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满语水平逐渐下降，大部分底层八旗子弟放弃学习满语，改用汉语汉字？ 第1页

谢邀。

满语在清代的衰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入关之后语言环境破坏了

语言环境没破坏的情况，可以参考察布查尔锡伯人的语言使用状况。察县直到最近半个世纪，语言才逐渐衰落（但是绝大多数察县锡伯人还是在说锡伯语的），而且也是因为现代教育和环境的因素。

而且清代毕竟还是要科举的，教育系统还是四书五经的，考试语言主要还是汉语的（除了考翻译）……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和公共教育，其实满语的存活环境都比较弱。毕竟不是所有旗人都要考封、考笔帖式、走上仕途的道路……京旗的情况可能还好一点，地方驻防或许更糟糕。

八旗中的满人大众，大范围使用满语能维持到康雍乾，客观的说已经挺不容易了。没有语言环境的前提下，语言能不能维持三代都很成问题……更勿论其实满语在清末还是有很多人会读写会说的。

而最终完全放弃满语满文，还是政治的因素居多

民国时期很多还会讲满语的家庭，完全不教小孩说满语——明面上说，是因为满语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用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希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语言文化习俗方面的不同，再遭受波及。当时的这种做法造成了满语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直接、彻底的断代——跟今日很多地区汉语方言的消亡有些类似，区别是死的更彻底一点……

至于满文有没有表达不准确？我并不赞同 @薄荷清凉我的心 的观点。满语中的歧义，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因为语法句法比起汉语来还是很啰嗦的）。字母体系是否来源于外族，其实并不太重要。从皇太极时期到康雍乾，文字系统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的。字母本身带来的歧义，在当时社会的语言环境下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甚至连阿礼噶礼满文这种拼写藏语的专用字母体系都另造了一套），至于拼写英文还不太准确——那毕竟是我们现代人搞出来的行为艺术（噢不对，溥仪也这样干过）……

说到新词，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不断地增加新词的，这也包括汉语。语言随着时代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迅速。新词在当时也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满语毕竟是国语，需要新词直接更新字典就好了。在当代社会，满文新词才真的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问题了。

再说到严谨性——满文是比较适合用来记录和叙述内容严谨的文本，而它不擅长的，其实恰恰是文学性、艺术性的方面

——这个也没办法，毕竟之前都在吃土，稳定了没多久就入关了，没来得及发展满语的文学，随后就被汉族瑰丽的文学冲击了。所以说这并不是语言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使用语言的社会群体造成的。

巴多明传教士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在他给法兰西科学院的信件中，他描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康熙大皇子觉得欧洲的语言不够准确——「他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由于不懂我们欧洲语言，他就称其为蛮语)」——因此，有一天，他把没有一丝丝防备的巴多明叫到帐篷里来，然后用满语口述了一段话，让巴多明把这段话以拉丁文写给苏霖神父（并且为了确认巴多明翻译的正确，又让巴多明用汉语把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且要求苏霖神父用汉语来回信（以此确认欧洲人以及他们的语言可以精确的理解和翻译满语，也真是够龟毛的）。。。

巴多明神父在完成了大皇子这种无聊的要求之后，又与大皇子展开了一番争论，向大皇子传授了一些人生的经验——

他说到：

我向皇子承认鞑靼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

我说它不宜于简洁明快的文笔，许多词过于冗长，还认为这是这种语言难以写出诗歌的原因之一。我还说我没见过(用鞑靼语)写诗的学者，甚至没见过翻译汉语的诗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译成散文。我接着道：“这无疑是因为在汉语中如此容易的押韵和顿挫在你们语言中无法实现。您常以汉语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您把它们写在扇面上或用以赠友；但我斗胆问一句，您用鞑靼文写过诗吗?”……

先生们，我不想继续叙述这次交谈，以免你们厌烦……我只需告诉你们，我与他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他收到苏霖神父的复信；他对复信颇为满意，因此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作为满汉语都很熟练的清初传教士，巴多明还顺便踩了汉语一脚……为了捍卫欧洲的语言，巴多明也是拼了。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满语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大家所理解的那种）不好用。主要还是语言环境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