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最近5年韩国最低工资增幅居亚洲国家首位? 第1页

“关于韩国工资这事，真的是实打实的演绎了什么叫以讹传讹。我也算是见识到了以前号称专业的知乎，怎么到了今天这个鬼样子。”—— @Zpuzzle

痛心疾首，见者无不动容。

原文链接：为什么上海的人均gdp是韩国的76％，最低工资标准却只有韩国的26％?

简要说明我与Z博士的分歧——韩国是否存在实际工作满160小时而月收入低于一万人民币的雇工？或打工人最后到手工资除以实际工作时长，是否可能低于最低时薪标准？ 我的观点是，几乎不可能（例外情况后续说明），这一点是Zpuzzle最核心的谬误，至于他后续质疑韩国劳动法的实际执行力度，那属于另起炉灶了，在出现更详尽的数据前，暂且按下不表。

不过有一点Zpuzzle博士说的没错，大家都已经不太愿意关注事实本身了。不管赢麻党输麻党，只按照阵营和预设立场或点赞或开喷…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Zpuzzle博士的这篇文章，恰恰堪称“不学”的典型，根本没有取得直接的事实，而是根据零散的数据和国内模式想当然反推。评论区还一片叫好点赞飙升，可谓“不思”，交相辉映，成了当代互联网环境最好的注脚。

“为了工作的稳定性而接受更低的时薪”在Zpuzzle博士看来是常识，然而在这里还真就不成立。韩国没有明确规定全职工作的最低月薪，最低时薪是仅有的硬性计薪标准，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收入只会比最低时薪✖️工作时长高而不会因为要换取“稳定性”而放弃部分报酬，这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原则上不管什么类型的工作或劳动者（全职/兼职/长/短/性别/国籍）都应符合最低时薪标准（除外条款后面会说）。

一个普通的韩国全职打工人，如果正常朝九晚五双休，一周工作时长即40小时。根据韩国劳动部指南及此前的个别法院判例，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长达40小时应获得一天带薪休假，一般按至少8小时的工资计算。由此可见。一个普通全职打工人工作一周记薪时长至少是48小时，一月也就是48*4再加上2个工作日16小时，约208小时，因此取209小时作基本计薪时长并无不妥。除此之外雇主每月还需额外提供相当于工资3%-15%作为餐补/交通补助，工作满一年后至少需要提供15天带薪休假（不是个别单位的福利）

由此可见，一个正常出勤的韩国全职打工人，最后到手工资除以实际工作时长，是一定高于最低时薪的（一般情况，别杠）。

有没有比这个低的？肯定有，毕竟“全职”的定义并不是以每周40小时工作为绝对界限的，比如补习老师，也有可能每天只有三节课，备课时间怎么计算要看劳资双方如何协商界定计薪时长，月收入确实有可能低于理论值1,914,440韩元，但不太可能是因为“稳定”而接受了低于最低标准的时薪，这是Zpuzzle博士的核心错误。

韩国最低时薪的规定有豁免条款，比如雇佣一同居住的亲属劳动，远航船雇佣的不同国籍的海员，以及因身体或心理原因工作能力显著低下的劳动者（老年人/残疾人等），这部分人可以采取低于最低时薪的报酬，但不仅需要双方同意，还需要经过劳动部审核，不是雇主说他能力低下他就低下。

Zpuzzle博士的主要反驳依据为何不够solid？其一，收入低于200万韩元的人群非临时工比例如何目前还没看到明确说法，其所说的“大量”从何而来？其二，非临时工实际工作时长并不一定大于40小时每周；其三，如前所述最低时薪作为一般原则也是有豁免条款的，这可不是“偷偷”。说实话Zpuzzle博士查资料的水平确实可以，也有不错的阅读思考能力，但却是空有思辨而脱离实际。前提都是错的，一套精彩的推理下来自然还是谬以千里。

“凡是按照小时工资计费的用工单位，100%是不能提供长期就业岗位的，所以要提供更高的薪资来雇人。反之，能提供长期就业岗位的，一定会提供低一些的薪资，因为“稳定”本身就是有代价的。这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就业市场都是一样。”

造谣式的辟谣，可以休矣。

最低薪资问题的核心，其实无非就是偏向资方还是偏向劳方的问题。普通劳动者需要接受更低的时薪以换取“稳定”，偏向谁不言自明。而最让我觉得可怕的是，Zpuzzle博士已经把劳动者的这种妥协让步视作理所当然，仿佛“君权神授”一般，令人唏嘘。

所以不要问“为什么上海的人均gdp是韩国的76％，最低工资标准却只有韩国的26％?”，要问问你们自己，当韩国人把全泰壹视为偶像的时候你们在干嘛？

建议和韩元汇率搭配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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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xi-63-55-14 网友的相关建议: 
      

韩国过快的工资上涨造成人力成本提升，让韩国在近年的国际竞争中逐渐被更廉价的台湾人抢走份额，对韩国很不利。

不过对韩国人来说，那当然是好事。

韩国的人工成本已经直追日本，未来的发展必须要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人力)。

韩国放弃了廉价人力，就要承担后果。

韩国政府被民粹裹挟，一味提升工资，过早失去了低成本优势，是自找的。

也证明人总是自私的，为了自己每个月多拿点钱就对执政党施压，最终是提前消耗了整个国家未来更大的发展潜力。

民主化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坏事。

韩国政府发展规划时要考虑环保、人权这些糟心事，那经济能发展的好吗？

放在朴、全时代，带头罢工要求涨工资的早就拉出去毙了，环保更不存在。

从这个程度上，任何国家只要搞民主化就一定会发展裹足不前，最终失败。

韩国人愿意透支未来，那就随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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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qi-liao-7-21 网友的相关建议: 
      

西冰库工作人员不请自来。

事实上韩国最低工资是需要看年涨幅数据比较的。

2020年劳动界原本要求将2021最低时薪上调16.4%，调整至1万韩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未婚的单身人口勉强维持生计。最低时薪1万韩元也是文在寅总统大选时所作出的承诺。企业界认为受疫情对经营造成的影响，要求最低时薪下调2.1%，定于8410韩元。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公益委员划定了“8620~9110韩元(上调比例0.3%-6.1%)”的协商区间。最终韩国最低时薪定为8720韩元，仅仅比2020年的8590韩元上调1.5%，创下历年最低上调幅度，甚至低于韩国遭遇外汇危机后的1998年(2.7%)，当然离文带统领的“一万梦想”更远了。

之前历年数据如下:

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保守派及其系列“西方经济学”学者认为，调升最低薪资会导致低薪劳工失业，因为最低工资门槛高过雇主愿意给的薪资金额，反而让政策原本希望帮助的底层劳工，生活更加艰难，韩国政府自然大错特错：

政治领导人和大部分国民可能认为，目前韩国工资太低、房价和房租太高、利率也不太合适。但是，文在寅政府如果因此直接介入市场价格决定机制，相关政策就会引发很大的负面效应。就拿上调最低工资来说，这一做法看起来能够轻松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导致个体户减少雇佣，反而带来更严重的不平等。如果市场上货币量增加而没有地方投资，大量资金就会涌入前景看涨的房产市场。如果在不持续增加刚需房供应量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房产交易限制、提高税率等政策来盲目解决问题，只会带来“副作用”。另外，尽管政府巨额拨款，但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收效甚微。政府早应该把预算用到真正能够创造优质可持续就业岗位的领域上，而不应该放任公共就业岗位冲抵民间就业岗位或耽误企业的结构调整。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老牌东亚日报比中央日报就更中肯一些：

据中小企业中央会透露，受最低工资影响的95%的劳动者都在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工作。因最低工资上涨而导致工作岗位不稳定的大部分劳动者，应被看作是小规模事业场所的低收入层。去年没有拿到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达到319万人。虽然也有不道德的业主，但也有很多企业无法承受上涨的工资。如果连这样的工作岗位都减少，低收入层的收入就会减少，从而势必导致收入两极化进一步扩大。
只要企业能过得去，没有人会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但是，在面临新冠疫情迭加的情况下，如果大幅上调最低工资，工作岗位必然会减少。韩国经营者总协会要求将工资上调幅度降到最低，同时增加雇用人数，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雇用恶化的副作用可想而知，民主劳总仍然施压提高最低工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民主劳总应该回顾，什么才是对劳动者有利的方法，克制不合理的实力活动。

不过在学术界也有质疑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改善劳工的生活水平，调升最低工资会是一个伤害较小，又效果不错的方法，他的研究证明缓步调升最低薪资并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反而能提升底层劳工的薪资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

台湾省周刊的报道指出：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收入最低的20%人口，平均收入反而在减少。薪资之所以变少，一方面是因为每周最高工时从68小时降低到52小时，让想加班多赚一点钱的劳工无法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本工资上调后，许多企业决定减少聘雇或减少工时，导致劳工的收入减少。
韩国前十大企业占据了整体GDP的44.2%，但全国九成的劳工都受雇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平均薪资仅有大企业的六成左右。
文在寅虽然有一些改革的美好理念：企图扶植中小企业的产值与创新，让韩国经济减少对大财阀的依赖。 提升基本工资以外，政府还投入1050亿台币协助青年就业、2700亿台币资金扶植新创、给予中小企业税赋减免，2019的福利政策预算也达到了十年新高。 而为了减轻调升基本工资对企业的负担，政府还另外编列了826亿台币的预算减轻冲击。
但是改革的成果是微小的。受贸易战影响，中小企业主大受打击，进入疫情阶段后雪上加霜，申请破产数量激增。

即使不考虑企业为压缩人力成本造成的影响，就算你劳动者拿到了最低工资又能怎么样呢。

啊抱歉放错图了。

文带统领以前表示“对房产政策很有信心”(2019年11月)、“不会输给投机势力”(2020年1月)，“将急剧上涨的房价稳步调整回原状”(2020年1月)，最终成功造成全国房价集体上升、中产阶层纳税负担加大、平民的居住压力增加的结果。

如此疯狂的房价催生了大量“暴穷”群体(暴富的反义词，指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因为资产被拉开差距的群体)。体现财产不平等程度的“五分位净资产倍数”从2017年的99.65倍大幅上升到2020年的166.64倍，“净资产基尼系数”也从2017年的0.584上升到0.602，持续保持上升趋势。这些指标的数值越大，说明财富的两极分化越严重，最低工资提高的正面作用完全不能与之抵消，基本连比都不能比。

看这韩国资本主义多么万恶，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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