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少之又少,不管是从兵力强盛角度来衡量还是按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准来衡量。勉强称得上盛世规模的,一般要按长期向上运行轨道超过五十年以上,无大的动乱以及疆域广阔。其实国小易富,若放宽一些标准,不以统一疆土为标准的话,倒是乱中取安的一些分裂状态下的小国,更有富裕盛世之景象,只不过后面富足不久,便被其他组织统一消灭了,未能延续祚宗,遂成憾事。
这也给人留下一个疑问:为何富而不强,反易被穷方攻击统治?这大抵上与中国人的特性有关,富足了要守成,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叫维稳,这人一有点钱财,就特别怕死怕失去,怕钱没花完人完了,所以也就没啥战斗力,然后就富国守不住,都被穷国给征服统一了。穷国反正赤条条的,不杀人自己会饿死,所以盯着邻国肥嫩美貌的地主小老婆眼都绿了,打赢了抢他们的钱财睡他们的老婆,打不赢横竖都是死,也就无所畏惧。所以贫穷的秦国人灭了比它富的其他六国,贫穷的匈奴总能打赢大汉,逼皇帝把自己的老婆女儿拿来换和平。而到后面,贫穷的蒙古人打赢大宋,抢来他们的老婆女儿享用,自己也变成维稳守成方之后,就很快失去了战斗力,包括后面强悍的满清八旗子弟,都是一路货,穷凶极恶,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到了角色互易,自己抱着美娇娘守着巨额财富之后,马上就变成任杀任剐的孬包。
那么,在少数几个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的时期,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偶然的形象,还是必然的宿命?是贤君能臣的功劳,还是人民自发的伟业?下面,我将逐条为大家剖析:
首先,盛世形成的先决条件。它必然先经历过恐怖黑暗的强权反复征伐杀戮,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若无这个前提条件存在,中国出不了盛世景象。比如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历经战国和强秦反复的征战屠戮,人民的生存欲望降到极低点,反正什么样的死法都见过,反正会怎么样都大不了没了这条命的光棍思想流行在每一个活人之间,那么离太平盛世的到来,就有了先决基础。人民有动力去干好活,也有欲望去过好日子,也会不计代价的满腔热忱付出,太平盛世就可以在期待中慢慢到来了。唐朝,宋朝,都是如此,因为之前有几百年的动乱和杀戮持续存在,给了人民极低的未来预期,每个人活着,都在捱过今天不管明天会怎么样的环境下生存,只要稍微向好一点,都能像打了鸡血一样奋发图强。
其次是统治者的态度和思维转换。每个盛世之前,都有前任统治者极其残暴高压的统治,导致民众在长期的高压统治之下产生免疫抗体,导致现任政权无法再继续采用前任手段来维持统治,因为人民被高压极权长期压榨之后,对任何政策的延续都反应淡漠。于是迫使现任当权者做出改变,否则就无法继续统治。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登场了。长期的极权高压统治,会导致社会陷入瘫痪崩溃状态,政府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资源来维持统治,人民也已经无力担负责任,官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到零距离状态,基本上大家都是除了剩下一条命啥都差不多的完全“均贫富”的全员乌托邦模式里。自古中国人当官的目的,就是怀着明确的愿景要跨到顶层去奴役他人,现在到了上层阶级,却无法与底层拉开阶级距离,是官员们最为挫败的时刻。
统治阶层有天然的权力控制欲望和财富的掠夺与浪费属性,但在长期的高压洗劫之下,大家基本上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也就失去了控制欲望,毕竟天天虐杀民众,除了闻到血腥味之外再无其他好处,官员的心也会麻木。于是,盛世的爆发要素就开始齐全了。官员不再想着虐杀人民,人民稍有安宁,便会自发的去找出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从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靠普通民众自发地一点一滴打拼塑造出路的。
政府穷到不能浪费,苦到无力折腾的时候,就是盛世大治之始。只要政府一放开对人民的管制,无需你提供一分一毫的钱财,更不用你搞什么引导和规划,人民就会纷纷发挥各自潜能,像变戏法似得,会种养的搞种养,能经商的搞经商,不用多久,那些能人们便开始家富人丰,钱粮渐足,商业活络。原来死气沉沉流民四窜盗贼横行的社会,竟然开始路不拾遗民风淳朴起来。当然,随着时间的深入,人群便会自然分化,毕竟每个人的智商、能力以及运气均有差别,能人愈发能干,当初本是大家同赚一百块的差不多工友,慢慢的能手就变成日赚一千、日赚一万,到最后变成日赚一亿也仅仅是个小目标了。而大多数人,智商和能力运气都不咋滴,搞来搞去几十年没变化,还是当初的日赚百元。贫富差距,就这样出来了。
本是同阶层的人民内部分化出来了高低,而作为统治者的官员阶层,有着代理皇家行使权力的条件,自然就更容易更快速的分裂开来。这时候,官员骨子里天然的贪婪本性与超强控制欲望就会由然勃发,开始介入原来本是自由生产的市场,攫取暴利。“王土王臣”的帽子盖到所有能够控制的领域内,横征暴敛,强行干预,破坏了市场的自发行为,改成按高层喜好而定的计划生产。某个皇上喜欢绸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研发绸缎上,某个皇上喜欢陶器,那又把资金调集去烧窑。人民原来在荒草地里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终于从生地种熟,开始获得收成了,就被一纸政令强征收归国有,原先自由牧养牲畜,自由按市价交易,后来也让官府插入进来,官定交易,让市场渐失活力。
国有的意义,表面上属于包括皇帝以及乞丐在内的所有全员,但其实,所谓国有资产,是最大的无主资产,它不但不属于全民所有,甚至也不属于官僚阶层,连至高无上的皇帝,其实也只是理论上拥有它,事实上却很难得到它。因为皇帝需要代理人去替他打理这些资产,而代理人本身又是一个非固定既得利益者,你今天获得了皇帝赏识,有幸当管家,去左右这些资产,明天皇帝一不开心就把你撸了,你就瞬间变成一无是处的平民。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做为代理人的官僚阶层,自然会想尽办法在自己有幸掌权的阶段尽量搜刮,贪污到自己个人口袋的财产才算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财富。所以,巧借名目的搜刮以及分派就成了必然的手段,一手收更多钱进来,一手马上就花更多钱出去。在当初国家穷到叮当响的时候,政府掏不出一分钱来投资,更掏不出一分钱出来扶贫养老。但人民硬是能在一穷二百的荒地里挖出金子来,也能靠自己一己之力照顾好自己家人的生死。到来国家富裕起来后,官方出面说这个要按照规划来,那个要加大投资与扶持力度,也给穷人救济与补助,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很有道理的样子。但这些官僚代理人真正的目的却是高举替皇上分忧的大旗,为的就是从统收统支的过程中大进大出,从中抽水揩油。
至此阶段,盛世大治的苗头,也就基本上到了结束的尾声。
“烹文燎暗夜,煮字充饥肠”既然看到这里了,点个赞再走吧!
盛世的末端,还不是悲剧的开始,仅是磨难的开端。
毕竟有过几十年的繁华向上,物质钱财皆有积累,好歹能经得起十年八载的折腾。而十年八载本身也能有所产出,再加上多年衰落之后的中途反弹,又能再折腾个十年八载,如此反复,基本上一百年光阴就过去了。然后王朝就会开始真正的弊病丛生而陷入螺旋下降,但终究残值还在,穷人虽然已经返贫,但那些日赚过亿的巨富能人还是存在一些的,他们这些豪门揪几个出来瓜分,又能撑不少时间。一个王朝的财富就像那些莫名其妙的水,被勤劳的人民自发从地底下挖出来后,在各类人群中流来流去,慢慢蒸发消失,只到这汪水完全干枯到一滴不见,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日赚过亿的富豪,大家都回归到同一起跑线上,官僚们又赤贫如民,再现全民乌托邦现象时,就是一个循环的轮回。
历史书上一般都把太平盛世归功于贤君能臣,但我认为他们屁作用都没起到。在那个时间段里,一条狗都能做出伟大的决策来,因为它只能这么办,并无它途。像汉朝,它已经被战国纷乱,再遭强秦打压,然后开国皇帝刘邦一乱搞,文景要想继承下去不再二代而亡,只能放开管制,把汉武帝调到前面,文景放到后面,他们干的事迹都会一样,文景残暴,汉武贤良。所谓唐宗宋祖这些,连兄弟都会杀的人,你还指望他们有多雄伟宽宏的志向。唐太宗面临的境地简直跟文景毫无差别,都是几百年内乱不断,再经一个隋炀帝的折腾,替他打下人心思定只求温饱的大局。
他们只是顺着历史的潮流大势,不得不暂时松开了强力管制和剥夺,较为克制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已。其他,根本不用他们做什么,而且他们也无力做什么。全靠人民自己赤条条地一分一毫打拼,挖掘出财富来,却让他们的子孙毫不留情地全部篡夺。假如这些人真的足够贤明伟大,那就应该预见到后面的情形,应该有远见地设计出一套制度或者方案来让自己的伟大成果得以有效延续。但很可惜,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甚至包括他们的手下能臣干隶们,都没有一个人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从以上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盛世的出现,与这些贤君们毫无干系,谁在那个时候当皇帝,都会有相似的结果,把这些人调到别的时间段,他们也一样会成为亡国之君。
可怜的是那些书写了盛世历史的人民。你们流血流汗,费心费力,用生命逐字逐句把这盛世丰碑奠造起来,却被强权掠去了署名!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汉武盛世前期还好,取得了一些成就;到了后期发生了“巫蛊之祸”——太子党与帝党在长安城内大战五日,战死及牵连被杀者数十万人;第二年,李广利征匈奴被汉武帝反手掏裆,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使汉朝在昭帝及宣帝早期无力与匈奴人作战;最后历史的评价是汉武帝后期奢侈无度,用兵无方,致使国家人口减半:
“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开元盛世中前期的可以用一句诗来评价: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后期唐玄宗都躲到四川去了,我想就不用评价了吧!
永乐盛世还好,对外贸易征战,对内修书搞文字狱开办特务机构都很有成就,唯一美中不足是永乐帝驾崩时,离叫门天子朱祁镇上台也就十年时间了。
康乾盛世,后世有学者称之为“饥饿的盛世”;成就当然也是有的,但老百姓确实也只能吃糠。
我们再来横向对比一下,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爱尔兰大饥荒饿死了近两百万人,当时爱尔兰的人口也只有八百万。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