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萧衍作为萧齐宗室，篡权之后，要以“梁”代“齐”？ 第1页

这个问题非常好。萧梁代齐其实是中国古代史上很罕见的统胤转移的案例。

萧衍起兵，虽曰废昏立明，但也还有另一层解释。《梁书》卷35《萧子恪传》：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
“我欲与卿兄弟有言。……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杀；若其无期运，何忽行此，政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佗，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

这段话很有意思。从萧衍的表述来看，他援引“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的方式，将梁的统胤追到了萧道成那里，而认定自己取代的“齐”乃“明帝家天下”，是齐明帝萧鸾及其子东昏侯萧宝卷的统胤。这一以来，他起兵反萧宝卷，不仅是废昏立明，更是一种“铲除萧鸾、恢复高帝国祚”之类的体现。

萧衍起兵成功后，所诛夷者如庐陵王萧宝源、邵陵王萧宝攸等几乎都是萧鸾之子。湘东王萧宝晊虽然是萧鸾之侄，并非其子，故而虽然“颇好文学”，一度“望物情归己”，却也难逃一死。这更突出了萧衍只针对萧鸾族人下手的特点。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称：“（萧衍）所诛夷者齐明帝之后，高帝之后固无恙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45，4520页）

正是因为有此历史背景，所以萧衍改齐为梁，因为齐已经被萧鸾篡夺，变成“明帝家天下”了。

故而当他面对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恪时，得说一句场面话：“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当然这肯定是漂亮话，萧衍肯定不单只是为了给高武子孙报仇才起兵的，但从统胤上讲，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转移。

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试图把萧衍推举的萧宝融和之前崔慧景推举的萧宝玄相比拟的政治话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这大约就是崔慧景之子崔偃得罪的内幕。因为萧衍可以为萧道成子孙报仇，但崔慧景没有这个名分。

PS，这件事反映出一件史书没明说的事实：萧鸾虽然谦俭慎密，但其人篡夺皇位之事肯定在时人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虽然萧鸾大杀高武子孙，但仍然没能消除自己篡位者的形象，以至于有人能通过反萧鸾来构建新国家。这位爷得多不招人待见……

最近相似问题又被知乎顶了上来。我从两个角度说一下吧。史官不可能知道萧衍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齐王朝”对于萧衍来说，绝对是实实在在的负资产。这负资产大概分两方面。一，萧齐一朝在治国方面缺乏建树，南朝在财政、民生和军事上继续为“元嘉草草”以来的困局所折磨。众多史料系统性揭示了高帝、武帝时期南齐治理的不堪之状。 而在经历外战外行的萧鸾和民心、官心皆失的萧宝卷后，齐朝合法性荡然无存。齐和帝禅位的那句“齐德沦微，危亡荐袭” （《梁书》）真不是说着玩的。二，齐明帝萧鸾的支庶入篡严重影响了皇帝权力继承和皇族内部的和谐，此时萧衍一个出五服的偏支若再次入篡，那么未来萧氏内部的政治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齐王朝在财政、民生、军事上十分不堪

首先，南齐高、武、明三代领导人虽然节俭、努力，但始终未能摆脱“宋政之弊”。刘宋文帝举全国之力北伐，耗空国库，甚至又借款于富庶之族，然六军皆败，“赢得仓皇北顾”，南朝财政一夜回到解放前。

有司又奏军用不充， 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 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宋书》

宋孝武帝虽然创建台使编制下基层搜刮百姓民脂民膏以充财政，但晚年生活极其奢侈、大兴土木，再次恶化财政。至“义嘉之乱”时，国库无力为军队筹钱，宋明帝只能买官卖官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钱谷者，赐荒县、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资治通鉴》

难怪宋后废帝时期朝堂讨论，会有“天府虚散，垂三十年”（《宋书》）之语。

与此同时，根据权家玉老师在《王权与财政: 东晋南朝时期 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一文，东晋南朝受累于畸形财政体系，因常年备战，边镇各州的税负基本不上交中央，而扬州吴会地区之税负，却不仅被用来支撑国都建康的庞大开支，还要救助豫州、南兖州等因战事而经济萎靡的军镇。

而南齐一朝，则继承且延续了东晋以来的边镇财政自主、建康反哺地方的畸形财政体系以及与之带来的中央财政重负。

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 --《南齐书》（此史料引自权家玉的文章）
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 --《南齐书》

齐高帝、武帝虽因节俭治国短期内改善财政，但到了明帝因与北魏大战，财政马上回到解放前，说明《南齐书.武帝本纪》里的“府藏内充”四字多为夸张。明帝末期，徐孝嗣建议屯田的上书便开门见山指出了财政的困顿：

是时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南齐书》

同时，高武时代的财政些许改善，极有可能与过度增加吴会地区财政负担，过度役使民力有关。我们可以看看竟陵王萧子良于永明三年的上书，此时南齐建国至少有六年之久：

守宰相继，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东郡使民，年无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南齐书》

重负于百姓，导致南朝核心地区水深火热，为躲避徭役，庶民不惜自断手足。

财政疲软+征收财政的手段粗放暴虐，其结果便是国家行政能力低下，且庶民生活困苦。《南齐书》高、武、明三帝年间，经常出现大臣们在上书建议国策时详细描述国家治理的严峻挑战的情况，但他们的建议要么没有被采纳，要么执行不下去。《南齐书.萧子良传》里对高武时代民生问题之严峻多有提及（上文的一些史料也来源于此），但却罕见高帝、武帝采纳。如果我们非要认为“不采纳”也许只是其政策建议的“内容不佳”，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两则史料，它们的共同点是说明了政策被采纳，却无法推行。或许有些史料只能说明南齐一朝问题严重，却无法说明高、武两帝昏庸，那么下面的史料则撇开“皇帝本人是否昏庸”这种问题，直接体现了国家行政能力的不堪。

例如，萧子良还曾在建元三年（齐高帝执政第三年）建议在丹阳开垦荒田，但却因离职而人走茶凉

上表曰："京尹虽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广袤周轮，几将千里。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沵、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纳之。会迁官，事寝。--《南齐书》

再例如，孔稚珪在齐武帝永明九年（齐武帝一共执政十一年，此时是南齐开国的第十三个年头）上书，说明南齐一朝法制不章、冤狱甚多，并建议王朝改革选拔法律人才的制度。而这个政策显然为齐武帝采纳，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推行下去：

今府州郡县千有余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余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乱其经。或以军勋余力，或以劳吏暮齿，犷情浊气，忍并生灵，昏心狠态，吞剥氓物，虐理残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积之兴，复缘斯发。狱吏虽良，不能为用。使于公哭于边城，孝妇冤于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九泉矣。
　　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良由空勤永岁，不逢一朝之赏，积学当年，终为闾伍所蚩。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慕，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则皋繇之谟，指掌可致；杜郑之业，郁焉何远！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如身手之相驱，若弦栝之相接矣。
　　臣以疏短，谬司大理。陛下发自圣衷，忧矜刑网，御廷奉训，远照民瘼。臣谨仰述天官，伏奏云陛。所奏缪允者，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
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南齐书》

行政能力疲软的一大负效应就是对核心地区之外的州郡控制力低下。例如，交州、广州和湘州，为南齐贡献了极大的领土面积，但朝廷基本无力管辖，任由蛮人作乱、百姓涂炭。

湘区奥密，蛮寇炽强，如闻南师未能挫戮。百姓齐民，积年涂炭，疽食侵淫，边虞方重。交州敻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自青德启运，款关受职，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广州积岁无年，越州兵粮素乏，加以发借，必致恇扰。愚谓叔献所请，不宜听从；取乱侮亡，更俟后会。虽缓岁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发动费役之劳。刘楷见甲以助湘中，威力既举，蚁寇自服。--《南齐书》

而豫州、兖州这种与北魏交兵的重灾区，更是处于长期贫困状态：

兖豫二藩，虽曰旧镇，往属兵虞，累弃乡土。密迩寇庭，下无安志。编草结庵，不违凉暑。扶准聚洛，靡有生向。俱禀人灵，独绝温饱 --《南齐书》

边镇要地贫困、基层冤狱连连、核心地区民不聊生、中部南部大面积疆域控制力低下，是南齐萧道成、萧赜、萧鸾三代史相贤明之领导人执政时期的主旋律。那么萧昭业、萧宝卷昏君、暴君治下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在直接评价高帝、武帝时言语多美赞，但他同时也收录了很多类似上文所引用的朝臣书表，这些书表是不会撒谎的。 《南齐书》可以说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展现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南齐弊政之极，也见于《南齐书.良吏传》的那句“齐世善政著名表绩无几焉”

我个人认为，南齐一朝的治理状况虽然整体不佳，但如果真的要找出一个没那么烂的时代，也许就是齐明帝萧鸾统治时期，毕竟《南齐书》屡次强调萧鸾整顿吏治，对文化士族经常忽略的“吏事”颇有关照。然而，对外作战在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性不亚于民生治理，而萧鸾恰恰在战事上惨败于北魏，丧失沔水一代大片战略要地。萧子显在齐明帝本纪的“赞曰”中对于支庶篡位没有多加批评，甚至认为是“宗国之幸”，但最后却留下“沔阳失土，南风不竞”的字样。《南齐书.魏虏传》最后的八个字则是“齐民急病，并邑焚刳”。而因为对外战事的失败和耗资巨大，萧鸾在肃清官吏上的种种努力，最终也没能达到改善财政和民生的效果：

征赋内尽，民命外殚，比屋骚然，不聊生矣。--《南齐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南朝文化士族不精武事，但有识之士们还是很看重王朝对外作战之表现的。沈约、萧子显这两个当事人在做《宋书》和《南齐书》时都附上《索虏》、《魏虏》传，详细记述南北对峙的战事情况。而《南齐书.徐孝嗣传》最后的评价里，作者萧子显闭口不谈这位政治生涯颇具戏剧性的宰相的其它方面，却单独强调最后未能实施的屯田之策，其对战事的重视也许能反映很多士大夫的共同看法。萧鸾死后，元从裴叔业因惧怕新皇萧宝卷猜忌而以寿春降魏，孝文帝喜纳之。短暂的南齐一朝在最后几年连失沔北、淮南，弱势明显。

综上所述，一个内政不堪、外战不利的南齐王朝，对于萧衍来说绝对是负资产。

明帝萧鸾支庶篡历，严重影响了齐皇室整体的合法性

正如 @无端人口司马亮 所言，从《梁书》的一些后事记载来看，萧鸾旁支入篡，并大杀高、武子孙之事，并不得人心。而这里我想谈谈对于齐王朝整体合法性的影响，以及潜在的对萧衍的影响。“支庶篡历”打击王朝合法性，并成为同姓篡位者的包袱的最直接证据来自《南齐书.宗室传》：

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南齐书》

东昏侯时代，辅政大臣江氏兄弟曾预谋扶持萧鸾侄子萧遥光篡位，但同为宗室的萧坦之已经深感不安，认为萧鸾作为非正统接班人取天下已经另“天下人不服”，如果再有宗室支庶篡位，恐怕整个王朝都会走向崩溃（“四海瓦解”）。而萧齐的前一个南朝，刘宋，也出现了”义嘉之乱，普天同逆“的惨状。要知道，宋明帝刘彧虽然和萧鸾比同非”次第“，但人家至少爸爸是皇帝啊。当然，萧衍已经武力开国，无论如何篡位，肯定也不会立刻”四海瓦解“，但这种精英内部对合法性的理解不容忽视，萧衍应该不想成为下一个得国不正的萧鸾。

窃以为，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也许来自萧衍对于宗王权力结构的改革。宋孝武帝用以限制出镇宗王权力的典签制度被后世的宋、齐两朝天子屡试不爽。而这项制度的恶果便是矫枉过正，使掌握中央权柄的谋反之臣能够迅速通过典签诛杀外藩宗王，减少篡位阻力。而齐明帝萧鸾的篡位可以说是这项制度的直接恶果。萧子显对于南齐一朝宗王权力受限有着很深刻的批判：

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南齐书》

此类当事人的想法，萧衍不可能不知道，而终梁一朝宗室权力相比宋、齐也确实大增，甚至到侯景之乱前夜再现矫枉过正之实。如果萧衍以齐王朝下一个皇帝的身份篡位，那么新政的一大问题就是宗王过多。作为齐王朝的下一个皇帝，萧衍总不能把萧道成的后代都降爵为侯吧？更何况，面对支庶篡位合法性的缺失，萧衍估计又要像萧鸾那样杯水车薪般入为萧道成的儿子吧？那这样一来，把侄子侄孙们降爵为侯恐怕需要非常繁琐的礼法改革，萧衍没必要在这方面又要破费一些政治资本。不降爵为侯，恐怕就又要像萧鸾那样大开杀戒，而这种做法如 @无端人口司马亮 所言，显然是失人心的。

综上所述，甩下前朝的包袱，另立新篇，是非常符合萧衍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