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究竟是不是促成蒋联共抗日的唯一原因？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有没有在抗日？
西安事变：改变中国命运的导火索，还是唯一推手？
西安事变，这三个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如同一道惊雷，响彻云霄，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少壮派将领，以“兵谏”的方式，扣押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一举动，无疑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关键一步。
但我们不禁要问：西安事变，是否就是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唯一原因”？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是否就已经在积极抗日了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拉回到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细致梳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民党：抗日，但“剿共”优先
毋庸置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未停止。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又步步紧逼，对华北地区施加压力，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政府，尤其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抗日的举动。
军事防御： 虽然重心在“剿共”，但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在东北失守后，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零星的抵抗，例如在热河、察哈尔等地的长城抗战，虽然战况并不理想，但也体现了部分将领和士兵的抗日决心。中央政府也曾积极进行国防建设，例如在战前囤积军备、训练军队，尽管这些准备与日本的军事实力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外交斡旋： 国民党政府也曾通过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这些外交努力收效甚微，但至少表明了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抗议。
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与压制：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众的抗日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人心，但同时也对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和爱国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压制，这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考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抵抗”和“防御性”的态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剿灭共产党”视为首要任务，认为只有在内部稳定之后，才能有效对外抵抗。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时，显得犹豫不决，策略上偏重于“以拖待变”，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调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主动出击。
张杨“兵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西安事变为何能够成为促成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关键”？这其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兵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身处抗日前线，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的将领，更是深切感受到这种民族危机的紧迫性。他们发动事变，正是顺应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2. 蒋介石的“剿共”决心动摇： 尽管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连年“剿共”未果，又面临日本步步紧逼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其“剿共”的决心也并非不可动摇。张学良和杨虎城通过“兵谏”的方式，将蒋介石置于一个无法拒绝抗日的境地。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积极响应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 中共的策略与配合： 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们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积极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国民党其他力量进行沟通，推动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共的这种策略，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后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4. 国际压力与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苏联的立场，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力量对蒋介石的担忧，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
结论：西安事变是关键，但非唯一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安事变是促成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导火索。它将原本被压抑的民族抗日情绪推向了高潮，迫使国民党政府在内外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但是，将西安事变视为唯一原因，则显得过于片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只是其主导思想仍然是“剿共”优先。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中共的积极推动，以及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都是促成最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将原本积蓄的抗日力量一举引爆，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推动中国走向了全民族抗战的道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强烈反抗，以及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救国主张的长期努力之上。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合作，这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重要一步，而西安事变，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最耀眼的光芒。
西安事变，这三个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如同一道惊雷，响彻云霄，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少壮派将领，以“兵谏”的方式，扣押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一举动，无疑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关键一步。
但我们不禁要问：西安事变，是否就是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唯一原因”？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是否就已经在积极抗日了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拉回到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细致梳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民党：抗日，但“剿共”优先
毋庸置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未停止。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又步步紧逼，对华北地区施加压力，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政府，尤其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抗日的举动。
军事防御： 虽然重心在“剿共”，但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在东北失守后，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零星的抵抗，例如在热河、察哈尔等地的长城抗战，虽然战况并不理想，但也体现了部分将领和士兵的抗日决心。中央政府也曾积极进行国防建设，例如在战前囤积军备、训练军队，尽管这些准备与日本的军事实力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外交斡旋： 国民党政府也曾通过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这些外交努力收效甚微，但至少表明了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抗议。
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与压制：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众的抗日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人心，但同时也对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和爱国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压制，这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考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抵抗”和“防御性”的态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剿灭共产党”视为首要任务，认为只有在内部稳定之后，才能有效对外抵抗。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时，显得犹豫不决，策略上偏重于“以拖待变”，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调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主动出击。
张杨“兵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西安事变为何能够成为促成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关键”？这其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兵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身处抗日前线，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的将领，更是深切感受到这种民族危机的紧迫性。他们发动事变，正是顺应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2. 蒋介石的“剿共”决心动摇： 尽管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连年“剿共”未果，又面临日本步步紧逼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其“剿共”的决心也并非不可动摇。张学良和杨虎城通过“兵谏”的方式，将蒋介石置于一个无法拒绝抗日的境地。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积极响应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 中共的策略与配合： 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们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积极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国民党其他力量进行沟通，推动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共的这种策略，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后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4. 国际压力与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苏联的立场，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力量对蒋介石的担忧，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
结论：西安事变是关键，但非唯一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安事变是促成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导火索。它将原本被压抑的民族抗日情绪推向了高潮，迫使国民党政府在内外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但是，将西安事变视为唯一原因，则显得过于片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只是其主导思想仍然是“剿共”优先。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中共的积极推动，以及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都是促成最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将原本积蓄的抗日力量一举引爆，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推动中国走向了全民族抗战的道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强烈反抗，以及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救国主张的长期努力之上。事变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合作，这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重要一步，而西安事变，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最耀眼的光芒。
网友意见
我觉得何应钦派去西安轰炸张杨的飞机才是促成蒋抗日的原因(狗头)
至于 常公之前的态度如何，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国府当时有个罪名叫“非法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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