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角色分别是什么？ 第1页

甚好，这几天刚翻完了几本抗日战争的史料，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你如果问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否有能力和日军正面对抗？答案自然是没有能力正面对抗。其次，你如果问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否是正面的主力？那当然是主力，开战时候国民党拥有几百万政府军，正面主力毋庸置疑。

基本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大家互黑的核心观点不外乎这两个：

1，国民党几百万正规部队打那么挫，也好意思邀功？

2，共产党军难道不是消极作战，闷头发展？

我的看法是，国民党军队显示出了强大的抗战勇气，发挥了政府军应有的作用；而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发挥了远超出自身资源的作用。

一，国民党的意志和正面战场的作用

政府军本身确实有很多的槽点，比如战术死板，中央军和杂牌军经常闹翻，前线指令自相矛盾等等，总之犯了很多很低级的错误。但蒋介石和政府军在抗日中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是首次展现了鸦片战争百年以来强悍的决战到底的决心（1937年起，此文不讨论918事件）。即便在抗战初期政府军接连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失去了华北、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后，中国军队的抵抗势头并未因此减弱，反而随着战线的推进，中国军队从一开始被动挨打，到后来在华中地区开始能够有效组织一些反击攻势，使得日军整个侵华战争有骑虎难下的趋势。这对于抗战胜利结束，我方能够收复所有失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有人会说好像这个所谓的决心看上去然并卵，实则不然，决心是相当重要的：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的时候叫嚣过 “三个月灭亡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纵观1937年前的百年历史，中国在面对列强入侵时，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所以当时日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软柿子，捏一捏就扁了。日本军部的设想是通过三个月左右时间的猛烈进攻，并不需要攻克中国的所有城市，就能彻底击垮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可以说日本整个侵华战争的战略是建立在速胜的基础之上的，但开打后没有想到中国的抗战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表了《告全体士书》，节选如下：

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拚。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拚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躯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即便在首都南京被攻破之后，蒋介石的告国民书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气节：

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在这样的意志面前，即便日本攻克了大半个中国，还是看不到国民党政权灭亡的征兆。这并不容易，自古以来被打这么惨而坚决不投降不和谈的国家是极少的。据多方记载，日本在部署侵华战略时完全不曾预料中国战至一兵一卒的情况，打着打着刹不住了。于是日本从1939年开始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即被迫在中国战场上维持大量的前线兵力。

事实上，在1938年攻克武汉之后，日本已经开始出现战线过长力不能及的问题。在1939年围绕湖南湖北的一系列作战中，冈村宁次开始下达诸如：“不考虑城镇的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 的命令。不管日本是否情愿，侵华日军的作战目标已经从扩大占领区变为寻求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诚然中国军队在此之前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战争打到这里，已经标志着抗战形态开始对中国产生有利的变化，这就是决心的意义所在。

套用毛泽东在持久战中的理论，中国在1939年起，稳住了战线，把日本拖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而蒋介石政府也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在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正面战线的态度下，日本始终未能达成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全面的大后方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以至于日本国内为此消耗大量生产力，最终发动珍珠港事件扩大战争范围，加速失败的进程，此为后话。

当然，在抗战后半段，尤其是美国参战后，整个国民党多少产生了一种不思进取，消极等待胜利的情绪，这也必须给予相当的批评。

二，共产党的角色和游击战的作用

关于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到底有什么用，老毛在1938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战争与战略问题》，可以很好的概括这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相比国民党的几百万正规军，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军队也就不过十万，装备大概可以用不值一提来形容。说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这有点天方夜谭。但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深入敌后，成功组织了大量的民间自主抗日政权，迫使日本在占领区部署大量兵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到了抗战后期，共产党各部先后在日占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军队发展到近100万，以及民兵约220万。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37年-1938年日本攻占的大部分中国领土中，共产党通过不断地游击和发展，到1945年在日占区内对100万平方公里获得了实际控制，部分消解了正面战线的压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日军战略上致力于打通两广地区至越南的交通线，已经没有余力大规模拔除共产党在华北的根据地了。这种成果，客观地讲，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在抗战初期能够调动的资源。

所有提出所谓消极抗日，闷头发展论调的朋友，都不妨思考一下，10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是如何产生的？能够维持上百万武装人员的资源是不是从日占区里面挖出来的？

有人说哎所谓的正规军解决战斗也是美国和苏联介入的结果，和中国好像没什么关系嘛。是的，美国和苏联的介入在事实层面上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但这不影响我们讨论共产党的作用。总体来讲，共产党军队执行了一个正确的作战理念，在有限的资源下获得了相当的战果，在抗日战争中称得上十分有分量的角色。

当然，从结果来看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壮大了自身，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会战后加速扩张，但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副产品。说到底，直到1948年三大战役之前共产党都极力避免和国民党打阵地战，如果抗战时期共产党开辟第二个正面战场，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和日军拼死拼活，就一定对抗战局势更有利么？也不是吧。至于后来国民党丢了大陆被打到台湾，只能讲按解放战争那种打法，再给老蒋200万军队也没有用。。。

最后，关于中国是否能被称为打赢了抗日战争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国才算被德国灭的家里都不认识，回过头来都能号称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还进了五常，中国抗战怎么就没有打赢？

引用冈村宁次发言。

1939年度。

“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对TG的评价：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对KMT冬季攻势（39年12月~40年1月末）的看法。

华军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第二期整编，自12月上中旬开始在武汉地区甚至中国全正面，断然发动所谓冬季攻势。在攻击时，蒋做了激励训示，指出：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消耗，与此相反，党军已经完成重建，此正转守为攻的绝好机会。

结局：……直接交战的中国军兵力达54万……然而……敌攻势也被粉碎，未能取得战略成果……中国军对其他华中华北正面的反攻，并不如此激烈，并均被我击退。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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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冬季攻势作为KMT唯一一次全国性质的反攻，其后阶段与大事记如下。

汪伪国民政府由国府前副总裁汪精卫主持成立：1940年3月

百团大战（1940年8月~1941年1月）

日军评价：

“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4日

汪伪国民政府由国府前副总裁汪精卫主持成立：1940年3月

1941年春~1942年秋，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于华北，推行三光政策。

冈村宁次同学证言：

（第三期肃正作战 39年10月~40年3月）

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周围的国民政府军，只要情况无大变化，仍继续采取消极抵抗，避免消耗战斗力。
观察国民政府军的内部情况，其士气之低落自不待言，单页不能认为很快就会丧失抗战意志。
华北共军（在过去）只是乘机进行游击而已，但是他们最近所接受的任务，规模既大而且行动积极……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强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基本方针：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讨论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

招降国军：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饱，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宫、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 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 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宠炳勋八万（原文如此― 译注）大军。
除上述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夕卜投诚的也有地方杂牌军的小部队。即使这样队伍，在维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1942 年10 月8 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水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此时我想起在北满任第二师团长时，曾费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区内的土匪全部归顺。当举行归顺仪式后，也是在饭馆宴请他们的几位头目，并进行了恳谈。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tg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响，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1944 年3 月22 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注：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 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 万人左右。

1941年后：

1942年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文字记录：“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1943年的报告书：“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1944年一号作战（豫湘桂作战1944年4~12月），日军贯穿国统区南北交通线，歼灭数十万国民政府军。

1944~1945年TG战略反攻（5月11日开始）

TG中央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向沦陷区进军，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在华北大扫荡中蛰伏已久的八路军趁机对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敌占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
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八个解放区；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

最后，是日军下层军官的评价: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即湖北老河口保卫战，1945年1月），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