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将中国称作「支那」是对中国的鄙视吗？为什么？ 第1页

吓到我...不知被哪位大V点了赞，突然就飙升到90多赞...这个是大一写的论文，颇显稚嫩，大家多多包涵…以下原答案

~~~~~~~~~~~分割线~~~~~~~~~~

为这茬，我还专门写过一个6000字的论文，先占个坑，改天有时间了把论文删删放这

先放结论：

最初不是，现在是

最初不是，现在是

最初不是，现在是

1 、“支那”一词的渊源

“支那”一词最早出现在汉译的印度佛经里面。《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说：“王又问曰：‘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

《慧琳音义》说：“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

至于“支那”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该词从梵文Cina音译而来，而梵文Cina从汉字“秦”而来。这种说法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虽然秦王朝寿命短暂，但是“余威震于殊俗”，事迹传遍海内外，于是梵文中就以秦作为中国的代称。

2一种说法认为是源于“晋”。因为晋国比之秦国，更加靠近北方的胡人，与胡人的交往更为密切。而西方人、印度人更多的是通过北方的胡人了解中国的，所以“支那”一词更有可能是音译自“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荆”是“支那”的来源，因为荆楚王国较之秦国地域面积更加广阔，经济实力更加强劲。

2 、“支那”的褒贬变化

时至清末民初，受东学西渐的影响，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的华夏夷狄观念。认“中”“华”等称呼体现出了一种汉民族的傲慢与自大，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的先进思想有太多龃龉。故以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使用“支那”作为中国的代称。

章太炎先生曾在日本发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宣言书》。宋教仁、黄兴等在东京创办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刊《民报》。民国3年孙中山写给时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密函中孙中山自称支那29次,对支政策1次,支那革命1次,支那国民2次,支那人1次,总计:34次。梁启超也曾说：“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自称支那少年。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也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传世，曾得毛泽东赞赏。可见这一时期“支那”一词非但没有贬义，反而是一种潮流和时尚。

然而随着国力的衰弱与日本侵略的势头初现，“支那”一词在中国人的心中逐渐趋于贬义。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涡），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第一盲从难怪）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作家郁达夫在其著名小说《沉沦》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紧接着作者又说：“‘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该词逐渐趋于贬义，一方面及时从留日学生中开始。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了这一词语的褒贬变化。

19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开始，西学兴盛，尤其以荷兰影响最大。受此影响，“支那”一词出现的频率增大。因为日本人认为“中国”这一称呼充斥着传统夷夏之辨的思想，称“中国”有自贬之嫌。此时的日本人早已不再认为中国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反对尊崇中国的习气。福泽渝吉提出“脱亚入欧”这一理论，也促使了“支那”一词的风行。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一些军国主义著作中不仅称中国为“支那”，还将中国与“懦弱卑下”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1888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所著的《宇内混同秘册》，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大量出版，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甚至在小孩中也流行着模拟甲午海战，侮辱清军士兵的游戏。同时，“支那”一词也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直至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仍称中国味“支那共和国”而不称“中华民国”。

1930年起民国政府开始要求日本官方不在称“支那共和国”。同年，日本政府开始改称“中华民国”，但民间仍盛行“支那”的称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侵华。随着侵华的深入和日军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不在在意民国政府的要求，无论官方文件还是民间报纸皆称“支那”。而且作为一个胜利者和得势者，这样的带有“支那”称呼的语句大多与侮辱和丑化中国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例如《支那事变画报》等。在这一时期“支那”一词的侮辱性达到顶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日本政府才应中国要求发出《关于避免称呼“支那”的事宜》一文终结了这一词语的使用。

3 、词语感情色彩变化体现的中国人当时的文化心态（支那趋于贬义的文化原因）

1是一种弱者的敏感。强大的国家对于所谓侮辱不会表现得太过在意，而弱小的国家总是很敏感，有时甚至对一些戏谑也会过度地反应（当然，这里并不认为“支那”是一种戏谑）。抗日战争中尽管中国人也蔑称日本人为“鬼子”、“倭寇”等，但很少听到有日本人对此群情激奋。

2是中国士人的家国观念。中国的文人常有以国家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尤其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这一感情尤为强烈传统文化中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中国文人对待“支那”这样的侮辱性词汇就更加敏感，并表示出一种义正词严的反抗，也正是这样的反抗使词语的侮辱性也显得更加强烈。

3还是避不开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和一种自大的延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延续，虽然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但是在骨子里仍难以彻底根除，所以当昔日俯首称臣的东瀛小国突然不以“中华”称之，多少有些失落，甚至愤恨，这种自传统以来的文化自负，也是“支那”一词走向侮辱词汇的一个推手。

4 、从语言学来看“支那”的褒贬变化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语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而能指所代表的音响形象或者符号往往是任意性的。具有一种不可论证的特点。既然符号是任意的那它本身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褒和贬。然而语言并不是自由的，时间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可能发挥效力。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社会力量也就是说话的大众的影响，一个本无感情色彩的符号可能就会富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比如“你就是一个日本人。”这句话不含任何侮辱性的词句。然而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着某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说出这句话，再辅以某种特别的语气，那么这句话就会成为一句极尽恶毒的骂人话。类似的，一开始“你是一个支那人。”这句话并没有什么侮辱性，但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辅以某种特殊的语气，这句话就有了它的感情色彩。久而久之，这种感情色彩就固化到“支那”这一词语之中了。这便是索绪尔所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力量对语言的改变。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道：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

早期在日本翻译的佛经中的“支那”服务于一个信奉佛教，对中国仍有尊敬的日本文化。明治维新的“支那”服务于开放化和日益西化的日本文化，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象征。侵华战争时期的“支那”服务于富有扩张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使之沾染上军国主义的残暴野蛮和任意侮辱他人的特点。现在极少数日本右翼政客仍在使用的“支那”则服务于右翼政治文化。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独特文化和文化心态深刻影响着汉语的变化和发展。外部的历史条件和词语使用者微妙的心理变化也会深刻影响词语的感情色彩。语言影响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和文化中的人也改变着语言。任何词语的变化无疑都是扎根于深刻的文化之中的。倡导一些积极向上的文化可以减少恶毒语言的出现，多说一些积极向上的语言也可以避免文化上的丑恶发酵。

以上。

参考文献：

[1]郑张尚芳.“支那”的真正来源.

[2]苏仲湘,论“支那”一词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J].历史研究,1979.4.

[3]孙中山.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函.

[4]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M].编者自刊,1915.

[5]郁达夫.沉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7.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6.

[7]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

[8]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

今天在油管看了香港某两位垃圾议员的宣誓，被恶心得想直接吐出来。

大家都别洗了。

我们来看看我的日本同学是怎么说的

很明确，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个带有种族歧视（我问得很清楚，是不是discrimination，同学回答也很明确，yes）意味的词。

至于前面说的支那这个词的词源和过去的涵义

那些都没问题，都是对的。问题是，任何词语都会随着社会演进，随着使用者的主观、客观影响被赋予新的历史意涵。对于我来说，对于所有我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来说，“支那”这个词让他们联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

我们可以举另一个例子，那就是英语里“negro"这个词的使用。

"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 Martin Luther King "I have a dream"

马丁路德金在这篇流芳百世的演讲里，仅仅一段话就用了四个Negro。

然而，你现在敢在随便哪个黑人区喊一声这个词试试？

其實我想問題倒不在稱呼上，即便日本人用「中國人」的稱呼，就能保證他們沒有鄙視輕蔑的成份在內麼？日本大部分人對中國人與事帶有偏見，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下文字引自http://www.xmart.tw/formosa/reply.php?TopicID=1707

考證一下“支那”一詞的由來，就會發現最早把中國稱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古時印度人稱中國為 cina，据說cina是來自“秦”的音譯。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 （見《舊約全書》），后來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說均來自這個語源。現在英語中Chino或Sino的詞頭代表中國，比如Sino- 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戰爭”，Sinology 意思是“中國學”。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的佛經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經譯為漢文。高僧翻譯梵文佛經時，按照音譯把 cina翻譯成“支那”，現在中國的佛經中還是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佛經傳到日本后，也把“支那”這個詞帶入日本。

　　由于發明“支那”這個詞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所以可以排除日本人假借漢字的會意方式貶損中國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前的“支那”稱呼

　　上面說過，“支那”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是明治維新以后的事。不過那時中國的正式國號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清國”或“大清帝 國”，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把義和團事變稱為“北清事變”。但是在一般的民間報刊，則一般把中國稱為“支那”，把“日清戰爭”稱為 “日支戰爭”，把中國話稱為“支那語”。日本人不稱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而稱“支那”，中國人為此而气憤嗎？非也。原來那時的中國漢人，特別是中國的革 命家，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還有几分感激。

　　那時中國漢人處于异民族的統治之下，因為日本暗中支援中國革命，所以一時間日本成為中國革命家的樂園，同盟會、光复會等反政府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的。 那時很多漢人來到日本的頭兩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稱“支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由于那時“中國”這個詞還沒有 被公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稱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提出“光复漢族，還我河山，以身陸瞗A功成身退”的誓詞（“支那亡國”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志，這是后來 同盟會党報《民報》的前身。即使是立憲派的梁啟超，也用“支那少年” 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我是支那第一人”。

　　當時很多中國的革命家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自己，亦說明那時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但沒有貶義，反而含有對中國漢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當 時中國的正式國號“大清”，把中國人稱為 “大清人”，把中國話稱為“大清語”，對中國的漢人來說，反而會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 “支那”這個詞是被中日兩國都承認的名詞，沒有人對此提出過什麼异議。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正式國號從“大清帝國”變成“中華民國”，由此而引發了中 日之間的“支那”爭論。

　　三、辛亥革命后的“支那”稱呼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有了一個新的正式稱呼“中華民國”，但“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并沒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清王朝倒台后，中國發生了內亂， 各省獨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個叫 “中華民國”的臨時政府，但那時“中華民國”的范圍只限于南方數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屬于“中華民國”。此時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稱中國為“清國”了；而 稱“中華民國”也不合适，一是因為那時 “中華民國”還不能代表中國全國（南北和談后北方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二是因為日本政府一段時間內并沒有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此情況下，日本 政府放棄“清國”的稱呼轉而用民間慣用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后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 “支那”稱呼中國。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同時，日本表示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書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的文 書中，則使用“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國。開始日本這樣的做法并沒有遇到多大問題，因為“支那”這個詞在日本已經流行了几十年，中國人一時間也沒有多想這個問 題。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條”，這是中日關系惡化的起點。1919年的日本轉接德國租界問題，又引起“五四”運動的反日熱潮。當時愛國人士 提出的一個抗日話題，就是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一些愛國青年提出日本稱中國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國人，于是一把愛國大火便燒了起來。愛國志士紛紛向 政府上書，要求抗議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國”辭匯的做法。此后中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沒有結果。

　　日本不使用“中華民國”的稱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規定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認為“中華”一詞暗藏著對日本的輕蔑。原來歷 史上“中華”、“中原”是為了區別周邊异民族國家的用詞。以前中國把東方的异民族稱為東夷（日本人、韓國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稱為南蠻（東南亞人），把西 方的异民族稱為西戎（西亞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稱為北狄（蒙古人）。中華和夷蠻國家的關系不是對等關系，而是上對下的朝貢關系。日本人認為中國人自稱“中 國”，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驕傲感，因此一些他們認為改稱“支那”為“中國”，有承認自己是“東夷”朝貢國的被侮辱感。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華民 國”和“中國”的內在原因。

　　 “中國”這個辭匯，盡管中國人未必認為它就是“中央之國”的含義，但不可否認按照字面可以把“中國”解釋為“中央之國”。當然中國政府使用“中華民國”的 國號時，并沒有想到要侮辱日本；而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共和國”一詞，也未必有侮辱中國之心。可是漢語是會意語言，一個辭匯有很多引伸意義，在辭匯上做文章 就會搞出好多名堂，因此中國才有文字獄的出現。

　　清朝有個大臣寫了“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被搞文字獄的人引伸出“清風”就是比喻“滿清人”，結果該大臣被砍了頭。近代中國和日本的愛國人 士又把文字獄引伸到國際舞台，中國人說日本稱“支那”是有侮辱中國人之意，日本人說中國自稱“中華”有侮辱日本人之意，對一個名詞內在含意的不同理解搞成 一場國際紛爭，也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難于理解的。

　　不過在中國政府的再三抗議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終于承諾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華民國”，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為“支 那”。一直到日本戰敗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于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 志中消失。中日間這場關于中國國號稱謂的爭論，在戰敗日本的全面妥協情況下徹底解決。

　　四、現在的“支那”問題

　　日本戰敗后完全接受中國的條件，在公開場合不再使用“支那”一詞，此后一段時間內“支那”一詞被中國人忘記了。一直到1960年代美國出兵越南時，中 國大陸報刊上再次出現了“印度支那”一詞，原來歐洲人把處于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地區稱為“印度支那”，越南等國所在的半島稱為“印度支那半島”。中國大陸照 搬西方的稱呼“印度支那”，當時大陸人對“支那”這個詞似乎并不在意，不過台灣卻把“印度支那半島”稱為“中南半島”。

　　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隨著大陸反日情緒的升溫，“支那”一詞又被中國人回憶起來，作為日本侮辱中國人的罪行之一。現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 那”一詞，但是一些右翼分子卻不時挑起這個話題。東京知事石原就在公開場合說“支那人”，引起得中國愛國志士的气憤填膺。而石原卻辯解說“支那人”一詞不 是貶低中國人，反而是尊敬中國人的意思，因為“支那”這個詞最早是中國人發明并被中國人承認的。

　　然而石原的說法顯然是強詞奪理。比如現在中國人把日本人稱為“倭奴”，明顯有強烈的貶損之義。可是古代日本人卻自稱自己是“倭奴” ，中國漢書上有“倭奴國”的記載，日本也出土過中國漢朝皇帝赐給倭奴國王的金印（金印上刻著“漢倭奴國王”）。如果現在有人把石原稱為“ 倭奴”，并說這是為了尊敬石原，因為“倭奴”這個詞最早是日本人發明并被日本人承認的，我看石原也未必能接受。

　　目前一些日本右翼人 士別有用心地挑起這個話題，与其說他們主動挑起事端，不如說他們是在對中國愛國人士罵日口水戰的“應戰”。中國愛國者在网站上铺天誚a散發 “倭奴”、“鬼子”、“小日本”等辱日稱呼，難免激起日本愛國者的反擊，重提“支那”這种讓中國人气憤的辱華辭匯。當然中國用 “倭”等蔑稱稱呼 日本人，并不是現在獨有，歷史上每次反日運動中都有同樣的罵劇重演。

最后我們需 要明确一個問題：“支那”這個詞到底是不是對中國的蔑稱？如果是的話，其輕蔑程度有多大？從上面的情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從江 戶末期開始用“支那”稱呼中國，當時日本使用 “支那”稱呼中國的确沒有侮辱中國的意思，中國人自己也不反對“支那”這個稱呼。可是辛 亥革命中國改了國號后出現了問題。中國的正式國號“中華”或“中國”，日本人認為其中含有對日本等“前朝貢國”的傲慢含義，所以不愿稱 中國為“中國”，堅持稱中國為“支那”，這時日本人稱“支那”就包涵了一些對中國人的輕蔑成分，但并不是很嚴重，比中國人稱日本人為“ 鬼子”、“小日本”的輕蔑語气要輕一些。打個比方，中國人往往喜歡把黑人稱為“老黑”，“老黑”有一定輕蔑之意，但并不強烈，比稱“黑 鬼”緩和得多。日本人稱中國人為“支那人”，与中國人稱黑人為“老黑”的感覺有些相似，并不是一個特別惡毒的歧視用語，而是帶有一种微 妙的輕蔑感覺。

看到这个问题，正好最近看了日本历史学者佐藤三郎（1912-2006）的论文集《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该书最早是1984年在日本出版的，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里面有一个章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很详细的探讨了这个问题，和相关问题下的答案也都有出入，我就简单总结一下。

先说题目本身，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到二战日本战败这期间的半个多世纪里，「支那」都是对中国的蔑称，不仅日本学者本身有这个意识，当时的在日留学生和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在1930年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做了正式的训令，拒绝接受日本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个词。至于为什么会从一个中性词变成蔑称，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问题，也就是佐藤三郎的研究成果。

「支那」一词原为梵语，是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传到西方也就有了英语德语中的China、法语中的Chine，确实本身是个中性词，宋朝僧人法云在《翻译名义集》中也对此词做了解释。而在日本，虽然中国有朝代更替，对于中国的称呼也有很多叫法，但是一直到19世纪之前，「支那」都不是特别普遍的叫法，佐藤三郎统计了48本和中国有关的漂流记，也就是在海上因为恶劣天气漂流到中国、朝鲜等地最后被送回日本的“漂流民”所写的历险记，其中用的最多的是「唐国」（15本），加上「唐土」、「唐山」、「唐」等称呼约占了总数的一半，也可以看出唐文化在日本的深远影响。而使用「支那」一词的只有5篇，在这些记录里，也都是很普通的中性词。

进入19世纪之后，这个词才有一些特殊的意味，而这和日本野心的膨胀、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日颓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面对列强入侵的步步败退让一直尊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日本上层难免有偶像幻灭之感。比如鼓吹国家主义的佐藤信渊在其著作《海防策》中用「支那」称呼中国，就有一丝轻视的味道。但这个时候在上层也学界也是有多种看法，佐藤信渊同时期的横井小楠在《富国论》中也是用了这个词，但是表达的是和中国在面对西洋列强时唇齿相依，应互相支持的意思，显然也不是蔑称。

综合各种公文、书信、报刊等材料中的用词，佐藤三郎认为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所遭受的屈辱是很多原本崇拜中国的日本人对当时中国印象改观的重要转折。比如1862年江户幕府向上海派遣了贸易船，船上就有高杉晋作等青年武士，他们在上海目睹了太平军围城、清王朝甚至要靠英法军队守城、列强国民在上海的超国民待遇等现状，眼见清王朝国势日倾，因此在日记中已经频频使用「支那」一词，可能也是无法将此时的中国与曾经东亚最强盛的唐国联系在一起。

而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兴教育，教科书中提及中国也用「支那」一词，伴随着的则是“自古即闻名遐迩的文明古国，有‘支那’、西班牙、葡萄牙，其国势已衰败，或被割让膏腴之地，已成微弱一小国，囊者之声誉，已变为后世之笑柄”之类的文字，接受这种教育成长的学生自然不会像之前上千年接受儒家文化长大的日本人那样对中国产生崇敬感，反而是带着一种轻蔑感。而明治维新让日本国力大增之后，随着日本在东亚的崛起以及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日本对中国更加轻视，这个词就自然带上了一种特殊的轻视意味。

甲午战争之后到民国时期，很多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这种蔑称有最直观的感受，曾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就在作品《雪之夜》中表达了听到日本人说「支那」、「支那人」的屈辱感受，并在《沉沦》一书中发出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1930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向外交部下达训令，今后对使用「支那」一词的日本公文都可以“断然拒绝接受“。训令登报后在日本引发讨论，有支持有反对，日本内阁出于种种原因在正式场合将中国的名称改成了“中华民国”，但是在民间依然没有改变。

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日本派驻了代表团，代表团向日本政府严正要求停止使用「支那」一词，才在1946年1月由日本外务省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的事宜”的公文，之后日本的报纸、杂志、广播才逐渐用了中国、中华民国的称呼，学校的教科书也统一改称“中国”，之后「支那」一词在日本也逐渐成了死语。

支那不是国或民族，而是形容地区，之所以二战日本人刻意把形容中国的用语"地区化"，乃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

辛亥革命后，清朝被推翻，日本国内有两种声音，对接下来的中国事务干涉与不干涉。内藤湖南写了一个《支那论》，其认为当时的中国要抛弃中央集权，如蒙古族、藏族、满族、维族等都要和中国脱离，各地区有自己的地方自治团体，且不需要有自己的国防，由当时在中国有实际利益的列强们透过他们的协商来决定中国的命运。

这样的地区就叫做支那，不配称作中国。

那时有日本人鼓吹中华的正统在日本，中国经过元、清蛮夷统治已经不是中华正统。像乃木希典给天皇送《中朝事实》，用意都是如此，他们务求在思想上自视日本是中华正统，要侵攻的地区如果还称作中华、中国这种传统中华文化圈中心的名称，岂不是乱了套了?

这个是《中朝事实》。

垂仁是日本天皇，这里写的是新罗王子贡日本等各种认为日本正在成为、应该成为、已经成为"中华之文明"的现象。

发展到了二战，就变成日本人有责任来复兴支那地区，支那已经沉沦了，不能叫中华文明之国。支那失去了中华文明中心之国的机能，继承中华文明正统的日本有责任站出来"暴支膺懲"，领导中华文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选择称中国为支那是为其军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方针服务。

现在称中国为支那者多是讨厌TG自己没本事又拿TG没办法，乱开地图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