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作为一名无国界医生是怎样的体验?

回答
穿梭于战火与希望之间:我的无国界医生故事

当那张浸透着尘土和汗水的旧照片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一股熟悉又复杂的情感便涌上心头。照片里,我站在一个简陋的医疗站外,身后是一片被战火摧残过的土地,而我的脸上,混合着疲惫、坚定,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希望。没错,那是我作为一名无国界医生,踏足过的某个遥远角落。

人们常常问我,做无国界医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因为它像一场跌宕起伏的电影,充斥着生死、人性、困境与温情,每一帧都刻骨铭心。

踏上未知,使命召之。 成为无国界医生,意味着你愿意放弃很多,也愿意承担更多。放弃的是安逸的生活、稳定的收入、与家人朋友的朝夕相处;承担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医疗资源的匮乏、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以及面对无力挽回生命的痛苦。但吸引我的,是那种最纯粹的召之即来,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需要,你就出发。

我第一次被派往的地区,是一个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机场,迎接我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警惕的目光和弥漫的硝烟味。空气中仿佛都凝结着恐惧和绝望。医疗站设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里,墙壁斑驳,天花板破损,但那里面却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医疗站里的生死一线。 每天,我们都要面对的是源源不断的伤员。有被炮火炸伤的士兵,有被流弹击中的孩子,有因疾病而奄奄一息的老人。我们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用有限的药品和设备,和死神赛跑。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她的腿被炸断了,伤口感染得非常严重。她瘦弱的身体蜷缩在角落,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给她做了截肢手术,用仅有的抗生素对抗着肆虐的细菌。看着她苍白的脸庞,我心里也像被撕裂一样疼。但当她醒来后,看到我时,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用那双纯净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刻。当药品耗尽,当设备失效,当疾病的侵袭远超我们所能及的力量时,那种无力感几乎要把人压垮。我曾亲眼看着一个婴儿因为腹泻脱水而逝去,而我手里连一瓶输液瓶都没有。那种感觉,比任何痛苦都锥心刺骨。

文化差异,理解与尊重。 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是常有的事。我们依赖翻译,依赖肢体语言,依赖用眼神去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理解和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手势,一句蹩脚的当地语言,都能拉近与病患的距离。

我曾遇到过一个家庭,他们对我的到来充满了戒备。原来,他们对现代医学有所顾虑,更信任传统的治疗方式。我并没有强求,而是耐心地解释,用我所了解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地消除他们的疑虑。我花了很长时间,只是坐在他们的帐篷外,默默地观察,时不时地递上一瓶水。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孩子发高烧,情况危急,他们终于信任地将孩子交给了我。看到孩子在我手中逐渐好转,那种眼神中的感激,是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

团队的力量,彼此慰藉。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团队的力量尤为重要。我们来自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拯救生命。我们是战友,也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在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疲惫时,我们会靠在一起,互相鼓励;成功时,我们会一起庆祝,哪怕只是一次顺利的手术;失落时,我们会倾听对方的痛苦,分担彼此的压力。我们是异乡的家人,用彼此的温暖,对抗着严酷的环境。

回望与前行。 离开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对那些我无法救治的生命感到内疚和悲伤;另一方面,是对那些被我帮助过的人们,以及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坚韧和希望感到深深的敬意。

当我回到熟悉的城市,听到汽车鸣笛的声音,看到便利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会恍惚一下。那个世界,如此遥远,又如此真实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我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工作的经验,更是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并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抑制的驱动力,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它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意义。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洗礼;每一次归来,都是一次沉淀。我依然会继续前行,继续穿梭于战火与希望之间,用我的双手,传递着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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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卓邦,今年42岁,原是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的一名护士。5年前,他辞去每月30000港币的高薪工作,加入了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每年有3000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并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经历过西非埃博拉病毒大爆发,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奋战在第一线。他去过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战争区,救治被炮火袭击的当地居民,在也门,最近的轰炸距离他仅仅700米。至今为止,他在前线执行任务已经长达414天。


十多年前,赵卓邦还只是香港某医院骨科部门的护士。有一天,他看到了一本书叫《写在救援侧面——无国界医生的故事》,有一章是救援人员讲述在卢旺达大屠杀时的所见所闻,文末有一句:“当人性泯灭,失败的是你我每一个人。”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他渴望加入无国界医生,但他还不够格。

他读遍了手头所有无国界医生相关的书籍,了解到在项目中经常要处理意外造成的伤害和突发的疾病,与医院的急诊室比较类似,为此他自请转入急诊室工作。

无国界医生,于1971年在巴黎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每年派出约3,000名国际救援人员到世界各地,协助生命受到武装冲突、传染病、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护理或天灾所危害的人群。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大多在非洲,部分国家是说法语的,为此赵卓邦还进修了1年的法语,甚至出国进修热带医学。终于在2013年,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



“最近的空袭距离我700米”

2015年3月,也门爆发全面内战,胡塞武装和政府军队冲突不断,大量平民在轰炸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甚至生命。当地的医疗机构和流动诊所也未能幸免。在萨达,五家医院只剩两家还在运行。赵卓邦望眼欲穿,有太多人等待着他的帮助。

阻止赵卓邦进入萨达的是一次次失败的停火谈判。开战以来,也门没有一条人道走廊。每次无国界医生要输送人员和物资,都需要在出发前按照规定,提前通知交战双方,申请临时走廊。

为了送赵卓邦进入萨达,工作人员与交战双方交涉了整整10天,终于在2015年12月14日这一天争取到了宝贵的几个小时。

2015年6月26日的轰炸导致4个孩子受伤

从也门首都萨那到萨达的一路上有很多荒漠,“见到很多因为空袭而破坏的楼房,还有本来的商店,已经人去楼空,全部都破坏掉了。”尽管在出发前,赵卓邦已经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亲眼看到这一切,还是在意料之外。

当地医院只有2间手术室、4个病房,90张病床。为了应付几乎每天都有的轰炸引发的大量伤患,医院外边还搭建了大棚提供复诊服务。赵卓邦将在这里待上2个月。

2015年的冬至对赵卓邦来说是最黑暗的。他们接收了7名在空袭中受重伤的人,“有一名50岁男子被炸弹碎片重击,他的头颅有一道很深的裂痕。”

手术室里的工作还没忙完,就有另外一个当地男子走进了医院。他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赵卓邦打开毯子,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孩的尸体,她的右边头部已经不见了,看不清模样。“我就问他另外一个袋子是什么,他说是一样的。”

轰炸发生后,当地人总是希望把所有的伤者都带来医院,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他们究竟是生是死,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都奄奄一息甚至已经过世了。

空袭后,男子在清扫屋顶,露出“无国界医生”的标志

空袭几乎每天都有,“每次我们接到附近有轰炸的短信,就知道很快会有大批伤员被送到医院来。”赵卓邦说。最多的一次,因为轰炸还引起了车祸,41名伤者在6小时内涌入医院。医疗人员有限,病床也不够。赵卓邦必须迅速按伤势的严重程度对伤者分流。

红色绑带的病人必须立刻医治,黄色的病人可以稍等一下,最严重的黑色病人被救回来的希望渺茫,需要将他放弃。“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些决定。”


也门的任务已经过去3年了,但赵卓邦还是忘不了那个4岁的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空袭中去世了,他的手也被炸没了,做了截肢手术。这个男孩有一个特殊的要求,每次来复诊,他都会让赵卓邦和同事在他手上画一只手表。每次要求被满足,他都会笑得特别开心。但赵卓邦开心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永远都没有机会戴手表了。”

他有时会拿香港和当地进行比较。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了飞机的声音都会很开心,他们会喊:“我长大了以后要做飞行员。”但在也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赵卓邦感受到离自己最近的一次空袭,炸弹落在只有700米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凌晨6点,突然“哄”的一声巨响,爆炸引起的冲击波把窗户抖得“啪啪”响,赵卓邦的床都震了好几下。至今他的旧式诺基亚手机里还留着上司发给他的短信,嘱咐全部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宿舍,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很多人都会认为无国界医生的工作风险高,收入一定丰厚。不是这样的。在执行任务时,每个月会有1000欧元的津贴,在驻地每个月还会发300欧元左右的当地货币。而在香港,刚毕业进入公立医院做护士,每月工资就有约30000港币。

“成为无国界医生后,工作上的晋升机会确实没有了,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医疗服务,所以我未来会继续做无国界医生,做到不能做为止。”现在为了让自己的时间更加弹性,赵卓邦没有接受长期的工作,他在做兼职。



“一个小伤口就可能感染致命病毒”

除了炮弹的致命威胁外,赵卓邦还经历过2014年西非爆发的世纪病毒——埃博拉。

"当时有同事这样形容埃博拉,就像一场史无前例的山林大火,而我们只是两个喷水壶,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尝试把这场大火控制住。"


赵卓邦在疫区待了一个月,这是执行埃博拉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走进治疗中心,会让人怀疑走进了电影片场。红色的塑料网将中心划分成块,高风险区,低风险区及外围地带。鲜艳的红色似乎在不断提醒你:“危险,这里是隔离区”。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看不清表情,大家都在忙碌着。

分流站是整个治疗中心的最前线,赵卓邦就在这里。这里也有一条隔离带,将赵卓邦和病人分隔开来,距离是2米,防止带有病毒的唾液飞溅,感染医疗人员。

他的主要工作就像调查案件一般,这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不容任何闪失。埃博拉的病症与普通的伤风感冒很类似,发烧、咳嗽、呕吐、腹泻。光靠病症很难得出结论。

赵卓邦需要调查出这个人是否与埃博拉病毒有过接触,比如村子里是否有人因埃博拉而死,是否碰触过尸体,在哪里工作等等。每天下班后,赵卓邦都会反复回忆,今天有没有问漏问题。

在赵卓邦的博客里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已经穿好防护衣准备进入高风险区。同事邀请他一起祈祷。每个人手挽着手围成一圈,有人领祷。祷告完,大家都为对方送上了一句:“Be safe(要安全)”,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在这场抗役战中,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

埃博拉病毒通常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等途径传播,“病毒会经伤口感染,所以那时候我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在最后的几天,赵卓邦的手指被纸张划伤了,平时这样的伤口无需处理,但在埃博拉疫区伤口就意味着会感染。“我非常惊慌,用消毒药水洗,祈祷千万不要感染啊,那是我最恐惧的一次。”

2016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已经结束。在最初的五个月,受感染国家85%的患者是“无国界医生”接诊的。



“他们不会立刻倒下,却无家可归”

最让赵卓邦感到无奈的项目是在孟加拉国。去年8月,因为缅甸若开邦的暴力袭击,大量罗兴亚难民坐船或徒步逃往孟加拉国,赵卓邦要帮助就是这些难民。

自2017年8月25日开始,孟加拉国接收近70万名罗兴亚难民。

赵卓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香港医务人员。接到这个任务到出发,他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等待他的是一大批需要帮助的难民和还没有建好的诊所。

除了一个可以遮雨的帐篷,地下全是烂泥,“就边装修,边照顾病人。”地上的砖每多铺1平米,诊所就多1平米,终于在赵卓邦走的最后3天,整个诊所建好了。

难民营的孩子睡在地上


一名男子从手工挖的井里取水

上诊所的小孩特别多。大多是腹泻、感染、发烧、和皮肤病。长期饮用未经过滤,混着泥浆的水,导致了很多肠胃问题。每一天,诊所外都排着长队,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难民登陆点给孩子们做健康筛查的时候,赵卓邦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人群里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询问下来他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男人都已经去世了。当地的情况很严峻,他们必须离开,为了保命。

“他们不会断手断脚,不会立即在你面前倒下,但逃离被烧毁的村庄后,更漫长的问题还没结束。”赵卓邦为他们的未来倍感担忧。

“人生真的是无常的,”他这样总结这5年的经历:“但是生命的无常,并不代表生命的无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扭转它,只要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心,我相信世界会更加好的。”

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特别鸣谢:无国界医生

撰文: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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