际就是周天子正式册命「康侯」为「卫侯」的事情。而司马迁误认为是升官了。《史记》中称卫康叔的儿子为康伯,正是其时犹未改国号为「卫」的证据遗存。
那诸侯国改国号需要周天子认证,有平行例证吗?
还真有。
晋国的祖宗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他最初的封国是「唐」。唐叔虞的儿子燮迁于晋,从此改称晋侯。这事的的册命虽未见于传世文献,但出土的「覐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却恰记录了此事。
所以司马迁应该的确看到过卫国在周夷王时受封的材料,但又不解卫康叔第一次受封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搞错了。纠结的点无非是:
明明只封了「康」,为啥能叫「卫康叔」?
我们接下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经常会说「上古汉语」一词,这个词很顺溜,但稍一细想...诶!有bug——「汉语」这个叫法当然是汉朝建立后才可能出现,汉朝之前的语言怎么能叫「汉语」呢?那「上古汉语」岂非一个错误的命名?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古汉语」指代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有连贯脉络的,「汉语」这个命名只是取了脉络中「汉」这一节点而已,「上古汉语」当然就是这个脉络在上古时的形态。
「卫康叔」的称呼也是一个道理。
上一节已经说过,卫康叔当时只称「康侯」,并无「卫」的前缀,所以「卫康叔」这一叫法是后人叫出来的。「康国」就是后来的「卫国」,也有连贯脉络。大家既已习惯「卫」这个国名,那称呼卫国的祖先康侯时,前面加个「卫」也是很自然的做法。
前文提到的唐叔虞,《史记》一上来就叫他「晋唐叔虞」,也是一个道理。唐叔虞说:「我一个唐国的封君,怎么就变成晋国的唐叔虞了呢?」但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就叫他「晋唐叔虞」。
不过呢,唐迁都晋在《史记》中是有明确记述的,而康改为卫则没有。所以自古学者讨论起卫康叔时,都被这个名字误导,觉得从卫康叔起这国家就应该叫卫,搞出很多bug。
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共同解决的问题。
论证逻辑:
结合这四条,证明《史记》记载的西周中期的那次受封,正是受封于「卫」。
卫国受封的脉络:
所以「卫康叔」这个名字确实意味着受封过两次:一次在康,一次在卫。这是对的,只不过在卫的那次封的不是卫康叔而已。
学者误解的原由:
讨论历史时,对「卫康叔」这种命名也不要过分苛求啦~
详情请参:董珊《清華簡〈繫年〉所見的“衛叔封”》。
多如牛毛。中国历史的鲜明特征是:记载与考古可以相互印证。比如海昏侯墓被发掘前,尚不知墓主身份,当考古专家确定这是一个诸侯级汉墓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古籍,看看汉代的此地有哪些封国,诸侯王是谁。一查,只有刘贺嘛,所以,在发掘前,考古专家就已经基本锁定了墓主身份。随着发掘的开展,果真如此!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民国曾兴起一股“疑古派”,他们认为中国可考的记载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之前的记载均不可靠。然而,随着甲骨文的出土,疑古派惨败。甲骨文记载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吻合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世系,《史记》只少记载了一个商王。商王朝建立的时代距司马迁时代约1500年,商灭之时距司马迁时代约900年,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史记》有如此精确度,实在是太可贵了,非常了不起。
由此,我相信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应该可信,至少尧、舜、禹、皋陶所属的“远古四圣”时代是可靠的信史。
奉劝某些人:打消“秦为西戎,楚为南蛮”之类的妄想,《史记》记载的秦楚世系清清楚楚,是正统诸夏,你们碰瓷没有用,徒增笑料耳。
有一个可谓层层套娃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曹操给自己设“七十二疑冢”吧。而事实上,那些分布在今天河北临漳、磁县境内,数以百计曾被认作是曹操疑冢的封土堆,经过上世纪末以来的考古,基本都确定为是东魏、北齐时候的皇室贵族墓。比如北齐神武帝高欢的义平陵,高澄的峻成陵等等都在其中。
然而,就是这个以前被错误当做曹操“疑冢”之一的高欢“义平陵”,在《资治通鉴》中,明确被记录为高欢故意设的真“疑冢”:
“ 甲申,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棺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也就是说,高欢真正的埋骨之处是今天邯郸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工匠们受命把大佛佛头旁的岩石凿空,将高欢的棺木安置进去。义平陵不过是“虚葬”之处而已。
本来这件事或许就被后人当做野史段子听了。结果上世纪末,经过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的赵立春先生亲自进入勘查,发现北响堂石窟第九窟中心柱的顶部果然是中空的!存在着一个深3.87米,宽1.35米,高1.77米的洞穴。
所以,《资治通鉴》中那个隐秘的传闻竟然是真的。高欢真的葬在了佛像的头顶?想想都刺激啊。但他应该是想不到,无论是自己的真墓还是假墓都被盗掘一空。最后便宜的人居然是曹操。
《三国志·魏书》中称倭“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
的确日本国内没有虎豹,甚至羊和喜鹊都是到了近世才引入日本,现在的数量都很少。
但是一些日本人可能对《三国志》中倭没有“牛马”而感到难以接受——
“这也太落后了吧,我不听!我不听!”
况且日本自从有了汉文记录以来就有了牛马,并且还不稀罕。因此有些人觉得魏国的使者梯儁、张政在出使邪马台国的时候,可能只是没有看到而已。
不过,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看,《三国志》的记录倒是真实无误的。
比如说,在日本发现的最早的马的臼齿,出土于和歌山县的鸣神遗迹和大阪府的龟井遗迹。根据遗迹中出土的“布留式陶器”来看,时代大概能够追溯到4世纪中期左右。
并且,在4世纪中后期左右的箸墓古坟外的壕沟里,也出土了最早的木制马镫。
综上可见,日本发现的最早的马的遗骨和化石,都是出土在4世纪之后,大概相当于日本古坟时代开始的时候。由于缺乏中国史书的对应记载,这段时间被日本史学界称之为“空白的四世纪”,不过正是这段时间内,倭国以如今的奈良县为中心开创了大和王权,并且逐步统一日本。其中与战马的引入应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另一方面,说道牛,在日本一度被认为最早的牛的头盖骨和下颌骨,出土于东京都港区伊皿子贝塚遗迹,该遗迹被认为时间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但是根据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在此后八百多年的文物中都没有丝毫牛的痕迹。因此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牛的骨头大概是后世混入到遗迹里的,并且将其束之高阁。
日本最早能够确认的与牛有关的文物,非常有趣的是出土于神户牛肉的故乡——兵库县北部的朝来市(古代称之为但马国,一个让花泽香菜深受迫害的地域),是一个5世纪后期的船宫古坟的埴轮(一种陶制陪葬品)。
出土的埴轮实际上只有很一小部分,造型比较奇怪,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考古学家提出,这是牛的鼻子,鼻子中间的是牛的鼻环,这才得到共识。
并且,但马国的一宫——出石神社中,祭祀的祖神名为“天日枪命”,自称是来自如今的朝鲜半岛的新罗国的王子。因此,很可能是由古代朝鲜半岛的居民渡过日本海,将牛和牛耕的技术传入了日本。
随后,在奈良县御所市的南乡遗迹,发掘出了十多枚牛的臼齿,其时代大概在5世纪中期到后期之间。由此可以断定之前提到的埴轮其形象的的确确是牛,而不是其他动物。
因此,牛传入日本的历史,大概比马传入日本的历史要晚100年左右,大概对应于我国《宋书》、《梁书》中记载的“倭五王”时代,或许正是因为先代的大和政权的倭王,利用朝鲜半岛引入的战马在日本打出一片天地,随后积攒实力,反而进攻朝鲜半岛,在被高句丽好太王击败后,偃旗息鼓,从朝鲜半岛引入耕牛,进一步对已经占据的地盘开发吧?
有点惊喜,写了个新闻转述,竟然成了我第一个破千赞的回答。感谢大家。嫌阅读文字累,可以直接划到最后看/听官方AI生成的视频。
写一个近几年出圈的考古大新闻吧。
燕然勒石。
公元89年东汉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著名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亲笔题刻的《燕然山铭》。
一直以来,“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都被认为是汉民族的最高军功,也成为中国历代英雄豪杰或者诗人骚客所梦想或吟诵的对象。
王维说“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李白说“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范仲淹说“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但燕然山到底在何处,一直无定论。
2017年8月,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宣布,蒙古国中戈壁省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
据研究人员透露:这处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偏西南杭爱山一支脉向南突出的岩石上的石刻,早在1990年就被避雨的牧民发现;但当地专家始终无法完成对石刻内容的解读;2014年,蒙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家齐木德道尔吉,并邀请他到蒙古国进行实地考察;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进行了实地踏察。
齐木德道尔吉说,石刻中的260多个汉字已解读出220个。史书中记载的《封燕然山铭》是290多个字——差的几十个字,基本是古汉语中的语气助词,像“盖”这种助词等。史书中的文章,很可能是在凯旋后,由刻石版润色而成。
最后一起阅读《汉书》中对铭文的记载吧。记住这汉民族永远的荣光!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 剿凶虐兮截海外。
夐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嵑, 熙帝载兮振万世!
参考内容:
东汉末年阉党的残虐和曹操的暴政。
先看下史料记载,首先是宦官虐民。根据史书记载,东汉阉党害民最甚,胜于唐明。
《廿二史劄记·宦官之害民(后汉书)》:
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今就后汉书各传摘叙之,可见其大概也。
刘瑜疏言:“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子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又广聚妻室,增筑第舍。民无罪而辄坐之,民有田而强夺之。贫困之民,有卖其首级,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瑜传)
《讨曹檄文》: 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再是曹操——我随便截个吧,他害民的记载太多了。
《讨曹檄文》: 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下面看看亳州曹操家族墓群里的文物证据。曹家当时有不少工匠都把自己的想法刻在砖块上,有时是发泄情绪,有时是传递消息。这些砖块记录了当时工人们的真实言论,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是真正意义上的“远古坟帖”。
由于盗墓贼的翻动,砖块的反面被掀开,让我们看到民众对他们的言论。
1.“仓天乃死”砖
如果说一个小工的随手涂鸦,能压过墓中所有的珍贵金玉成为镇国之宝,你敢相信吗?这位东汉上单做到了!
此砖于1976年自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元宝坑村曹操宗族墓中出土,为元宝坑一号墓。长37.5厘米,厚7厘米,上宽19.2 厘米,下宽15厘米,砖上有作壁匠人刻划出的26个汉字。这几个汉字不仅包含近亲国骂(但抟汝属),还涉及到太平教的思想。
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翻译: 狗腿子王复,你使唤我来这里修墓,是直勾勾的欺骗我。我无处求告,只能在这抟你亲妈。待到苍天死去的那一天,我当(和你)拼死一搏(将你车裂)!
结合时事的再意译: 曹狗们,你们妈什么时候死啊!
砖文是墓中一位有文化的工匠所刻。在曹氏阉党修建自己豪华墓葬的时候,他被一个叫王复的狗腿子用蒙骗的手法拐去,强迫为曹阉修筑砖墙。这位工匠受尽剥削,一腔怨气无处可发,于是利用一点工作时间的间隙,把自己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到这块砖石上。
此砖作为黄巾思想的铁证,价值远高于寻常的墓中金银珠宝。它还深刻地记录着人民对曹阉集团的仇恨,是一块绝无仅有的国宝级文物。
不过仔细想想,这个事真是细思极恐。人民渴望能有一场革命来消灭像曹家这样的害民权贵,结果革命不仅没能让剥削有所减轻,人民最恨的曹阉集团反倒成为最高统治者。上位后的曹魏政权延续了阉党时期的家风,不仅没有轻徭薄赋,反而让税率升到从五成至八成。徭役不仅全年无休,而且一人逃役全家株连(见文末链接)。。。。。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革命,最终结果却是更凶的剥削,阉党们还借机爬到皇帝的宝座上。天下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黑色幽默吗?
顺便一提,还有曹粉这样理解这段话。
嘛,断章取义嘛,曹粉老操作了。
2、“岁不得陼”砖
此砖刻有一首五言诗:
《岁不得陼》: 人谓作壁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壁长契。
意译: 《歉收之墙》
骗我说修坟是美差,
修坟却这般辛苦。
翻来覆去地(给曹狗)糊墙,
只求皇天发怒(去劈死曹狗)。
——本墙的工长作品
这位工长和上面那位工匠一样,都是被他人骗来给曹氏亲贵卖命的。很明显,这位工长先生家里还有土地要去耕种,却被迫在地下浪费时间,心急如焚。故求皇天发怒劈死曹操全家,好让他回去种地。
这个砖文明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工人会有文字书写能力。他们当中存在一部分有土富农,闲时有能力学习文化。结果被曹家连骗带强的弄到地下做苦工。
看来“阿瞒”也是有家族传统的,他一家子都是诈骗大师。
(亦译为: 有人设墓以供(地下)长乐,(却不顾)修墓工人的痛苦。(这份痛苦)翻来覆去地在墓墙累积,必将召来皇天之怒(报应在墓主身上)。)
3.“牛头也曹君”砖
嘛,这应该不用我说什么了。话说牛头马面的说法竟然在汉朝就已经有了,我还以为是宋代才出来的。
曹操家族都是ntr,看来是历朝历代的共识。
4.“倭人之盟”砖
“……有倭人以时盟不”。
虽为残砖,却意义非凡。因为它清晰地记载了曹操家族和日本人在170年就有特殊关系。既然这些字是墓地工人写的,说明这些远道而来的日本贵族还殷勤地参与了一下曹家的建墓工作——比如象征性的挖一锹土。而这种事一般是不会交给亲族以外的人的
5.其他砖文碎片
“顷不相思”“顷不相见”
“掩辛(心)间,五内若伤,何所感起”(元:35)
“当奈何”(元:34)
“又为奈何,吾真愁怀”(元:39)
意译: “顷刻不得相思”“顷刻不得相见”
“掩心而叹,五脏若伤,我拿什么感怀恩义”
“该怎么办啊”
“又能怎么办啊,我空愁于此”
此墓是曹操为亲父曹嵩建造,来看看让很多人心心念念的曹老板对劳动人民到底怎么样吧。
1.“家夫忘之”砖
家夫忘之,今有少西大漯,自知久而勿还(董:30)
意译: 夫君啊,忘了我吧。我现在身绑绳索,将永久地留在这里,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一句留给丈夫的遗言。
真心希望她的丈夫没有和她一起被抓到墓穴里做工。
2.别驾从事王左之死
“咄尧(或作“戈”)王左甚不(否)”(董:8)、
“别驾从事王左叩头死”(董:5)、
“唯念王左及朱”(董:7)、
“王左死,奴复死,苛”(董:60)
意译: “听说了吗?今天工头骂王左骂的很凶啊”;
“我(王左)叩头(求您开恩)”;
“我很担心王左和朱先生”;
“王左死了,为妻也不会独生。真是苛政!”(或译为: 听说王左死后,他的妻子也虽他死了,真是苛政。)
可以看出,王左其实是一位职位不低的官员(献图的张松就是别驾)。他因为得罪了曹操,全家都被遣送修坟。
但曹操的恨意并没有平息,他嘱咐墓穴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虐待王左(比如增加工作量)。
最终王左被活活害死。他的妻子怒骂苛政,殉情自杀。
这个案件的性质细究起来极其恐怖。从王左的自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有官职在身,并没有被解除编制。即使犯罪服役,也只应该给国家修工程,断无为曹操个人修墓之理。换言之,一位朝廷命官和他的家人,竟然能毫无理由地被曹操强迫修他的私人建筑,最后还劳累至死。
从这条“唯念王左及朱”(董:7)中可以看出,王左并非个例。类似的倒霉蛋至少还有一个朱姓官员
3.其余杂碎砖文
“纪绝事止食”(董:29)
“谊相炤(照)我,身将损腐”(董:5,或作“留相焰我,劳将损死”)
“成壁但冤余”(董:66)
“作苦心丸”(董:17)
“嫌道漯(缧)躯”(董:31)
“日夙且休干”(董:25)
意译: “统计下那些干不了活吃不下饭(的将死之人)”
“记得给我留火烤一下(伤口),不然肢体就要一起腐烂了”
“墓将修成,怨气难平”
“(我们的生活)就像苦心药丸一样”
“恶心的墓道上行走着绳缚的身躯”
“早上(做工)到晚上”
看来曹老板的黑煤窑比他爷爷还要狠,群众基本上都是在垂死边缘工作。
在曹腾或曹嵩时代修筑的元墓,于中工作的工人多是被征来骗来的百姓。这些人从事着繁重的苦役,但尚能维持生命。他们很有反抗精神,渴望着“苍天之死”的到来,并痛骂曹狗是牛头恶鬼。
在曹操时代修筑的董墓,于中工作的工人多是被曹操本人滥用政治力量,以涉及贪污的手段强派来的,其中甚至还有得罪曹操的当朝官员。在剥削方面,曹操比他的父辈们更为凶狠残暴,他用绳索日夜捆住这些奴隶,逼迫他们在极限状态下工作。由于身体长期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工人们随时都可能长眠于这座不属于他们的墓中。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他们连反抗的念头都无力维持。
由此可见,在汉朝皇权的威慑下,曹腾曹嵩尚有三分良心,而曹操完全没有那种顾虑。
转自“文博山西”微信公众号2022-03-14
日前,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其中,以883件文书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对于该项考古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接受采访时说:“新疆的这一考古成果,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教材,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大众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据了解,该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韩朋赋》《孝经》《千字文》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书信、勋告、借贷、佛经、禄命书等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军事文书数量最多,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以上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发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2019~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其成果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成果和“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系统地揭露了遗址全貌,明确了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烽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国家有效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显著,学术价值十分突出,作为‘大传统’物化载体,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其现实政治意义巨大,无疑是近年国家边疆考古又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该烽燧是唐代‘楼兰路’沿线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考古发现无疑是具有‘可信’与‘长轴’的很好历史见证。它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克孜尔烽燧,有着同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接受采访时说。
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众多军事设施的修筑,构成了安西四镇完备的镇防体系,保证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考古发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遗址的全貌,为我们了解唐代戍边生活,认识羁縻府州政治管理体制,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边塞烽堠机构的运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新发现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及线路均不见于任何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楼兰路、麻泽贼路等路线的发现,对楼兰地区古代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变迁也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遗址中还出土有用焉耆文书写的纸文书和木简,说明不但有来自中原的汉兵,也有当地蕃兵蕃将参与烽燧戍守,体现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的历史事实。
烽燧遗址出土各类遗物未经扰动,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层位和年代,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西域地方史、书法艺术史等诸多学科发展将有极大推动促进,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说:“从整个敦煌吐鲁番乃至西域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来看,这座当时称为‘沙堆烽’的遗址出土的文书是一组相对完整的烽燧文书群,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书不同,它们是实际应用的文书。它们让我们认识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运作情况,大大补充了唐朝军事防御制度的细节。而且,这批文书集中在唐朝最强盛的开元天宝时期,所处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线、交通线的中间地带,因此展现了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东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龟兹)、于阗,一些重要人物如汤大使(开元六年任四镇节度使的汤嘉惠)的出现,也表明这条交通路线的重要,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
专家观点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意义深远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
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经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巩固了唐代边防,也为汉以来所凿通的“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东西方的内陆交通。
从唐代初年开始,唐王朝便陆续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和军、镇、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军事建置,配置兵力驻守。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其中最为基层的一处烽堠遗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尤其是还发现了大量唐代纸文书和木简,这是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戍边军士们的戍边记录、个人书信,也有习字的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
据初步研究,这处烽燧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能为中唐,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纪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关,这也为研究唐蕃关系以及唐代经略西域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称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十分深远。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时安西四镇之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时称“沙堆烽”,为一游弈所治所,为安西四镇镇防体系的有机构成。该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多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遗址的全面揭露第一次为研究唐代的镇防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较为完整的第一手实物资料;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唐时烽燧的择址与建筑方式、治所的布局与管理制度,以及戍边将士的现实生活与思想世界,集中体现了遗址的军事特点,给了我们具体、全新的认识。
出土大量珍贵遗物,其中不乏国内首次发现。借助这些遗物可最大程度地建构起焉耆镇烽燧将士的日常,包括饮食结构,比如因有屯垦而粮食作物种类并无较大特殊之处,但以猎杀野生动物为其主要肉食来源。
出土唐代汉文木简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内容涉及计会交牌、平安火等制度为国内首见;出土文书创国内数量之最,99%以上为汉文,内容极其丰富,诸多内容亦为首次发现,填补多项史载空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书以军事文书为多,反映遗址的军事性质。文学作品《韩朋赋》《游仙窟》、传统经典《孝经》以及佛经,从内容看,分别对应着将士对家眷的牵挂、当下情感的需要、对家国的忠诚与效忠以及死后归属等不同情感的需求,很可能来自治所规训烽燧将士思想情感的需要。
罗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从汉代开始就建立了完备的边防预警系统,唐代经略西域时继承并完善了这种烽燧传递制度,以确保边境军情迅速传达到指挥中枢。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我国首次对一烽燧遗址进行全面揭露。过去我们仅从文献中得知,烽燧预警为白日放烟,夜晚举火,千日传讯,不日而抵。至于戍边官兵如何进行日常工作和生活,怎样度过漫长而无聊单调的日日夜夜几乎无从知晓。现在完整发掘被唐人称作“沙堆烽”的遗址,在初唐至中唐将近百年的时间,留下丰富的遗迹遗物,各类文物多达1400余件。
仔细的发掘配合多学科的研究,大体搞清楚了烽燧的布局、功能、人员配制、工作职责等。围绕着烽燧有居室,通往水塘有阶梯踏步,周围用木栅栏围堵,他们将垃圾沿高台向下倾倒形成的堆积,几乎保持着废弃时的原状。透过发掘所获资料,每位官兵从早到晚的工作情况、交接班制度、往来公文私信、平日阅读和饮食结构,甚至固定的倾倒垃圾、上厕所路线等生活细节,均可复原再现。这是我国唐代边防遗址的一个重大发现,对研究当时中央对西域基层防务治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清算的不彻底,这些遗老遗少还都有钱有势,所以天天拍辫子戏给自己的老祖宗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