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为了证明一个已知事实而捏造的证据？ 第1页

说个抗战中的奇人，或者说惹祸王，两次在中日重大交涉事件中制造证据——还都被日本人发现了。虽然日军意图入侵中国，屡屡派人挑衅是已知事实，但必须承认，在具体事件上，中方一线人员的应对有严重问题。基层军官做事之前不请示，做事过程中贪婪低能，事后又不向上级和外交部门报告实情，导致了严重的外交被动。

董平舆是吉林长春人。父亲董耕云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召开的非常国会。董平舆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奉天交涉署秘书，1925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回国，任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附。

1931年6月25日早晨，一营营长陆鸿勋正率领士兵在团部门前的操场操练，发现四个人骑乘大马，马上还驮着不少行李，从团部西面的大路由北向南疾驰。

……董平舆用日语询问。中村震太郎说：他是东京农学会派来东北，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因为前方道路不安，听说常有土匪打劫，就从这里返回洮南。

……董平舆和陆鸿勋怀疑中村等人是日本间谍，对他们进行检查。士兵从中村的棉裤中和中村等人的行囊中，搜出了详细的调查笔记、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还有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董平舆检视搜出的笔记、地图，得知中村一行是一个月前由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面对间谍铁证，中村依然不认账，而且“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文史资料选辑）

……关玉衡最初并不赞成秘密处死中村等人，而是想“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中村的嚣张让关玉衡感到事态的严重，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证据在手，恐怕日方也不会善罢甘休。

6月26日下午，关玉衡在团部召开全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商议对日军间谍的处理办法。
董平舆重申了秘密处决的意见，在场军官一致同意。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四人秘密处决。

当天夜里，由副官赵衡率领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四人捆绑结实，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处死后用煤油焚烧，扬散骨灰；又将他们的马匹击毙后，推入洮儿河顺流漂走。中村等人的行装、衣服、物品，除了调查笔记、地图、测图器和手枪，也全部焚毁。

在日本磨刀霍霍准备发动侵华战争时，东北屯垦军虽说是出于义愤，在非战争状态下处决了日本间谍，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重大事件不报告请示，处决过程又布置不周，以致关键证据（中村的三道梁手表）丢失和信息泄露。

……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和井杉下落的行动。日本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铁路职员王翼先）口中探听到：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那天晚上李德保发现了中村掉在地上的手表，贪心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屯垦三团的几名老战士都回忆说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之徒）。

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来到兴安区，8月9日通过美人计控制了李德保，掌握了处决中村等人的经过；8月10日从当铺拿到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

这块手表并非普通手表，而是日本精工厂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表的主要机件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称为‘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市场上流通。

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从发觉中村等人失踪，到查明事件真相，只用了十多天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煞费心机地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掌握了“中村事件”的经过和证据后，不禁欣喜若狂。

1931年9月4日，日本陆军省赤裸裸地发出战争威胁：“如不迅速解决中村大尉遇害事件，陆军也可能单独采取某种强行手段。”

如此关涉重大的事件，东北屯垦军的保密工作仍漏洞百出，日谍碰到的蒙民、嫖客（铁路职员）竟然都知道此事，而且还掌握事件的细节和证据线索，可见知道此事的人不在少数，或者说信息是大面积泄露。

这事儿还没完，董先生很快就到上海参与了另一场半乌龙事件。

董平舆在中村事件后被调到东北讲武堂任教官。他一个人乔装改扮躲过日军搜捕，逃出沈阳，在皇姑屯乘火车到了锦州。

9·18事变后锦州也被日军占领。董平舆又逃到北平，在国民政府陆军整理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被派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公安局蒲淞警察所所长。

董平舆到上海后，听东北老乡说日寇仍在悬赏通缉他和关玉衡，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祯也特别嘱咐他注意防范，说日本大使川樾在寻访他的踪迹。于是董平舆将名字改为了“董昆吾”。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左右，两名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官兵，驾驶一辆带蓬的军用汽车，沿着沪西的虹桥路，开足马力由东向西飞驰，意图冲进虹桥飞机场（机场大门朝东，正对虹桥路）。

虹桥机场大门守军见汽车冲来，开枪示警。日本军车遭到射击，右转弯驶入机场东侧铁丝网外的碑坊路。机场射击工事内高度戒备的中国守军听见枪声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急速逃跑的日本军车开枪射击

日本军车被击坏车胎，失控后冲进路边的菜地里。日本军官在汽车内中弹毙命；另一名日本军人弃车，向东北方一片豆地逃去，被那里正在构筑工事的中国守军击毙。

虹桥机场属于董昆吾的管区。他于事发后立即赶到现场，见离机场大门北一百余米处，一辆挂日军56号牌照的福特篷车歪在路边，车身上的弹痕如同蜂窝一般。

9·18事变和7·7事变后，中国士兵对日军充满仇恨。董昆吾见车内的日本军官尸体已被守军拖到车外，剥去衣服开了膛。虹桥机场一些守军正拿着锨镐，要将两具尸体掩埋（董昆吾《虹桥事件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

董昆吾知道这件事定会引发严重交涉，当即加以制止，用电话报告了上海公安局长蔡劲军、市长俞鸿钧。

1932年上海“12·8”事变后，按照《中日淞沪停战协议》，中国不得在上海市区驻有军队，近乎不设防。日军显露进犯上海迹象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请示蒋介石后，派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换上保安队服装进驻上海几个战略要点。

虹桥机场守军便是刚进驻不久、换穿保安队服装的第二师补充旅的一个连，事发后也报告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

杨虎得到报告后草率从事，把一个死刑犯史景哲提出监狱，换上保安队的服装，绑上裹腿，拉到虹桥机场东面铁丝网内击毙，制造了一个日军强行闯入机场、先开枪打死我守军，然后我守军才还击的假现场。

当晚9时许，日本和各国驻上海领事、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等都来到现场。董昆吾作为中国上海公安局的代表，办理交涉。

被击毙在车内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下车逃跑被击毙的是一等兵斋藤与藏。日军军医进行验尸，各方会同监督，填写勘查记录。

董昆吾和市府张秘书以“这辆汽车意图冲进机场大门，不听守兵劝阻，并先向机场内守兵开枪，击毙我守兵一名，机场守兵才向汽车开枪”等，与日方交涉。

但那具被击毙在铁丝网内的囚犯尸体，虽然换上了军装，却蓬头垢面、指甲又脏又长，裹腿绑的也不合规格。更糟糕的是，不光囚犯中弹的方位不对，还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两名日本军人佩带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

这一来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破绽，指控中国有意挑衅。

实际7月12日，日本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以日本海军军令部为主）就拟定了进攻中国上海和江南地区的战争计划，正在寻找借口。

通常认为（包括董昆吾）虹桥机场事件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因为8月9日正是日本政府从长江流域下游城市撤侨的完成日，因此也不能排除8月9日的虹桥机场事件是日军有意制造的。杨虎及事件处理人员的做法正好让日军抓住把柄，使遭受侵略的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反而处于不利地位。

当天夜里，日军就做好了进攻上海的准备。由于各国驻上海领事的要求，日军允许推迟48小时开火。

1931年抗战，1937年抗战，两次事件，日方的直接借口都是通过一个中国军官制造出来的。如果此人不是卧底，只能说偶然中有必然，证明当时中国军队普遍基层失控，既缺乏纪律，也缺乏担责的勇气。真正开打之后，当然战斗力低下，一溃千里。

相关回答：

从侵略者的角度拍抗日片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近十年来抗战电视剧偏爱描写「纨绔少爷」「江湖大佬」参加抗日？

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