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回族吗? 第1页

对于真正想了解本问题的朋友，只看这一条回答就够。

目前主流学界对海瑞的族别并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一般都认可海瑞的祖先出身于元末明初的一穆斯林家庭，但没有保持信仰，其后代也不再是穆斯林，因为并无任何海瑞及明代海氏有伊斯兰教信仰的明确证据。

如果你对元明时代的民族史、人名学、近古汉语感兴趣的话，不妨往下看看。如果你只是坐稳了屁股抱定了把“神族”批倒批臭的心态，那么关上即可。不客气地讲句实话，已经出现的回答都很难说有什么营养，大多答主只是比较无聊地不断复读价值观。有些试图“义正言辞”地解读一番，却苦于相关知识囊中羞涩，也懒得做什么学习调查，以至于振振有词上千言只字不沾“海氏祖先出自回回说”的考证者与考据轨迹，居然还得让白寿彝出来背锅。

我在此恳请你们，不要在让劳苦功高的老一辈国史泰斗躺枪了行嘛。基本上稍微有点影响力的民族学者均以各种“XXX是回回”的民间传说为不值一提的段子，何来的白寿彝教授“提出”沐英等等是回回呢？早在1948年出版的《伊斯兰史参考资料》中白老就曾明说过：

我在云南多年，曾留心打听沐英和回教的关系，没有得到甚么可靠的证据，并且云南底回教父老似也对沐英没有甚么兴趣，我曾在昆明发现姓沐的回回，但他们说不出他的世系来，他们不一定就是沐英底后人。后来我又在蒙自凤尾村听到一位沐阿衡（阿訇）说他自己是沐英之后，但他拿不出他的宗谱来，而且他虽是一个阿衡，他的祖宗却也不一定就是回回，所以沐英之为回回，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至于“朱元璋是回回“之类不实传说的来历，白老也有过简单介绍。所以请各位珍爱智商，不要再复读什么白寿彝发明朱元璋回回说之类的胡扯了行嘛：

因为明与西域各国关系密切，明廷对伊斯兰教不能没有相应的知识......所以对回回也不能不表示一些好感。于是，回回有了敕建的寺，并有了某帝某帝暗中信教的传说(父老相传朱元璋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

当代学者里，暨南大学的马明达教授（回族武术家马凤图之子）对明初功臣“回族化”传说有过归纳性的总结之论，也顺便批判了热衷于发明本民族史的部分半瓶子醋，其代表人物恐怕就是在白寿彝教授挂名《回族人物志》之虎皮下夹带私货的部分编辑：

回民民间传说中，常遇春、冯胜、胡大海、蓝玉等明朝开国名臣都被说成是回族，甚而至于连朱元璋、马皇后也被说成是回民，时常有人不惜笔墨，在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做振振有词之谈。其实，这些传说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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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瑞的回回族源，则不属于马明达教授所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做振振有词之谈”。从专业人士的观点来说，“海瑞的祖先是穆斯林”的看法是比较集中的，而且以元史学者居多。这一事实的最早考证者是20世纪中国史的柱石人物之一杨志玖。

• 杨志玖（左）、王玉哲（中）与学生刘泽华在90年代的合影。

在蒙元史学界，杨志玖被誉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师承姚从吾，为陈垣的再传弟子，方龄贵、萧启庆的同门师兄。1978年恢复学位制度时，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指导两个研究方向(隋唐史、元史)的博士生导师。从中国元史研究者的师承来说，自姚从吾-杨志玖传承的南开系统是与韩儒林师门的南大-内大系统等（代表学者陈得芝、姚大力、邱树森、刘迎胜、高荣盛等）并为重镇之一。杨志玖学生中的著名中国史学者有蔡美彪、李治安、张国刚、王晓欣、杜家骥等人。

1959年11月26日，杨志玖以其字“佩之”署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名为《海瑞是否回族》的长文，这是学术圈内最早将海瑞祖先的伊斯兰教名与其可能族源相联系的专业文章。

我觉得海瑞出自回族的说法是可信的，文献上也可以找到证据。最有力的证据是明人梁云龙所作的《海公行状》......从此可知，海瑞的先世是明初的军官，其中有一个叫海答儿的，到海南岛从军，定居在琼山......海答儿是信奉伊斯兰教人常用的名字。[3]

韩儒林的学生的王献军教授（任教于海师大）近年来对杨志玖“海瑞的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考证也做出过有益补充[4]。琼山海氏应该是元明之际蒙古、色目人口被吸纳入汉族群体的一个典型例证，代表了元明“民族融合”趋势下的常见民族生态。自海瑞可信始祖的名字“海答儿”来看，在元代以及明朝最初的十几年，海氏应该属于被称作“木速蛮”或“答失蛮”的穆斯林群体，其具体族裔、来华方式不详。但据海南的海氏早期先人已采用汉式葬俗[5]足以得知，他们应该在迁琼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回教信仰。海答儿至海瑞间已历三代人，足以确信海瑞不会对回教有什么残存的记忆或文化影响。

• 刘和平老师在《大明王朝1566》中的这种设定，在真实世界线中无疑是不会存在的。田有禄竟然知道海瑞家里五辈以前尊奉的是回教，也真是下了番功夫，细思恐极~

实际上，海瑞家族的这种情况是异常普遍的。为不少人（包括部分民族史学者）时常忽视的是，明清“回回”只是一个纯粹靠信仰为纽带维系的流动群体，在教就是回，出教就是汉。回之祖先不必为回，回之后代亦不必为回。“出入教”这件事有的以家庭为单位，有的以个人为单位，一人带领一家一门子孙后代出教，或本人弃教而后代依然清真的例子均大量存在。

单就明代来说，其家族有“出入回”经历的除海氏外也不乏名人，“卓吾老子”李贽一族即堪称回回群体流动性的典范。洪武十七年，林驽（老长房）远航西域，因“事不谐”滞留在霍尔木兹多年，“遂从其教，受诫清净教门，娶色目婢女”。为家族皈依回教之始。而他的六世孙李贽则对回教无甚兴趣，晚年更以佛教为主要精神寄托。如后同乡惠安郭氏之族谱评曰：“李讳贽先生，虽父祖皆回，及诸先生发明圣道，口贤哲于春秋，报肇于俎豆，则可知吾儒之所学。”（李贽的夫人黄氏也应该出自回教家庭）[6]

除林李氏外，泉州的几个穆斯林世家蒲氏（蒲寿庚）、金氏（金阿里）、苏氏（苏布伯）、郭氏（郭子洪）、丁氏（丁谨）等之后代也都在明代出教，归入汉族。[7]

另一个较为著名的例子是雁门萨氏，萨族之姓来自其祖先（即元代文豪萨都剌与其弟萨剌忽丁）伊斯兰教经名的第一字。萨剌忽丁的后人萨琦为宣德五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礼部侍郎兼少詹事，是本族“变俗归汉”之始[8]，近代福建名人萨镇冰、萨师俊、萨本栋等都是萨琦的后人。万历三十八年榜眼马之骐的父亲马化龙曾任山东按察副使、天津兵备道，也是一出教回人。民国四年《新野马氏族谱》言其家：“旧奉回教，自副使云卿公出教，后世遂不奉回教焉。”[9]

海瑞的曾祖海答儿，应该也是一个类似李贽、萨琦、马化龙的“首代出教”人物。血缘联系，其实只是穆斯林家庭倾向教内通婚带来的必然副产物而已。当出教家庭因信仰纽带消失，倾向同教通婚之前提不再存在时，其继承自元代西来色目人的血统也将被逐渐冲淡，直至成为生活方式上以及体质上的纯粹汉族人。假设海答儿家族在元代未曾与汉族通婚，那么其玄孙海瑞就最多剩余十六分之一的西来血统，考虑到元时蒙古色目人绝大多数与汉族通婚，海瑞实际的西来血统应该更加稀微。从精神上还是血缘上，海瑞都已是如部分当代学者所言“汉化完毕的回回人”了。[4]

今天看来，杨老及其他后续学者的工作并非没有疏漏，从便于大众理解的角度而言，元史学者们未能专门论述“为何海答儿一定是回回名”不可不说是一处较大缺憾。学界忽略这一过程的原因，也许是认为这一联系过于浅显不需刻意论述，但若读者并没有学术人群那样的史学基础，对元代人的姓名规律未有耳闻，则往往没有理解“海答儿”与回教徒家庭出身必然联系的能力。

愚斗胆以此浅论附杨老遗作，做拾遗补阙之用。首先从明代海氏牒谱资料本身出发，进一步确定元末明初人海答儿为这一家族最早的可信始祖。再从元明之际人物姓名规律以及语义词源的角度辨析“海答儿”为何不可能是元末非穆斯林人士的名字。

一. 海瑚《海氏族谱序》再探讨

在“谁才是琼山海氏的可信始祖”问题上，海氏自身的两份重要牒谱资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海瑞的《行状》认为：海南海氏的始祖是一名叫海答儿的广州卫军官，其父祖姓名则已不可知闻。但是早在嘉靖十三年（1534）海瑞二十二岁时，他的一位堂兄海瑚便已经赶赴番禺，经过“田野调查”，考据出始祖海答儿的高祖父乃是南宋时自福建至番禺的“指挥三公”海俅。

“行状”这种文体的意义在于“亲友故人录其生平，备官修史”。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病逝于南京，时任右副都御史梁云龙撰写了他的《行状》。梁云龙为万历癸末进士，是海瑞的同乡、学生，也是侄女婿，可谓“亲上加亲”。正如他在状文自述的那样：“龙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亲炙最真”。由他撰写海瑞的《行状》，最合适不过。《海忠介公行状》如此描述传主的家世：

公伟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未详，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不再传而族氏蕃衍，明经纷起，有讳宽者，以经行文，领乡荐，知闽中县事，即公大父也。宽从子澄，登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御史。又有讳阔、讳鹏、讳迈，皆举于乡，俱名贤。有讳瀚，系廪生，瀚即公父也。

自梁云龙与海瑞的家人关系，我们足以判断海瑞去世时应该仍以海答儿为可信始祖，这等于完全否定了五十三年前海瑚的自发调查结果，海瑚在重考《族谱序》中记述了他的“田野调查”过程：

予少时读叔父御史汝清公所修族谱，自答儿公始，至叔父瀚公止。凡记其世次行，实详且悉也。窃叹其不原所自，使人不知本原也，心甚谦然。因敬问先祖松溪大尹德裕公，知迁自番禺，但先祖少失怙，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之名，断自答儿公始，亦始阙文之意也。逮瑚赴乡试，访求番禺族人庠士名秀者，得其旧谱，考，盖自南宋时，始祖指挥三公讳俅，由闽而来占籍于广，娶杨氏生惠来训导公讳钰，钰生庠十大公讳甫震，二公讳甫云，秀为甫云公后。后甫震公生冠带公讳逊之，逊之生答儿，公从军海南著籍于琼，即始迁祖也。故合二谱而修之，方足徵信姑仍旧文而续之，至于六世而止。 （海瑚《海氏族谱序》，《琼山县志》卷十九艺文志）

按照这份的考证，海瑞之前的海氏世系应为：海俅—海钰—海甫震—海逊之—海答儿—海福—海宽—海瀚—海瑞。在1983年撰写《海瑞是否回族·附记》中，杨志玖教授否定了海瑚的结论，并重申了之前观点：

“答儿以前的世系是海瑞的后人编造的，是不可靠的。海瑞的先世有名字可考者始自海答儿，这是一个元代回回人的通用名号。”[3]

对此看法，我亦以为然也，因为确有详实依据。杨志玖教授已经指出两点：该世系一贯标准汉式学名中夹杂一个不知所云之名“海答儿”，是难以解释的。而且海瑞本人并不认可海氏在海答儿之前存在任何有姓名的祖先。自海瑚重修《海氏族谱》至海瑞去世已经过去了53年，全家族最有影响力的族人海瑞依然确定海答儿“其上世以来未详”。考虑到海瑞在族中的影响力，这应该代表了相当部分海姓族人的态度。

除此之外，笔者发现海瑚《海氏族谱序》的记事亦存在较大漏洞，不仅与《行状》多有不合，更有自相矛盾之处。足以进一步佐证那支自闽迁粤的海氏与琼山海氏实无联系，两家贸然合谱乃是错误的。我们从中也许能窥探出不少这份错误考据的完成背景。

第一，祖先身份不合

《行状》称不知名的海氏先祖为“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即明初广州卫指挥佥事至指挥使级别的武官。而《族谱序》所载却与《行状》所记差之千里，由《族谱序》中二代海钰被尊称作“训导公”、三代甫震被称“庠十公”、四代逊之被称“冠带公”可发现海答儿的“父祖曾祖”没有一个是武官，更不是什么“广州卫指挥”。“训导公”与“庠十公”的称谓为表明，海钰与海甫震都是学官，而“冠带公”三字则说明海逊之至少是一位乡试及第的举人老爷！海答儿不再是“武职子弟”，而被改为出身“书香世家”了。

海氏族人担任指挥的时间，在《族谱序》中也被“调整”到了南宋时，即“指挥三公”海俅一代。但宋代“指挥使”的含义迥异于明，仅为厢、军、营、都四级军制中营一级的指挥官，统兵500人左右。自然，宋时也不会有“广州卫”存在。笔者不禁思考，这桩错误的牒谱嫁接，是否为海瑚误解宋明军制，仅凭“指挥”这一官职即拍板海俅乃答儿先人所致？

第二，广州海氏实情与海南海氏记忆中的海答儿身世严重矛盾

海瑚描述的海答儿家族身世，与海南海氏本身的记忆也不甚吻合。赴粤前，瑚公从族中长者中得知，海答儿“少失怙，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之名”，即海答儿年少时父亲便去世，家族里没有其他大人，尤其是长老，所以不清楚自己的族源。但广东海氏所记的故事却大相径庭：海答儿的“叔祖”海甫云一支完整保留着海氏的家系资料（海瑚在广东寻访到的“本家”海秀便是海甫云的后人。），根本不是松溪大尹德裕公记忆中因“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名的情况。

但是，梁云龙《行状》与德裕老人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按《行状》言，海答儿应是一名军官子弟。按照明初袭职制度，若孤子父死时尚幼则应以其父的俸禄优给至成人再袭父职位。洪武时代就有这样的实例：二十六年六月，时任河南都司都指挥使茅羽亡故，只留二庶子，皆是幼儿。太祖特命兵部以茅羽俸禄优给二子，待其成人后再择较优秀的那个继承世袭武职。[10]

若海答儿是独子，便不会出现洪武十六年答儿成人后从军他处之事。答儿作为武职后代，未能袭承到军职的原因只可能是家中尚有袭广州卫职之人，所以才有洪武十六年答儿（大概是）以武官子弟“舍人从军”海南的事。根据《明会典》，武职的袭承顺位为：嫡子孙-庶子孙-弟侄，故答儿应是一名嫡次子或庶子。在海答儿不知名的父亲去世时，很可能已经有一位年龄稍长的继承人了。所以，海答儿丧父时年年纪尚幼，又“族无长老”的情形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在海瑞去世时，不能令时人今人信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海氏所残存的正确记忆渐渐淡化，质疑海瑚考证的声音也越来越弱，直至晚明清代“迁自福建说”渐渐为所有人接受，成为海氏后世诸版族谱的底本。

三.“海答儿”为何确定为回回名之音译

1.元人族裔与姓名之间的规律

姓名的多元化，是元代至明初多民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但不同族裔保有的固有传统也让元朝人的姓名变得相当有规律，也就是说元人的姓名中本身就包含了不少重要信息，是判断其族源的主要依据。

首先是不同的姓氏习俗，元朝治下的民族中汉人、高丽、唐兀（党项）、大理等族有汉式姓名习俗。在元代汉文资料中，这些族裔人名是表姓的（姓+名）。

没有姓氏习俗的族裔（如蒙古人），或本有姓氏习俗但并不为汉族文人理解的族裔，则“表名不表姓”。元代文人虽然常在将蒙古、色目人出身的部族视为氏，写为“扎剌儿公某”、“弘吉剌公某”、“乃蛮公某”、珊竹公某、X国夫人奇斡温氏，甚至于以信仰标其为“也里可温氏”、“木速鲁蛮氏”等。但在正式署名中“蔑儿乞脱脱”这样的写法绝不可能出现，而“脱脱”则是正确的。直到元朝覆灭时，采用汉式姓名习俗的蒙古色目人仍屈指可数。

表姓/不表姓之外，元人的名也相当多源。

作为统治民族文化的代表，蒙古名受到元朝境内所有民族的追捧，蒙古名字的含义一般来自于是蒙古-突厥语的动物、数字、物类、景观、颜色、瑞词、地名、部族、地区等名词，例如不花（牛）、巴儿思（虎）、阿儿思兰（狮）、察罕（白）、昔剌（黄）、哈喇（黑）、帖木儿（铁）、也先（吉祥）、脱脱（安定）、忽都（福）、囊加歹（南人）、哈剌章（云南）、忻都（印度）等等。

但是如前文提到，有汉式姓氏习俗汉、南、唐兀人在改为异族名时则不同于蒙古人与其他色目人，大多会起“番汉合璧”的姓名，保留自己的汉式姓。中国元史研究会前会长李治安教授在《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一文中指出：

与此同时（按：元朝末年），自行模仿蒙古人常用名字且与原有汉姓相拼合，即名与姓蒙汉合璧的办法，极为风行。除贺惟一等12人外，其他经笔者初步统计的122人大多使用名与姓蒙汉合璧的办法。如此，同名者变多，如潘塔不歹与薛塔不歹、张答不歹，仝忽都答儿与赵忽都答儿、郭忽都答儿......[11]

汉名，则是元朝“国学”与强势文化的代表，自元中期时，汉语在蒙古色目人中的全面普及就已完成。但只有少数非汉族人群接受了正式的汉式学名，绝大多数蒙古色目人所用的汉名，是汉人的“小名”。陈高华教授在《论元代的称谓习俗》一文中这样描述汉人小名：

元代汉族人名称谓比较复杂。首先是小名、大名之分。小名是幼年时使用的名字......从现存文献来看，元代汉人的小名多种多样，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取吉利的字样，如福童、安童、喜童等......另一类是以动物名为小名，如驴哥、驴儿、百家驴、顽驴等。前者用“福”、“喜”等字样，祝愿孩子前程远大；后者以动物为名，希望孩子容易养活。其心态实际上是一样的。除上述两种之外，元代还流行以数字为小名。

.......下层百姓中有很多人，成年以后，仍然沿用小名，没有大名。从现存元代法律文书来看，涉及各种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百姓，不少人的名字与动物有关，如驴儿、牛儿等，更多的则是以数字为名，如黄三七、杨千六、陆千五、杨万十五、陈千十二等......[12]

使用汉人小名蒙古色目人中最有名的例子应是元初的名相安童与其兄弟定童、和童。和尚、金刚奴、观音奴、大都驴、百家奴、汪家奴、蛮子、买驴之类也都是蒙古人常用的汉式俗名，而且在元晚期变得越来越多。前文提到，元代蒙古色目人尚未广泛引入汉式姓氏系统，故以汉式俗名为大名的蒙古色目人，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不表姓”的。

蒙古名、汉名及各族本族名外，教名（经名），是元人取名的另一大门类。使用者为称作“木速鲁蛮氏”的各族穆斯林人群（包含一部分哈剌鲁、阿儿浑人）与被称作“也里可温氏”的各族基督教徒（几乎都是聂斯托利派与罗马公教），

元代基督徒的名字包括岳难（约难）、月合乃（约翰）、阔里吉思（乔治）、马薛里吉斯（叙利亚文“圣乔治”）、爱薛/ 易朔 （耶稣）、按竺迩（安东尼）、月鲁（尤里乌斯）、 要束木（约瑟夫），勃古思（巴库斯）、审温（西蒙）、保六赐（保卢斯）、雅古/捏古伯（雅克布）、禄合（路加）、捏古剌（尼古拉）等等。穆斯林使用的名字则有阿合马（艾哈迈德）、马合谋（马哈茂德）、忽辛（侯赛因）、乌马儿（欧麦尔）、哈散（哈桑）、阿里、捏古伯（叶尔孤白）、亦不剌金（易卜拉辛）、亦思马因（伊司马仪）、海答儿（亦写作海达儿或黑答儿）等等。[12]

元代的姓名习俗在明初曾遭到一定冲击，洪武初年，朱元璋曾试图将“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此的确大大提高了蒙古色目人群对汉式姓名的接受度（不接受不行.....）。但是短短三年后，胡名之禁又被朱元璋亲自制止了：

( 洪武三年四月) 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 “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 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明太祖实录》）

非汉姓名已弛其禁，虽然“致谨氏族”的努力并未能阻止中原蒙古色目人姓名的汉化，但异族名俗的确坚守了相当长时间。尤其是在明的军队中，以非汉名（甚至伊斯兰经名）填报军籍的现象甚至持续到明朝中叶。

• 明《武职选簿·羽林前卫》中一世袭副千户家族资料，哈氏家族于洪武年间从军以战功得以世袭军职。但直到弘治年间仍以蒙古名“哈剌”（黑）填报军籍。

所以，在海氏始祖海答儿出生的洪武初年，元代的姓名习俗应该还是适用的。

根据元代汉族人士使用异族名字的规律，若海瑞始祖若为一非穆斯林汉族人，“海答儿”就只能是个番汉合璧式名，有两种可能的组合：

海（汉姓氏）+少数民族族名字，或

海（汉姓氏）+汉语俗名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答儿”是一个蒙古名字（汉人最喜欢起）或汉语俗名，但从语言学角度辨析“答儿”二字在当时的含义，这两种可能性几乎也都可以排除。

2.“答儿”不是个完整的蒙古词，不可做，也不是个蒙语名字。

“答儿”二字在元代一般被用来音译蒙语中一个表示“处所”的后缀，使用时需与词根连用。实际上“答儿”或“答剌”“答里”的音译其实均不完全准确，因为这是一个颤舌音，今日则更多被写为"答日"。例如现代蒙语的“这里”叫“恩答日”，“那里”叫“特恩答日”。

“答儿”出现在姓名中，也要与词根组合才符合基本法，比如忽亦勒答儿（成吉思汗的两员先锋之一）、阿蓝答儿（宪宗的宠臣，大必阇赤）、忽都答儿（宗王有名此者，元代第一、二个右榜状元名均为此）、明安答儿、秃满答儿、也速答儿等等。当然，汉人使用蒙古名时也遵循这个习俗，在前面冠上自己的姓氏，组成“赵忽都答儿”、“李明安答儿”一类的名字。孤零零的一个词根“答儿”做名字，在元人看来无疑是莫名其妙的。

蒙语中还有一个与“答儿”音似的词“Dara”可表示确切名词，意为“磨刀石”[13]，有民俗学者认为答剌罕一词即与“Dara”有关，但这一用法应该只在卫拉特与西部蒙古语方言中出现。

3.“答儿”亦非可能的汉语俗名

喝晕了的熊@关毛 认为，“海答儿”可能是一个汉族下层百姓为子嗣起汉语俗名。的确，元明时代汉族下层社会中的不少人会终生使用俗名。但元代汉人百姓为子嗣起名为“答儿”之可能性还是过于微薄了。

“答儿”在元代的确由蒙语被引入了汉语口语，但用法与蒙语一致，依然是一个“处所”、“地方”的名词后缀。使用时与名词相连，例如“是搭儿”意为“到处”，“那答儿”意为“哪里”，“半答儿”意为“很小的地方、一点点”，“一答儿”意为一处，这个词在元曲、杂剧甚至近现代汉语中中时常出现：

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马致远 《清江引·野兴》）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汤显祖 《牡丹亭》《山桃红》）

在意送春电，无计留春住。明年又着来，何似休归去。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春若有情春更苦，暗里韶光度。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马九皋 《楚天遥带过清江引》）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关汉卿《一枝花·杭州景》）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説些鬼话， 黛玉总不理。（《红楼梦》第十九回）

与蒙古语相同，在汉语散曲、杂剧中，“答儿”二字亦没有作为独立名词的用法，也就是说元代汉语中单独的“答儿”依旧构不成完整名词词汇，并不能表示具体名词含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富贵、好养活、或数字的寓意了，与元明之际汉人的命名习惯俗差之千里。即使再没文化的家庭，哪有拿名词后缀给孩子起名的？

最重要的是，《海忠介公行状》与海瑚《族谱序》都明确指出海答儿并非出身于底层社会，按照《行状》海家人在明朝建立时即官“广州卫指挥”，应为一中高级军官家庭。按《族谱序》，前文已经提到“海答儿之父”海逊之的尊称“冠带公”指的是有功名、授官职的读书人，如此海答儿则出身于书香之家，为官宦子弟，似更无可能以这种不知所云的怪名终老了。

4.元代的非穆斯林会使用伊斯兰教名吗？

值得注意的是，本与伊斯兰教并无瓜葛的各族人士使用伊斯兰教名的情况，在元朝乃至明代蒙古历史上的确存在，但较不寻常。使用伊斯兰名的汉族人更是极度稀少，有一定知名度的只有活跃于元世祖-元成宗时代的梁德圭一人。

德圭是大兴汉人，幼年时即入备忽必烈的宿卫，以精通译语深受赏识。世祖曾将梁德圭作为后世的栋梁之才培养，命其学习回回理财法。成宗大德年间，德圭任中书参知政事、平章政事，与赛典·赤詹思丁的长孙伯颜（“阿布伯克尔”）一度共同主持国家财政大局。伯颜继承了祖父“赛典赤”的名号，故二人执政之事史称“赛梁秉政”。 德圭曾多年学习回回语言、文化，受其影响，他在秉政时代使用的名字是汉姓回回名“梁谙都剌”（即梁·阿卜杜拉，见于《元史·宰相年表》）。

除梁谙都剌外，《延佑四明志·卷二》有一名为“梁阿里”的府判（ 奉訓大夫，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之任，元貞元年七月得代）。元末亦思巴奚兵乱的主角之一那兀纳麾下的带兵头目金吉、金阿里父子。均疑似为汉人使用伊斯兰教名。

元明时代也曾有极少数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鲜为人知的是，明初瓦剌部上层也因与西北穆斯林势力与商人关系密切一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伊斯兰化，也先太师的父亲第一代顺宁王就是以伊斯兰教名“马合木”（马哈茂德）出现在明朝记录中的，而他的蒙古本名是“巴秃剌丞相”。 蒙、汉史籍记录的也先时代瓦剌部头面人物姓名中伊斯兰教名不在少数，如“阿剌·帖木儿丞相”、“阿卜都拉·彻辰”、“阿把巴乞儿·大同”（大同王阿布伯克尔）、“平章撒都剌”[14]等人。另据米尔咱·穆罕穆德·海答儿之《拉失德史》记载，也先本人也曾为了迎娶穆斯林公主假意改信伊斯兰教。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大概能够看出，元-明之际非穆斯林族裔使用回教名只可能出现在其人与伊斯兰教产生相当深入的联系或者皈依之后。但是，有元一代，汉人使用回教名的典型样本实在是过于稀少了，即使海答儿属于这种极为稀有特例，按元汉人惯用汉姓+异族名的命名结构，其名字也应为“海海答儿”或“海黑答儿”。

5.海瑞伯父海澄的《登科录》记录旁证“海答儿”为音译

在海氏牒谱中，迁琼始祖的名字均写做海答儿，而海瑞伯父海澄被《成化十一年登科录》中收录的家庭背景，却记载其曾祖姓名为“海达”：

海澄，贯广东番禺县人，海南卫军籍，国子生，治《礼记》，字静之，行一，年三十四，四月二十六日生。曾祖达，祖福宁，父方，母林氏。

由此可知，海氏始祖之名有“海达”、“海答儿”两种表音较近的写法，体现了音译无确字的特点。同时，海达这一姓名本身就是非汉文音译经过文雅化的结果，也反映出海答儿确实没有其他“汉文学名”，在其一生中大概只以“海答儿”的小字行。

四 . 元代的其他“海答儿”

在伊斯兰文化圈内，“海答儿”则是一个十分大众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狮子”，流行程度与由基督教文化圈中同样由“狮子”演变而来的里奥、莱昂纳多不相上下。Heidar，Haider，Haidar，Hyder，Hajdar，Hidar，Hauldar，Haidhar，Heydar，Jaider均是“Hayder”在不同语言中的拼写。在英文维基百科中，从因勇猛善战被誉为“海答儿”的阿里到《拉施特史》的作者米尔咱·穆罕默德·海达尔，从阿塞拜疆前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到伊拉克总理海达尔·阿巴迪......以此为名的古今名人有多达整整100个词条。

• 从古至今的几位著名“海答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中亚历史学家米儿咱·穆罕穆德·海答儿、印度迈索尔国王阿里·海答儿、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西撒哈拉人权活动家海达、伊拉克总理海答儿·阿巴迪。

从国内资料来看，宋-元-明时代至少有过六位名为“海答儿”的人在中国为官，他们中大多数都被明确记录为“回回人”或“木速鲁蛮氏”。

50年代杨志玖教授在《海瑞是否回族》中曾列举两例[3]，其一是《两浙金石志》卷十四《绍兴路儒人免役碑》中的嘉兴路达鲁花赤海答儿。其二是《至顺镇江志》中的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海答儿：

卓麻儿：回回人，大德元年为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因家焉。再迁婺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卒。海答儿，卓麻儿子。以父荫历长兴州盐官州同知，潭州榷茶提举。今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 《至顺镇江志·卷十九·人材》

海南大学刘菊英教授与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均在相关论文中提及，宋元之际活跃于广东的蒲氏家族，其二世祖也名为“嗨哒唲”[3][15]。

萧启庆教授整理的《元代进士辑考》中所录《至正二十六年国子中选生提名记》中还有一名名为“海达儿”的国子生（字道原），他与其他六名色目学生一起受赐从六品出身，授承务郎。[16]不过颇为奇怪的是此“海达儿”被记为唐兀氏。可能是与下文中使用非伊斯兰教名“康康”，却被记为“字希孟，木速鲁蛮氏”的学生颠倒所致。

元代法典《通制条格》中亦出现过一名至元末年的税官，名为“海荅儿”。

至元三十年，省官人每奏：“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蛮依买卖百姓体例纳税呵，怎生？”奏呵，奉圣旨：“这言语不曾了来，那甚么拟定。那般者。”圣旨了也。当年六月又奏：“海荅儿等管课程的说，做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不纳税呵，哏损课程多有，执把圣旨不肯纳税，降御宝圣旨呵，怎生？”奏呵。“与者。在前已了的勾当，不是咱每的言语，是成吉思皇帝圣旨有。”么道，圣旨有来。（《通制条格·卷二十九·僧道》）

元朝灭亡后，明军在大都接收了大量外文（主要是波斯文）天文学资料。明太祖命令吴伯宗组织钦天监官员与儒生将其译为汉文。据译成后吴伯宗所撰序文，参与翻译占星书籍《回回天文书》的钦天监官员中就有一位名叫“ 海达儿”的灵台郎。

庶几观象，可以省躬修德，思患预防，顺天心，立民命焉。遂召钦天监灵台郎臣海达儿，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师，臣马沙亦黑，臣马哈麻等，咸至于廷，出所藏书，择其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第译之。且命之曰：“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吴伯宗《回回天文书》译书序）

结论：

“答儿”二字无论是在蒙语还是汉语俗语中均不符合人名习惯，故“海答儿”并非汉姓+名。从这一名字“不表姓”的特点来看，其使用者应该不是汉族人，在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期，“海答儿”最有可能，同时几乎只有可能是伊斯兰教经名“Haider”的音译，这是海瑞先祖出生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非汉族家庭的证据。琼山海氏在明初逐渐采用汉俗，是元明之际蒙古、色目人口被吸纳入汉族群体的一个典型例证，代表了元明“民族融合”大趋势下的常见族裔生态。

PS：某匿名高赞回答钦定《中国回族史》的编者，前南京大学、北方民大历史系主任邱树森老师（汉族）是“为自己民族添彩的历史虚无主义发明家”，也是异常搞笑的。

引用文论

[1].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76-187页

[2]. 马明达.《朱元璋歧视色目人》[J].《回族研究》, 2006 (1) :98-102

[3]. 杨志玖.《元史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7-240页

[4]. 王献军.《再论海瑞族籍问题》[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7 (2):109-113.

[5]. 阎根齐,王辉山,陈涛.《海瑞祖居祖墓调查报告》[J].《中原文物》 ,2011(6):20-26.

[6]. 叶国庆.《李贽先世考》[J].《历史研究》 , 1958 (2) :79-84

[7]. 陈达生.《明朝至民国时期泉州穆斯林后裔的改宗与复皈》[J].《宁夏社会科学》 , 1990 (3) :43-49

[8]. 马明达.《萨琦与赵荣——福建伊斯兰教与回族史专题之二》[J].《回族研究》 , 2012 (3) :88-102

[9].郭成美.《新野回族马化龙、马之骐、马之骏父子考略》[J].《甘肃民族研究》 , 2012 (1) :60-69

[10]. 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5页

[11]. 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J].《历史研究》, 2009 (1):24-50

[12]. 陈高华.《论元代的称谓习俗》[J].《浙江学刊》, 2000(5) :123-130

[13]. 僧格.《“答剌罕”与古代蒙古狩猎文化》[J].《西北民族研究》, 2011 (3) :217-223

[14]. 希都日古.《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16(3):92-98

[15]. 刘菊英.《海瑞族属考辨》[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5(3):76-79

[16]. 萧启庆. 《元代进士辑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