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蒙古族怎么看外蒙古人？ 第1页

云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沙俄策动下的外蒙古 “ 独立 ”

正值中国辛亥革命发生之时。攫取革命果实的北洋政府在国内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声浪的压力下，与沙俄进行了艰难的外交交涉，于1913年11月5日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声明五条和附件四条，于1915年6月7日与俄、蒙达成了《中俄蒙协约》。根据这些协议，沙俄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具有 “ 宗主权”、领土所有权和派驻大员的权力，使外蒙古取消 “ 独立”，但却承认了外蒙古的 “ 自治权 ” 和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权利，不许中国派驻军队。以此，外蒙古的独立以 “ 自治 ” 的名义合法化，俄国加深了对外蒙古的控制。

外蒙古在 “ 独立 ” 过程中，不断发布《檄文》、《告示》，号召蒙古各盟旗起事归附，俄国还向扎赉特、杜尔伯特等旗提供了用于叛乱的武器。这些行为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内蒙古6盟49旗中，相继有35旗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的 “ 独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盟旗不赞成独立。史载：“自外蒙库伦反抗共和、宣布独立，内蒙各旗受其影响，颇怀疑虑。东蒙哲里木盟盟长齐王，于共和政体极意赞同，特（于1912年9月下旬）发起蒙旗会议，约会该盟十旗王公集会于长春，解释共和真理，藉泯嫌猜”，并先期通告了政府。北洋政府派员参加了会议。到会者共40人，其中包括各旗王公及其代表15人。北洋政府代表提出了 “ 请各王公赴各本旗劝慰，力陈五族共和之利益，请内外蒙古务于年内取消独立 ” 的意见及奖励政策，得到了与会王公的赞同。

外蒙古并未因为 “ 独立 ” 而走上富强，社会经济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未能发生改变，“旗札萨克从自己的牧奴阿拉特那里榨取了他认为必需的资财，他把不需向任何人报账的各种捐税加在阿拉特的头上。由于无人限制和监督，他们把搜括来的资财挥霍在与文化和进步均无关系的事上…… 1912 — 1915年俄国运来的商品没有超过市场需要的30％到35％ ，而在没有中国商品输入的情况下，市场上很快引起了尖锐的商品荒 ”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外蒙古统治集团一筹莫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借机向原沙俄在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扩张。 1918年夏，日本军队支持原沙俄哥萨克军官谢米诺夫，控制了整个外贝加尔地区。同年11月，在谢米诺夫支持下，布里雅特蒙古自治运动组织在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召开大会，提出要联合所有蒙古人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1919年2月，被称为 “ 泛蒙古独立 ” 的会议在赤塔召开。会议决定内、外蒙古、布里雅特、呼伦贝尔、西蒙古等全蒙古地区共同建设独立国家，因而成立了 “ 蒙古国临时政府”，选出了 “ 政府首脑”，并以满洲里以西俄境达乌里为临时 “ 首都”。 1919年夏，临时政府发生武装内江。 1920年初，临时政府残部向驻恰克图中国政府军投诚，所谓的 “ 泛蒙古独立 ” 运动土崩瓦解。

1920年10月，被苏俄红军赶出国土的白俄军队800余人在温甘伦男爵带领下溃逃至外蒙古。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温甘伦军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的支持，于1921年2月3日打败了北洋政府守军，占领库伦，随后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 “ 蒙古皇帝 ” 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 “ 自治政府”。

苏维埃革命与外蒙古独立

俄国苏维埃革命对外蒙古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17年，唐努—图瓦就出现了反对封建主的斗争， 1918年1月至2月，外贝加尔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19年，俄国革命者在库伦建立了秘密组织，他们收买武器弹药，并运送给在俄蒙边境作战的游击队。 1920年3月1日，在苏俄帮助下，蒙古革命者在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上成立了 “ 蒙古人民革命党”，讨论通过了 “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 ” 的第一个革命纲领。波多、沙格杜尔扎布、丹增、苏赫巴托、乔巴山和额尔别克道尔基·仁钦诺等为蒙古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1921年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旗劳动人民代表和党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在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下，苏俄军队于6月28日进驻蒙古， 7月6日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消灭了占领库伦的温甘伦军队。 7月10日，宣布独立，继续推举哲布尊丹巴为帝，在库伦成立了蒙古君主立宪政府，蒙古人民革命胜利。

1921年10月底，蒙古和苏俄签订了友好协定。苏联红军彻底歼灭了蒙古境内的 “ 白俄 ” 军队，并长期驻扎在蒙古境内。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外蒙古的 “ 独立 ” 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革命胜利后的蒙古，于1921年至1922年间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券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废除了旧的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也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和农牧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过程经历了尖锐的斗争，发生了诸如1921年12月高利贷商人沙其喇嘛发动的反革命叛乱， 1922年君主立宪政府总理鲍道发动的回归未遂政变，以及1923年2月22日人民政权创始人苏赫巴特尔被毒死的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是蒙古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必然反映。

1923年冬到1924年，在外蒙古全境开展了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担任政府公职的王公贵族90％被取代。同时，以省制取代了原来的四部：土谢图汗部改为博克多罕乌拉省，车臣汗部改为杭肯特乌拉省，赛音诺颜汗部改为齐齐尔里克曼达尔省，札萨克图汗部改为杭特希尔乌拉省， 此后，外蒙古行政区又先后划出18省。 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病死， 11月外蒙古召开第一次国家大呼拉尔会议，废除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至1928年，蒙古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政策：没收封建主财产分给牧民和中下级喇嘛；强迫喇嘛还俗、改造，消除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推进牧业集体化，实行累进税制等。这些措施引发了社会动荡，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进行镇压。 1933年以后，执政党改变了激进的政策，致使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939年，封建阶级及其经济基础被彻底废除，大批喇嘛参加社会劳动，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得到建立，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蒙古社会走上了苏式发展道路。

北洋政府和其后的国民政府对外蒙古独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长期未予承认。 1924年中苏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中国拥有对于外蒙古的 “ 宗主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政府被迫改变了做法。

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为战胜德、日法西斯在雅尔塔密会，并于11日达成了《雅尔塔协定》，其中关于共同对日作战，协定提出： 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 （ 蒙古人民共和国 ） 的现状须予维持 ；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 。 其中包括中国大连港须国际化，保证苏联在大连港的 “ 优越权益”；恢复苏联对旅顺军用港的租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苏中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在此方面的 “ 优越权益 ” 等。 协定同时也提出：“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雅尔塔协定是2月11日秘密签订的，但直到3月蒋介石才通过他的驻华盛顿大使得知这一情况。当时他几乎难以相信这是事实，并自问：“中国真的在雅尔塔被出卖了？” 5月15日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正式作了通报。 1946年2月11日，也即协定签订一周年之际，三个签字国政府才公布了该协定。协定内容的公布，特别是关于苏联插手外蒙古，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愤怒。

《雅尔塔协定》是三个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政治交易，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无能为力。根据协定安排，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代表和苏联代表在莫斯科就两国 “ 友好同盟条约 ” 举行会谈。谈判中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经过三周的谈判，迫于巨大压力中方最终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 “ 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西北的内部事务；不援助赤党 ” 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 “ 独立”。参与这次谈判的蒋经国后来回忆说：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即斯大林，下同———引者）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史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史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 “ 租借 ” 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 “ 租借 ” 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见史大林，史大林问我：“ 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史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蒋经国的这段讲述，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昭然若揭。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代表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上签字。这是一个有效期为30年的条约。依此，双方承担义务，在对日作战中相互提供援助，不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不与日本签订停战或和平条约等。而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则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1945年10月20日，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人前往 “ 观察”。全蒙古应有494960人参加投票，实际参与投票者487409人，参与投票者占应投票人的98.4％ ，而参加投票者100％拥护蒙古独立。 前往 “ 观察 ” 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后来讲到这次投票时说：“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 。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蒙古就此完全脱离中国。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在阻止外蒙古独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其立场却处在游移之中。 1945年8月25日，也即抗日战争结束，宋子文、王世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包括允许外蒙古独立在内的友好条约之后第9天，外蒙古举行全民投票前一个多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的讲话，其中有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大段说明。他说：外蒙古本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与其他杂居已设省的 “ 宗族 ” 迥然不同。“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当时我们国父已视为兄弟之邦，视之为上宾……我们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决不像北洋政府时代加以压制……外蒙自北洋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如和（原文如此———引者注）本党一贯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合法的程序，承认外蒙古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完满的解决。” 对照先前国民党多次申明：蒙古、西藏和新疆 “ 虽此数地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在国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然在历史上地理上及国民经济上则固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 ” 的主张， 蒋介石这个讲话完全改变了立场。这或可理解为是蒋介石为正在失去外蒙古找的 “ 台阶”。 1949年后，蒋介石向联合国控告，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效，不承认蒙古独立，得到联合国承认，并利用其常任理事国权利，多次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

日本投降后，内蒙古重燃蒙古民族主义之火，一些人主张 “ 走外蒙道路，内蒙要同外蒙合并成为一个人民共和国 ” ，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发动的内外蒙古合并和内蒙古 “ 独立 ” 的风潮十分强劲，形成了苏尼特旗、王爷庙和呼伦贝尔三个不同的民族运动中心。

1945年8月10日，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陶克陶庙躲避战火的部分伪蒙疆政权的官员、蒙旗札萨克和蒙古青年革命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征得苏蒙驻军的允许后，成立了由吉尔嘎朗（德古来）、穆克登宝、补英达赖、都古尔苏荣等13人为核心的 “ 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并设立参议府、参军府及若干分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关，与各盟旗进行联络。与此同时，向苏蒙驻军指挥官罗布桑、伊万诺夫提出 “ 内外蒙古合并 ” 的请求。罗布桑等建议其组成代表团赴乌兰巴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高层领导人直接洽谈。限于《雅尔塔协定》的制约，外蒙古拒绝了他们的主张，于是他们便转而谋求独立，决定建立 “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9月9日在苏尼特右旗召开了 “ 内蒙古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锡盟各旗、察哈尔7旗和乌兰察布四子王旗的 “ 代表 ” 等80余人参加了大会。他们选出了相关机构，通过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会议一结束，他们便再次派代表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寻求支持和承认，期待军事和经济援助，但依然未果。

苏、蒙对日宣战后，博彦满都、哈丰阿、阿思根等部分伪兴安总省军政官员摆脱了控制，于8月14日在扎赉特旗组成了 “ 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并与进驻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的苏联军队取得了联系。 4天后，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提出内蒙古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指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从9月下旬开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陆续派人分赴内蒙古东部各盟旗，宣传《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组织以 “ 内外蒙合并 ” 为名义的签名活动。 10月20日，又派出一个十余人组成的 “ 东蒙古人民代表团 ” 前往乌兰巴托，向外蒙古领导人递交请愿书，要求实现内外蒙古的 “ 合并”，但被对方所拒绝。从乌兰巴托返回后，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不再宣传内蒙古 “ 独立”，而改为主张 “ 自治”，并于1946年1月19日正式成立 “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以 “ 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呼伦贝尔、布特哈二部及伊克明安、齐齐哈尔、苏鲁克三旗为自治区域”，主张 “ 实行高度民族自治”，“建设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

1945年8月20日前后，呼伦贝尔也有人提出 “ 内外蒙古合并 ” 的口号，发动了群众签名活动，并组成7人代表团到乌兰巴托请求 “ 合并”。乌兰巴托同样拒绝了这样的请求，由此他们也转而主张 “ 民族自治”。 10月1日在海拉尔的部分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人士召开会议，宣布成立 “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宣布以呼伦贝尔为中心实行 “ 高度的民族自治”。“自治省 ” 辖新巴尔虎左右两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左右两旗、海拉尔市和满洲里市。“自治省政府 ” 建立后曾与中国党方面接洽， 1946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 批准呼伦贝尔地区实行地方自治；至1948年1月取消地方自治，成立呼伦贝尔盟后纳入已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辖区。

我党对内蒙古的局势极为重视，就内蒙古的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提出 “ 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而不是脱离中国的独立自治。同时派乌兰夫等人领导内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

乌兰夫率奎壁、克力更、田户等一批干部首先来到苏尼特旗，与 “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 方面的人士进行广泛接触，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当乌兰夫与苏蒙联军驻扎在西苏尼特旗的政治委员交换意见时，这位苏军军官却主张内蒙古实行自决，拥有独立和分离权。乌兰夫据理交涉，同时继续对临时政府人员进行艰苦细致的动员和说服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10月下旬，聚集在苏尼特右旗的各方面人士召开代表会议，举行了临时政府成员的改选。补英达赖等原伪蒙疆政府人员落选，乌兰夫成为政府主席，与乌兰夫同来的蒙古族干部则担任了部长、副部长等。 11月，乌兰夫以给养困难为由，说服大家将临时政府机构陆续迁往张北（张家口），并停止了以政府名义颁发布告或与各盟旗的联络。至此，“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 已告解体，共产党人获得了西蒙古自治运动的主导权。

为了正确引导和统一内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1945年11月6日在张家口组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乌兰夫任主任。 1945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巴彦塔拉、伊克昭、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8个盟所属各旗和阿拉善、额济纳、东布特哈、西布特哈、索伦等共36个旗的代表，以及有关军政团体、群众组织和学校的代表共74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察哈尔政府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大会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发动内蒙古解放运动的最高统一的领导机关，也是建设内蒙古民主政府必经的桥梁。大会选出了以乌兰夫为执委会主席的领导机构，通过了联合会章程和一系列宣言、公报和决议等。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立，为联合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共同争取解放、引导各种形式的民族自治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5年12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代表前往王爷庙与东蒙自治运动组织就内蒙古的统一自治问题进行接洽。 1946年3月30日，乌兰夫、刘春、克力更等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张成）等代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就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问题在承德正式开始会谈。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比如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一方主张交给共产党，一方主张交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代表认为内蒙古应走 “ 独立 ” 之路，但内蒙古没有产业工人，不能成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并进而提出 “ 退出内战”、“不参加国共之争”、“独立自治 ” 等建议。乌兰夫向东蒙代表详细阐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政治主张，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路线、政策。他回顾了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讲到几百年来蒙古民族为了求生存，谋取自身解放，进行的前赴后继斗争均以失败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蒙古民族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些关于内蒙古革命的实践和理论，许多东蒙代表闻所未闻，受到强烈的震撼，有些人开始觉悟，可东蒙的主要代表仍然不能接受乌兰夫的主张。为了达成统一认识，除了正式会议之外，乌兰夫等还用个别谈话的办法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特木尔巴根曾与乌兰夫有在苏联留学的同学之谊，并都是经共产国际派回国的，共同的经历使得乌兰夫与特木尔巴根的谈话十分坦诚有效。乌兰夫指出他们不了解内蒙古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东蒙进行的发动群众的自治运动是没有前途的，不可能真正解放蒙古民族，这些道理最终说服了特木尔巴根。 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和协商，双方的认识不断接近，以至于连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认识的转变和对其他人的说服使大多数东蒙代表转变了立场，由此解决了民族自治运动领导权、解散东蒙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等重大问题。这一过程直到4月2日才结束。

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在承德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内蒙古革命史上著名的 “ 四·三 ” 会议。双方共有正式代表14人，列席代表4人，其中乌兰夫作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双重身份出席。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扩大了联合会的组织机构，选举执委63人，候补执委12人，常务委员26人，乌兰夫（云泽）为执委会主席和常委会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 此次会议，在内蒙古民族解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结束了东蒙和西蒙分离的局面，加强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内蒙古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此，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内蒙古的民族运动顺利发展。 1946年5月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在王爷庙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执行 “ 四·三 ” 会议决议，取消东蒙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了兴安省政府和临时参议会。兴安省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特木尔巴根任省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任参议会议长。同时，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哈丰阿任主任。不久之后，联合会的兴安盟分会、哲里木分会、昭乌达分会、纳文慕仁分会、呼伦贝尔分会等机构也渐次成立。至7月3日，察哈尔省为推进民族自治，也将锡林郭勒、察哈尔二盟划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逐步陷于战火之中。当年7月，为适应战时需要，兴安省政府机关迁往海拉尔。 9月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也由张家口撤出，转移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乌兰夫等人于10月份到达贝子庙后，召开锡林郭勒、察哈尔二盟会议，成立了中共锡（林郭勒）察（哈尔）委员会。 11月联合会总部作了进一步调整。 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的发展，以及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要求， 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东北局提出了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1月26日复电，认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指示有关部门和乌兰夫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进行准备。

1947年4月3日至2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王爷庙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多自治运动的经验，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宜做了充分准备。 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隆重举行。除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等由于尚处国民党统治，未能派代表参加会议外，内蒙古各地蒙、汉、回等各族代表共393人赴会，其中包括工人、农民、牧民、革命军人、妇女、青年以及蒙古族上层人士及宗教人士。在会议临近选举前，一些人思想出现反复，又提出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排斥共产党对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领导的问题。乌兰夫等对此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进行了多方协商和充分讨论，最终使会议一致通过乌兰夫的政治报告和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宣言、施政纲领、组织大纲等文件，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及组成人员。 5月1日，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委员21人，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 5月3日，会议结束。一个承载着内蒙古民族解放和团结梦想的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就此而诞生。

建国后，苏联和外蒙古国在边境上的小动作也加剧，他们在1963～1964年预谋非法越境800多次，越境人员上至省长下至一般人员，越境后他们找旧的情报人员、与外蒙古有社会关系的人员、有反革命身份的人员搜集中方情报，煽动一些人外逃和挑拨民族关系，等等……

引自

《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

作者：王希恩

我们汉族人看美籍汉族人也没觉得怎么样。

坐标呼和浩特

以学校同学为例，内蒙古人也分蒙族汉族

蒙族也有普通汉语授课的和蒙语授课的

蒙语授课也分汉语很好非常汉化，和不太会说汉语跟一般汉族学生差距很大

实例 班里同学的姥爷是很早来自外蒙古的，同学跟他一起去外蒙古边界城市探过亲，感觉就是语言不通的亲戚吧。

蒙语授课的很汉化的女生朋友也说过为了做蒙古袍去二连浩特那边买进口的料子，也跟我说内蒙外蒙他们的蒙文是不一样的

学校老师也有去二连浩特那边参加教学活动，回来说很多蒙古的有钱人会把孩子送到这边来读书

总体说就是大部分不太了解，最多接触过的也就是二连浩特边界这边的外蒙古人吧

......你没搞明白, 这个饭局种其实你连主客都不是上, 只是个陪客而已. 因为二把手没叫你, 是副科拉上你的. 或许是看你年轻, 可以活跃下气氛, 或许是让你跑跑腿什么的代劳, 就像你自己说的催菜什么的.

你觉得在座哪个是缺这点钱的呢?

再者, 你以为请人吃饭是容易的事么? 不像学校里那种谁说要请客就一呼百应的那种情况了.

社会上, 特别是国企央企那种地方, 请别人吃饭还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资格吧?

你有资格请二把手和各位领导们吃饭么?

既然没资格, 你抢着买单, 岂不是等于逼着别人认定你有"请他们吃饭"的资格了?

地位比你高的哪个会开心得起来?

更何况, 要是人家瞎揣摩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领导还能去一个一个澄清?

并且, 下属买单, 除了关系很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领导及其贪小, 让下属买单, 他可以给下属报销. 而他自己买单, 则说明是自己掏钱.

跳槽吧, 这地方你混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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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yi-xiao-we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先分清楚，是成仁取义的汉室儒家，还是尸位素餐的满洲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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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huang-zhi-h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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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n-50-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家孩子过完百岁，湿疹后又感冒了，医生建议输液，这个儿科医生是我同学的老婆，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同学和家属经常在一起玩，这位医生医术也是挺不错，她人善良人品好，一般看病都是开便宜的药，所以找她看病的人很多。她和护士长的关系也不错，就这我儿子输液，也是好几个护士扎，扎的孩子手和脑门都是眼儿（只是形容多，不密），最后她喊护士长过来给扎的，一针到位，脚板上扎的，当时护士长给扎一针25块钱，护士扎针免费，后来没要钱，让我出去给买了2斤橘子 ，护士和护士长大家一起吃了。护士扎针的时候我儿子从哭开始到最后四个大人按住胳膊腿才扎好，扎完后眼泪汪汪的。

至于孩子吐这个情况没见过，也不能做评论，不懂。但是扎针好像就是新护士先上，不行老护士最后护士长出马一针拿下。以前我也输过一次液体，那时候还没有滞留针，小护士扎了两次不行又叫来一个小护士，又扎了两次，没成功，两个小护士脸红红的一直说对不起，再叫老护士，我说没关系，你们可以尽情的练，我不怕疼，她俩红着脸笑了，老护士来也是一针，还给她俩讲了几句，没听懂。

看见孩子哭还呕吐，要我也火大，谁的孩子谁心疼，至于是不是要追责？追责是得先确认是不是有责，你可以去找医院的部门或者卫生局一类的部门，并且先取证，还得了解正确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这样确定责任了该追一定要追，不该追咱也明白了事情。

怒是肯定，怒完就该冷静的处理问题，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该不该追责现在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了也无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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