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的穷吗？宋朝真的富吗？ 第1页

题目的理解就错了。

本来听高晓松讲历史也算是问道于盲了，题主能够知道他“一亿五和几百万的差距”是扯淡已经相当不容易，但还是没有准确理解差距到底在哪。我拿下面几段描述举个例子。

首先两朝的货币单位就不同，宋朝是用铜钱作为主要货币用贯文计算，明朝是用白银作为货币用两计算。兑换率是多少呢？不同时期汇率不同，基本稳定在1两兑换1.7-2.3贯（折中按2算）
……
造成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宋朝和辽的商贸发达，海上贸易也不差。而明朝以农业为主，收入全看老天，加上世家大族兼并土地导致免税土地越来越多。大航海时代后廉价白银涌入使得“隆庆开关”后明朝想转型商业的计划也失败了不得不闭关锁国。

第一，宋朝的统计口径是“贯石匹两束”，也就是说一贯钱、一石米、一匹布、一两银、一束草都是归纳在一个统计口径下。这样的统计方式，你告诉我怎么换算成银两？（当然宋代有的年份有官方的折钱统计，但在整个宋代财政史中这样的例子很少，所以还是没法统计）而且题目中所举的兑换率也是行不通的。

第二，不单是宋朝，明朝的税收也是以实物税为主，要不然你以为为什么要搞一条鞭法？更何况国税与地税、劳役税与隐性税等等的因素还没有考虑进去。举个栗子，兵役上宋代免除了兵役和部分劳役，而明代搞出了军户这样的世袭农奴制度，谁能比较一下：从社会总负担的角度，哪种方式折算的税负更高？或者一个卫所军户家族，该折算成多少补贴平摊到全民税收中？

第三，宋代农业税以外税种占比高，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所谓“商贸发达”——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下，社会经济对流通领域有多少需求？这个问题读点政治经济学就会当然产生疑问。宋代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垄断收取专营税，除了历代垄断经营的盐、茶等，酒、醋、香、矾等生活必需品无一不在专营之列。

第四，宋代表面上的高税收并不是说其财政规划能力有多高，而是被高支出逼迫的无奈之举。回到上面的兵役问题，看上去宋代百姓免了兵役之苦——可是对国家来说，拉壮丁要不了多少钱、圈几百万军户也要不了多少钱，但雇佣几十万常备军可是要花巨量的钱——这个军费支出，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其他税收相应就水涨船高了。

从正面角度上来说，因为军役制度天然带来的巨大耗费，宋代政府在如何开源上还是动了不少脑筋，除了政府专营、政府采购、还有转运承包等看上去比较“现代化”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汉学家一接触宋史往往就立马拜倒的原因。

说到这里，稍微展开一下，明末的军事和财政为什么一团糟？——因为实际上明初的军户制度早已破产，转为耗费大量钱财雇佣职业兵征战，然而财政收入模式不能适应支出的巨大变化（军费又向来是财政支出的大头），一味地通过加征各种临时的军饷税收，那自然是只能go die了。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财政史总体来说是发展向上的（哪怕不同时代有这样或那样的开倒车），但是人身依附的逐渐松绑、税种的逐渐简化、税收方式的逐渐统一这几根历史主线仍然是不断向前的。没看懂的同学，麻烦回去翻开中学历史教科书，仔细看一下“初税亩-租庸调-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这条历史脉络。

近年来，财政史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稍微有摸过一点门槛的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条件，一句两句根本说不清楚。

所以本题下面绝大多数的回答（包括高晓松），不过是盲人摸象，有的摸到了一个象腿就大喊“宋朝的GDP是明朝的十倍（袁腾飞）”，有的摸到了一个象鼻子就大喊“冗兵冗官冗费的大送财政还吹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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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文下面的回答是为喷而喷，没有靶子先射一箭出去当靶子喷。

比如他喷这个题主是“宋粉”，可人家开头就说自己接触历史看的是高晓松，要粉也是“松粉”——更何况连题主这样的松粉看了高晓松写的东西都本能地感觉到哪里不对。

老高一直在说明朝穷宋朝富，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当然两朝岁入确实有差距，但不会是老高说的一亿五和几百万的差距。（真差那么多还下个屁的西洋，吃饭都不够）

所以这一箭出去到底是要喷的谁？

然后的核心论点，无外乎就是“明代卫所军户待遇不比宋代禁兵差”，为此复制粘贴了一堆宋代史料——贴的对不对且另说（实际上宋中前期漏算了月粮、招刺、柴薪、布匹、郊赏等常规收入，只拿月钱说事儿），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宋代讲的那么详细，为什么讲到明代军士收入的时候，《明史・食货志》一句理论值收入就过去了？

宋代禁兵待遇从仁宗讲到高宗，还考虑不同时代的通货膨胀，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封建军人地位低、待遇差，要不怎么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呢？但比来比去，最终还不是在摆烂？

——明代制度规定的军户待遇理论值是个什么情况？实际是个什么情况？开国是个什么情况？后来又是个什么情况？明代的币值对军户待遇有什么影响？通货膨胀对其又有什么影响？

很遗憾，以上这些全都没有。

他不说，想必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罢了。那也只好换我来说了。

明代卫所军士理论收入是月粮1石。

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国俸粮

然而到了洪武十年，部分地区的1石米已经克扣到只有4斗了，朱元璋为此还亲自下旨过问。

《明太祖实录》：命陕西等卫土著军士，每月人给粮一石。时上阅庆阳延绥土著军籍，止给米四斗，因谕省府臣曰：今军士有客居、土著之名，然均之用力战阵，奈何给赐有厚薄耶，俱全给之。

不过这个1石也还是理论值，因为前一年户部就决定把部分现粮，按照30-50%折成钱、钞发放。也就是说，军士理论上可以拿到5斗米+5斗米折色钱，或7斗米+3斗米折色钱。

《明太祖实录》：户部奏：文武官吏俸、军士月粮，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之。其陕西、山西、北平给米什之五；湖广、浙江、河南、山东、江西、福建、两广、四川及苏、松、湖、常等府，给米什之七，余悉以钱钞准之。

陕西、山西、北平是边防前线，军事压力要重于内地诸省，但按照户部的方案，边军却是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边境粮价物价都要高于内地，结果却要比内地发更多的折色钱钞（边境50%，内地30%），买到的米实际上肯定低于理论值，是变相削减边军军费。

况且，这些军粮还不是皇上户部从国库里给的，而是卫所军士自己种的地里长的庄稼。且按照范景文所引明代亩产2.3石的记载来计算，一个明代边境卫所军士理论上屯田五十亩可年产粮115石，最后朝廷要拿走多少呢？——109石！然后留下6石米和买不到6石米的钱……可以，这很昭和。

总之，看上去很美的理论值收入“月粮1石”，明代开国才十年不到就扛不住了，其他币值稳定、通货膨胀对卫所军士待遇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注意，以上这些还都仅仅是明代开国才十年左右的事，之后各种幺蛾子实在也不是这个回答所能总结的。

最后给一个明史学者的总结：

PS，范景文写的好像和我很熟的样子，但是我实在想不起这是哪一位？要不谁再给我提个醒？

就算我真的在什么时候伤害了你的心（经评论提醒是2010年？），用得着连我回答问题的题主、在我回答下面留言的网友也一起挂出来吗？只要和我有一点牵扯，那就是无耻宋粉？就是故意要气您老？——这种想法未免太偏激，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政府收入高不等于民间富裕，民间富裕也不等于国力强大，所以要做个整体评价是很困难的，比较恰当的是问：宋朝鼎盛期在财政上相比明朝鼎盛期如何？宋代百姓收入购买力如何？

正好写过一篇三个时代（仁宗盛治，万历中兴，康乾盛世）最富裕的地区收入购买力比较的，用数据说话，有兴趣的话看看吧。（不耐烦慢慢看的请拉到最后看结论）

刚好手头有两本专业书籍《宋代物价研究》，与《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古代各时期物价和劳动力价格的经典，有大量的数据和实例。

根据这两本书，比较一下历史上三个时期的普通人工资和物价。这三个时期分别是：

宋期中期（宋仁宗，英宗在位的1010-1067年）,

明万历时期(1563年-1620年)，

及雍正-乾隆中期（1722-1775年）

这三个时期的物价都比较稳定，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三个时期都是50多年，友情建议下，如果各位要穿越的话，建议是穿到这三个时期初期去，如果去晚了哪怕20年，物价都可能几倍甚至上十倍的涨。

首先比较的是工资：

既然是普通人的工资，那么高收入群体不在其内，我们选取当时没有太多技能需求的“日工”，简单的说就是以日计算工资的一般雇工工资，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今天街上招聘发传单，或者超市促销时招人的价格。

中国古代雇工的工资，规律是城市比乡村贵，日工比月工年工贵，政府雇工比民间雇工贵。

当然，也要说清楚，日工工作并不是每天都找得到。那些闲汉靠打这种零工生活，其实也过着饥一天饱一天的生活。所以这里选取这种工作，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印象。宋朝日工工资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冬天，开封下起大雪，不少贫苦市民被冻死，于是朝廷下诏救济，凡是在户籍上的无法度日的贫民，朝廷每天救济20文钱，所以20文钱应该是那个年代的维持生存的每天最低收入。

北宋的熙宁变法是一个分界线，在熙宁变法之前，物价和比较稳定，而熙宁年后物价波动很大，到北宋末年的1122年，有报告说米价比起50年前上涨了4倍多，北宋末年的下层百姓，每天赚100文钱才够维持生计。

北宋中期一般日工工资为45文

但我们讨论的是熙宁之前的宋仁宗时期，这个时期物价稳定，北宋书法家蔡襄（1012年－1067年）比较注意民生，记载里留下了大量当时的工资纪录，据他说，当时的东南地区，雇佣一个男性工人，每天的工资40-50文就可以了。

宋朝的四川彭州茶园，碰到忙季雇佣采茶工，工资加伙食是每天70文，但采茶工很累，茶叶的利润也高，所以70文应该算是高工资。

所以我认为在北宋中期，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45文。

明代日工工资

明代万历时期，江南地区的修建水利工程的河工，工资是“每日五分银”，五分银是0.05两，当时一两银子是800文，所以五分银是每天40文，但河工需要的体力较重。应该是算比较高的。

同时期的北京，雇佣贫民的日工资仅仅25文一天，据说仅能糊口大概和宋朝的每天20文救济差不多。河南等地驿站招聘人抬轿子，每天只给二分银子，折合铜钱只有15文，于是老百姓能逃就逃。15文和25文应该属于低工资。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明代万历年间，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30文。

清代日工工资

清代的资料就多了，乾隆元年五月，湖北江陵收夏粮，农忙时雇人是每天40文，四年以后广东广州招聘日工，工资仅仅25文。

乾隆十二年，江西定南招搬运工，工资每日30文。乾隆四年，河南招聘日工种地，每日40文。

当然也有高的，同时期山东莱州和山东齐河的日工资，曾经达到50文和90文。但总体来说清乾隆中前期的日工资以30文居多。

所以综合来看，清代乾隆年间，对体力，风险，技术含量要求的不高的日工工资，约为每天30文。

最后结果日工工资比较:

宋仁宗，英宗时期 :45文

明万历时期：30文

清乾隆中前期：30文

当然我们仅仅比较工资，还不能说谁高谁低，还必须考虑物价。

米价

首先是宋代的米价，宋朝经济最发达是在仁宗时期，当时的米价是每石700文，这个价格应该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在北宋后期的1122 年时，有报告也提到说当时的米价已经上涨每石3000文，比起50多年前上涨了4倍以上。

但宋代的量器和明清相比要小20%，所以和后面比较，必须换算成明清的160斤的石。700X 1.2 = 840文，所以宋代的米价是每石 840文。

而明代米价在万历年间比较稳定，经常被人提起的价格是一两银子两石米，这时的一两银子是800文，而米却不是精米，而是带皮谷的，所以按《中国历代物价考述》的意见，每石米实际是800文。和宋代很接近。

清代乾隆年间米价为1000-1600文之间，我们就算1300文每石。

所以米价是明代最便宜，宋代其次，清代最高。

同样买一石米（160斤），

宋代人需要工作840/45 = 18.6天。

明代人需要工800/30=26.6天。

而清代人却需要工作1300/30= 43天。

猪肉价格

苏东坡有位姓顾的胖子朋友，一次趴在桌上睡觉，苏东坡和他开玩笑，在他的桌子上写字“顾氏肉案”，还丢了30文钱上去，让称4两肉来，这么看当时肉价是一斤120文。

但这个价格应该算比较贵的，因为据记载宋英宗时期治平六年（1067年），那一年钱多物贱，开封的猪肉羊肉价格都只有30-40文钱一斤，而四川的猪肉当时卖到50文一斤。所以我认为北宋中期的猪羊肉价格以50文为常。

而明代的猪肉就便宜了，可能是因为民间养猪比较普及的原因，万历年间的北京和江西的猪肉价格只有12-15文一斤。

而到乾隆时期，猪肉价格纪录较多，我列举一下：

乾隆三年安徽安庆猪肉1.5斤60文，

乾隆七年山东猪肉2斤，132文

乾隆八年山东莱州 猪肉10斤，500文

乾隆十六年山西 猪肉半斤，32文

乾隆十六年湖北荆州 猪肉半斤 钱16文

乾隆二十三年湖南 猪肉3斤，钱88文

乾隆三十五年江苏猪肉 一斤 48文

综合来看，乾隆时期的猪肉价格大约是40文居多。

北宋猪肉50文，明代猪肉13文，清代猪肉40文。相比之下明代万历时期猪肉真是便宜得惊人。某些明代遗民回忆的物价低廉确实有道理。

就吃肉而言，明朝万历年间日工工作一天，工资可以买两斤猪肉，而宋代人工作一天也可以买一斤左右，到乾隆年间就要苦了，工作一天下来还买不到一斤肉。

这篇简单的三个时期的 日工资，米价，肉价比较就写完了。其他的比较以后有空再做。

最后总结一下：宋仁宗时期和明万历时期，对体力技能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日工工资分别是每天45文和每天30文。考虑到物价状况其购买力是差不多的，而由于物产更为丰富，副食更多，明代万历时期的普通人甚至过的比宋代更滋润一点。

而清乾隆中前期，日工工资和万历年间相当，都是每天30文，但米价和肉价却上涨了数倍，所以乾隆年间的普通人生活水平确实不高。其实想想也自然，乾隆中期以后人口达到了3亿，资源和土地更为紧张，虽然国土面积大，但劳动力流动性较差，生产力水平也没有突破。所以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必然的。

原文请见 我的"闭家锁的红枫“公众号

对历史数据的滥用是危险的，它常常用貌似客观和理性的数字来掩饰其背后的简化、模糊和不确定性。任何对于历史的量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考虑前提条件而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最终会成笑柄。并且，在理解任何量化数据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真正弄清楚这个数据的实质，才能使用。

对于历代中国人口数字、土地数字、财政收入等量化数据的理解，尤其需要谨慎，不然就会像高晓松等不学无术者一样，说多少错多少，说是讲历史，其实是讲文学。

对于宋朝财政收入数据的理解，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标准财政单位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基本概念清楚了，将会少很多关于“富宋”的疑惑。

一、标准财政单位

对于宋朝标准财政单位的理解，常常有两点误区，而这两点误区，在题主的一句话”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1、将贯、匹、两、斤、条、株、颗这个混合的统计单位作为宋朝一年的“贯”的收入，例如题主所谓的“北宋岁入最高的时候是一亿六千万贯”就很典型，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记载：

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就是很典型的混合统计单位，题主自己或者说不学无术的高晓松向题主灌输的理念直接将其脑补为接近一亿六千万贯；

2、宋朝的标准财政单位是“贯”，而不是铜钱贯。黄仁宇就是在这个上面栽了大跟头，直接认定有宋一朝的财政收入都是由铜钱“贯”计量的，从而导致其谈论宋朝财政的时候，基本每一句话都是槽点。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北宋时期铜钱是主要货币，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是专用铁钱的，而陕府西路和河东路铜铁钱兼用；而到了南宋，纸钱的“缗”或者“贯”才是基本的财政单位，铜钱几乎很少用，且纸钱的“缗”和铜钱的“贯”两者的价值逐渐分流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题主所谓的“南宋到孝宗朝政权稳定后是8000万贯。（折合4000万两）”，就是典型的犯了第二个错误，误把“贯”当成铜钱“贯”来计算，而纸钱的一“缗”有些时候连十分之一铜钱“贯”都不值，两者安能直接等价？

二、通货膨胀

很多人认为南宋经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基于一个误区：误把货币发行量当做实际购买力，将货币价值当做永恒不变的常量，而忽视伴随南宋从始到终的通货膨胀现象。

其实，按照他们吹南宋经济的思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认为委内瑞拉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好的国家，毕竟短短数年，其以货币计算的国内经济已经实现了千百倍的增长，这是真正的吊打世界。

宋朝仓皇南渡之后，由于铜矿枯竭、北方产铜区的丢失，南宋政府在1136年即使收敛了民间的铜器，也只铸造了铜钱40万缗，并且很多都是折十折五的大钱。南宋的经济基本靠纸币支撑，铜钱弱化到了边缘。而纸币和铜钱的计量单位虽然都是缗（贯），但是两者越到后来相差越大，到了第十八界会子的时候，二百贯还不够买一双草鞋，而到第二十六界会子的时候，币值已经贬值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

为了将这种通货膨胀表现得更加直观，可以看全汉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的“宋末纸币流通数量图”：

可以看到，从宋孝宗到宋理宗，其流通纸币的数量近似指数型增长，这种大规模的滥发纸币，来源于南宋对外作战的军费所需，其直接后果是纸币价值直线下降。

以滥发的纸币和其他朝代的真金白银作比较，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忽视通货膨胀而只做简单的数学大小比较的方法，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推导。例如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因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渡时宋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到淳熙末年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就归功于对外贸易的强盛，其实则绝大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关系。^[1]

而关于明朝财政，误解同样很多，最严重的是把所谓的户部太仓库收入当做全国总收入。但是，将太仓库的收入当做明朝的总收入，只能说对明朝的财政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明朝的户部不是如今的财政部，它的收入只是整个明朝中的一块，其它各部门，例如兵部、工部、礼部，以及皇宫大内都有自己收入不菲银库。

明朝中后期，税赋分两大块：实物和非实物（白银）。即使在一条鞭法推行了之后，实物征收（例如供给宫中的白粮）依然是十分庞大的一个数字（在1600年左右，每年解送至宫中府库的各种供应，价值四五百万两白银。一部分供应由田赋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于对里甲的征索（《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并且，即使是白银征收，也不仅仅有太仓库这一项。除了太仓库，兵部太仆寺、工部节慎库、皇宫的内库等，其白银收入也十分庞大。

兵部太仆寺：

其实际收入至正德八年增至近18 万两，嘉靖七年达36 万余两，之后增长更快，相继突破40 万、50 万、60 万、70 万大关，至隆庆二年高达78 万余两，隆、万以降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40 万至60 余万两之间。而常盈库中的存银量在正德初就达一百万余两，至嘉、隆之际高达一千余万两。

工部节慎库：

节慎库岁入工部四司各种名目的银两总数在八十万两以下。例如隆庆三年的记载：该库每岁收银七八十万两。

皇宫的内库：

最大的进项是漕粮折色的金花银，最开始是四百万石漕粮每石折色0.25两，总计100万两。万历年间又加了二十万两。并且，后来的官田折色也一起解收至内库。另外，马尼拉大帆船进口的白银，政府也是有收税的，只不过按照明朝惯例，税并不高，“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东西洋考》），这部分银子也是解收到了内库。

对于非实物收入，仅供奉给皇宫的白粮，在江南五府就为20万石。其它的例如皇木、贡茶等，开销也是十分巨大。

并且，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属于自己负责，除了一部分税粮留存作为经费以外，一些其它的物资征派和差役的白银折纳，也是自己的收入。例如：知府轿夫费银二十两；布政使司笔筏银十八两等，这些都是要加派到里甲之中。

经济史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穷”和“富”所能概括的。就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所说：以极简的方式谈历史是可怕的。

参考

1. ^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下面有些答案真是辣眼睛，吹宋也要讲道理啊，什么时候大宋财政收入有过一亿两白银了？？师承袁老师吗？

首先宋朝财政收入一亿多贯钱这个出处应该是来自于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但是，黄仁宇首先在统计宋朝财政收入的时候，是把米麦布帛的实物税收和金银货币税收以及其他收入全部放在一起计算的。

在黄仁宇用英文所写的原文里面单位是笼统的unit，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而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错误的将unit的翻译成贯，因此以讹传讹，被说成大宋财政收入岁收一亿贯。

那么北宋实际的财政收入钱数到底是多少呢？

全汉升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宋代财政收入钱数表和中国货币史的观点都是六千万贯钱

这是比较可信的。

出处应该是来源于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佑闲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闲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

元佑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馀 是六千余万贯钱。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得出来大宋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多得多了？当然不是，计算了宋朝的财政收入，不少人就简单的认为一贯就是一两白银，但是由于宋朝发行交子，加上年年岁币，在于夏辽金蒙中战争不断，银贵钱贱非常明显，宋朝交子一贯仅兑制钱770文，到了南宋，4贯制钱（4000文）才兑1两白银，北宋平均下来2500制钱一两白银，更何况大宋不同地区在今天四川地区甚至一度流行铁钱，这些也是一起被算进钱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汉升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也点明了明朝白银的购买力是宋朝的两倍。

那么宋明财政收入是不是不能做做比较了？也不是，要知道中国在近代以前是非常典型的农业社会，实物税收一直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用实物税收作为标准是比较合理以及适用的，李龙潜先生在《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中将钱银按对米价购买力折算做了个计算比较： 宋代财政钱币收入最高时仅为46154000市石，而明代万历则为47831034市石。结果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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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ng-ke-qin-15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能这么讲。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人兼任多个藩镇首领是常规操作。比如王宗嗣。曾经任安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看账面实力的话。卧槽。从哈萨克斯坦到山西，所有边军全归这哥们一个人管。然后呢？不也没出事嘛。

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看起来很屌。其实他也就是在范阳和卢龙两镇树大根深。任河东节度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让河东军打蛮子。安禄山做得到。但是让河东军南下。安禄山并没有那个控制力。叛乱以后的河东军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说为什么给安禄山干了三镇节度使。是因为即便如此。安禄山也并没有挑战中央的能力。老皇帝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老皇帝可能是懒政、怠政。但并没有老年痴呆。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石乐志。搞起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叛乱。

然后结果就是老皇帝一通神级微操。把半年可以搞定的事情拖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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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o-liu-66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槽点了，我给你们比较一下这两个历史时期，你们就知道槽点在哪了。

假如你用朱温代唐来作为五代起点的话，那么后梁开国是907年，北宋开国是960年，北宋灭北汉是979年。

然后曹魏篡汉是220年，司马篡魏是266年，西晋灭国是316年，然后北方五胡十六国一百多年，再然后才是南北朝。

发现问题在哪了么？

问题就在于“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在时间长度上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好吗？你认为五代十国碎片化，那么请问难道早期三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就不碎片化了？你不能从一个几百年的时间长度里拎出来相对比较完整的时期，然后跟只有几十年长度的五代做比较，问为什么五代更碎片，这是没道理的。假如你非要比较一下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异同，你首先应该问的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会分裂这么久”（实际上，这确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好了，槽我吐完了，下面讲点干的。

实际上，五代十国看上去更碎片化的主要原因，是南方的分裂。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等到了五代这，南方裂成好几块看着就比较诡异。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开发度不同啊亲！

汉代南方的开发程度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你以为孙策据有江东是整个江南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么？不是的，孙吴政权的精华就在长江沿线，当时南方大片地区还处于未开发状态。

岭南地区直到宋代都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根本没法分裂成那么些个小国……你看看南汉的地盘，在魏晋时期那有几个人？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灭北齐时大概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近千万；北齐有户三百零三万，口近两千万。那么南陈呢？

户五十万。

所以传统概念中的“江南富庶”不是整个长江以南都很富庶，而是江南地区的苏州扬州等几个地区非常富庶，其他地方属于被代表、被平均的那个。刘宋大明8年时扬州有24万户，人口总数接近当时刘宋总人口数量的1/3^[1]，唐代耕耘了几百年，才慢慢把南方经济发展起来的。

在开天时期，天下还是这个样子的：

你再感受一下这个人口密度

然后到了北宋时期，这个人口密度终于算是上来了

所以说五代给人一种“更加分裂”的感觉，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南方的开发度高了，住的人更多了，经济也更发达了，所以就能够同时出现好几个小国了。三国时期孙吴还在卖力地开荒拓地，甚至从南方深山老林里抓野人去屯田，而到了唐代末期这些野人的后代终于成为了农民（当然，也可能是死光了，换了一波人），能够愉快地建个小国了！

相比之下北方的兄弟们就比较悲惨一些，一千多年了该怎么内卷还怎么内卷，该怎么互殴还怎么互殴。

啊，果然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出现，不仅取决于当时人们的努力，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参考

1. ^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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