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华日报》「立刻全面放开生育并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文章？这种办法有用吗？
一、《新华日报》文章的核心观点和背景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新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发表的文章通常带有官方色彩，并可能预示着政策风向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这意味着取消所有现行的生育限制，允许所有中国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育子女，无论其家庭数量或生育顺序。这与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 这是一个配套措施，旨在解决全面放开生育后可能出现的经济负担问题，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化基金来支持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
提出这一建议的背景，主要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
1. 低生育率：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长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并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新生人口不足以取代死亡人口。
2. 人口老龄化加速： 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年龄结构严重老龄化。这将给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力供给等方面带来巨大压力。
3. 劳动力短缺风险： 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4. “未富先老”的挑战： 中国在人均GDP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就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这使得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养老负担的消化更加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认为传统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有限，需要更激进、更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二、 文章提出的办法有用吗？详细分析其可行性与潜在影响
现在，我们来详细分析“立刻全面放开生育并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这一办法的有用性，以及其可行性和潜在影响。
（一） 全面放开生育：有用性与局限性
潜在的积极作用（有用性）：
回应生育意愿： 如果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并没有被完全抑制，只是受制于政策，那么全面放开生育可以解除这些限制，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生育。
政策上的信号意义： 全面放开生育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可能在心理层面影响一部分潜在生育者。
纠正过去的政策失误： 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增长，现在需要纠正这种过度干预。
局限性与挑战（有用性有限）：
生育意愿并非唯一决定因素： 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不能保证生育率会显著回升。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高昂的养育成本： 教育、住房、医疗等成本高企，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
职业发展与个人自由的权衡： 尤其是女性，在生育后可能面临职业中断、职业发展受阻等问题，选择丁克或少生成为一种个人发展策略。
社会观念的转变： 婚姻观、生育观的多元化，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挑战，以及对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影响着生育决策。
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预期： 对经济前景、社会保障的担忧也可能影响生育决策。
放开的时机问题： 在许多限制性因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放开”可能效果甚微，甚至无法带来预期的人口增长。这就像打开一个水龙头，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源供应（经济和社会支持），水流依然微弱。
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如果没有配套的经济支持，全面放开生育可能会让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继续生育，而经济困难家庭可能因为无力承担而更加受限，这反而可能加剧生育机会的不平等。
（二） 生育基金制度：有用性、可行性与潜在影响
生育基金制度是为解决全面放开生育后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其具体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核心是 通过社会化筹集资金，来支持家庭的生育和养育行为。
潜在的积极作用（有用性）：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如果基金能够提供足够的现金补贴（生育奖金、育儿津贴）、税收减免、免费或低成本的育儿服务（托育、学前教育）等，可以显著降低养育成本，提高家庭生育的积极性。
激励生育行为： 经济上的直接激励是刺激生育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中。
促进社会公平： 通过基金制度，可以将生育成本社会化，由整个社会共同分担，减轻个体家庭的压力，也可能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更公平的支持。
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基金可以用于支持儿童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母婴护理、早教机构等，形成良性循环。
可行性与挑战：
资金来源的构成与可持续性：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基金的钱从哪里来？
税收划拨： 增加税收？哪些税？会否增加整体税负？
企业缴纳： 要求企业按员工数量或工资比例缴纳？这可能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尤其可能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雇用男性或不愿意生育的员工，反而加剧就业歧视。
社会捐赠： 依赖自愿捐赠显然不可持续。
财政拨款： 如果依赖财政拨款，意味着这笔钱需要从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中挤出，这会引发新的资源分配矛盾。
基金规模的测算与保障能力： 究竟需要多少钱才能有效激励生育？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即使只激励一部分家庭，所需资金也将是天文数字。基金能否提供足以改变生育决策的补贴水平？
基金的运作与管理： 如何确保基金的公平、高效运作？如何防止腐败和挪用？如何界定受益对象和补贴标准？（例如，是普惠制还是按需？是否与家庭收入挂钩？）
是否会扭曲市场？ 如果基金提供过度的免费或低成本服务，是否会挤压民营企业或市场化服务的发展空间？
效果的滞后性： 即使基金到位，生育行为的改变也需要时间，并且受多种因素影响，效果可能不会立竿见影。
三、 综合评价与建议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并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抓住了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痛点，即 生育率低迷和养育成本高昂。
从目标上看，该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它承认了简单限制生育是不可持续的，并且看到了解决经济负担的重要性。
但从具体措施上看，存在显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立刻全面放开” 过于简单化，忽视了深层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 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并同步或提前推出有针对性的经济和社会支持措施，同时结合宣传引导，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 是方向性的正确，但具体的设计至关重要。一个有效的生育基金需要解决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充足性、运作的公平性以及对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如果基金规模不足、发放方式不合理，或者其筹集方式对企业造成过大负担，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多维度、系统性的考量：
1. 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教育改革： 减轻学业负担，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降低高等教育成本。
住房支持： 为有孩家庭提供住房优惠或补贴。
医疗保障： 完善妇幼保健体系，降低生育和儿童医疗费用。
税收优惠： 提高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额，对生育家庭给予更多税收减免。
2. 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
普惠性托育服务： 大力发展社区托育，解决“没人带娃”的问题。
延长产假与育儿假： 并推动男性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完善陪产假和育儿假制度，并保障其休假期间的工资福利。
3. 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严厉打击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和生育歧视。
宣传引导： 倡导科学的婚育观，宣传家庭的价值，但避免强制性口号。
社会文化： 鼓励社会各界支持家庭生育，构建尊老爱幼、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
总结来说，《新华日报》的文章提出的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它指出了问题的方向，但“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本身并不能解决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而“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虽然方向正确，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制度设计的精细化和资源的保障程度。要真正提升生育率，需要的是一套综合性的政策体系，而非单一的、激进的措施。
网友意见
政府以某种形式提供物质上的生育激励，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首先，无论是美国式的多子女家庭减税、欧洲式的生育补贴，还是少生少育税费，都没有本质差异。政府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给一部分人的减税、补贴，这钱是哪里来的？给一部分减税、补贴，就等同于给另一部分人加税。只不过，人们从心理上总是更欢迎减税、补贴，而抗拒交税。但是从政府执行效率上来说，给一部分人加税往往比给其余人减税更高，减税比补贴效率更高。尤其是补贴会带来额外的腐败机会。
第二，现今的政府在鼓励生育问题上面能够动用的手段非常有限。加减税金、发放补贴是其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搞国立幼儿园体系可能会有帮助，但实施和见效都会很慢。此外，就以各国政府的治理水平，搞出一堆复杂的骚操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毕竟要考虑到政府执行效率、腐败问题等等。
第三，中美这种高度竞争化的社会，提高生育率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已经明白，生孩子生得少才能集中家庭资金予以培养，才有维持乃至提升社会阶层的可能性。美国那一大票在孩子身上投入重金和时间的“足球妈妈”（指的是全职家庭主妇，日常送孩子下课后去上足球课），为的就是在高等教育中为孩子夺得先机，让孩子能够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早期优势。在这种培养思路之下，中产并没有动力多生育，因为根本没有精力与金钱来培养这么多子女。反而是对社会竞争路径一无所知，缺乏避孕知识，而且也没有阶层跨越野心的一大部分贫困阶层人士，会多生多育。以及“有王位要继承”的富豪阶层可能会多生多育。相反，如果社会竞争没那么激烈（社会更加扁平或者阶级十分固化），再辅以生育补贴，平均生育率相对可以更高一点。但这样的社会氛围是否真的适应未来的国际竞争呢？
第四，强制生育是不可行的。父母如果并不期待孩子的降生，并不花精力来培养孩子，或者粗暴、随意地对待孩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具有犯罪倾向的概率就很高。这样的政策下所产生的孩子，往往是社会的负担而不是人力财富。
所以，结论就是，强制生育不可行，政府治理能力不能支持复杂的骚操作，唯有加减税比较可行。然则由于我国社会高度竞争化的特性，不显著的加减税并不能提高生育率。显著的加减税可能不会被民众接受。总而言之，以常规的思路来考量，我国政府在提高生育率方面能够做的有效的事情是很少的。但即便如此，聊胜于无，政府也一定会采用物质激励的形式，尤其可能是加税（因为对政府治理能力要求最低）的形式对生育进行鼓励。另外就是代孕可能会有限开放。
总体感觉吧，AI技术（自动化、廉价化的教育体系）、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廉价化的早期育儿辅助）以及人造子宫技术（降低生育对母亲时间的占用，降低生育对母亲身体的影响）的发展，可能才能最终能够逆转“越发达越不生”的趋势。
其实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国家想提升人口其实很简单，设立特殊的福利孤儿院就好了，允许父母大胆生而不养，孩子生了后直接遗弃到孤儿院就好了。
孤儿院直接进行大规模养殖和教育，这样成本不会很高的，现在教育成本高是因为孩子是自己的心疼而且教育资源垄断，而国家搞的话这些都不成问题。
假设每年统一养殖1000万人口，每人费用1万元(教育可以是公开课，孩子10岁左右有一定劳动力，实际成本更低)，每年新增也不过1000亿人民币，总支出可以控制1万亿以内，现在国家可以负担的起，甚至将这部分放在教育经费预算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对党绝对忠诚，从小也习惯了纪律化集体化的生活。
另外只要操作得当，完全不用担心舆论压力，国家出资抚养孤儿在哪国都算得上是善政，收取社会抚养费也名正言顺，当年基督教就有这样做的，是善心还是传教也很难完全分清，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慈善。
佛了，佛了。发一次删一次，你乎真是忠心耿耿啊。
利用行政手段，特别是财政手段来鼓励生育，这是许多国家都在施行的国策。
在俄罗斯，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按月发钱；
在丹麦，孩子多的家庭优先提供廉住房，护士定期上门服务；
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大多数西欧国家，对新生儿都有金钱补贴。
最夸张的是瑞典，父母可以各休240天的带薪产假，政府再另发135000克朗（约10万人民币）的奖金。
我住加拿大，牛奶金只发给中低收入家庭，但我老婆一年半的带薪产假也让我羡慕不已。
所有这些政策，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消耗，钱从哪来？也不过就是从大家口袋里收税上去，重新分配了一下。说到底，对单身或少子家庭一样不友好，损害了他们的福利。可是这么绕了一圈，把“单身税”说成是“生育补贴”，给人的观感就舒服的多了。
哪怕现在政府手头紧，挤不出钱来做补贴，那生孩子抵个税也是一个好办法，还响应了减税号召，一鱼两吃。
像题目中建议的那样直接变相加税，太赤裸了，太粗暴了，把本来挺温馨的政策搞的满手血，这就好像讲黄段子，如果拿捏巧妙就是高手的调情，少一层铺垫就变成性骚扰，会被人标一个me too挂微博上去。
其实，我国政策制定的艺术性一向挺高，这次一反常态，搞出这么夹生的方案，八成是机构部门之间少了协调。毕竟，如果学习西方，用财政补贴来鼓励生育，那么财政部就多了一处实权，可现有的计生部门地位就有些尴尬了。而如果直接设立生育基金，计生部门至少能够参与主导，不至于大权旁落。
不过，不论怎样用经济政策刺激生育，都还算的上温和。
君不见，1967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著名的770法案，禁止45岁以下妇女避孕，禁止打胎，禁止离婚，法定结婚年龄降到15岁，由专门的“月经警察”到基层促进生育。短短一年就把人口出生率翻了一番，可谓立竿见影。
20年后，等这批新生儿成年，劳动力过剩，找不到工作，恰逢东欧剧变，于是全成为了推翻当局的主力军。齐奥塞斯库夫妻俩统治25年，下场是被这一代“齐奥塞斯库之子”们拉到墙角，草率的乱枪打死。如今，那棵老歪脖子树都还弹痕依旧，已成为了旅游景点。
所以有时候政策雷厉风行，看起来简单有效，可是载舟覆舟，谁又可知呢？
Reference:
Keil, T. J., & Andreescu, V. (1999). Fertility policy in Ceausescu's Romania.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24(4), 478-492.
很不幸，在这个议题下，很多人的表现有如朝三暮四的故事中那帮猴子一样。
一个政策性的议题，尤其是刚刚被个人提出供社会讨论的议题，自然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答案的，所以讨论的时候观点不同很正常，不过当提出观点或进行评论的时候，人们需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思考是否能逻辑上自洽。逻辑自洽的东西不一定对，对世界的预设和认知会让人们用自洽的逻辑推导出不同的结论，这很正常。
拿这个议题来说，如果你对现状的认知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中国人口还是太多要继续限制。那么你怎么喷这个生育基金都行——中国根本不需要鼓励生育，这完全是制造麻烦没事找事嘛。
如果你的道德观念，或者价值预设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对社会经济发展采取最大限度的放任的态度，人口、社保、房价、医疗、教育全都不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应该完全遵从市场机制和资本的逻辑，那么这个生育基金制度肯定也是既蠢又坏的——它破坏了市场秩序，侵犯了民众的自由选择权，该喷。
如果你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有着老龄化的问题，而且政府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年轻人没有责任感/家庭观念太淡薄等等，那么喷这个生育基金制度当然也很对，因为它药方不对。
如果你认为政府应该去解决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和经济有关，不过这个不应该通过政府干预去解决，而应该通过比如简政放权，市场经济，节约开支blabla来解决，那么也可以喷这个方案，因为它的方向反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通过财政、社保等手段，来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那么建议你在发表观点之前先检验一下自己的逻辑自洽性。如果政府应该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条件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如果政府应该学习一些国家给生育者发放补贴或者提供福利，那么政府必须要用钱。而政府本身，是个只能耗钱不可能赚钱的东西，就算不设立生育基金，要想完成这些职能，也只能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平衡开支。羊毛出在羊身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文明社会的人应该都明白。当然，如果你觉得，政府可以不平衡开支，靠着举债印钞票过日子，只花钱不收税，这段当我没说。
然而，现在很多人，无法让自己的观点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说上学贵，住房贵，羡慕福利国家的生孩子政府帮忙养，等到要收钱的时候却跳起来了，恨不得把提出生育基金的人的祖坟给挖了。这种人自己平时应该多思考，把自己在不同议题下的观点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互相矛盾的，避免自己陷入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境地。
总之，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他是右派，那么他在支持政府减税市场化的同时，肯定不会奢求什么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如果他是左派，那么他在欢呼廉价住房免费教育的时候，不应该抱怨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左派和右派，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左不右，既左又右的——上一个符合这一特质，又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政权，应该是纳粹德国。
======回应一下充满戾气的评论区========
1、我从没说我支持，或者人们应该支持这个政策，只是希望某些人在反对的时候检验一下自己的依据是否自洽，当然，对于支持者也一样；
2、我关于税收的那一部分的论证，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政府的支出，扣除掉行政成本和损耗，剩下的都用于民众。对于那些堂而皇之地以较低的价格享用基本免费的教育，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却觉得政府收上去的税没用在自己身上的人，我只能呵呵。
3、每一个公民当然可以争论政府收上去的钱应该用在哪里，政府应该收多少钱，政府的税收中的损耗有多大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政府收上去的钱损耗太大，不如不收”来反对这个政策建议，当然没问题，不过等到政府减少支出的时候就别叫唤了。如果你认为“政府可以少收多花，平衡预算啥的不重要，开印钞机就好”，然后反对这个政策建议，那当然也是自洽的，不过等到出现债务危机/恶性通胀的时候，一样，别叫唤。
这个文章数据有理有据，
首先是紧迫性：
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
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然后作者已经给出了精准的计算：
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提高生育率：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所以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是的，很多人想骂人了...
不孕不育的本来就够悲哀了，还要被割一刀，
就更别提那些因高房价而无法结婚的单身狗，
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对于ED的我，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还有另外一点值得一提：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
看起来的福利，大概只会导致就业性别歧视更严重吧...
以上只是引子，这个回答的全部答题点都……被删了，不然审核过不了，就……意会吧（快去看评论区）
>>>贱贱的圈|群|站<<<
(｀へ´)=3
为什么老爷们就是不明白，任何抬高生存成本的行为都会减少生存本身。
我目光短浅，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我只知道，辛苦一个月的工资，根本只是勉强温饱，基本满足小康了，吃糠咽菜那种。
我们小屁民，只要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饿死就行了。但是如果她是不说要收税，我也懒得吐槽的。
但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你还要加税，那我这种小市民，还能不能活下去？
（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二者分别为43.8%和47.4%，甚至超过印度的55.3%。）
而且，身为一个男人，我还要攒钱买房买车，这样才可以娶到老婆，然后再让老婆生两个孩子，才能免这笔税……
我去你妈的。
这个任务已经不是一个艰巨不艰巨的问题了。
而是我究竟会累死在哪一步的问题了。
大城市工资高，租金高，基本上攒不下钱。
小城市工资低，但房价一样高，还是攒不下钱。
这种情况，每个月从牙缝挤出那么一点，存起来当首付都难。
结婚都困难，你居然还要求生二胎，不生还要罚款……
看看隔壁
他们是为了想要孩子的人创造合适生育的环境，而我们呢？我们是要为不生孩子的人们制造地狱环境。
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数据而已，没毛病。
最后，凭什么扣我的钱到退休才给，我的钱只有我能花，现在就要！
因为，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活到退休。
我认为，生育不适用大锅饭政策，应该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有的女人到了三十岁需要大城市一套房子几百万才生育，有的女人十四岁在农村找个有三间瓦房的人家就怀孕，缺奶粉钱了就快手直播，显然，同等的钱，补贴后者，效率较高。君不见杀鱼弟父母在生孩子还罚钱的时候就生了六个，如果奖钱，怎么也得生十二个吧。人家女权主义，不愿意生，你非得让人家生，强扭的瓜不甜，花的多生的少，闹得人家不想生的女孩不满意，想生的女孩反而得不到充足的补贴自然也不会满意。
生产，本义就是生孩子。不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要搞好生产，钱应该多往生产率高的地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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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的那篇评论，标题叫“自嘲之后，别忘了自省”，说的是郭艾伦、周琦和杨鸣上《吐槽大会》那档节目。这事儿啊，放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不小的涟漪。新华社这么一说，就好像在给这件事儿定了个调子，也给咱们普通观众心里添了个秤砣。咱先说说这事儿本身。郭艾伦、周琦，还有杨鸣，都是中国男篮里响当当的人物。郭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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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批王宝强离婚事件，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得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他们的发声绝非空穴来风，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一个媒体对一个娱乐事件的“围观”或者“点评”。那么，为什么一件明星的私事会引起官方媒体的关注，甚至上升到“批”的层面呢？1.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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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关于“网络文学盗版一年损失近60亿”的报道，无疑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这则新闻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牵涉到的是整个网络文学行业的生态健康，是无数创作者的心血，更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挑战。首先，这个“近60亿”的数字，如果属实，其庞大程度足以让人震惊。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损失，更是对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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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在细雨中为袁隆平院士送别，这一幕感人至深。新华社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志哀，这体现了国家对他卓越贡献的最高敬意。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事业，他的逝去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关于新华社建议降半旗志哀的看法：我认为新华社的建议是恰如其分的，并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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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一出，好多人都在议论，我也挺关注的。说实话，这事儿挺复杂的，站在不同角度看，感受肯定不一样。首先，咱们得说说呼伦贝尔新华书店的做法。你可以理解为，人家是个生意人，开书店总得赚钱吧？书店里放那么多书，本身就是成本，从进货到陈列，再到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钱。要是大家进来就一直看，看完就走，不产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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