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如果真的在黄巢之乱时离开成都顺江而下投靠扬州高骈，之后的天下局势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1页

迁至扬州的可行性确实是有一些，高骈毕竟是田令孜这一派的，如果田令孜不安心于只呆在蜀地把持政局的话，确实有可能选择留陈敬瑄在蜀，田令孜带着僖宗南下去江陵，整合长江上下游，效法当年唐玄宗与永王故事也不是不行。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说，黄巢占领长安后，田令孜在朝廷上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郑畋、王铎、杨复光，郑畋与王铎好对付。杨复光就难说了，与田令孜不同，唐末崛起于政治舞台的权宦杨氏家族，其权力根基有一大部分是在地方，是这些人在各处藩镇做监军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导致他们不是很依赖中央的权威，前文所述的杨氏家族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王重荣处看出来：

父纵，太和末为河中骑将，从石雄破回鹘，终盐州刺史。重荣以父任为列校，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主伺察。时两军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还，诉于中尉杨玄实，玄实怒，执重荣让曰：“天子爪士，而籓校辱之！”答曰：“夜半执者奸盗，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状。玄实叹曰：“非尔明辨，孰由知之？”更诿于府，擢右署。—《新唐书，王重荣传》

包括神策军在内的中晚唐禁军，是宦官们能够屹立于朝廷而不倒的重要靠山。王重荣与其父王纵，世代为河中牙将，司空图《故盐州防御使王纵追述碑》载：

“太和九年，授（王纵）河中马步都知兵马使”。

杨玄实能够将鞭击禁军兵士的王重荣释放，说明对于杨玄实而言，维系与地方牙将家族之间的关系比维护禁军兵士的利益更为重要，说明他们是十分倚重与地方藩镇军将的联系，这也是杨氏兄弟敢于同掌控神策军的田令孜相竞争的底气所在。至于杨玄实与杨复光、复恭两兄弟之间的关系，《旧唐书，杨复恭传》载：

“杨复恭，贞元末中尉杨志廉之后。志廉子钦义，大中朝为神策中尉。钦义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实。 玄翼，咸通中掌枢密；玄实，乾符中为右军中尉；玄价，河阳监军。复恭，即玄翼子也。 ”

同书杨复光传载：

“杨复光，内常侍杨玄价之养子也。”

所以如果田令孜离开距长安较近的成都而去向离长安很远的扬州，在杨复光夺回长安后，杨复光会不会选择另立新主，并联结与己方有人脉关系的藩镇以及与对陈敬瑄、高骈不满的藩镇（如武宁节度使时溥、浙西节度使周宝）上演一场规模更大的襄王之乱，在扬州的高骈未必能够扛住时溥加上秦宗权的进攻。

此外是路上的安全问题，黄巢在占领长安后，长江沿岸区域并不太平，从成都开始，先是中和元年秋七月，车驾刚到成都后，因为赏赐不公导致西川黄头军叛乱，叛乱虽然被镇压，可有人选择逃往扬州投高骈，如果田令孜选择叛乱镇压后起驾去扬州，那么是要面临同叛军同行的风险。

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从兵皆溃，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掠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赍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坠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安众。汝当获厚赏，吾家亦保无恙。吾自此适广陵，归高公，后数日，汝可密以语吾家也。”遂解印剑授之而逸。厅吏以献敬瑄，果免琪家。—《资治通鉴，中和元年》

再就是中和二年阡能起事，虽然阡能活跃于邛、雅二州，但是据《资治通鉴》的说法：“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从中和二年开始，蜀中多盗贼，多盗贼意味着各地百姓为了防御盗贼，会结寨自保，这些盗贼义兵对僖宗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此时上路肯定不安全。

然后是三峡地区：“（中和二年八月），贼帅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断峡江路。”—《资治通鉴》

除了叛乱之外，三峡地区向来是长江航道上最艰险的一段，《唐国史补》载：

“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谿、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故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旧语曰：“五月下峡，死而不吊。”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

杜邠公即杜悰，杜悰转任荆南节度使的时间是在咸通十年，距离中和年间时间较近，能够反映当时出峡，尤其是四五月份出峡的艰难情况，僖宗的船队规模不会比杜悰小，所以四、五月下峡时还要考虑一下船毁人亡的问题，乾宁年间学士李荛因急于去江陵赴任，于五月下峡，结果船毁，一家人全部落水。

“唐乾宁中，刘昌美典夔州，时属夏潦，峡涨湍险，俚俗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荛学士，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郡牧以水势正恶，且望少驻以图利涉。陇西总遽，殆为人所促召，坚请东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桡，长揖而别，州将目送之际，盘涡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家溺死焉，唯奶妪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北梦琐言》

船队从三峡出来后，需要到江陵换船，接下来阐述江陵的情况：

“铎之弃荆南也，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别将宋浩领荆南，泰宁将段彦谟佐之。复光父尝监忠 武军，而浩已为大将，见复光，少之，不为礼，彦谟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复光曰： “胡不杀之？”彦谟引慓士击杀浩，复光以客常滋假留后，而奏浩罪，荐彦谟为朗 州刺史。诏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以复光监忠武军，屯邓州，遏贼右冲。帝西幸， 召绍业见行在，复光更引彦谟为荆南节度使。”—《新唐书，杨复光传》

荆南节度使段彦谟是杨复光的人，但是杨复光走后接任的监军朱敬玫与段彦谟不和，最后在中和二年，朱敬玫杀死段彦谟，以别将陈儒为帅。这里反倒不怎么危险，来早了要处理好监军与节度使的矛盾，来晚了朱敬玫反正已经同杨复光决裂，势必会倒向田令孜，问题不大。

“六月，荆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硃敬玫相恶，敬玫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彦谟谋杀敬玫；己亥，敬玫先帅众攻彦谟，杀之，以少尹李燧为留后。 ”—《资治通鉴，中和二年》

“初，朝廷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时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镇。上幸蜀，召绍业还，以彦谟为节度使。彦谟为硃敬玫所杀，复以绍业为节度使。绍业畏敬玫，逗遛不进，军中久无帅，至是，敬玫署押牙陈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资治通鉴，中和二年》

接下来是鄂黄一带，黄州在晚唐十分残破，咸通年间诗人方干《过黄州作》有云：

“弭节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

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是这么吐槽自己住的地方：“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重过何氏五首》

咸通年间这个地方就已经穷到连县官都挂印离去，不太适合僖宗在此停泊，这个地方估计早就变成土团兵四处割据，占山为王

蕲州情况相对较好，不过从《桂苑笔耕集》上来看，防御力量会比较虚弱。

　“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奏诱降黄巢下贼将成令瓌状》

据《资治通鉴》：“中和元年四月，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皆率众奔邓州，硃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陈志坚在《桂苑笔耕集》史料价值试析中认为成令瑰趁着这个时候逃亡，并且躲过了朱温的封锁，逃到了蕲黄地区，投降了高骈。如果僖宗走得早，说不定会在长江北岸碰上成令瑰，到时候可就生死难料了。

鄂州是鄂岳观察使驻地，在黄巢之乱时期鄂州剌史崔绍编练土团兵自保，所以在黄巢于乾符六年攻破鄂州时只能攻破鄂州外郭而离去。

“乾符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 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于是人人知兵。”—《新唐书，杜洪传》
“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众至二十万。”—《资治通鉴，乾符六年》

这一带防御力较强，适合僖宗一行人作为短暂的落脚点不为贼寇侵扰。值得关注的是崔绍对僖宗迁都的看法，高骈曾经致书崔绍讨论僖宗巡幸江淮事。

“傥或六龙下峡，岂同五马渡江。中朝之礼乐无亏，下武之功猷斯在。”—《鄂州崔绍大夫》
“陛下九年理国，四海为家，岂比周之东迁，非拟晋之南渡。”—《请巡幸江淮表》

在文书中，高骈声称僖宗巡幸江淮与五马渡江不一样，还声称这么做可以维系唐王朝的寿命（下武维周）这同请巡幸江淮表不同，这份文书重点突出的是请巡幸江淮表中提到的迁都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在《桂苑笔耕集》中除了请巡幸江淮表外，还有一些文章也谈及此事，如写给萧遘的文书：

“窃以诸道赋舆，皆遵峡路，多是僦五致一，盖已万水千山，后纲不继前纲，所贡不如所费。况近者西从蜀国，南至荆门，似有微灾，恐遗巨患。忽若草冠侵据，江陵阻艰，则榛梗既多，苞茅莫入，或更蛮戎伺隟，必令越巂劳兵。”—《萧遘相公》
“今则诸道发表章则半戴始回，征贡献则经年未达，实缘道路辽夐，兼值干戈阻艰，值剽掠者斯多，至行朝者甚少。加以僦雇所费，耗蠹不轻，每当水运陆般，只可率钟致石，以此征税则渐成抗弊，军兵则未遂饫饶，伏虑扈从实繁，宴犒仍广，尽搜资于三蜀，难济用于百司，苟兴旰食之忧，实慊庶寮之望。”—《请巡幸江淮表》

这份文书则重点突出请巡幸江淮表中运输贡赋与财政问题。这两份文书估计是针对萧遘与崔绍对迁都事的态度与他们自身的状况，对症下药写出来的，那么萧遘与崔绍的态度就值得思考，这可能是因为两个对迁都事持中立态度，所以高骈写这两份文书，选用对于他们而言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服他们为自己说话，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迁都江淮这个提议自高骈提出后便一直存在于晚唐朝廷之上，是一个比较有诱惑力的选项，唐末昭宗时期的朱朴《迁都议》就曾专门提过江南，朱朴认为：“江南土薄水浅，人心虚浮轻巧，不可以都。”这很明显就是在回应高骈的请巡幸江淮表，既然到了昭宗时期迁都江淮的主张仍有影响力，可以想见当初高骈为了能够让提议获得成功，可能说动拉拢了许多官员为迁都江淮议造势。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崔绍与萧遘两人对迁都江淮持反对态度。这两位尤其是崔绍的态度对于僖宗与田令孜能否成功迁徙至江淮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江水道在过了三峡之后趋于平稳，高骈之所以要求巡幸江淮的其中三条原因：1.诸道赋舆，皆遵峡路，多是僦五致一，盖已万水千山，后纲不继前纲，所贡不如所费 2.草寇侵据，江陵阻艰，则榛梗既多，苞茅莫入 3.蛮戎伺隟，必令越巂劳兵 翻译一下就是：1.运输耗费大 2.容易被叛军切断三峡 3.南诏入侵 这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三点原因，在僖宗过了三峡之后就没了，运输成本因为离扬州更近所以下降了，离开三峡与蜀地后就不用担忧叛军与南诏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僖宗与田令孜大可以选择呆在鄂州或江陵以便日后返回长安，晚唐时期通往长安的商山驿路已经打通，僖宗大可以在江陵等待还都，如果因为随从行李众多，走陆路不便，也可以选择从鄂州出发走水路，溯汉水而上返回长安，没有必要迁去扬州等待还都。假设田令孜真的打算学习隋炀帝往扬州方向走，我前面说的这些话肯定不会没人这么想，他田令孜也许可以让同为宦官的朱敬玫放行，但是他无法保证崔绍是否会怀着反对迁都的想法，不让僖宗一行人继续南下，所以高骈必须要想办法说服崔绍，所以才让崔致远起草文书去说服崔绍。现在我们是看不到崔绍的回信了，也无从得知崔绍对于巡幸江淮的最终态度，如果是支持或中立的态度，他也许会放行，如果是持反对态度，那么他绝对会尝试阻拦乃甚至迫使僖宗一行人放弃巡幸江淮，并留滞于鄂州等待还都。

在正式进入淮南道与江南西道之前，我想先谈谈长江上的水贼问题。进入到中晚唐时期，一方面唐朝丢失了大量领土，失去了许多税源，另一方面唐朝面对强大的内外部压力，需要增加财政支出，这意味着唐朝需要寻找新的，能够提供大量财富的来源，剩下尚未丢失地区的百姓就要承担起这个负担，随着开支越来越大，于是乎这些地区的百姓头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有些人撑不住了，或者是为江南发达的漕运与贸易所吸引，开始铤而走险，走向了盗贼之路。这些水贼的诞生与发展同榷盐和茶税息息相关，宣宗即位时

“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 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新唐书，食货志》

这些盗贼除了劫杀行人外，还干起了贩卖私茶私盐的勾当，看来除了杀人夺宝外，走私也给盗贼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什么走私茶盐会给盗贼带来财富呢，我们需要对晚唐的榷盐和茶税状况作一些了解：

先是榷盐，据李锦锈《唐代财政史稿》的看法，自穆宗长庆以来，无论是海盐还是池盐，名义榷价均在300文/斗，但是由于省估的关系（即商人榷盐即向官方买盐时，一半交现钱，另一半可以用布帛按照官方比率折算成钱来进行购买），实际榷价远远低于名义榷价，这就导致晚唐时期出现了榷价高、市价低的现象。晚唐时期盐的市价大概在190文/斗至220文/斗之间，这190文/斗是盐产地附近的官府开设的小铺销售的

“（长庆元年）三月，盐铁使王播奏请诸处煎盐场亭，置小铺粜盐，每斗加三十文，通旧一百九十文价。”—《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盐价涨到220文时朝廷需要放出常平盐来调控盐价，表明这是高盐价：

“元和元年五月盐铁使奏请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从前文的描述来看，看似榷盐制度十分合理，但是实际上并不合理，唐代的榷盐制度采用的是“民制官榷商销”的模式，榷盐制度的设立首先就侵害了制盐的亭户们：

“八年四月，盐铁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应管江淮兖郓等盐院，元和七年计收盐钱六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贯，比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二百一十七万九十贯，其二百一十八万六千三百贯充粜盐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贯充榷利，请以利付度支收管。从之。”—《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成本2186300贯，利润14992600贯，成本利润率接近百分之七百，就算咱们考虑到省估的问题，长庆初李翱疏改税法中提到：

“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

再根据王播所奏“总约时价四倍加抬”，可得元和至长庆间官方榷盐时一匹绢定价为3200贯，我们直接把成本当作是实钱，利润都是虚估价，把利润除以4，得3748150贯，再与成本做个比较，也可以看到成本利润率有百分之一百七十多。再回头看看亭户们的所得，《新唐书，食货志》载：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

在乾元元年第五琦颁行盐法以前，唐朝对盐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这10文/斗是正常情况下亭户们可以挣到的钱，至于说这10文钱中倒底有多少净利润可以落在亭户们手中，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说池盐的制盐成本较低，海盐与井盐的制盐成本较高，而且在井盐工作还有生命危险，一旦挖到含有有毒物质或气体的地层，瞬间就丧命了。第五琦实行盐法后将盐价定为110文/斗

“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新唐书，食货志》

这110文当中，是朝廷拿走100文，再以旧的盐价10文向亭户们收购盐，而且这10文还要看经手的唐朝官员贪不贪婪。在这种情况下，足以让亭户与盐商们眼红朝廷拿到的分成。盐法颁布后，亭户与盐商们“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唐会要》卷87）其户籍隶属于所在盐监，这意味着一般的州县官员们对他们没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一旦他们受到盐铁官员们的欺压与盘剥，根本无处申冤。杜牧在《上盐铁裴侍郎书》中提到：

“盖以江淮自废留后已来，凡有冤人，无处告诉，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愿把盐每年纳利，名曰“土盐商”。如此之流，两税之外，州县不敢差役。自罢江淮留后已来，破散将尽，以监院多是诛求，一年之中，追呼无已，至有身行不在，须得父母妻儿锢身驱将，得钱即放，不二年内，尽恐逃亡。
今譬于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苏州，归家未得，便可以苏州下状论理披诉。至如睦州百姓食临平监盐，其土盐商被临平监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与作主不得。”

在盐法制度下，虽然朝廷与部分大盐商们挣了大钱，但是这也激起了包括亭户盐商在内的很多人的不满与贪欲。于是乎亭户与盐商们纷纷开始搞起走私行当。亭户们与制盐场外的走私犯联系，让走私犯们烧毁藩篱偷运私盐。

“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盐铁奏：据两池榷盐使状，应旧盐法敕条内，有事节未该，及准去年赦文，合再论理事件等。一曰，准贞元元和年敕，如有奸人损坏壕篱，及放火延烧，收贼不获，本令合当殿罚，皆已有条制。今见施行，但未该地界，所繇及无捉贼期限。伏以盐池提禁，只仰壕篱，如有放火延烧故损坏，本县分一周年内十月度，同捉得五斗已上私盐。”—《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盐商与豪强们则利用盐商身份既可以免除徭役与两税，又进行走私活动：

“如闻皆是江淮富家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宜并勒停。”—唐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
“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徵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人于私室。”—白居易《策林•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抢官盐：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七月，盐州送到先劫乌白池盐女子拓跋三娘并婢二人，召入内亲诘之，赦罪送本州。” —《册府元龟，帝王部，宽恕》（PS:这“亲诘之”，还“赦罪”，实在是令人想入非非啊）

到了大中朝，这些私盐贩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劫贩体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见到的：“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僖宗及其船队行驶在长江上，根据相关的记载，“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资治通鉴，建中元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淮浙一带生产的食盐在长江上最西可以贩运到夔州，可以借此推断，僖宗和他的船队，最迟最迟，在江陵一带就会碰上正在溯长江而上贩运私盐的盗贼，他们也许会避开僖宗的船队，也有可能想搏一把，把僖宗船队内的某一条船给劫了，总而言之，在抵达食盐产地扬州与苏州前，僖宗的船队极有可能会受到用船贩私盐的盗贼们的威胁。

接下来是茶法的问题，“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旧唐书，食货志》）到了文宗大和年间，李训、郑注用事，郑注向文宗献策榷茶：

“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 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旧唐书，郑注传》

于是乎以王涯为榷茶使，来到江淮一带，将私人茶园内的茶树强行移植到官场之中，引发了极大的混乱与不满

“文宗太和九年九月，盐铁转运使王涯奏：请变江淮、岭南茶法，并请加税，以赡邦计。十月，加宰臣王涯开府仪同三司兼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初，郑注自谓有经济之方，帝问以安人富国之术，无以对，因请榷茶。涯知不可，而不敢违。及诏下，商人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复以江淮间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其直，分命使者主之。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皆公言曰：果行是敕，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册府元龟，邦计部，重敛》

虽然江淮地区在文宗年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起义，但是可以想到，王涯的搞法势必会逼迫人们进入官府找不到或不愿意进入的危险的深山老林中开办私人茶园并且进行贩卖私盐的活动，本来长庆年间盐铁使王播上奏朝廷要求加茶税时，就已经引发人们不满，现在这么一搞，私茶贩卖量肯定急剧上升。

“长庆元年五月，盐铁使王播奏：应诸道榷茶，约旧额一百文，加税五十文，诏从之。拾遗李珏等上疏曰：伏以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虞，所宜蠲省。况税茶之事，尤出近代贞元中不得不尔，今四海镜静，八方砥平，厚敛於人，殊伤国体，其不可一也。而又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於田闾，嗜好尤切。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於人，先及贫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泽之饶，出无定数，量斤论税，所贵集多。若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未见阜财，徒闻敛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远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见陈之，伏惟陛下暂留聪明，稍垂念虑，特追成命，更赐商量。则嗷嗷万姓，皆荷福利。臣又窃见陛下爱人育物，动感神明，即位之初，已惩聚敛。外官抽贯，旋有诏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者榷茶加税，颇失人情，臣忝职谏司，岂敢缄默，尘黩旒扆，战越伏深。疏奏不报。”—《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虽然后面令狐楚停了榷茶法，但是既然贩卖茶叶的商人都敢“惟税卖茶商人，但於店铺交关自得，公私通济。”（《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茶园主们也可以“公私通济”，私茶也卖官茶也卖。

最迟到了武宗会昌年间，从杜牧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来看，私茶贩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贩劫体系：

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某到任才九月日，寻穷询访，实知端倪。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仗。凡是镇戍，例皆单弱，止可供亿浆茗，呼召指使而已。镇戍所由，皆云“赊死易，就死难”。纵贼不捉，事败抵法，谓之赊死；与贼相拒，立见杀害，谓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于私茶，故贼云︰“以茶压身，始能行得。”〈言随身有茶，即人不疑是贼。〉凡千万辈，尽贩私茶。
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西、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盖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乡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贼，十家九亲，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间。所能捉获，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负担之类，临时胁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啸之徒，尽不能获。为江湖之公害，作乡闾之大残，未有革釐，实可痛恨。

虽然武宗与李德裕设法整治，一方面加重对私茶贩卖刑罚：

武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四日即位，十月诏：…其园户私卖茶犯十斤至一百斤，征钱一百文决脊杖二十，至三百斤，决脊杖二十，钱亦如上。累犯累科，三犯已后，委本州上历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此则法不虚施，人安本业。既惧当辜之苦，自无犯法之心，条令既行，公私皆泰。若州县不加把捉，纵令私卖园茶，其有被人告论，则又砍园失业，当司察访，别具奏闻，请准放私盐例处分。—《册府元龟，邦计部，山泽》

还加派了水军去处理此事：

“拣前件人解弓弩又谙江路者，每一百人置游奕将一人，须清白强干稍有见会者充，如法造游奕船，船五十只，一百人分为两番，长须在江路来往。”—《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

但是到了大中年间，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 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

裴休虽然改变茶法，但是由于茶法改变后，茶税“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新唐书，食货志》），再加上后来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新唐书，食货志》），茶税的增加导致茶价上涨，一般平民买不起，但又有饮茶的需求，实际上私茶贬运应该并没有被朝廷打压下降，应当是填补了因为正规茶商因为茶价上涨而丧失的市场份额。私茶并没有消失意味着围绕着私茶而形成的贩劫体系没有消失，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长江上的巡船体系被破坏，这意味着长江上的水贼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规模袭击船只夺得财物，长江水路的危险系数直线上升，尤其是在防御力量薄弱的蕲黄一带，根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蕲黄一带的水贼以来自蔡州及周边地区的盗贼组成，这一带民风彪悍，百姓们好武倡乱，自吴少阳时期，蔡州人就有劫夺茶叶的记录

“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 内则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旧唐书，吴少阳传》

虽然在宪宗年间成功平定了淮西镇，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蔡州人好武倡乱的本性，晚唐时期的蔡州，有很多人家里藏着兵器，并且怀念过去割据自立的时光。

“转蔡州刺史，转龙陂监牧使。蔡地富而人强，有兵而无节。当吴少诚时，平不识天子之威，师不奉朝廷之制。少诚死，少阳绍其恶，少阳死，其子元济又袭之。元济死，始裂其地而破其号，故人心犹未知礼。军虽散而多藏刃于私家，农虽耕而少安业于垅亩。往往群聚望军门以嘘戱，叹旌旂之不见，窃语念乱，负气而骄。”—《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

除了自保与造反之外，蔡州人保有武器的原因就是出去劫掠，否则无法解释在“农虽耕而少安业于垅亩”的地方，能够“地富而人强”。在淮西割据时期，淮西军由于经常与四邻交战，导致淮西四邻的村镇也置备起了武器以对抗淮西军。

“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乞悉罢诸道军，募土人以代之。”—《资治通鉴，元和十年五月》

平定淮西之后，双方一时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可蔡州人与周边四邻持有武器的百姓都想发财过上好日子，于是乎应该就在蔡人的率领下他们结伙南下打劫。大和年间鄂岳观察使崔郾在面临江淮多盗的情况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乃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慓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资治通鉴，太和五年》
“凡二年，改岳、鄂、安、黄、蕲、申等州观察使，囊山带江，三十馀城，缭绕数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汉而会注焉。五十馀年，北有蔡盗，于是安锁三关，鄂练万卒，皆伧楚善战，寝有战风，称为难治，有自往矣。公始临之，简服伍旅，修理械用，亲之以文，齐之以武，大创厅事，以张威容。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武士用命，尽得群盗。公曰：“劫于水者，以尽杀为习，虽值童耇而无舍焉。比附他盗，刑不可等。”于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盗相诫曰：“公之未去，勿触其境。”—杜牧《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

一面增加水军，一面加强捕盗，内防外堵，总算是勉强防住了盗贼对长江及其沿岸的烧劫。但是到了黄巢之乱后，这套防御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了，使得由江淮本地人组成的盗贼团伙（“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上李太尉论江贼疏》）得以重新恢复实力并打通与北方盗贼的联系，而蔡州这些保有武器的乱民，估计都在僖宗鼓励村镇自备武器防御黄巢的诏令中将原来的盗贼团伙改变为合法的民兵组织，以上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使蔡州人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抢劫与贩私茶，这些蔡州人后来也都成为秦宗权与孙儒的扩张工具。所以在经过荆南节度使与原鄂岳观察使的管理区域时，僖宗的船队未必能够防住这些盗贼的突袭。而且如果盘据在蔡州的秦宗权得知了僖宗巡幸江淮一事，则很有可能会遣人伪装成盗贼，在僖宗船队经过蕲黄一带时把人绑到蔡州，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样危险的可能性在僖宗东出时是应该要提前考虑清楚如何应对的。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围绕着私盐的水贼的活动轨迹是从东边长江下游出发，溯江而上，来到夔州至江陵一带再返回。围绕着私茶的活动轨迹则是从北方南下先于江上或沿江地区抢劫，再入山博茶，将私茶贩运往北方，这种行为可以不用到或深入到长江以南，最南只需至长江江面上再到北岸的茶园即可。虽然这两种水贼不一定到江南，但是有些巨贼就有能力跨过长江来到长江南岸，唐末黄巢起义之后，有许多流民在王仙芝、黄巢的影响下，或去追随王仙芝、黄巢，或者是就地起义，吸引了一批官军来剿，王仙芝、黄巢败亡后，其劫后余生的残党们与盗贼和流民们合流，在江淮地区四处打劫。《新安文献志》卷96《程都使沄录》中就提到了当时江淮地区一些流寇：

“未几，草贼毕鹞、杨仙童、李重霸、孙端、查皋、陈儒、范珠，相继而来，众或一二千，多或四五万。”

在诸多流寇中，有能力跨江或者是行驶在长江上的巨贼有陈儒

“光启元年闰月三日，陈儒自黎阳引兵薄东密。（位于歙州境内）”—《程都使沄录》
“大顺元年四月，陈儒起会稽，从东屯寇当县。”—《唐司徒郑公传家传》
“后月馀，以澞知舒州事。群盗陈儒攻舒州，澞求救于庐州。杨行愍力不能救，谋于其将李神福，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赍旗帜，间道入舒州，顷之，引舒州兵建庐州旗帜而出，指画地形，若布大陈状；贼惧，宵遁。”—《资治通鉴，中和四年》

还有原为盗贼，后来受高骈招安，于中和二年从和州南下夺取宣歙的秦彦以及孙端

“镇海节度使周宝奏高骈承制以贼帅孙端为宣歙观察使。诏宝与宣歙观察使裴虔馀发兵拒之。 ”—《资治通鉴，中和二年》
“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潏而代之。 ”—《资治通鉴，中和二年》
“江南则朱直叛乱于唐山，孙端寇孽于安吉。”—《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

僖宗在沿江而下的过程中，如果正好撞上他们渡江而下，陈儒还好说，双方就是敌对状态，碰上了只能与之作战，难的是陈儒手上可有上万人，这可不好对付，江淮沿岸的各州刺史不一定愿意为了皇上的安危而联手对付陈儒，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搞不好就有可能被陈儒击败，导致僖宗落入陈儒的手中，到时候僖宗的生死可就难以预料了。

至于孙端与秦彦，孙端是接受高骈的指令南下夺取宣歙镇，而阻挠高骈的则是浙西节度使周宝，双方均对这片地方虎视耽耽，这也是两家不和的原因之一。而处于双方争夺焦点的宣歙镇，在晚唐时期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地方，拥有周宝与高骈都欲得到的重要资源—银。据《新唐书，食货志》载：

“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 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铜山四。”

另外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宣州宁国县、歙州绩溪县、池州秋浦县、青阳县皆产银，这说明宣歙镇辖下三州均可以产银，这些资源如果可以善加利用的话，势必能够带来丰厚的收益，贞观年间就有人向唐太宗建议开发宣州的银矿：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贞观政要，贪鄙》

除了带来丰厚的收益外，对于银矿的掌控还可以获得其他好处。德宗自奉天之难后，面对财政困窘的情况，开始大肆聚敛财富，德宗手底下的官员也投其所好，向皇帝大量进奉财宝，史载：

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绔，帝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 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新唐书，食货志》
兴元初，克复京师后，府藏空虚，诸道之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赋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

大和年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向唐文宗进奉了上千件银器

“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 枚、绫绢二十万匹。六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旧唐书，王播传》

这些节度使们大量的进奉，以及皇帝向下宣索金银器，使得金银器作坊在江淮各大城市开业。而为了收集原料来满足需求，非产金/银地州县的官员们可谓是费尽心思，李德裕在润州当浙西节度使时就曾向皇帝上书，告知收集原料的困难。

昭愍皇帝童年缵历，颇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进内。德裕奏曰：….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 易于方圆。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今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则负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诛求，又累陛下慈俭之德。伏乞陛下览前件榷酤及诸州羡余之目，则知臣军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见臣奏论，必赐详悉，知臣竭爱君守事之节，尽纳忠罄直 之心。伏乞圣慈，宣令宰臣商议，何以遣臣上不违宣索，下不阙军储，不困疲人， 不敛物怨，前后诏敕，并可遵承。辄冒宸严，不胜战汗之至。
　　时准赦不许进献。逾月之后，征贡之使，道路相继。故德裕因诉而讽之。事奏， 不报。—《旧唐书，李德裕传》

在非产金/地的州县，想要继续贡金银，是要想尽办法去外地筹措的，但是拥有金/银矿的州县藩镇就比较轻松。到了唐末，节度使除了要将上供给皇帝的部分进行满足，还要用这些金银器去赏赐属下以及赠送给其他藩镇的节度使，还要用这些金银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高骈就曾向幽州李可举赠送过如下金银器：

“碾玉排方腰带壹条并金鱼袋壹枚、金花银合盛重一百六十两。”
“银结条灯笼一枚（承灯盏白盛荷叶一，漆木匣盛，金铜锁鍮并全）。”
　　“金花平脱银装砚台一具（垂钠香囊五枚，漆木匣盛，金铜锁鍮全具）。”
　　“金花平脱银装砚匣并砚几一具（银砚水瓶等四事，砚几在第二匣内）。”
“金花陷银拓裹合大小共三具。”
　　“银接头红牙匙箸一十对。”
　　“犀杔子四只，已上大合内盛。银装茶碗四只（在中合内盛）。”
　　“犀碟子二十片，在小合内，盛金花银脚螺杯一只。”
“青毡帐一口、金铜装铰具。”—《桂苑笔耕集》

除了向李可举赠送物品外，根据《桂苑笔耕集》记载，高骈还向田令孜、赫连铎、时溥赠送过东西，这些还只是《桂苑笔耕集》上的记录，只有一部分，完整的送礼清单与人物名单可能更多，除了要给籓镇与高官送礼来拉拢关系外，作为臣子，高骈还要承担起上供皇帝金银器的职能，《桂苑笔耕集》就有记载：

“金器、银器 右臣伏以烟尘向息，道路犹虞，每惭仗钺之荣，多旷献琛之礼。得申远贡，唯有轻赉。前件金器、银器等，质变披沙，形分铸砾，虽愧易盈之用，且资虚受之功。固敢竭航波梯巘之心，助麟趾马蹄之瑞。贡金三品，空陈任土之宜；望阙九重，未遂朝天之愿。感恩何极，恋圣徒勤。今差押衙王虔随状奉进。谨进。”—《进金银器物状》

上世纪90年代在山西繁畤曾出土过一批金银器，其中便有高骈进奉的金银器。

这件摩羯纹团花银碗，碗身化为四曲莲瓣，碗底有摩羯纹一对，碗上花纹涂金。碗外底錾刻“大彭”二字，碗外上沿錾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高骈进”。“大彭”二字可能表示这个碗来自徐州。高骈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时间，参考《资治通鉴》：

“乾符五年春正月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中和二年五月，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

大致是在乾符五年至中和二年，在这一期间高骈可以调动江淮地区大量的物资，所以高骈积累了大量金银器

“骈先为盐铁使，积年不贡奉，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骈作郊天、御楼六军立仗仪服，及大殿元会、内署行幸供张器用，皆刻镂金玉、蟠龙蹙凤数十万事，悉为乱兵所掠，归于闾阎，张陈寝处其中。 ”—《资治通鉴》

但是随着与时溥、周宝等人的关系恶化，两个人堵住了淮河以北、长江以南的物资向淮南调集的路线，再加上中和二年丢失诸道盐铁转运使一职，高骈很快就要消耗自己的库存，但是在面临外交、上供，还有赏赐下属、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库存迟早会被耗光，或者花大价钱去金银产地购买原料来补充库存，这样会消耗大量资源去购买金银，得不偿失。在这样的情形下，选择将产银地宣歙镇纳入控制中以减少采购原料的成本就成了一个十分拥有诱惑力的选项。而且宣歙镇毗邻产黄金的饶州，占领了宣歙镇就等于打通了通往产金地饶州，乃至于打通了统一江淮地区的道路。故而在中和二年五月，高骈被解除诸道盐铁转运使后，七月份就派遣孙端进攻宣歙镇。

至于秦彦，从结果上来看，秦彦在占据宣歙后自立，而从当时不了解内情的人来看，秦彦是高骈的部将，其行为应当有高骈的授意，但是根据《桂苑笔耕集》的记载：

“访知近日浙西周相公，频差上元镇使马暨，专赍书曲，兼将金银，送到和州，说诱秦彦，令归浙岸，许授霅川。信使继来，事情甚细，则未知秦彦终欲如何。”—《滁州许勍》

秦彦与周宝一向有所往来，而且周宝一直在唆使秦彦投靠至周宝麾下，我们不知道秦彦在面对周宝的拉拢时“终欲如何”，但在高骈看来此人已经不可靠，高骈应是不会支持秦彦南下夺取宣歙的。有些人可能会说秦彦在南下宣歙后并没有明确记载与高骈有敌对行为，所以双方并非决裂。我这里有另外一份证据可以从侧面证明秦彦与高骈双方已然决裂，据《淳熙新安志》载：

“唐大中九年修子城，中和三年又修罗城，至五年，增广城之南北，总之为九里七步。”
“于涛者，宰相琮之侄，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杨行密为副使。”

于涛在《桂苑笔耕集》中出现过：

“况属彭门叛乱，仍当汴路艰难，独守危城，终摧敌垒，果成茂绩，实验全才。”
“蠢彼徐戎，聚兹余烬，敢侵贵境，再逞奸谋，只应来就诛夷，固可立期扑灭。”
“昨者窃聆有拔城之议，遂申忠告，冀保远图。伏奉回缄，得窥深旨。且徐戎肆虐，固非楚子之能；泗俗怀忠，不比萧人之怯。欲谋自溃，何谓克终。”—《泗州于涛尚书》

在武宁与淮南争夺泗州时期，于涛与高骈结盟对抗时溥，至于于涛何时离任泗州，陈志坚在《唐末中和年间徐扬兵争始末》中认为是中和二年末至三年初，那么他上任歙州应该也是这一时期。中和三年歙州开始修筑城防，这很明显是防备中和二年十二月刚刚到宣州的秦彦，此时的歙州刺史并主持修筑城防的应该是于涛，于涛与高骈关系良好，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骈与秦彦关系不佳，最多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和睦。僖宗在东出江淮时，一旦遇上秦彦渡江，首先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秦彦究竟是归属高骈，归属周宝，还是自立状态，弄清楚了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不至于惹怒高骈、周宝、秦彦，引起更多的动乱。其次就是要防备秦彦觊觎东下的船队，选择劫掠或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先写这么多，剩下还有洪州钟传、宣歙裴虔馀/窦潏/秦彦/赵锽、浙西周宝、淮南高骈及其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