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官方电令正规军队不许抵抗的到底是谁？ 第1页

總結了下理水的文章內容，大意就是：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奉蔣介石的命令、張學良給蔣介石背鍋、九一八當日是榮臻和臧式毅等人親下不抵抗的命令和張學良沒關係，總的來說就是，東北軍就是依照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不抵抗，張學良只是遵從命令而已，一切都是“果粉”扭曲造謠抹黑。

然而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對理水的檔案解密考證質疑

理水以檔案揭秘為名寫的對於蔣張九一八不抵抗的文章是否是史學上的新觀點？其實不然，比如在《国内名人传记丛书》中就有對九一八事變前後做出同樣的論述：

這一找還找到其他大陸出版的書籍例如《张学良传》等都同樣沿用這樣的說法，原來自己也不過是在沿用同樣說法的論調基礎上加點原件截圖就變成新的解密觀點了。那對於這些書籍的說法又是否公正且準確呢？我個人覺得並非如此。看到這些書的內文後我又重新總結了下對於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回憶資料，以我目前所知的有 趙鎮藩《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洪鈁《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楊正治《“九一八”之夜》、何柱國《“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郭維城“郭維城之回憶”、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等。先撇開對於銑電說法的洪、趙、楊三人的回憶資料，馮和郭的回憶資料內容說張學良是奉行蔣介石的命令、張學良請示時蔣介石一連串發了十幾封不抵抗命令的電報、張學良時時刻刻把放有不抵抗電文手令的公事包緊帶在身上 等論述就已經被揭破了，而申的回憶錄則寫到：

12月12日清晨，張、楊在新城大樓指揮“兵諫”行動時心情十分緊張，特別是當從電話中得知衛隊營官兵衝入五間廳不見蔣介石踪影時，就更為著急，直到劉多荃用電話報告蔣介石已被捉到，張、楊才鬆了一口氣。此時，張學良異常興奮，從自己內衣口袋中取出一個小皮包，向楊虎城說：“這次我可要說一說了，你看究竟是誰不抗日。”接著，他就把小皮包的拉鎖拉開，從中取出一份電報，這就是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要抵抗的電報，原文大意是：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

但對於蔣介石九月十八日乘船往返、蔣日記及九月十九日發給張學良的電文內容來看，這種說法更是不攻自破了，而如同上圖所述引用的申的回憶資料提到的九一八不抵抗電報反而變成九月十九日蔣介石對張的回應，卻不引述真正九月十九日蔣的電文回覆，而且修改了部分內容（下面會提及），可見對於這些書籍都有失公正之嫌。所以，還有人敢說回憶資料沒有佐證的情況下就能對此照搬引證立論嗎？

對蔣九一八事變態度質疑

在理水的文章中多次說，在萬寶山事件及中村事件的影響下，又在張學良請示的電文中，蔣一定下達了不抵抗之類的電文，然而這些推論依然沒有依據論證。

1931年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上午早起後，即與宋美齡同謁中山陵。其後，參加國府會議，討論工廠檢查法等問題。晚9時半，登永綏艦，往南昌督師“剿共”。當日日記云：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劃對粵、對匪策略。一、對粵，決令十九路軍先佔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餘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為四屆委員。餘在四中全會引咎辭職，而囑陳、蔣、蔡等應之。如果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則，欲速不達，應難見效也。 1931年初，蔣介石因政見分歧，軟禁胡漢民，引起國民黨分裂。 5月，汪精衛、孫科等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對立。同年4月，何應欽調集湘、鄂、贛、閩四省軍隊，對江西中央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這一天的日記表明，他在艦上所考慮的只有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廣州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解決寧粵對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江西的共產黨。完全沒有涉及東北問題。

　　 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在當晚10時，是不是當日蔣介石早已寫完日記，後來的“事變”和對張學良的應變指示都沒有寫進日記呢?不是。

　　 9月19日，蔣介石有一通致張學良電，中云：

北平張副司令勳鑑：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闢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中日關係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年版，第1頁)。

此電現存手跡原件。 “皓”，19日，“戌”，約21點至22點之間。可見，蔣介石得知“事變”是在9月19日晚到達南昌之後，其消息來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變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從張學良處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對張學良有任何指示。

　　 過去所有關於蔣當晚如何指示張“不抵抗”的說法，有些甚至是很具體的、活靈活現的說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上引蔣電可證，郭說不確。郭維城到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的說法應出於猜想和傳聞。)

又，蔣親自審定的《事略稿本》稱，“十九日，公艦到湖口，換船，經鄱陽湖，抵南昌，忽接急報迭來雲。”將《事略稿本》所述與上引蔣致張電兩相印證，可以確認，蔣是在“事變”發生整整一天之後才得到“事變”發生消息的。當晚，他寫下的日記是：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消息……日記中，稱“事變”發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當夜，並不知道瀋陽發生了什麼事。

對銑電的真實性質疑

對於理水的銑電真實性“考證”，他貼出了三人的回憶資料：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在《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中回憶：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復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斷必然要發生事故，當即將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攜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並請求將關內東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萬一。不久王以哲回瀋陽，向我們傳達了張學良的應變指示。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乾，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王以哲對於執行蔣介石、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當時是比較“忠實”的。他由北平回來後，有一次召集團以上軍官研究我軍如遭受日軍攻擊時如何對付的方案。我和團長王鐵漢、張士賢、王志軍以及丁、朱兩參謀都說：“遭受日軍攻擊，採取不抵抗方針怎麼能成呢?那樣，全軍勢必遭受殲滅。”王以哲笑著說：“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麼辦法?我們要絕對服從。”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見，朱參謀說：“中央命令固然要服從，可是也不能坐著等死。”有人說： “根據上峰的指示，敵軍不來我們不能走，但是敵軍若來了我們想走也不成，只有起來應戰，不抵抗怎麼能成呢?”最後王以哲作了個見機行事的決定。所謂“見機行事”，就是敵來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則也逃跑不了。經過反复研究，我旅決定對於日軍的進攻，採取“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的對策：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東三面待敵軍進到距營垣七八百米的距離時，在西面待敵軍越過鐵路時，即開槍迎擊；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全軍退到東山嘴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為了應付事變，還採取了下列各項措施：(一)官兵一律不准歸宿；(二)加強營垣工事；(三)繼續加強偵察；(四)為了防止敵軍偽裝我軍官兵進行偷襲，特將我軍官長改變姓名，更換符號顏色，放在兜內，以易於識別。

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洪鈁，在《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一文中記載：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攜其夫人於鳳至和趙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在《“九一八”之夜》中回憶：

在“九一八”之夜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假三經路蔣斌家召集高級官員參加的緊急會議。這時，瀋陽西區與城內，由於日軍侵入市區，交通遮斷，因此只有住在三經路附近者才能參加，計當時到會者只有副官處長楊正治、軍衡處朱光沐、電政監督蔣斌和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等五六人。榮首先述及當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曾以電話向日本駐瀋陽總領事交涉，日總領事推諉這是日本軍部所為，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榮旋以電話與住在城內的省主席臧式毅取得連絡，接著向北平張學良官邸打了長途電話。據張的侍衛長譚海答稱：張偕於鳳至和趙媞正在前門外中和茶園聽梅蘭芳唱《宇宙鋒》。當告以日軍侵占瀋陽，張始從戲園趕回來接了電話。張重申了蔣介石“銑電”(同年八月十六日蔣拍給張的電報)的內容，大意是：如日軍侵入，應避免衝突，一切忍讓，勿逞一時之憤，以免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以待“國聯”處理。張並詢問駐瀋之其他各國領事對日軍侵犯抱何種態度？榮臻於是分別用電話向英、美、德、法、意等領事探詢。他們的回答都是，未得本國政府指示之前，不便表示態度。榮臻又一次打電話向張學良報告了各領事的答复。張指示說：“瀋陽空虛，抵抗無益，只有忍辱負重，遵照蔣委員長的指示，等準備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聽從‘國聯’處理”云云。因此，榮臻當即指示王以哲旅長打電話給北大營第七旅旅部參謀長趙鎮藩徹底執行這一不抵抗的指示。當晚的緊急會議如斯，與會的官員們只得垂頭喪氣，各自回家了事。這次會議的情形，事後國內各報紙均予登載，但對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特別是“銑電”原文，均被刪去，或開了“天窗”。

拿了三本回憶資料，卻沒有佐證論證，而且還浮現出了幾個問題：張學良拿出了銑電並轉發給東北軍各個長官遵從，但是無論是銑電的原文還是被轉發得滿天飛的銑電內容，如今卻是一張也找不到？張學良在九一八當日到底有無下令抵抗或不抵抗還是榮臻、臧式毅等人的決定？

在公開的函電中，最早出現“不抵抗主義”一詞的是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電報。他們於9月19日上午8時左右致電張學良，報告說：

“日兵至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又稱：“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

張學良接電後，即於19日發表通電，中云：

副司令行營效日(19日)來電雲：頃接瀋陽臧主席、邊署榮參謀長皓午電稱：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迫擊砲廠……向日領交涉，乃以軍隊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製止等語相告，顯係支吾。 ……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

所以，以下這封電文其實是九月十九日張學良通電引述了臧式毅、榮臻在當日做出九一八的報告：

20日，南京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我未抵抗日軍轟擊”的標題下，發表了張學良的上述通電，“不抵抗主義”五字遂首次公之於文字。張電所云，雖然是轉述臧、榮二人來電，但是，臧、榮二人不會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義”一詞，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張學良的口頭指示。關於此，榮臻報告說：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 (《九一八事變之經過情形》，《*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第262頁)。

根據榮臻的報告，就能證明九一八不抵抗是奉行了張學良的命令，事後隔日的電文指出的“保持不抵抗主義”就是張學良不抵抗指令，且隻字未提及銑電。

張學良的回憶錄及接受採訪時也親口承認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稱：

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命令是其本人所下，與國民政府無關。

後來他又在多種場合對很多人否認過這一點。後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與張學良交談，又特地提起不抵抗電文之事。唐德剛曾當張學良面前感慨道：

“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以上兩句為洪鈁所回憶的銑電的關鍵語）。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1990年8月，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採訪組時曾說：

我那時在北京，在醫院養病。當時病剛好。那天我請英國大使去看梅蘭芳唱戲。我聽到這個報告。立刻回到家裡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麼個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當時是……(此句聽不清。作者註)，看看究竟是怎麼個事情。 (《張學良開口說話》，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頁)。

張學良承認，是他“回到家裡下命令”，至於“命令”的內容，很遺憾，在關鍵的地方“聽不清”。　　

不過，張學良在他的自傳體著作《雜憶隨感漫錄》中講得很具體：

約在十點卅分許，來人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藍公使歸返。榮對我說：有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日本附屬地的日本駐軍亦集結活動。我囑切戒我軍勿亂動，速與日本顧問妹尾、柴山嚮日方高級將領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總領事處接洽交涉……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我派員向日本北平使館矢野代辦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詳。

所以張學良承認下了命令，而這個命令，意思也很清楚了。

但無論是理水還是其他偏激毛左人士似乎對此毫不買賬，一說是內容也毫無佐證依據、二說是張學良為了保護某些人而掩蓋了一些事實給自己背鍋、三說是三人的回憶資料相互佐證就是最大的論證。但當事人已經親口承認的事實，誰才有更大的影響力？其實，關於和榮臻的通話內容，張在事變後的第二天，已經講得很清楚、準確了。

張學良在19日上午同《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

（註：這裡可見上述的書作不論是引用申回憶資料的九一八電文及大公報的談話，都有篡改之嫌）

同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盛京時報》，1931年9月21日)

而且，還有一句：“盡任日軍所為”，賦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動自由。結合上引《雜憶隨感漫錄》所述“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等語，可證張學良對榮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決定。所以，恰恰是張學良的回憶錄及採訪口述才有佐證來論證的依據，而理水的立論已經倒了。

9月19日晨，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召集東北幹部張學銘、於學忠等人會議，再次肯定“不抵抗主義”。報導說：

張皓(十九日)晨在協和召東北幹部，開緊急會議，以日人違反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決取不抵抗主義，一切聽各國裁判，並電顧維鈞、湯爾和來平，向各使節說明日人暴動真相，一面電呈中央。

這樣，“不抵抗主義”就不僅是張學良的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幹部”的集體決定了。

張學良與榮臻通話時，“事變”剛剛開始，張學良只知道“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但是“事變”的發展很迅速，日軍很快就佔領營口、長春等許多東北城市，應該說，日軍的侵略意圖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主張“不抵抗”。 9月22日，張學良得悉日軍有向哈爾濱推進之勢，致電東省特區長官公署轉護路軍司令部說：

頃聞日軍有向哈埠推進之訊，如果屬實，仰相機應付。維彼不向我軍壓迫，我應力持鎮定;萬一有向我軍施行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保安全。 (《張學良全集》，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頁)。

當時，國民黨大老李石曾、張繼、吳鐵城在北平，都和張學良討論過“事變”問題。 9月23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報告：

對瀋陽事件，漢兄等主張始終不抵抗，但以急速解決為妥。 (《中日關係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年印行，第13-15頁)。

如果說，“事變”初起，榮臻剛剛以電話向張學良請示時，張學良以為還是“尋常性質”，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時已經是“事變”後的第五天了，張學良卻仍然沒有改變“不抵抗主義”的任何表示，這就不是用判斷失誤就可以解釋的了。

對蔣張石家莊會晤質疑

理水在他的帖子下引用了何柱國的回憶錄，說這就是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命令。

何柱國在《“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是這麼記錄的：

張學良於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叫他於十二日去石家莊與蔣會晤。那天上午，蔣、張分乘兩輛專車，蔣介石的專車自漢口開來，張學良的專車從北平開來，就這樣兩個人都未下車，把兩輛專車合攏後，在車廂裡舉行了秘密會談。那時我正駐防在石家莊，得訊後提早在車站外圍派部隊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專車及車站範圍內，則均由蔣、張自帶的衛隊負責。 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過了一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

何稱9月12日蔣張會面時，蔣的專車”自漢口開來“，但根據《中華民國大事記》8，9月記事，蔣中正於8月28日至武漢視察水災，9月1日發出”彌亂救災“通電，2日離漢返南京。此後至12日未有再度赴漢的記載（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編》229---234頁）。其次，就何柱國所稱12日會面一事，亦非事實。 9月12日蔣中正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石家莊的行程。 《事略稿本》12日記載：

”上午與夫人至天伢城浙軍紀念塔野炊。下午，吳忠信持粵方汪兆銘等複電。“

另據吳忠信日記12日所記：

”偕三先生趁十一時三十分車，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南京。六時，在陵園晤介石兄。。。“（《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9月12日台北黨史館藏影印件）。 次日，吳忠信再度揮舞蔣中正。 “南京粵和平，擬發電粵方當局，請推代表而人來滬，與介石面談。”（《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9月13 台北黨史館藏影印件 ）。

另一方面，張學良在12日亦有接見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的活動。據《蔣作賓日記》9月12記：

“晚六時與副司令接洽。方知日方亟欲分離吾外交政策也。”（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市檔案館館藏編《蔣作賓日記》356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因此，蔣中正如果到石家莊見面，僅有餐後六時前約五六小時的空擋可以行動。不過以吳忠信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車行程需要5個小時，五六小時是否能夠來回南京與石家莊，值得懷疑。所以就蔣中正即張學良在9月12日當日的活動來看，幾乎不可能有時間見面。而在引用何柱國的回憶時自然需要加以注意，而不應據此事來說明蔣中正與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的關係。

其實這篇就提到過，估計理水也沒看清楚，12日從早至晚蔣介石都沒時間有空檔，再者以餐後五六小時的空檔，而據回憶資料說的是九月十二日上午，而五六小時能不能乘專車從南京到河北石家莊也讓人質疑。理水要求說要證實九日至十七日蔣張有無會晤才正確，但既然他自己用了回憶錄的論述，找不到佐證，那怎麼能要求反駁的人來負責找呢？

對錦州撤軍是蔣的陰謀質疑

理水利用蔣介石給宋子文提及張學良的電文，一口咬定張撤出錦州是聯合宋子文架空財政來推翻孫科政府的陰謀。

而面對錦州危局，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該機構是“九一八”事變後設立的，主要處理對日外交）秘書長的顧維鈞曾在11月下旬提出錦州中立化方案，建議“我軍可自錦州撤至山海關，但日軍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區域內中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隨後由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提案，建議中立區由英、法、意中立國軍隊駐守，日軍不得侵入。該提案由於英、法等都表示無法提供軍隊，日方又堅持錦州須在日軍管轄區內，國聯理事會於12月7日議決放棄。

中立化方案告終後，顧維鈞認為錦州不可放棄，須“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衛之。他的主張得到特種外交委員會和蔣的讚同。而張學良則傾向於直接交涉主動撤軍。自“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後，11月底，張學良與日本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張表達

“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 “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衝突攸關張學良軍隊切身利害”

隨後更情商前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對此國民政府甚為憂慮，顧維鈞於12月2日致電張，告知“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划緩沖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3日，顧又電張相勸：“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同上）5日，顧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同上）國聯放棄錦州中立區計劃後，12月8日，宋子文、顧維鈞兩次聯名急電張學良，要張“所提抽調駐錦軍隊一部分入關一節，請萬勿實行……吾若抽調一部後退，仍不能阻其進攻，不如堅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蔣介石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雖然南京國民政府一再致電反對撤退錦州駐軍，但張學良卻無意抵抗，有日方資料顯示，張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答复（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第345頁）。

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

“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砲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於12月15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州事變中軍的統率”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 ：“公（蔣）今旋裡，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

張學良深知日本侵略野心欲壑難填，認為若無全國發動抗戰，僅東北軍孤軍作戰必然失敗，因而繼續不抵抗。 21日，他電令王樹常第二軍司令部：

“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該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

根據張的命令，駐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相繼撤入關內，留錦兵力僅剩熊飛率領的3個公安騎兵總隊。而日軍已開始步步進逼。 25日，國民政府鑑於錦州危急，電令張學良，要他“積極籌劃自己，以固強圉。對於（日軍）進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如遇侵犯，則抵御之”。但張認為僅靠東北軍守錦無濟於事，他復電抱怨：

“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中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

29日，關東軍攻陷盤山，迫近錦州。 “我國正規軍均不作抵抗，抵抗日軍者多為民團及義勇軍”，榮臻於同日從北平謁張返錦，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槍彈缺乏，後援不及”為由下令各軍撤退。 30日，國民政府再電令張學良堅守錦州，謂“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置若罔聞，1932年1月2日，東北軍隊各部已從錦州撤退完畢，再演不抵抗一幕。 3日，日軍輕取錦州，關內外宣告隔絕。張的不抵抗行為，再一次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

　　 12月21日，日軍分三路進攻遼西重鎮錦州，張學良仍無堅決抵抗打算。同日，他致電第一軍司令於學忠，電稱：

“近當日本進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張學良文集》 ，第556頁。

其後，蔣介石下野返鄉，25日，南京國民政府電令張學良“應盡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在此情況下，東北軍曾與日軍有所交手，但仍於1932年1月2日放棄錦州，退入關內。不久，蔣介石復出。同年6月，汪精衛、宋子文等自南京飛北平，會晤國聯調查團。 19日，汪、宋會晤張學良，動員張在山海關地區與日軍“小加抗戰”，但是，仍然遭到張學良的堅決拒絕。關於這一過程，張學良回憶說：

見面之後，出示蔣委員長親筆函，大意是汪院長來平，為對日軍事問題，同我相商。 　　 談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華北對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詢問，政府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我們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轍。汪答曰：“不是那個樣子的事，是因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論攻擊，希望我對日本作一個戰爭姿態，小加抗戰，至於勝敗則所不計，乃是在政治上可以應付輿論之指責也。”我聆聽之下，驚訝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無準備和決心，擬犧牲將士之性命，來挽救延續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說：“你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討。既然說是同我商討，這種並不是真正的抗戰，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辦法，我的表示是，決不贊同。”(《雜憶隨感漫錄》，〔台北〕歷史智庫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頁)。

　　 這時候，東北早就全境淪陷，日本已於當年3月成立偽“滿洲國”，並且進一步覬覦華北。蔣當時的計劃是，要求張學良撤換庸懦無能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兵“佔據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蔣認為：

“救國禦日之道，莫此為要”，曾在日記中表示：“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

因此，蔣介石托汪精衛帶給張學良親筆信的內容，並不如張學良所述這樣簡單。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張“小加抗戰”，“作一個戰爭姿態”，但是，對於一個渴望洗雪家仇國恥的愛國將領來說，不正是提供了一個“為國效力”的機會嗎?至少，可以乘機要求南京政府發奮備戰，然而，張學良仍然毫不動心。

我再說明一次，本文章內容並非完全原創，有許多內容參考、引用、轉載大量其他人士及學者的書籍、資料、文章等等整合而來的。

从现有证据来说

蒋从大方向来说采取了绥靖

而张公子当时是918当天直接下令不许抵抗的人

这点有他对着摄像机的直接承认，以及后来多方面的相关人证词，918当天他正在梅兰芳那听曲儿

大家比较多提及的菜菜子公开的蒋介石手令，目前并无直接内容反应，是蒋在918当天直接下令不许抵抗

只能说他大方向上采取绥靖

总得来说，张蒋都不是啥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